第一章 选本和文学史著中的胡适新诗及形象塑造

第一节 选本视野中的《尝试集》

一百年来，新诗选本无以计数，自编或他选，别集或总集，林林总总，它们是作品得以存留、传播接受的主要载体。现代新诗刊发后，就可能进入传播接受通道，被读者阅读接受阅读接受，当然也可能永远不被接受。如果一个作品刊发后被收录进某个集子，则表明它确实被读者阅读过。一个作品何时进入选本，与哪些作家作品为伍，历史上进入选本的频次多少，进入何种类型的选本等，是一个作品传播接受程度、性质的反映。选本是一种文化、文学观念的体现，是时代的缩影，选本视野中的新诗是一个客观存在而颇有意味的现象，一个和新诗发展、诗学建构相关的论题，一个被学界相当程度忽视的研究课题。

胡适的《尝试集》是中国新诗的源头性作品集，一个拷问新诗得失必须回返的“起点”，它出版后多次再版，其中不少作品被选入不同的选本，构成其百年阅读流播的重要环节，考察这个源头性集子中的作品在百年选本中的收录情况，无疑有助于重新评估胡适新诗价值、重新观照新诗创作史、现代诗学建构史，是一个繁重而有趣的选本史、诗学史研究论题。一百年来，不少新诗编选者，虽然不一定认同胡适新诗的诗美价值，但在遴选作品时又大都无法绕开《尝试集》，或多或少地选录其作品，致使胡适的白话新诗代代相传，成为20世纪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胡适曾说：“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1]胡适自定位为“尝试”者，并以此相号召，颇有点志得意满。纵观近一个世纪的文学选本不难发现，各路选家亦大多认可胡适的自我指认，将其看成是中国白话新诗的倡导者、尝试者，并从敢为人先的尝试角度肯定其新诗创作实验。本节主要以实证研究方法，以收录《尝试集》作品的各种选本为对象，爬梳、钩沉《尝试集》的选录接受历史，同时寻绎出选本中的胡适“尝试者”形象被建构的过程及特征，并发掘出文本选录接受、形象塑造的内在机制。

一 文本遴选及其对诗人“尝试者”形象指认

本节以第一部新诗选集——1920年1月新诗社编辑部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为始，以201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总系》为终，对其间出版的众多新诗选本进行统计，计有218个选本选录了《尝试集》中总计41首诗作。笔者竭尽全力，虽不敢说是完全统计，但也足以真实地反映出《尝试集》自诞生以来入选各种诗歌选本的历史面貌。

这41首诗作在218个诗歌选本中的入选情况如下：

表1—1 《尝试集》41首诗作入选各种诗歌选本情况统计

续表

入选总频次最高的三首分别为《人力车夫》《蝴蝶》《鸽子》。这三首诗何以如此频繁地被选？如果我们以胡适当年的自我阐释为参照，就会发现，这三首诗频繁地入选，其实颇为特别，耐人寻味，因为选家反复入选的诗作实际上并不是胡适自己感到满意的作品。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胡适一一列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我自己承认《老鸦》《老洛伯》《你莫忘记》《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许怡荪》《一笑》——这14篇‘白话新诗’。其余的，也还有几首可读的诗，两三首可读的词，但不是真正白话的新诗。”[2]

我们先来看入选频次最高的《人力车夫》。这首诗不仅不是胡适的自得之作，相反，它在《尝试集》增订四版中已经被胡适亲笔删掉。相对删诗事件中的《鸽子》《一念》《看花》等颇有争议的诗篇，这首诗在胡适的删诗事件中未起任何波澜，也未见胡适引此诗做任何阐述。包括为胡适删诗的周氏兄弟、俞平伯等众贤那里，也没有产生质疑《人力车夫》去留的声音。为什么这样一首后来被选家反复入选的作品在《尝试集》出版后不久竟然被胡适毫不留情地删掉？我们知道，胡适尝试白话新诗，最看重的是不同于古诗文言的“新”，可是，《人力车夫》在貌似自然的白话口语下，采用主客问答体，其白话句式中回荡着四言古诗的节奏，以及它所表达的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全然是一种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卖炭翁》似的新乐府的现代翻版。面对千年古诗巨大的“影响的焦虑”，它的被删应是其难逃的劫数。然而，这首被作者删除的诗作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高校教材选本中的入选率竟然分别高达72%与62%，[3]这同该诗所表现的主题与后来时代语境特别是与高校文学教育的思想诉求相契合，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入选频次居次的《蝴蝶》。仍然是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胡适提道“第一编的诗，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4]。也就是说，《蝴蝶》的确呈现出了一些新诗的气象，但胡适终于还是不将它列为自己满意的诗作，因为其新质是有限的。这首诗以一只蝴蝶失去同伴后的孤单与惶惑书写个人化的寂寞苦恼的内心感受，较为口语化。但这种新诗气象却不幸没能与五言打油诗的诗形格调划清界限。如果说《人力车夫》的频繁入选，还与其“劳工神圣”的进步思想有关，那么，在选家与文学史家眼中，《蝴蝶》亦新亦旧，属于诗人“尝试”之作，具有过渡时代诗歌的典型特质与标本价值，以至《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配套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修订时也毫不犹豫地保留着该诗。收录该诗的选本十分广泛，有兼具普及和学术参考两种功能、为一般读者广泛接受的鉴赏类辞典，如唐祈的《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有专事新诗研究的诗人学者所编的选本，如牛汉、谢冕的《新诗三百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有学术视野新颖的学人选本，如张新颖的《中国新诗：1916—200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也有诗人、作家或者诗歌权威机构编选的选本，如《诗刊》编辑部的《中华诗歌百年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杨晓民《百年百首经典诗（1901—2000）》（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还有低年级一般语文教育读本，如王尚文、曹文轩、方卫平的《新语文读本·小学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显然，《蝴蝶》被选之繁杂，影响之深入，阅读之广泛，是胡适始料未及的。

入选频次居三的是《鸽子》。当谈到自己不成功的尝试时，胡适首先提到的就是《鸽子》。他说：“我最初爱用词曲的音节，例如《鸽子》一首，竟完全是词。”[5]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胡适又以《鸽子》为例说明“我自己的新诗，词调很多，这是不用讳饰的”[6]。入选频次如此之高的《鸽子》不仅不是其满意之作，反而成为其自我审视与检讨的证据。《鸽子》本已被胡适删去，是周作人、俞平伯极力保荐才得以存留。周作人、俞平伯何以要极力保荐呢？也许是因为这首诗活泼鲜丽的画面和流畅自然的口语令人留恋吧，但它却被突然夹杂其中的一句“夷犹如意”的生硬文言给破坏了，仿佛鲜美的点心里埋伏着一颗硌牙的沙子。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尝试”的过渡性特点。这首诗不仅入选频繁，而且还在中小学基础教育中普及，如《中学生阅读文选（高中三年级用）》（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益创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青少年诗词高手·新诗卷》（西苑出版社2001年版）、乔正康、顾仲义《〈语文〉学习指导与练习》（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尚文、曹文轩、方卫平《新语文读本·小学卷5》（广西教育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自读课本·第三册·在山的那边》（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等大量中小学教辅书籍均选录该诗。

总之，这三首诗作都极鲜明地残留着这位新诗尝试者刚从旧体诗词里挣扎出来的胎记，最典型地反映了胡适自己所谓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的过渡时代尝试诗的特点。

这三首诗，特别受青睐，应该说与编选者所采用的“文学史”立场相关。一般而言，从文学史的立场入选诗人、诗作，其选本常常采用两种不同的标准把两种诗人诗作编选进来，一是以佳作传世的优秀诗人与其代表诗作，二是诗作水平不高，但为诗歌发展史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的诗人诗作。从上述《尝试集》三首入选频次最高的诗的情况来看，多数选家显然是将胡适归入后者因而秉持的是后一标准。这意味着，其编选者取舍时看重的不是诗歌的审美价值，而是胡适作为新诗尝试者的不成熟的过渡性作品的文学史化石意义。编选者通过对这种特别具有文学史化石意义诗歌的选取，有意无意之间凸显、塑造了胡适不同于其他诗人的独特的新诗“尝试者”形象，即推动中国诗歌由文言格律诗向白话自由诗转型、身体力行地以白话口语实验写作自由新诗的“尝试者”。这个“尝试者”敢为人先，但诗艺并不够高超，并没有写出诗美意义上的优秀作品。选家关注其作品，选录《尝试集》中的作品，不是因为它们的诗性美，而是由于它们是最初的一批新诗，是过渡时代的开拓性作品，属于幼稚的尝试性作品。这个“尝试者”形象是一个诗歌新航道探索者、开拓者形象，但不是诗美的创造者。

上述众多选本反复选取《人力车夫》《蝴蝶》《鸽子》这三首过渡性、实验性最为突出的典型的尝试诗，反复放大胡适新诗“尝试”的过渡性、实验性，使其成为“尝试者”形象最核心的内容。其实，任何诗人的性格、创作都有多面性，不可能是简单划一的，尝试者也有多重性，但一代又一代的新诗选本有意无意间反复呈现、放大胡适诗人形象的过渡性、实验性，无视作为“尝试者”的别的性格，简化其特征，“放大”与“简化”致使胡适“尝试者”形象漫画化，就是说新诗选本塑造出了一位漫画化的“尝试者”形象。

二 遴选史与胡适“尝试者”漫画像形成过程

表1—2显示218个诗歌选本入选41首诗作的具体情况是：1920年代8种，入选32首；1930年代10种，入选24首；1940—1960年代未选；1970年代末1种，[7]入选6首；1980年代51种，入选19首；1990年代58种，入选20首；新世纪90种，入选23首。

表1—2 不同年代入选频次

续表

从1920年代到21世纪，《人力车夫》在不同年代入选率分别为1.4%、0、0、11%、7.3%、1.8%；《蝴蝶》为0.4%、0、0、5%、6.8%、8.2%；《鸽子》为1.4%、0.9%、0、2.7%、5.5%、10%。从不同时期的入选率来看，这三首诗都经历了一个起落回升的曲线变化过程。它们在1920年代入选，大部分在1930年代后就不再受关注，1940、1950年代后完全消失，1980年代开始受到很高的重视。

由此，从选本角度，我们大致可以将胡适的形象建构过程做这样的归纳：1920—1930年代，《尝试集》的接受视野尚未定向化，胡适的诗人形象相对开放多元；1940—1970年代，胡适要么被排斥在主流诗界之外，要么被高度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压制，其“尝试者”形象淡出了历史舞台；1970年代末以来，经由选家与文学史家合力，其诗人形象走向单一化、定型化，漫画化的“尝试者”的形象被建构起来。

1920—1930年代，这个时期的选家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对历史进行描述。当事人虽然具有最真切的感受，但近距离观察文学现象，遴选作家作品，编纂文学史，就像坐在火车上观看到的眼前的树木房屋，飞快地一晃而过，眼花缭乱，看不清，全然不如所看到的远处山色景致图像相对完整，简洁分明。因而，这时候选家的眼光显得杂陈而多样，选诗的尺度宽容模糊，《尝试集》中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均能进入他们的视野。

1.从诗歌数量上看，这个时期虽然选本非常少，但入选《尝试集》的总篇目却多于后来年份。《分类白话诗选》（许德邻，上海崇文书局1920年版）入选35首；《新诗集（第一编）》（上海新诗出版部1920年版）、《新诗年选》（北社，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八集（诗集）》（朱自清，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分别入选9首；《现代新诗选》（笑我，上海仿古书店1936年版）入选8首；《（新式标点）新体情诗》（大中华书局1930年版）入选7首；《中学国语文读本》（世界书局1925年版）、《恋歌》（丁丁、曹锡松，上海泰东书局1926年版）、《初期白话诗稿》（刘半农，北平星云堂书店1933年版）分别入选6首。像《老洛伯》《你莫忘记》《许怡荪》《我们的双生日》《晨星篇》《周岁——祝〈晨报〉一年纪念》《如梦令》《虞美人》《送叔永回四川》《自题〈藏晖室札记〉十五册汇编》《病中得冬秀书》《论诗杂记》《“赫贞旦”答叔永》这些在新时期选本中不受重视的诗歌，都曾入选这个时期的选本。

2.从编选原则上看，有一个从最初的分类杂选到力图展现述史模式的演变过程。比如1920年代初最早的两个选本，1920年1月新诗社编辑部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与1920年8月崇文书局出版的《分类白话诗选》，均按写实、写意、写情这种诗歌内容分类的方式编选，前者选入《尝试集》9首，后者选入35首，选家的诗歌史主体意识尚未鲜明凸显。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诗年选》，开始表达严格选诗的愿望，但具体选择的标准却还模糊难辨。1928年泰东图书局出版卢冀野编的《时代新声》，序中言明“求其成诵，求其动人，有情感，有想象，有美之形式，蜕化诗之沉着处，词之空灵处，曲之委婉处，以至歌谣鼓词弹词，有可取处，无不采其精华”[8]，由此看出编者是以诗美为选择标准。1933年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的《现代中国诗歌选》，开始将十年诗歌历史划分为“尝试时期”“自由诗时期”“新韵律诗时期”，试图以“诗歌进化的轨迹”为标准，所选胡适诗作是《江上》《老鸦》《月夜》。从这几首诗看，后来的“尝试者”的形象尚不清晰。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是这个时期最权威的选本。选本中诗人位置大致按成名时间及影响做编年排列，从中可以看到初期诗人从旧体诗词的镣铐里挣脱出来，借鉴外来经验，摸索新的诗歌语言的过程。朱自清力图展现线性的、诗歌进化的过程，已具鲜明的史家眼光。在这样的标准下，选入《尝试集》9首，分别为《一念》《应该》《一颗星儿》《许怡荪》《一笑》《湖上》《我们的双生日》《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晨星篇》。这里我们看到，1980年代后频繁入选的《人力车夫》《蝴蝶》《鸽子》并未进入朱自清的视野。一方面，朱自清进行印象式地扫描，透视各种诗风转移的特征，勾勒新诗从草创到成熟的嬗变轨迹；另一方面，诗人兼学者的身份让朱自清在选诗时颇具开阔的视野，注重诗歌语言与形式的意味，尽力呈现白话诗歌的潜能，而不是像后来的许多选家更多地将《尝试集》的印象简单化、刻板化。

从入选数量和编选原则上看，旧体诗词意味浓重的“放脚体”诗和成熟的白话新诗，都能进入选家视野。可见，这一时期，选家带着个人的审美趣味选诗，较少受到外力因素的影响。因此，胡适的形象并没有定型，他更多的是作为新诗草创期的“先锋”诗人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1940—1970年代，胡适被排斥在选家视野之外。时代主潮、社会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将胡适逐出新文学的记忆之门。这个时候有两种重要的诗歌选本，不能不说。一是闻一多的《现代诗钞》，二是臧克家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这两个选本均未选取胡适的诗。

1940年代蛰居西南一隅的闻一多编选的《现代诗钞》，未选《尝试集》中作品，这似乎为后来胡适文学史形象的建构埋下伏笔。此时，一方面浸淫于古籍，另一方面也偶然腾出手来写《时代的鼓手》（1943）、《“五四”与中国新文艺》（1945）、《艾青和田间》（1946）等评论的闻一多，已显示其思想的明显转变。试看其对田间的评价：“这些都不算成功的诗，（据一位懂诗的朋友说，作者还有较成功的诗，可惜我没见到。）但它所成就的那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欲，积极的，绝对的生活欲。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9]深深感染着抗战情绪的闻一多在编选新诗集时，既立足个人的趣味，又试图有力地传达出时代的声音。《现代诗钞》里收入65位诗人作品，其中早期白话诗人只有郭沫若（入选6首）、冰心（入选9首），入选作品最多的分别是徐志摩（13首）、穆旦（11首）、艾青（11首）、陈梦家（10首），明显偏重于新月派、现代派等诗人的诗作。这分明地显示出，闻一多的这个选本更多地倾向于个人审美趣味与时代风潮。《尝试集》里那些素朴的早期白话诗，既不符合闻一多的审美趣味，又远离时代大众，因而无法入闻一多的法眼。这大约也说明，在闻一多心里，《尝试集》中那些“尝试”性习作在新的时代已经没有什么艺术价值，无论是从审美的意义看，还是从其与当时生活的关联看，已经没有必要向读者推荐那些已经没有生命力的文学史化石。

臧克家的选本则以新的时代重新盘点新诗遗产的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将胡适作为已经不具有当代阅读价值的新诗“尝试者”形象凸显出来。

1956年臧克家主编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诗选本，它不仅带有重新审订文学“遗产”的性质，同时还发挥着对新文学的性质和价值做出新判断、建立新规范的导向作用。在长篇代序《“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中，臧克家将胡适定位于右翼代表大加批伐。认为胡适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看法“鲜明地表现出了他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贬抑了作为新诗骨干的那种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这和当时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文艺思想路线是敌对着的”[10]。他还将《尝试集》的内容概括为只是对自然风景的轻描淡写、对闺阁式爱情的抒发、留恋美国生活的深情表露，从诗集里可以“嗅到胡适的亲美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掺合着封建士大夫思想喷发出来的臭味”[11]。臧克家的这种观点代表了1950—1970年代中期新中国文坛对新文学“遗产”进行取舍的主导倾向，体现为一种新的价值标尺。在这种标尺的度量下，《尝试集》从内容到形式被全盘否定。这种激烈的否定本身既体现为一种新时代“革命化”的史家意识与关注眼光，又十分决绝地否定了《尝试集》在新的时代的传播阅读价值。

这个重要选本一再重版，在1979年修订中，因为政治解冻，臧克家对《尝试集》重新做出了评价：“初次尝试，当然是不成熟的；他的思想感情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的，还带着洋味，但写得自然活泼。因此可以说，他在‘五四’时期对新诗的创建与发展，是有一定作用和影响的，一本《尝试集》和他的新诗论文，就是佐证。”[12]《尝试集》重新获得了正面价值。但修订时，《尝试集》作品仍然没有入选。《新版后记》中臧克家这样说：“在这里，我必须再一次地郑重声明：这是专为青年读者编选的一个‘读本’，如果内容再扩大，按着新诗发展史把‘五四’以来许多有成就的诗人们的作品统统包括进来，对于青年的消化力和购买力是不合适的；那样一个选本是需要的，应该由有关方面另行编选、出版。”[13]臧克家在这里以“青年”之“读本”的名义，仍然不选《尝试集》中的作品，表明他（或者那个时代）仍然认为《尝试集》中的众多篇什并不具备当代传播阅读价值，但他却开始为《尝试集》在新的时代进入另外的新诗选本预留了空间，即从认知历史的角度着眼，《尝试集》作为新诗史的第一部开山诗集，虽已不具有当代传播阅读价值，但从文学史化石意义上还是有入选价值的。至此，“在‘五四’时期对新诗的创建与发展，是有一定作用和影响”[14]，只具有文学史化石意义而不具有诗美价值的“尝试者”形象，实际上已经凸显出来。

1980年代前期，《尝试集》被选本定格为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出的过渡性历史“标本”。紧随臧克家之后的选本，是从传授文学史知识出发的各种高校教材。它们顺着臧克家为胡适《尝试集》所预留的选择空间，主要选入《尝试集》中不具阅读价值而只具有文学史化石意义的诗作，大同小异地将眼光投向了《人力车夫》等三首过渡性特点鲜明的诗作，从而使胡适敢为人先地创作没有多少阅读价值的新诗之“尝试者”形象稳定下来。1979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校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之《新诗选》，是一个容量颇大的选本，它选入了《蝴蝶》《赠朱经农》《人力车夫》《鸽子》《老鸦》《威权》等6首作品。在编选说明中，编者指出该选本依据文学史的脉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考虑了教学的实际需要，对于资产阶级诗歌流派的作品，也少量选入，以供参考。对于胡适、周作人这种作者，则选的是他们从新文学阵营分化出去之前的作品”[15]。这显然承袭的是臧克家的思想，一方面将胡适定位成“资产阶级诗歌派”；另一方面，从文学史的脉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从文学史意义的角度肯定胡适的尝试性行为。这种基于文学史眼光的编选原则在1980年代沿用下来。随后，1981年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选的《诗歌》，选入《蝴蝶》《人力车夫》《鸽子》《老鸦》《威权》5首，“以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重点引用的史料、重点涉及和重点分析的作品为限”，进一步明确了胡适及《尝试集》教学史料的作用。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现代学教研室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也选入同样的篇目。这些是容量相对大的教材型选本。容量小的，有些就选《人力车夫》一首。1980年代以来，计有29种教材型选本选入了《人力车夫》，15种选入了《蝴蝶》，16种选入了《鸽子》。并且，同一时期，计有15种一般性读本选入了《人力车夫》，29种选入了《蝴蝶》，24种选入了《鸽子》。可见，胡适这种类型诗歌的入选，呈现出一种由教材型选本向一般性读本扩散的态势。

由此所导致的胡适那些不成熟的新旧过渡性诗歌的高频次入选，构成选本与选本间在时间延展中相同印象储存的循环叠加，而这种循环叠加的印象储存又与文学史叙述者惯用的编码规则相呼应，再构成一种认识的循环，形成一种深入人心的定型化效应，铸就了胡适漫画化的“尝试者”形象，并且使这一形象相当程度地刻板化了。

三 漫画化新诗“尝试者”形象的修正现象

选本对《尝试集》作品的遴选，看重、放大其尝试性、开创性，致使胡适“尝试者”形象被漫画化、刻板化，《尝试集》缺乏诗美价值成为了一种文学史常识。实际上，尽管在1990年代、新世纪的诗歌选本中，胡适被简化被夸张的漫画化的“尝试者”形象依然鲜明，但纵观整体，自19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还存在着修正其漫画化刻板印象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另一倾向的众多选本，即主要作为文学欣赏读本的选本。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出版业开始出现面向市场的倾向，诗歌选家开始由大众读者的指引人反身受到大众阅读趣味的牵引，从而开启了《尝试集》文学史化石价值之外的阅读价值的发掘期。《尝试集》中的许多诗歌开始以不同身份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如打油诗（程伯钧：《打油诗趣话》，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抒情诗（向明：《抒情短诗》，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爱情诗（姜葆夫：《古今中外爱情诗歌荟萃》，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爱国诗（陆耀东：《中国现代爱国诗歌精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哲理诗（孙鑫亭：《古今中外哲理诗鉴赏辞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等，不一而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修正着关于《尝试集》没有多少读者的传统观点。

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随着选家标准向读者趣味的倾斜，一种久违的从审美价值和艺术成就上挑选胡适诗歌的尺度开始映入眼帘，并日渐变得醒目起来。这使得长期以来胡适漫画化的“尝试者”形象一定程度地得到修正与丰富。《梦与诗》《应该》《希望》等诗的入选情况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先看《梦与诗》。这首诗是胡适的自得之作，他曾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津津乐道过。1932年它曾入选《现代诗杰作选》（沈仲文，上海青年书店），再次被发掘出来，是1985年邹绛编选的《现代格律诗选》（重庆出版社）。邹绛是诗人，他在选诗时更看重诗歌的艺术性。该选本的编选原则是“格律”，亦即形式美。他要编选的是一个把艺术性放在头等重要位置的新诗读本。《梦与诗》的这次入选，现在看来可以说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所开启的文学审美意识的觉醒在胡适诗歌选本领域造就的一件大事，虽然这个选本在当时的影响还很有限，但它为修正胡适的文学史形象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其后非常权威的一个选本，即1988年谢冕、杨匡汉的《中国新诗萃：20世纪初叶—4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选入了《梦与诗》。在前言中编者明确指出：“我们的这项工作毕竟和文学史家有所不同”，“我们则侧重于宏观文化背景下进行诗美的判断”，“我们则侧重诗歌的审美功能、意义和价值，余者作为相应的参照”，“把审视点放在突破和扩大了审美习惯规范的一瓣瓣意蕊心香”。[16]这个选本鲜明地亮出以审美标准选入《尝试集》中的《梦与诗》，这成为之后诗歌选本的一个重要参照。接下来选入该诗的谭五昌的《中国新诗300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在序言中寄望于他这个本子“成为集中反映20世纪中国新诗创作最高成就的总结性选本”，这多少表明编选者是将《梦与诗》列为能够代表“20世纪中国新诗创作最高成就”的杰作之一。它与1932年首次选入《梦与诗》的《现代诗杰作选》的看法遥相呼应，挑战了一直以来关于胡适“有名著而无名篇”[17]的认识。进入新世纪，这首诗入选了彭燕郊的《中外著名诗歌诵读经典·中国现当代抒情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版），黄智鹏的《你一生应诵读的50首诗歌经典》（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新诗三百首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朱克、朱威的《阳光情怀：现当代诗歌精品赏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等一批以“著名诗歌”“经典”“精品”等命名的大众读本；也进入了张新颖的《中国新诗：1916—200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朱栋霖、龙泉明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1917—2000》（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重要的教材型选本，甚至普及童庆炳、刘锡庆、王富仁等主编，李霆鸣选编的《中学生阅读与欣赏：中国现当代诗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安忆、梁晓声的《课外名篇·高中版·诗歌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郝昌明的《语文周计划·阅读》（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6年版），《诵读中国·初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中小学教辅读本。这首诗还被谱曲，经由风靡校园的台湾纯情女歌手孟庭苇的演唱而广泛传播，其经典诗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被选入梅艳芳的流行歌曲《女人花》，更是传之久远。

我们再看《应该》。这首诗在胡适的自我阐释中出现过多次。在《尝试集》的再版自序中，他用该诗阐述“独语”这种诗体形式：“《应该》一首，用一个人的‘独语’（Monologue）写三个人的境地，是一种创体。”“以前的《你莫忘记》也是一个人的‘独语’，但没有《应该》那样曲折的心理情境。”[18]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胡适进一步自我欣赏：“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这首诗的意思神情都是旧体诗所达不出的。别的不消说，单说‘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可是旧体诗能表得出的吗？”[19]在胡适心中，《应该》不仅具有情感表现上的魅力，更是充分释放出了现代白话的诗性魅力。《应该》共选9次，其中1920年代入选3次，分别为《分类白话诗选》《新诗年选》《恋歌》；1930年代2次，分别为《（新式标点）新体情诗》《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20—1930年代便占去了一半之多，尤其是两个重要选本《新诗年选》与《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这足以说明该诗在诞生之初曾被选家重视，被读者广为阅读。1940年代消失后被再次选入是198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这个选本依次选了《人力车夫》《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应该》。一方面，该选本迎合了1980年代文学史书写的主流，将《人力车夫》排在第一位；但另一方面，该选本又选入了在同一时期无人问津的作品《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应该》。贾植芳在所作前言里，反思了过去教材“审时度势”的特点，强调“正宗”以外的“旁宗”，以及“正宗”内部的支流，要求既要从“政治大处上着眼”，又要“注意艺术上的成就”，二者“不可偏废”。编者显然已经意识到通行的文学史著作对胡适形象的描绘有所偏颇，试图去修正。但是这种微弱的意识被其后席卷而来的各种选本和教材覆盖了。

1990年4月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的《恋曲99》（陆以霖编）选录该诗，在前言中，编者说：“五四”以来优美、感人的情诗为数不少，编者经过反复斟酌、淘汰，“勉为其难”地割舍了许多珠玉之作，筛留下的99首，俱属技巧圆熟、构思巧妙、散发艺术魅力的佳篇，可供读者细细咀嚼、玩味。[20]可见，陆以霖眼中的《应该》无论是从思想感情还是形式技巧上来看，都无疑是成功的佳作。该选本入选胡适3首诗，除《应该》外，另两首是《梦与诗》《秘魔崖月夜》。从审美的角度上看，这三首都是胡适诗作中成熟的作品。身居海外的学者较少受到中国内地关于胡适《尝试集》的刻板印象的影响，能够跳出既有文学史框架对胡适的定型化思维。国内再次选入该诗的选本是1991年8月姜葆夫的《古今中外爱情诗歌荟萃》（广西教育出版社），也是从爱情与审美的角度来编选的。值得一提的选本是1991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热点话题》丛书之《给你一片温柔·中国1920—1930年代著名爱情诗精萃》。该选本的独特之处在于民间化的生产方式，它是在校园内用书面征求意见的办法，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新诗篇名，然后由出版社按计票顺序列出选目。该选本的生产方式说明，《尝试集》里的情诗在高校有着较广泛的接受群体。高校学生的知识性阅读大多依凭选本和文学史教材，而前文已经论述，选本和文学史书写潜在的暴力因素已经将胡适的“尝试者”形象漫画化、刻板化了，在各种高校教材中，学生读到的多是《人力车夫》《蝴蝶》之类的诗作。而从这个选本所选的两首诗歌《蝴蝶》《应该》可以看出，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对于胡适的诗歌接受，已经突破了文学史教材给予他们的刻板印象，在“诗美”和“陶冶人的性情”[21]上，肯定了胡适诗歌的价值。

我们再看《希望》。1920年代许德邻的《分类白话诗选》（上海崇文书局1920年版）、1930年代赵景深的《现代诗选》（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和笑我的《现代新诗选》（上海仿古书店1936年版）曾经入选此诗。其中赵景深的选本是中学国语补充读本之一，精选了《十一月二十四夜》和《希望》两首。新时期最先选入该诗的是1991年罗洛编的《新诗选》[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编者是诗人，他强调“过于晦涩难以鉴赏之作，一般不予收入”。看来编者欣赏的是《希望》一诗的清新自然。《大学生背诵诗文精选》（蔡世华、孙宜君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课外现代文金牌阅读100篇·初二年级》（严军总、许建国编，吉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语文·高一年级》（黄土泽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等选本选入该诗也都因其语言清新、质朴，意境平实、淡远。

《希望》一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曾于1980年代改编成歌曲《兰花草》，在海内外广为流传。“1980年6月16日的《参考消息》登载港报专稿——《第二个春天——读台报有感》中说，台湾《中国时报》在报道台湾当前流行的以胡适《希望》一诗作词的歌曲《兰花草》中透露：‘由于《兰花草》一流行，许多模仿《兰花草》的歌也纷纷出笼。’”[22]在内地最早见于1985年庄春江《台湾歌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笔者查找到新世纪就有17个歌曲选本入选《兰花草》。它们有的是经典的歌曲选本如原今的《绝妙好歌·中外抒情歌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李泯的《中学补充歌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李凌、李北的《同一首歌·80年代经典歌曲100首》（现代出版社2004年版），薛范的《名歌经典·中国作品卷》（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乐夫的《又唱同一首歌·校园经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相逢是首歌·毕业歌曲精选》（现代出版社2010年版）；有的是音乐方面的教材如晓丹的《全国少年儿童歌唱标准考级教材》（辽宁儿童出版社2000年版），吴子彪的《最易学的吉他速训初级教程》（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尤静波的《流行歌词写作教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许乐飞的《“老汤”简谱钢琴教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有的是器乐演奏集如宋小璐、闵元褆的《民谣吉他考级曲集》（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古筝怀旧金曲99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王小玲、何英敏、罗小平的《岁月如歌：流行歌曲钢琴演奏集》（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陈其妍、潘如仪的《简线对照成人钢琴小品集》（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年版）；还有儿童歌曲选本如徐沛东的《童声飞翔·中华少儿歌曲精选》（现代出版社2006年版），辛笛的《钢琴即兴伴奏·儿童歌曲68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虽然一首诗经谱曲而广为流传，其流传的因素不尽在其诗性，但流传本身却已成为该诗接受的历史。

一个白话新诗草创期的实验者，其诗歌在今天还能有这样的接受盛况，并且有两首诗能在今天谱曲流传坊间，许多以诗美著称的现代诗人也没有这样的幸运。如果不是经过这样的选本考察，笔者也还局限在文学史著关于胡适的刻板印象里，很难想象出这种流播情形。通常的选本研究，常常是选择比较知名的经典选本，而笔者对收录《尝试集》作品的选本所下的是尽可能竭泽而渔的功夫，将精英阅读选本、市场化的通俗读本甚至歌曲选本尽可能收入眼中，在更全面的文学流通中，观察与理解历史。这对突破既有的文学史知识局限，重新认知《尝试集》，认知一个更丰满的“尝试者”形象，甚至重构文学史，应该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