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1年9月11日上午8时48分，美国发生了其历史上自珍珠港突袭以后前所未有的大劫难，即“9·11”恐怖袭击事件。它不仅使数千名美国人丧命，给美国带来了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而且使“美国不可侵犯”的尊严破灭，摧毁了美国的安全感，给美国人带来剧烈的心灵冲击，还引发了两场反恐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国家政治形态和世界格局。
文学是现实的写照和揭示，是捕捉真实残酷的最佳手段。“9·11”对美国人民的创伤是深重的，而事后美国发起的全球性反恐和后冷战思维逐步催生了一种与带有浓厚政治含义的官方叙事、媒体叙事、民间叙事相左的，具有“反叙事”特征、“反思生命意义、深度观照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文学文本”[1]，或可称为“后9·11”文学。其中接受面最广、成就最高的，乃是“后9·11”小说。它们巧妙地处理文学创作与民族文化心理建构、文学创作与历史叙事、文学创作与意识形态等诸多关系，或对政治化的官方叙事以及纪实化的民间叙事进行反拨；或用反政治化的叙事手法再现普通美国人的心理创伤；或用反东方主义的视角对伊斯兰文化或穆斯林信徒进行“去妖魔化”的文学再现，试图打破自我/他者，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反思文明冲突、宗教信仰、族裔/族群关系；或从普世主义的层面对恐怖主义的本质以及西方所主导的反恐战争做出深刻反思；或立足全球化、跨国资本主义以及高科技文明的大背景，对人类世界所面临的当代困境以及各种纷乱与冲突进行犀利的解剖与审视。诸多尝试反映了作家们在21世纪到来之际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总体命运的忧患意识与反思。
“后9·11”小说精彩纷呈，学者但汉松将这些小说所表达的主要见解归纳为如下三点。
其一，双子塔遇袭为象征核心的恐怖主义已经成为21世纪美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母题，“归零地”更成了后现代的核心意象。“后9·11”小说既是一种针对“归零地”极限境遇的文学想象，同时也是针对全球化时代暴力与恐怖的隐史和逻辑的批判文本，它代表了英美、族裔当代小说家对全球化文明冲突下诸多现实议题的介入与言说。
其二，暴力与恶是深植于人类文明史的一种颠覆性冲动，亘古有之，恐怖（主义）并非处于“我们”的某个他者；美国首当其害，作为一个譬喻，它代表的是我们与内心深处的他者性（Otherness）相遭遇时所产生的矛盾紧张；“后9·11”小说无论是通过对创伤事件的模仿，还是对自我、社会、后现代社会救赎的喻说，最后表现的还是人类共同的存在处境。
其三，“9·11”恐怖袭击带给美国的文化创伤主要体现在对其国家神话的破坏上，象征一种“山巅之城”的崩塌，但小说家的职责并非局限于自我疗伤，而是扩大“我们”的范围，帮助灾难中的群体就历史事件达成共识，吸取全球化文化暴力所带来的道德教训，通过想象性文学让受众获得移情认同，实现不同族群、宗教和文化的宽恕与和解。
鉴于此，本书将以“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乃至全球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为背景，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和以卡鲁斯、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为代表的创伤理论、以巴特勒为代表的非暴力伦理理论为理论支撑与指导，主要研究21世纪英美文学中的经典“后9·11”小说，采用文本细读与历史批评相结合的方法，重点探讨“后9·11”文学中的三个核心要素：创伤的再现、理性的批判和诗性的救赎，以此展现“后9·11”文学这一特殊文学门类将“悼歌”“批判”“救赎”合三为一的美学机制所特有的伦理价值与审美意义。主要包括以下7部作品：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恐怖分子》（Terrorist，2006），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2007），乔纳森·萨福兰·弗尔（Jonathan Foer）的《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2005），唐·德里罗（Don Dellio）的《坠落的人》（Falling Man，2007），伊恩·麦克尤恩（Iam McEwan）的《星期六》（Saturday，2005），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的《回声制造者》（The Echo Maker，2006）和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路》（The Road，2006）。
全书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对“后9·11”文学、欧美、族裔及其他国家的代表作家与小说做简要介绍，对国内外“后9·11”文学研究范式进行综述，并对本书“后9·11”文学研究常用的文学理论进行梳理，包括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创伤理论、巴特勒的非暴力伦理理论。第二部分以“创伤再现”为关键词，以德里罗的《坠落的人》、弗尔的《特别响，非常近》为范本，对男女、老少主人公的“不得不说”又“难以言说”的“创伤参演”与“创伤应对”的经历进行文本解读，阐述曼哈顿的“归零地”、崩塌的“山巅之城”所代表的个体与民族的“9·11”创伤体验。第三部分以“理性批判”为关键词，以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哈米德《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为例，从文学伦理批评与隐含作者视域对东方主义式的官方叙事进行反叙事解读，关注他者视域下的“9·11”叙事，审视在另一种类型的“归零地”中穆斯林社群遭遇的历史创伤和认同危机，展现“后9·11”小说家以去中心化和混杂性的文学想象帮助各国读者更好地认识文化“他者”、进而打破民族主义樊篱、承认所有脆弱不安的生命所做的努力。第四部分则以“诗性救赎”作为关键词，以鲍尔斯的《回声制造者》、麦卡锡的《路》和麦克尤恩的《星期六》为范本，阐释“后9·11”小说家针对“后9·11”时代的“紧急状态”所寻求的救赎途径，包括寻归自然的灵魂救赎、尘世的失落与寓言的救赎、文学艺术的伦理救赎。
[1] 杨金才：《论新世纪美国小说的新特征》，《深圳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