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内圣外王”本义
“内圣外王”这个术语在今天是作为一种“常识”用来解释或指代儒家之学的，但由《庄子·天下》篇首先提出的这个术语，并非所有的解释者都能自觉地紧紧围绕《天下》篇而对其做出解释，而是不断掺杂各种思想而造成解释的层垒，以至于其本意湮没而不彰。笔者认为，对“内圣外王”这一术语本意之考定，必须紧紧围绕《天下》篇的文本展开，而不能理所当然地掺入儒家思想或黄老思想，甚至也不能先入为主地掺入庄子本人的思想，因为也没有明显证据证明它是由儒家学派或黄老学派所撰写，也没有明显证据证明该篇为庄子本人手订。换言之，要解释“内圣外王”本意首先要将《天下》篇归于《天下》篇的作者。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篇文章与庄、与儒（特别是思孟学派）、与黄老（道法家）都有着复杂的、微妙的联系。《天下》篇所云“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一语无疑是整篇《天下》篇的关钥。如果本着以《天下》篇解释《天下》篇的原则，那么这些文字其实已经透露了“内圣外王”这一术语之内涵的几乎全部信息。“是故”意味着这一术语至少是对前段文字的总结，因此通过仔细钩稽这些文献，并不难发现“内圣外王”的本意。
首先，文中云，“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这里透露的信息是，“内圣外王”就是作者要褒扬的“道术”，而不是“方术”；“内圣”之“圣”就是“圣有所生”，“外王”之“王”就是“王有所成”之王，前后呼应，合若符契。其次，文中云，“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应该说，“内圣”强调的是内在的修持而不落形迹，这段话所推崇的“天人”“神人”“至人”“圣人”都是所谓“内圣”之人。再次，文中云，“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这里既有儒家的“仁义”，又有法家的“刑名”，应该说这就是所谓的“外王”。最后，这段文字一气贯注，并没有将“内圣”与“外王”分作两截，而是将“内圣”与“外王”合一。如果以直观的方式来观察，不难发现，此中的所谓“内圣”并非是儒家式的像思孟学派那样的“修齐治平”，而是所谓“天人”“神人”“至人”，这正呼应着《逍遥游》的“三无之境”，即“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其所谓“外王”，则既有儒家式的仁义道德，又有黄老、法家的刑名法术。作者总结云：“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这恰恰是对“内圣外王”的内涵定义，“前者是其内圣之德，后者是其外王之功”。[2]林希逸（1193—1271）亦云：“内圣，体也；外王，用也。”[3]不难发现，这里的“内圣外王”表现出综合至少有庄学、儒学、道法家（黄老派）三家思想的特色，而不能简单地化约为某家某派。
很多学者注意到，《天下》篇引抑诸家而不及孔子，可证作者暗尊孔子（比如苏东坡，康有为），这种说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孔子”，显然不是孟荀笔下的“孔子”，而是已经“吸收”庄子思想的“孔子”，所谓“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云云，如果说这是作者对孔子形象的暗示，那么这个孔子显然是庄学化的孔子而非思孟化的孔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有“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一语，这是传世文献关于“六经”之最早记载之一（另两处是《天运》和《徐无鬼》篇，后者提到“四经”），钟钟山（名泰，1888—1979）先生据此认为《天下》篇“特叙六经于百家之上，向往于邹鲁之士、缙绅先生”[4]，并以此来断定庄子是儒家。然则，就这则记载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作者认为“六经”尚不是最高的思想学术典范，相反，“六经”是和“旧法世传之史”“百家之学”所并列的对“古之人其备”者之“一”或“道术”之分享，而这个“一”与“道术”的真理就是“内圣外王”之道，[5]作者用“其明而在数度者”“其在于《诗》、《书》、《礼》、《乐》者”和“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三种范式来表明后世“方术”之对“道术”之分割（“其”代指“道术”）。换言之，《天下》篇之作者认为，旧史、六经、百家都为“内圣外王”之一端，而非“内圣外王”之全体。这与汉人所认为诸子“亦六经之支与流裔”[6]实有原则之别。《天下》篇并没有认为诸子百家出于“六经”，而是认为“百家”与“六经”都是对“古之道术”所分享者，有其明亦有其蔽。可见，作者对“六经”并没有格外高看，“儒家不合乎高明的标准”。[7]作者纵然尊崇孔子，但亦是道家化特别是庄学化之孔子。
总之，就《天下》篇来说，诸派之中，作者尊儒；百家之中，作者重庄（《天下》篇对庄子评价非常高），作者所推举的所谓“至人”“神人”“圣人”这些名相都是庄子本色，纵然作者推重儒家，但谅非思孟意义上的儒家，而是表现出平章庄孔、儒道兼采、王霸并杂的特色，因此我们赞同刘笑敢先生将《天下》篇列入兼容儒法的第二类，[8]如此再看“内圣外王”之本意，此语显然是对庄、儒（包括思孟学派）、黄老派、刑名家等各家各派思想之汇合而集诸家之大成，很难说是单纯某家某派。或由于此，此语本身即含摄很大之外延，也即潜含着巨大的解释空间，后代的解释者在各种解释中都能左右逢源而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