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民族与时代精神的赞歌（代序）——解读裴多菲及其诗歌创作

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是19世纪匈牙利最著名的诗人。他既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一位坚定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斗士。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酝酿前夜及匈牙利民族复兴运动兴起，特别是在匈牙利1848—1849年的民族、民主、独立解放战争中，裴多菲的诗歌创作及其革命行动得到完美的契合与充分的展示，显示出匈牙利人民为争取民主、民族与国家独立解放而英勇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愧是匈牙利民族与国家不朽的精神财富。

裴多菲诗歌创作和革命活动的重要意义在于：无论是在诗歌艺术创作领域还是革命运动过程中，他始终以一位代表新的艺术创作方向和具有坚定意志与政治敏感的斗士的身份出现在纷繁的舞台上，给后世留下永不磨灭的光环。

裴多菲的诗歌创作、思想发展及革命活动是与他生活的时代密不可分的。19世纪的欧洲，历经中世纪的黑暗的封建制度，新生的资产阶级崛起，新的社会民主思潮的出现，新旧势力的对立斗争日益显现，都预示着一场难以避免的社会革命即将来临。平民家庭出身的裴多菲，从小在行动上就萌发出来的追求独立、自由的思想行为，跟他多年独自在外求学养成的习惯有关，也跟时代的思想倾向的影响不无关系，尤其是表现在他早期的诗歌创作方面。欧洲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新思维，在文学、文化领域表现尤为突出，要求打破陈规，推旧出新，摆脱过时的条条框框；在诗歌领域，就是积极浪漫主义的出现，要求诗人走平民主义道路，在思想原则上表现出独立自由倾向，艺术创作方面则力求创新，在裴多菲早期诗歌创作中，就表现出追求个性独立解放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平易、大众化上面。以此为基础，裴多菲始终继续前行，在诗歌创作和革命人生中创造辉煌。

诚然，裴多菲接受他生活时代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诗歌创作体现出时代的要求，这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自然无可争议。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裴多菲是生活在他的民族国家——匈牙利这方沃土上的，他的诗歌创作和革命活动理所当然跟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19世纪的匈牙利，外受制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内受大贵族地主阶级统治，处于落后的封建主义制度的社会形态。因而，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与西欧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较，运动的追求目标和表现形式都不完全一致，更突出其民族、国家所处社会形态的特点和要求。很显然，处在19世纪的匈牙利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最突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族、国家的独立，民主自由与解放。正是基于此，始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匈牙利兴起一场大规模的民族复兴启蒙运动，从文学、文化领域开始，启发民智，要求确立本民族语言文字，弘扬民族先辈光辉传统，逐步发展成在政治领域进行一场与民族、国家前途攸关，目的在于建立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国家。可以说，裴多菲的诗歌创作正是孕育于时代的先进思想和民族、国家命运前途相辅相成的环境之中的，从而体现出时代与民族、国家的崇高思想与精神实质。

正是在时代进步思想和民族、国家特殊需要融合一致的基点上，才能真正发掘和阐释裴多菲诗歌创作实质及其革命活动的真正重大意义，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反对封建主义制度。首先，裴多菲是一位真正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制度的斗士，他的反封建主义思想从一开始就在诗作中得到充分表现，而且是贯穿在诗歌和实际行动里。从早期写就的《贵族》《反对国王》诗篇里，诗人无情地揭露了匈牙利贵族阶级的懒惰、愚昧与落后，已丧失先辈的光荣战斗精神和传统，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而对于封建主义制度的总代表——国王，更是以一种不敬的嘲笑口吻，指出国王只不过是压在人民头上的木偶，一旦人民觉醒，必然把木偶推倒。裴多菲后期有关此类题材的诗作，例如《致国王们》《把国王们统统绞死》等诗篇中，直接指出“国王不配获得桂冠”，人民一旦站立起来，必将“国王踩在脚下”，革命最终要将“国王送上绞刑架”，等等，这说明随着革命形势的明朗化，诗人思想的不断成熟，裴多菲反对封建主义制度的态度更加坚定，这类题材的诗篇自然也就成为裴多菲诗歌创作的重要部分，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自由、民主思想的形成与深化。在19世纪的欧洲，反对封建主义是时代进步思想重要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国家与民族解放更是最重要的目标。在裴多菲早期创作的一些诗篇中，人们就可以发现，其中已经出现要求独立、自主或者自由的朦胧思想倾向。他在外出求学期间，就有过摆脱外在束缚，追求当流浪演员、过独立自由生活的行为和思想，表现出强烈的个性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诗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自由、民主思想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追求目标，更是跟时代的进步思潮相结合，富有深刻的重大社会意义。这表现在诗人创作的诗作如《我的歌》《人民》《我爱……》等所传达出来的意向中，在《我的歌》一诗中，诗人已经把视野从个人狭小层面推向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宣称：

不要生活在幻梦的世界，

更需要的是生活在未来之中。

诗人在《我爱……》一诗中，直接宣告：我爱的是一位女神——

一位被驱逐的女神：自由。

虔诚地表示要为女神献上自己的头颅。正是这种从个人追求独立、自由的个性化思想向为人民大众获得自由的进一步深化，说明诗人为创造一个自由美好世界献身已做好思想准备，而且一直贯穿在他的全部诗歌创作和直接的革命人生之中。

爱国主义思想。裴多菲的诗歌创作反映出来的反对封建主义制度，追求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时代进步思想，最终归结在爱国思想基础上。可以说，爱国主义思想是裴多菲诗歌创作的主体，是解读诗人全部诗歌创作的关键、精髓所在，也最能体现其重大意义。裴多菲从一踏上诗坛，就在诗作中吐露出一颗赤子的爱护祖国的心。在《爱国者之歌》里，诗人毫无保留地直抒心迹：

我属于你，

全属于你，

我的祖国！

我的这颗心，

我的这个灵魂。

出于这种植根于思想深处的高贵思想，裴多菲披露和谴责大贵族地主阶级只顾自身贪图享乐，依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视深处苦难的祖国于不顾的可耻行径，在《致住在国外的匈牙利人》一诗中对他们大加挞伐。在革命到来之时，裴多菲创作的《民族之歌》一诗，更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最高体现，宣誓苦难的祖国要求获得解放，永不做奴隶，涌现出一股正气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跟随而来的保卫革命成果，捍卫祖国独立、解放的战斗中，裴多菲既是以诗人，又是以战士的身份站在激烈战斗的最前沿，用实际行动践行一位真正爱国者的高贵情操与品德和一贯的爱国主义思想，十分难能可贵，受到匈牙利人民的永远崇敬和爱戴。

诚实、正确、可贵的爱情观。可以说，爱情诗在裴多菲的全部诗歌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分量也是很重的。从裴多菲一生创作的三组爱情诗组《艾德特尔卡坟头上的柏叶》《爱情珍珠》和《尤丽娅爱情诗》中，传达出诗人爱情诗作一贯的最具个人魅力的特点：真心、热忱、坦率、挚爱。《艾德特尔卡坟头上的柏叶》诗组作为裴多菲早期爱情诗的代表作，表现出初恋特有的热烈、真诚的思想情感，通过直接、大胆的语言，对初恋展开胸怀，对早逝恋人表示万般哀恸。《爱情珍珠》诗组则是一位男子思想逐步成熟在爱情上的表现。《尤丽娅爱情诗》诗组又是裴多菲爱情观的进一步深化的产物，在幸福爱情情景描绘中融入革命思想内容，和谐、自然，思想性更为强烈，具有诗人爱情观的个性特质。短小格言诗《自由、爱情》对爱情、自由与生命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作出辩证的阐明，为了民族、国家的最高利益，即独立解放，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宝贵的生命，这就是裴多菲最为人称道的真正可贵的爱情观。

裴多菲创作的诗歌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积极的进步性，在艺术形式、体裁方面亦有创新，显露出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独具的个人风格。

作为19世纪欧洲（特别是匈牙利）积极浪漫主义流派代表诗人之一，裴多菲最初创作之时，自然也受到包括匈牙利在内的欧洲古典优秀文学的影响并从中获益。与此同时，裴多菲还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匈牙利兴起的民族复兴运动中得益。民族复兴运动主要内容之一是振兴、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发掘、学习、吸收民族民间文学（包括民间诗歌、民谣、故事、传说等）精华并形成热潮。裴多菲是这场民族复兴运动的参与者，也是获益者，最终形成个人的独特艺术风格。

出身平民家庭的诗人裴多菲，接受、吸收本民族民间文学优秀传统似乎是一种天性，再自然不过。民歌体诗歌，正是裴多菲积极向民间歌谣学习、丰富自身诗歌艺术形式创作的体现，是与同时代其他诗人不同、最有特色的艺术创新。民歌体诗歌的特点是题材上的平民大众化，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生活情景的诗篇，如《谷子成熟了……》《我转身走进厨房》《月亮世界沐浴在天空的海洋里……》《论价》《四头牛拉的大车》等，这些在所谓高贵文人笔下不值得描写的题材，裴多菲却运用自如，不管是叙述故事、人物形象，都显得自然、亲切、逼真，语言应用上朴素、简洁而又生动，传达出普通劳动者真挚的思想情感和崇高的思想品德。再者，裴多菲借用民歌中常见的形象对比，轻松、欢快的语言创作了许多抒情、生动的爱情诗，例如《树上的樱桃上千颗……》 《一百个形象》 《矮小的房子》 《我愿意是树，倘若……》等等，如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优美爱情诗一般，在人民大众中间传唱，更有音乐大师将其谱成歌曲，或被名家收录在精选的民歌诗集里，这都说明裴多菲在民歌体诗篇创作艺术上的成功，具有诗人独具的艺术创作特点与艺术魅力。

在匈牙利文学史上，裴多菲无疑是诗歌领域的积极浪漫主义流派的重要诗人，爱情诗篇占据其诗作的重要部分，除了一般性的爱情诗，还创作出了著名的《艾德特尔卡坟头上的柏叶》《爱情珍珠》《尤丽娅爱情诗》等三个诗组，仅就其艺术描写风格而言，就显露出不拘一格的个性特色。关于一般性的爱情诗，如《爱情呀，爱情……》《我的爱情》《我愿意是溪流》《在小山坡旁有丛玫瑰》等，借用大自然事物的对照、相对依存的对比、简明扼要的语汇，创造出一幅幅精致、生动、幸福、美好的图景，产生一种令人沉醉与难忘的意境。这种健康的艺术魅力是裴多菲爱情诗篇特有的风格。

裴多菲爱情诗的艺术风格又是丰富多彩的，随着不同环境、不同时期、不同心态的不断变换，诗人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段也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拥有一个共同点：大胆、忠诚、炽热、深情所体现出来的艺术感染魅力。《艾德特尔卡坟头上的柏叶》诗组采用的是短诗形式，语句精练短小，短时期里强烈反差的心理变化，表现得十分突出。初恋时表现的大胆追求，对爱情幸福的期望，短诗里出现的是欢乐、美丽的词汇，对病逝恋人的哀恸用的是相符合的悲痛的语言表达，虽然诗组描绘出前后两段时间不同的思想、心理的变化，同样是短诗，但无论是热烈追求的赤诚，或者是对逝者的思念与哀伤，都表现得符合身份，乐而忘忧，悲而不沉沦、始终表现出一种积极的人生常态，使用短诗形式予以反映，应该说是诗人艺术特点之一。

裴多菲的爱情诗创作，随着时间的推进又有新的发展。1845—1846年创作的《爱情珍珠》诗组，就表现出一位思想更为成熟的男子的炽热情感与热烈追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诗组中的一些诗篇，已经开始出现爱情与自由相联结的思想表述，例如在《倘若上帝……》中，诗人就说：

我唱完最后迷人的歌曲，

一个吻合上我的双唇，

你的吻，你美丽的自由，

你天上光辉的精灵！

总之，以上两个诗组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体现了裴多菲完美的爱情诗作的特色风格。

裴多菲的爱情诗歌创作艺术风格并不就此止步，而是继续迈向新的高度，创作出最重要、最具个人风格和独特性质的诗歌体裁——政治抒情诗。这在他的《尤丽娅爱情诗》诗组部分诗作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将个人的爱情幸福跟社会思想命题作最完美的结合，从而创作出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在《尤丽娅爱情诗》诗组的部分诗篇中，表达出诗人在恋爱时的热烈追求、婚后享受幸福生活的美好，以及对自由的向往，做好斗争的思想准备。爱情与自由两者之间的高度契合，最好地表露出裴多菲的政治抒情诗的艺术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诗篇《悲凉的秋风在跟树林交谈》就生动地将对妻子的爱同为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思想巧妙地相结合，完成一幅美好、意味深远的艺术作品。

此外，裴多菲在诗歌创作中最具艺术特点的还有政治诗篇。这类诗作是裴多菲政治抒情诗歌创作的重要部分，思想内容高度政治化，与此相适应，其应用对象和表现的艺术手法、特点也不相同。裴多菲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彻底反对封建主义制度的斗士，在《反对国王》 《国王和刽子手》等诗篇里，诗人以嘲笑、大不敬的语句，彻底批判封建主义的总代表国王，表现出极其严肃的艺术性。对于落后于时代的贵族，在《贵族》等诗中，运用揭露、批判的方式，指出其愚昧、无所作为的本质，采用讽刺、揭露的方式，彻底昭示其丑恶面目，产生出令人痛恨的感受，运用的是一种沉重、严肃的表现形式。

同样是政治诗篇，在革命爆发、革命进行过程中，以及革命面临危机时，裴多菲创作的诗歌的艺术风格又不同于过去。在《意大利》一诗中，诗人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欢欣鼓舞，满怀喜悦之情：“他们终于摆脱锁链，拿起宝剑，南国的橘树林已是一片暗淡，如今血红色的玫瑰开在国中——”诗中运用高昂的声调，透示出极其豪放的气概风范。《民族之歌》歌词使用叠句的形式，显示出一派气壮山河、一往无前的精神力量，体现出又一种艺术风格和特点：诗句坚定有力，富有震撼力和强大的鼓动性。裴多菲创作的政治诗篇的另一种艺术形式与风格是进行曲诗歌形式。代表作有《战斗之歌》 《全世界都在战场上》 《埃尔代伊的军队》等，这些具有进行曲风格与特点的诗篇，词句精练、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在激烈战斗中，勇士们高声吟唱着诗歌冲锋奋战，真正显示出进行曲明快、高亢、热烈的艺术特性。

总体来说，裴多菲的诗歌创作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高度的精神力量和积极意义，在艺术风格方面亦显示出明显的个性特征与极大的创新，无论是民歌体诗歌、爱情诗篇、政治抒情诗还是政治诗篇，都显示出不同的特色，说明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蕴藏的巨大内在能量。

裴多菲无愧于匈牙利及世界诗坛经典诗歌大师之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