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关学术史综述

目前国内有关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学术史的论著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分时段的故事学史研究

刘魁立的《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对1979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工作从类型研究、比较研究、故事家研究、故事讲述研究、跨学科视角、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总结，认为“民间故事研究领域，人手甚少，而要求学术研究回答的问题又不胜其多。相当多的同志学术兴趣较为广泛，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注意力。所以时代所期待的那种和现实的民间故事蕴藏情况相匹配的鸿篇巨作，尚未出现”[2]。刘守华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民间故事学》对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的民间故事研究状况进行评点，并高度评价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工作的学术价值，认为：“经过近百年探索，我们在民间故事的各个层面都有了相关的论著，既有关于若干故事类型的微观讲究，也有关于某些故事群、故事体裁，乃至整个中国民间故事的宏观研究；由对故事文本的浮浅评说，迈进到解析故事母题、追索故事生活史及其深层文化意蕴；突破书面写定的文本的局限，进而揭示由故事讲述人和听众的双向交流所构成的故事传承过程的奥秘；借鉴国外故事学的研究方法，又立足于中国拥有丰厚古代文献和近世鲜活资料的基点上，大胆进行原创性的理论探索。民间故事学的成就不仅有力地肯定了中国各族人民群众在口头文学领域显露出的丰富艺术智慧，也促使中国民间文艺学走向成熟。”[3]此文是对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学研究的成果进行宏观把握的佳作。

刘晔原的《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传说故事研究状况进行概览式点评，“基础理论研究上出版了刘守华的《故事学纲要》等著作。比较研究方面，个案和类型研究相结合，在具体的文本形态研究中借鉴外国方面的成果提出新见解，如乌丙安的竹娘故事研究和张紫晨的虎外婆故事研究等，赋予研究对象一种开阔的横向参照系数，对于文本内涵的分析突破文学范畴，具有世界文化史的研究意义。类型研究上继承了钟敬文早期类型研究特色，按主题归类，以一个题目为中心聚合一批相同或相似的作品，分别论证其共性和个性，得出每一类别的共同规律。故事家的研究方面关注故事家的讲述个性、陆续发现故事村。民间故事的采录科学性和完整性加强。AT分类法、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和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引进促进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建设”[4]。施爱东的《故事学30年点将录》对近三十年从事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展开评点，认为刘守华在民间故事研究领域开辟了“故事文化学”模式，此外他在故事史、宗教文化与民间故事、故事家和故事村等领域的成绩显著。刘魁立早期引进介绍西方故事学的流传学派、AT分类法、历史比较研究和历史类型学研究，他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将中国当代故事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奠定了他在中国故事学界的崇高地位。祁连休在机智人物故事和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5]刘锡诚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一书中总结了1978—2000年的故事研究成果，认为故事学研究呈现多元化格局，刘守华的成绩最为卓著，故事家和故事村的发现及研究展现了民间文学学科的拓展和深化。[6]

万建中的《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是中国故事学史的重要著作。该书首先把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分为发生期（1903—1937）、沉寂期（1937—1949）、过渡期（1949—1976）、发展期（1976—1999）四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民间故事学成果进行较详细的深入点评，然后围绕民间故事的体裁特征、文化人类学研究、比较研究、类型学研究、民间故事书写研究、故事家等领域进行深入分析，指出20世纪的民间故事学存在研究范式的顽固化、本体意识不足、缺乏独立话语等缺陷，未来的中国民间故事学研究应正视传统故事的变化、构建声音故事学、倡导“行为视角”的故事学、关注故事文本的制作过程、建立世界视野的故事学。[7]

（二）对民间故事研究专家的述评

钟敬文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开拓者，在民间故事研究领域的成绩尤为突出。董晓萍关于钟敬文的民间故事研究成果评述丰富、厚实。[8]她认为钟敬文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在研究民间故事时善于运用跨文化研究方法，“能深入到中国民间故事资料的内核，能从老鼠嫁女型身上看出猫鼠型主题故事结构环绕、中心角色对立又能多元转化的中国特点”[9]。此外，钟敬文还是“中国学者中最早将神话、传说和故事的概念用于民间文艺学研究学者，他的民间故事研究将历史文献、口头传统资料和民俗事象三条线索都做整理，建立完整的文本，再做整体分析。拟定、编制和撰写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带动中西民俗学交流，推动了中国和东方国家多元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发展。”[10]

杨利慧认为钟敬文在民间故事等领域的成果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善于从文化史角度切入故事研究、关注故事型式变化及原因、阐发故事文本中蕴含的文化信息。[11]郑土有指出钟敬文不仅是类型理论的最早引入者，而且是最早的实践者和积极推动者，也是类型理论的杰出研究专家。[12]万建中认为钟敬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间故事研究论文关注故事类型比较研究中的差异，运用类型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拓展研究空间。[13]张余评价了钟敬文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成果及培育故事研究队伍的贡献。[14]刘守华认为钟敬文在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比较故事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其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开拓性，在比较故事学的国际学术潮流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是中国民间文艺学走向成熟的标志。[15]高木立子总结了钟敬文在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方面的思想和方法。[16]康丽讨论了钟敬文使用类型学研究方法对巧女故事研究的深远影响。[17]

刘守华六十多年来始终坚守在故事学领域，成果丰硕，相关评述文章近六十篇。陶思炎认为刘守华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民间文艺学等学科入手探究民间童话，不仅对民间童话的理论探讨意义重大，对民间文学、民族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也很有价值，在中国童话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性质。[18]月朗总结了刘守华早期比较故事研究中的四个突出特征：“倾向影响研究、侧重书面资料、比较标准宽泛和关注文化背景。”[19]谭达先认为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故事史》爬梳古籍，挖掘出中国民间故事的大宝库，首创具有鲜明学术个性与民族特征的科学体系，微观分析与宏观评论相结合，母题、类型研究法与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融会贯通，深入分析故事的特质及其人类文化流程的生活史。[20]万建中认为刘守华提升了比较故事学的话语境界，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建构，铸造和凝练出比较故事学独有的学术语汇和语境。[21]王立认为：“刘守华在研究佛经与中国民间故事关系时摆脱汉族中心主义观念，娴熟运用母题类型理论梳理中国民间故事的印度渊源，分析异质文化间民间故事的类同性成因时，用交互影响、同源分流、不约而同地平行生成三种不同情况来解释，补充了 AT 分类法的一元发生说。”[22]肖远平、孙正国认为：“刘守华在学术研究中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历史追踪的‘执着式’治学方法，他善于以历史追踪的大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关注学术研究的新进展，同时以论证的深刻与新材料的发掘为亮点，长期跟踪研究；二是以本土材料为核心的‘原创式’治学方法。坚持以本土材料为核心，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发现新材料，进而做出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23]

刘魁立在民间故事研究领域的成绩显著。刘亚虎认为刘魁立发表了一系列高度凝练介绍西方民间文化的理论著作，如《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类型研究》《欧洲民间文学中的流传学派》等，“狗耕田”类型故事的研究中对母题的生成能力、链接能力的精妙论述得到日本故事学家稻田浩二的高度认可。[24]施爱东认为：“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成功地利用共时研究法，从形态学的角度探讨了特定故事类型的内部结构与结构关系，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结构概念和理论命题。其中，母题链、情节基干、中心母题是刘魁立‘故事生命树’最基本的三个概念，‘母题链’的发现，是对于‘母题’概念的一次有益补充。情节基干是划分故事类型的重要依据。对‘生命树’模型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细化故事研究，能摆脱民间故事历时性研究长期难以突破的瓶颈。”[25]

祁连休在机智人物故事研究、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领域成绩显著。黄永林的《评祁连休 〈智谋与妙趣——中国机智人物故事研究〉》指出该书“多视野、多方面、多层次地对中国机智人物故事的历史渊源、结构形态、人物形象、故事类型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开创了我国机智人物故事研究的新局面，是我国民间故事研究的新收获”[26]。祁连休200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是中国民间故事学领域的重要成果。户晓辉认为祁连休在故事类型的划分上抛弃AT分类法，以故事类型核为标准，从大量古籍中划定出500多个故事类型，展示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风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7]高丙中认为祁著借助故事类型呈现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的全貌，抛弃AT分类法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给民间故事类型命名，实现了利用西方学术资料呈现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成果。[28]吕微认为《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出版为日后编制贯通古今包括各个民族民间故事类型的大型检索工具书奠定了坚实基础。[29]

万建中的民间故事主题学和故事学史研究在故事学界影响较大。钟敬文认为《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运用民间文艺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和文学批评等相关学科的方法，解读此类民间故事群。这一成功的学术实践，拓宽了民间叙事文学研究的空间，其学术水准处于中国故事学研究的前沿”[30]。刘守华指出：“关于就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这两个领域所做的跨学科研究，万建中的《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是一项出色成果。”[31]黄清喜认为万建中从主题学角度研究民间故事成绩显著，开辟了中国民间故事学史研究领域。[32]

江帆因参与编撰辽宁民间故事集成而与故事学结缘，在民间故事讲述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吴秀杰认为江帆对辽宁省新民市的故事讲述人谭振山的个案研究，持续十几年的跟踪采录、访谈资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民间故事传承者及其传承活动的生动画面。尤其是在研究讲述者与听众对讲述活动时对时空指向的关注在民间文学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33]王志清认为江帆持续性追踪研究故事家谭振山十八年，“通过连续的、长期的、充满问题意识的田野作业研究，对特定的故事讲述行为进行分析，正好补充了表演理论在相关问题的局限和不足，是对表演理论有力的补充和纠偏”[34]。

林继富长期从事故事类型学研究和故事讲述研究，成果丰硕。刘晓春指出林继富的《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以湖北长阳县都湾镇的民间故事传承人为对象，考察故事讲述与故事传承传统之间的关系，从几位民间故事传承人的个人生活史考察发现，故事传承人个人的人生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故事讲述。他将村落、个人、地方文化传统视为互相勾连的整体，村落、地方文化传统成为理解故事传承人故事传承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是中国民俗学者关于民俗传承转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35]侯姝慧认为《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应用实验田野作业、田野民族志及口述史等多种研究方法，“切入民间故事的内部构造、民间故事传承人与民间叙事传统的互动关系的深层结构之中，在民间叙事文本精细分析的过程中，提炼出切合中国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关系且具有普适性的文化规则，为考察故事传承与地域文化传统、故事传承与民间叙事传统的关系提供了一则范例”[36]。

过伟在《中华民间文学民俗学二十六名家》中评述了娄子匡的民间故事采录和民间故事著作编撰、姜彬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贾芝的民间故事采录和研究、段宝林的笑话学、刘守华的故事学理论和民间故事史、郝苏民在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编撰、金荣华在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故事类型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37]

（三）中国民间故事学的专题总结

对民间故事方法及专题进行评述的成果较多，分述如下。

苑利（笔名月朗）是较早从方法论的角度切入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的学者。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受人类学派“遗留物”观念影响，把中国故事放在世界故事的大背景下考察，初步揭示了故事演变的一般规律，同时促进了故事搜集工作的科学化。[38]他的另一篇论文《进化论与中国人类学派故事学》指出中国人类学派故事学是在西方人类学理论影响下在五四运动感召下发展起来的一门研究民间故事的新学，首次把故事研究提高到科学高度，建立起了自己的学科，使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研究取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开了一代先河。同时也指出其固有的理论缺陷容易陷入单线进化论的陷阱，导致80年代的中国民间故事学研究仍未摆脱其影响，影响了中国故事学的发展进程。[39]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创立了历史演进法，其研究模式长期为故事学人效仿，相关评述成果也较多。王煦华认为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立足传说本身，从它的种种变化来研究，在各种文献中梳理出历史和地理的两个系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40]许钰认为顾颉刚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坚实的研究成果把民间故事引入学术领域，独特贡献在于用历史演变的方法来清理故事的发展变化，缺点在于未能从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进一步讨论故事变化的原因。“不立一真，唯求一变”的探究原则值得讨论。[41]户晓辉认为顾颉刚的进化历史观和历史演进的方法主要来自胡适对美国实用主义的理解，求真意识和科学方法密切相关，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并非纯客观而是特定价值立场的产物，不仅有进化论或新史观的先见和预设，也是在思想启蒙的意义上完成理性重建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42]施爱东认为“以顾颉刚系列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代表的‘历史演进法’奠定了中国故事学最坚实的学科范式，提出了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事学理论命题。由胡适提倡、顾颉刚实践的‘演进公式’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一源单线的理论预设与故事生长的多向性特点之间的不相符、故事讲述的复杂多样与文献记载的偶然片面之间的矛盾，以及在材料解读过程中基于进化论假设的片面性导向”[43]。

叙事学方法是民间故事研究的常用方法。孙正国回顾了20世纪民间故事叙事研究状况，“发现我国民间故事的叙事性的研究成果有两个特点：一是叙事学界在建构其理论体系的同时对民间故事所做的研究理论性强，但较为零散，不系统；二是民间文艺学界对民间故事所做的叙事学方法的尝试性研究，由于对叙事理论的把握缺乏深度，因此大多停留在表面层次，但其趋向是渐进的成熟与系统化”[44]。耿海英认为普洛普的故事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结构主义在我国的流行而被认识与接受。近二十年的时间，译介、研究的内容大都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限于谈论他的《故事形态学》，而代表了其学术思想另一面的《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一直在学者视野之外。[45]

马学良、白庚胜的《中国民间故事分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认为20世纪30年代钟敬文的《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在中国民间故事分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80年代，我国民间故事分类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先后译介了丁乃通、汤普森关于民间故事分类著作。民间故事分类研究有助于辨析故事资料、为民间故事选编提供参考。民间故事分类研究应立足中国实际，吸收国际学界营养，探索出中国式的分类研究道路。[46]故事类型索引是从事民间故事研究必备工具书，现今出版的三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著作在科学化、民族化方面各具特色。艾伯华认为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采用他收集的两个阶段的中国民间故事资料，但他在使用、编辑这些资料时，试图使中国故事迁就于AT分类标准，而没有就中国故事进行全面的分类。[47]林继富梳理了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编纂和研究的脉络，对钟敬文、艾伯华、丁乃通和金荣华在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方面的贡献与不足进行评述，期望21世纪将要编纂的第四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成为一部分类合理，资料甄别准确，学术用语科学化、规范化，既有民族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索引体系著作。[48]

民间故事的搜集记录和讲述状况是民间故事研究的重要领域。贾芝1981年接待以稻田浩二为团长的日本访华代表团时回顾了自五四至80年代初期中国民间故事搜集记录状况，指出“忠实记录、慎重整理”原则已得到公认，搜集工作深入工农兵，注意和民俗、社会历史的调查联系起来，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类别、不同性质的民间故事均有搜集，学术研究是搜集的目的之一。近年来比较研究方法取得可喜效果。[49]陈子艾把1949—1989年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分为五个阶段：1949—1957年为开始阶段，1958—1966年为发展阶段，1966—1976年为大灾难阶段，1977—1983年为复兴阶段，1984—1989年为三套集成阶段。文章对每一阶段的搜集情况进行了详细总结，如20世纪50年代搜集整理的讨论，80年代初重视民间故事家的调查及与作品有关的民俗资料的采录，1984年以后三套集成工作的开展、术语使用上出现以“田野作业”代替“搜集整理”倾向，开始对民间故事家作品的集中采录研究与对民间文学搜集家的评介。[50]穆昭阳的博士论文《中国民间故事搜集整理史研究——以1949—2010为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八九十年代、21世纪初的民间故事搜集工作进行较翔实梳理。[51]

进入21世纪，随着民间故事研究日渐从书面文本转向讲述活动，评述故事讲述人和讲述活动的论文日渐增多。祝秀丽的《中国民间故事讲述活动研究史略》从讲述主体的个性研究和共性研究、讲述语境的研究、讲述活动的整体研究梳理了中国民间故事讲述活动研究状况，并对民间故事讲述活动研究的前景进行展望。[52]李红武的《中国现代民间故事讲述人研究史略》分别对五四至20世纪70年代、八九十年代、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故事讲述人研究情况进行评述。[53]林继富回顾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状况后，认为“20世纪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的视点单一，诸多领域无人涉猎；故事传承人的研究与作品脱节，相当多的学者视传承人与作品为孤立存在，他们没有实践传承人与该传承人的作品互文互现的系统考察；对民间故事的文本间性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学者更多的只是将传承人的故事作为某一类型故事的经典文本阅读，对故事文本没有做整体观照。应深化关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学理建树，使它成为中国民间故事学或者扩大地说民间故事学中国流派的一个亮点”[54]。

笑话是民间故事的重要体裁。段宝林对20世纪的中国民间笑话研究成果作了全面回顾，介绍了鲁迅、林兰、周作人、赵景深、钟敬文、王利器、段宝林等人的笑话研究成果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阿凡提故事及荤笑话研究状况。[55]王旭回顾了国内外笑话研究状况，认为：“笑话研究处于边缘地位，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学术体系，使笑话研究只能依靠对其他相关理论和方法的东拼西凑。笑话研究要取得突破须明确笑话自身的独特属性，健全碎片化的理论体系，从零散的笑话研究发展为完整的笑话之学。”[56]段宝林还评述了20世纪的中国寓言研究，介绍了鲁迅、周作人、赵景深、郑振铎、季羡林、陈伯吹、陈蒲清等人的研究成果，指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寓言研究进入繁荣期。[57]

（四）特定时间、民族和地域民间故事研究的总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生态的恢复，民间故事研究成果日渐丰富、深入，评述文章也应运而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自1980年开始编写《中国文学年鉴》，对每年的民间文学研究状况进行评述，民间故事研究情况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贺学君、刘铁梁、董晓萍、吕微、安德明、施爱东、祝鹏程等民间文艺学人均有撰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室自2001—2010年出版了十部《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专设民间故事研究栏目评述该年度民间故事研究成果。《蒙古学研究年鉴》中的《蒙古民间文学研究综述》总结了2004年以来每年的蒙古族民间故事研究成果。[58]

此外，关注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研究和地域民间故事研究状况的成果也较多。笔者所见相关成果有：周炜评述了王尧和廖东凡的藏族民间故事研究成果[59]；陈岗龙总结了蒙古族学人在比较故事研究领域的成果及蒙汉故事文学研究成果[60]；包爱梅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至2005年的蒙古民间故事研究情况[61]；李丽丹评述了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故事研究成果[62]；朱卫国、杨万寿总结了裕固族民间故事搜集、整理和研究状况[63]；彭继宽回顾了土家族的民间故事搜集整理情况[64]；乌力汗总结了赫哲族的民间故事研究情况[65]；马晓琴回顾了回族民间故事研究情况[66]；过伟回顾了广西民间故事采录、出版和研究情况[67]；田茂军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湘西民间故事采录和研究情况[68]；陈玉平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贵州民间故事搜集和研究状况[69]；王甲辉、过伟介绍了王秋桂、胡万川、陈益源、刘秀美等台湾故事学人的研究成果[70]。

国外学者对中国民间故事成果总结并不多见。仅就笔者资料搜集的情况来看，有丁乃通、西胁隆夫等国外学者对特定时期中国民间故事研究成果进行过总结，这些研究概论居多，不够深入。西胁隆夫在《中国故事研究述评》中总结了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和搜集成果，认为80年代初期的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中比较研究方法得到自觉运用，故事的分类研究方面有进步，但精细方面有不足。[71]1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则评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民间故事采录工作，认为讲述人、采录时间、地点、讲述情境这些关键信息在大陆出版的民间故事集中处于缺失状态，而且许多民间故事的主旨和内容被有意改写。[72]德国学者傅玛瑞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与艾伯华观点不同，她认为新中国的民间文学采录工作是独特的，内容和语言都要求尽可能与原初资料一致，仅做部分加工。出版的成果有三种形式：口传的原初资料、用于研究目的的资料以及服务于道德教育目的和政治目的的出版物。[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