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国家与江南社会研究的良好尝试（代序）

“元明江南社会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元月在天津召开。会议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治安先生倡议并主持。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学者及部分研究生参加。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范金明先生做了学术总结。会议共接收高质量论文20余篇。所论地域指广义上的江南，即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与江苏、安徽、湖北长江以南的区域。

关于元、明江南社会发展及国家政策等问题，学界多有研究，但对元、明两代江南问题的贯通比较迄今鲜见。此次会议是元史学者与明史学者首次聚集一堂，打破王朝断代界限，将元、明两代相联系，作贯通思考与探索的尝试。这在中日学者热切关注“唐宋变革”及部分欧美学者瞩目“宋元明过渡”之外，不失为深化认识中古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又一有益探索。

从会议论文来看，学者聚焦的元、明两代在江南地域的国家政策、社会治理以及地域发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大致包括如下内容：元至明前期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比较、元明户籍制度演变脉络、卫所军户制度与江南社会结构、诉讼刑法、江南科举、地方士大夫政治与文化生活、市镇起源与空间结构、海商、海禁与海防等。在辑入本书时，将上述问题大体分为“元明江南政治、军事制度变迁”、“元明江南户籍赋役制度与经济史”、“元明江南科举、士大夫及宗教文化”、“元明富民、家族及风俗”与“海商、海禁与海防”五编。兹扼要论介如次：

一 元明江南政治与军事制度变迁

元明江南政策、国家治理、军事制度等为与会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李治安《元明前期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重在探讨元朝统治政策与江南社会状况、朱元璋父子的个性政策及其对江南旧有社会秩序与结构的触动等，比较元、明江南政策对“唐宋变革”在14世纪以后的命运乃至近古历史走向带来的不同影响。另有《元江南地区的籍没及其社会影响新探》一文，考察元代江南地区的各类籍没刑，比较其实施中与中原及蒙古籍没的关联及异同，并阐释其社会影响及其对明初大规模籍没的影响。范金民《嘉善县事——明末知县李陈玉的县政实践》，以明季嘉善县知县李陈玉的县政理念及实践为透视对象，探讨明代县级政府在官员组织架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罗晓翔《明代南京官房考》则精微地考证了南京官房制度的变迁，由中可见洪武时期的都城规划、“徙实京师”政策以及永乐迁都北京对城市社会的深远影响。薛磊《元代“义兵”新论》，结合留存“义兵”官印资料，对“义兵”中官募者作新的考察，包括其组织溯源、南北差异及现象解析等问题。曹循《明前期的江南卫所与赋役征调》从赋（军屯籽粒）、役（卫所军役）征调角度，探讨明前期江南卫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认为卫所的密集分布与军役的普遍签发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江南原有社会结构，与唐宋变革以来的江南社会发展潮流相背离。

不少学者在此议题的讨论，关涉元代与明前期在江南统治政策的不同。以为元代对江南采取的“放任”性政策使得江南社会延续了唐宋变革的发展轨迹，客观上顺应和推动了中、近古江南经济开放繁华的历史角色发挥。其负面似在放弃调节，一味宽纵。明前期的管制农商、卫所军户、配户当差等政策过于滥用，起步和重点实施于江南且触动极大，与唐宋以来江南社会发展轨迹背道而驰，直至明中期以后方渐趋回归。

二 元明江南户籍赋役制度与经济史

元、明户籍赋役制度至今尚留有若干基本问题有待解决，两朝户籍文书体统内容及其关联也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户籍文书与赋役文书在明代的重新合流等问题，也引起元、明史学者格外关注。

诸色户计曾经是元代比较特殊的制度，也是自北方向南方移植且对江南社会结构、官民赋役关系等发生复杂影响的东西。李治安《元江浙行省户籍制考论》从至元十三年（1276）报省民数、至元二十七年（1290）抄数等探讨中，展现元代统一江南之后北方诸色户籍制向江南的移植或嫁接特征，以及诸色户籍对元代江南社会结构的触动和影响等。王晓欣、郑旭东《元明时期户籍文书系统及其演变初探》，根据新发现的宋刊元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文书中所存元湖州路户籍文册，勾画出元代户籍文书的概况，并结合新旧材料，探讨元明时期户籍文书系统的演变。以为明代户籍文书和赋役文书重新合流，黄册为集大成。黄册户籍部分来自明初户帖，户帖则源于元代户籍文书；黄册税粮部分则有可能与元代鼠尾簿存在较大关联。

北宋“乡里制”向南宋“乡都制”的衍变，是江南农村基层组织的重大变化之一。“都”从原先保甲制下的人户组织转变为同时具有经界和编户功能的农村基层地域区划。“乡都制”也是明中前期江南里甲制度的基础，并使里甲组织能同时兼具控制土地和人户的职能。明中后期因地籍紊乱、黄册失真等问题及赋役危机，里甲制难以维系，江南各地清丈土地，以“图”（里）为基本地域单位编制新式鱼鳞图册，“图”代替“都”而具备了土地经界的功能，地籍登记系统的“都图制”开始确立，并为后代完全继承。夏维中的《从乡都制到都图制》系统考探了从宋元以至明清的江南乡村基层组织的演变轨迹及其原因。

经济史中税关与商品流向所蕴含的商业贸易动态与地域特征也引发学者深入讨论。许檀、徐俊嵩《明清时期芜湖关的税收与商品流通》，发掘《芜关榷志》和税关档案，运用统计方法，清晰展现了明清时期芜湖关的税收消长与商品流通状况。吴志坚《十至十五世纪宁波地区水利与对外贸易》考察宋元以来宁波地区水利与对外贸易的兴废，指出其中关联，并认为其中变化与元明江南政治、社会变迁息息相关。

江南市镇研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在市镇起源上，学界大致有农村聚落因商品经济发达所促成、官吏世家聚居和从军镇演化而来三种类型。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明代中叶并非市镇形成的逻辑起点。如果完全不了解成镇之前更早的聚落形态，则很难厘清市镇作为一种新兴的聚落层级是如何选址并取得相对于周边聚落的区位优势的。吴滔《从“因寺名镇”到“因寺城镇”——南翔镇“三大古刹”的布局与聚落历史》，选取在清中叶就明确宣称“因寺成镇”的嘉定县南翔镇为个案，通过追溯聚落历史的变迁与镇中三大寺庙的兴废，揭示其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的空间型塑过程，对市镇起源和市镇空间格局形成诸问题做出新的回应。

此议题中，引发学者们关注和热烈讨论的是元代户籍制度研究中纸背文书的利用。学界一致认为，现存元湖州路户籍文册有关户口、事产的登记，格式严整，内容清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元代户籍研究长期缺乏核心史料的局面。元代户籍、户帖与首状之关系、户籍编造问题也将进一步被廓清。元代户籍制度的清晰化，同样能推进学界对明代户籍制度源流与发展的认识。另外，经济史中有关税关档案、统计学方法的运用及税关往来商品流向所反映的商业流通动态，在经济史研究中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三 元明江南科举、士大夫及宗教文化

科举、士人及宗教文化，是元、明史学者探究江南地域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周鑫《元中后期科举与南方儒士之习学：以延祐复科为中心》，聚焦抚州儒士，通过考察其对延祐复科的观感及其在科举复行时的习学生活，在长时段内阐释南方儒士学风变动的内在理路与多元走向。近年来，随着科举文献的不断整理与出版，科举专经的现象得到较多学者关注，而且逐渐从科举群体数量与时空分布的静态考察转为专经活动的动态分析。丁修真《科举的“在地”：科举史的地方脉络》，以明代常熟地区科举专经为例，探索作为国家制度的科举如何嵌入地方社会即“在地化”的过程。

士人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阶层，与国家政权、地方、民众等多有关联与互动。展龙《江南士人与元末政治走向》，以元明嬗替、政治多元之际为切入点，考察江南士人基于不同价值取向与道德考量对蒙元、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势力的不同态度，以及这种复杂关系对元末政治格局变动趋势的影响。

交游讲学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传统士人生活世俗化的重要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士人交游讲学的活跃程度又大相径庭。展龙、徐进《元季雅集与江南士人群体》，由文人雅集活动入手，从结雅集、问友学、求仕进等方面对元末江南士人雅集交游的方式、特征及影响等作整体探讨，以期全面认识元末士人日渐强化的群体意识、多样的心理动向和价值选择及其蕴含的文化奥蕴和时代意义。杨印民《从顾瑛草堂雅集看元末士人行乐心态》，通过透视昆山士人顾瑛的玉山草堂雅集宴饮活动情况，考察元末社会动荡时期士人追求行乐的原因。于磊以“知识人”的问题为中心，梳理学界有关宋元交替、元代中期、元明交替时期知识人问题，以及知识人同科举、宗族相关研究，并就今后着力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社会信仰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精神养分，处于社会文化的重要层面，并随社会变迁而变化。道教是宋元以来江南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吴小红《宋元官定“三山符箓”及其影响》，梳理了宋元时期官定“三山符箓”到龙虎山一山独重并促成大正一派最终形成的道教演进历程，阐释国家权力长期渗入道教事务及其在教内、教外的影响。收入本书的论文《宋元时期龙虎山道士对民间信仰的利用和扶持》以龙虎山道士对贵溪民间自鸣山神信仰的利用、扶持为切入点，探讨在道教与民间信仰相互影响的趋势中，龙虎山道教怎样顺应时变，其对待民间信仰的方式和特点如何，对这一时期龙虎山的发展具有何种影响，以及对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其中也涉及元代龙虎山代替朝廷行使封赐之权的问题。申万里《从一代枭雄到地方神灵——元明清之际的陈友谅及其后裔》则主要探讨了元末义军首领陈友谅的个性、形象及其在明清时期的神化影响与形象重塑、后裔等问题。

整体而言，与会学者对此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国家对江南社会文化的控制上。大部分学者认为，无论是科举制度深入地方社会，还是元代废科举影响江南儒士研习的内容，抑或豪民等阶层为地方政权所用及通过官定符箓来确认合法宗教地位，儒、道、豪民等都从未脱离国家政权的管控。元及明前期政策虽有曲折反复，然于此一问题则同归一途。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诸如材料如何反映历史真实，同一事件选取不同史料即有可能得出不同结论等。

四 元明江南富民、家族与风俗等

唐宋变革以后，中国江南社会“农商并重”特征日渐明显。忽必烈等实行的南北异制，基本维持和保护了江南“富民”农商经济且有所繁荣发展。王秀丽《元明之际江南市镇农商社会的盛衰之变——从明清江南文士的“元季”情结说起》，分析元代江南富民阶层与农商社会的延续与发展、富民对文士的礼遇与江南富民士子的适意优游状态，以为朱元璋抑豪剗富政策造成江南富民阶层消散与市镇凋落。这种由元至明的巨大生活与心理落差给江南精英群体留下“元明之变”的历史记忆，并经长期的心理积淀与扩散传递，形成明清时期江南文士的普遍“元季”情结。

家族、家庭日常生活与风俗等是社会史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于磊《元代徽州家族与地方秩序的构建》，以歙县双桥郑氏为中心，关注元朝官方与这一地方家族的互动关系与地方秩序的重建。向珊《方回撰〈吕师孟墓志铭〉考释》整理考释苏州虎丘山北黄桥乡出土吕师孟墓志，考察吕师孟的生平、宦迹与社会关系。吴滔、张妍妍《〈致身录〉与吴江黄溪史氏的命运》依据相关文集、传记、族谱、地方志等史料，深入剖析了苏州吴江史氏以一部《致身录》制造和推动建文帝出亡传说并付诸流传的政治、社会动因。以为《致身录》于万历末期参与到建文传说的建构之中，与江南宗族在神宗祭奠靖难臣子一事中的角色密不可分。《致身录》多次刊印，则与黄溪史氏宗族的壮大相辅相成，其数次版本变化皆史氏所为，该书之褒贬，也关乎史氏宗族的兴衰。《致身录》创造了明后期以来黄溪史氏对先世历史的集体记忆，其文本的制造动机正在于此。王艺洁《元代江南的母子关系与慈孝之道》通过元代江南多样的母子关系及孝道践行实况，探讨儒家性别尊卑与孝道的矛盾在元代江南社会的体现。

在元代文献中，江南地区呈现出普遍的“好讼”现象。郑鹏《文本·话语·现实——元代“江南好讼”考论》，从文本、话语及现实等不同层面对“好讼”现象展开讨论，以为这类文本多非现实世界的完整反映，而是服务于具体语境的模式化书写，是元代国家和江南地方官员应对“滞讼”困境的一种话语策略。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诉讼更多是两难下的权衡，而非主观上的“好讼”。

综合而论，本部分的探索多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入手，关注国家与地方或民众的互动关系，以及某些方面的社会变迁。而尤其以宗族、家庭等问题引起学者关注，这也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所在。另外，如何辨析、解读史料也是学者展开讨论的热点之一，诸如文本、话语与现实的差距等问题及研究方法，大有弘扬和推进的空间。

五 海商、海禁与海防

江南沿海地方，自南宋起即聚集着数量可观的“贩海之商”。忽必烈平宋后，其重商、重市舶政策继续推动着东南海商崛起。朱清、张瑄等开创的海运体制，也催生出一批海运豪户。至朱元璋立国时，明朝面临着与宋元迥异的海上形势。张士诚、方国珍余党同倭寇相与为乱，直接推进其以禁海与防海的方式稳固其在东南地域的有效管辖，营造官方期许的正常海上秩序。此为元与明前期在沿海地域政策之不同。

元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着江南沿海地区的商业经济继续繁荣。在海上贸易发展的大潮中崛起的江南海商，通过修造私家园林与聚拢、扶持文化人士，初步展现出他们对江南社会和历史的纵深影响。王秀丽《元末明初的海商与江南社会》一文，选取海商与士商社会生活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江南精英层经济社会生活内容与生存面相的历史解读，再现元末明初政治变动下的江南社会。

海运“豪民”阶层也是与会学者考察江南地域社会的重要对象。陈波《海运、豪民与“宴集”——兼及元末江浙地域的政治与社会》，以托庇于张士诚和方国珍政权的昆山顾氏、常熟福山曹氏、鄞县倪氏及夏氏为中心，进一步探讨支撑元末海运的滨海“豪民”在江南地域社会的具体功能及其与国家权力、地方军阀之间的复杂互动。收入本书时提交的《海域史视野中的方国珍——国家与地域之间》，从元末及明初海运的延续性角度，探讨方国珍与元末滨海豪民的关系。

起遣悬海岛民与出海军巡洋会哨是明代官方禁海、防海政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牛传彪《明初起遣岛民与海上备御实态考察》，围绕朱元璋禁海与防海政策中的起遣岛民事件及其对中期以后海防备御关系展开探索，揭示洪武间起遣岛屿的界限与实况、起遣后岛屿生聚状态及其对海上备御的影响，以及明中期主张在海岛屯田、复县等呼声与起遣及防卫有何关联、缘何又屡议屡止等问题。其《明代出海军》一文就巡洋会哨制度的执行者出海军的相关问题进行考论，包括明初舟师出海记载、出海军构成主体变化、巡洋哨守职责及逃亡的历史因缘等。以为综合考量明代出海军的情况，应当放在防海大背景下，从国家政权运作层面与海上整体防务等角度进行全面检审。

元代大规模江南漕粮海运、海外征伐与大力推动海外贸易，共同构成了蒙元王朝及其统治的中国向海洋的开拓。海外贸易政策既有沿袭南宋体制，也增添了蒙古贵族上层利益驱使下的新内容。江南漕粮海运与海外征伐则是前代所无。与元不同，由于张士诚、方国珍余党剽掠海上，及倭寇与“殊难管辖”的岛民等问题，明朝自立国初年即确立禁海与防海的政策。禁海以防其内，防海防外兼制内，二者着眼在防，它们又与官方掌控下政治色彩浓厚的朝贡政策相辅相成。又由于海上问题长时间的持续性存在，禁海与防海政策在洪武以后历朝多所遵行并升级，私人海外贸易只能潜在进行。直至大倭患基本平定后的隆庆初年，禁海政策方有更张，江南沿海广大地域又基本向着唐宋变革以来的轨道回归。这突出地表现在民间海上贸易额的增加、白银的内流与东南商品经济的活跃等方面。

六 展望

由上述研究可见，学界对元明江南政治生态与社会发展的关注，既有比较宏观的贯通，又有微观或具体的实证。其中有些问题不但以元、明两代为重点，还上溯宋代，下迄清代，目的就是在“瞻前顾后”式的聚焦、拓宽与反思中，探讨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脉络或动态。目前某些贯通元明的国家与社会问题研究虽尚在不断廓清的过程中，但这种集元史与明史学者共同探研交流的形式，开启了下一步深入对话的可能。以此为起点，我们拟将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努力。

（一）开展元与明长时段视野下的贯通比较研究

关于中古以来的社会发展，“唐宋变革”论被普遍认可，欧美学界又有所谓“宋元明过渡”说。实际上，中国社会在沿着“唐宋变革”趋势发展的同时，也存在某种变态。通过多方探索发现，在唐宋与晚明清繁盛之间，存在着一个元及明前期的社会变动期或变态发展阶段。其间社会整体结构、发展脉络及其对近古社会变迁之影响也不可忽视。因此，在长时段视野与特定历史背景下，将元与明前期进行贯通比较研究十分必要。同样，明中后期的社会变动也不应与明前期割裂开来。

（二）发覆中古以来江南在南北地域整合发展中的角色功用

南北朝及辽宋夏金的两次长期分裂，使得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制度状况和社会发展呈现异样。南制与北制在隋唐、元统一、明前期、明中后期表现为多次博弈与整合。自“南朝化”起步的“唐宋变革”，在中唐两宋以后的江南发展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尽管明前期朱元璋父子推行的“剗削”富民和“配户当差”政策使得江南地域社会结构发生蜕变，但明中期以后以“富民”为主导的农商秩序又在江南逐渐恢复。宋元明清时期的江南，依然代表者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统一国家南北博弈整合的新兴原动力。如何辨识国家发展与南北关系中江南的地位与作用，将是我们继续求索的方向。

（三）继续挖掘新材料，解决新问题

新议题与新研究的出现，除需重新解读原有史料外，还需不断开拓新材料。文书、档案、族谱、碑刻等地方文献在地域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元明江南地域的研究也应挖掘、利用此类地方文献中的宝藏。诸如纸背文书中有关户籍登记的发现，虽未必能完全廓清元、明户籍制度各方面的内容，但或许能引导我们在研究中解决或发现一些核心关键问题，进而以新发现的问题为出发点，将相关领域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

我们热切期盼研究江南地域的学界群贤能够打破王朝断代的界限，着重反思，增强互动与切磋，以长时段的视角，在中国自身具体历史背景及对话与交锋的氛围中，确实和有力推动中古以来江南地域重大问题的研究。

（牛传彪、王艺洁、李治安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