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隐性信息是一种特殊信息，它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可以直接或间接获取的显性信息不同，是一种能够提示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的、未萌动的“胎动”信息，它要通过分析研究才能获取。隐性信息来源于隐性知识。隐性知识的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中叶，英国的物理化学家、哲学家波兰尼于1958年首次提出了“隐性知识”这个概念。隐性知识的理论核心以科学直觉的研究为先导，批判了传统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提出了以人性为基点、以人为主体的科学信念、科学直觉的观点，得出把知识的内在结构、创造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观点。

隐性信息是当前的信息获取手段能够获得的知识，隐性知识存在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但是很多知识并不能够为人类现有的知识探测手段捕获，也就不能成为信息。隐性信息在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的各环节上起着主导性的、决定性的作用，相对于显性信息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隐性信息并不是一种被动的经验，并不是存在于事物中的静态知识，而是认识主体积极主动地发挥其隐性知识发掘能力的过程。

“遗产”作为核心概念，它的发展变迁带动着“文化遗产”这一历史概念的出现。“民族文献”作为文献的一部分，与“遗产”相结合后，产生了“民族文献遗产”。民族文献遗产具有文献作用和文化价值的双重作用，仍然从属于“文化遗产”，是记录特征鲜明、文化信息内涵明显的文化遗产。民族文献遗产是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是各少数民族追述古代文明、延续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确认民族身份的重要凭证，是联系民族历史与未来的重要桥梁，是保存民族记忆的重要工具。

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可以定义为隐藏于民族文献遗产记录符号之中的特殊信息，这些信息并不为文献上的记录符号直接记载、直接显示，是一种离散的、未能给予系统表述的、能够提示文献内容实质的、未被记录符号表示的信息，需要通过特定人员如研究人员、传承人员的解读才能获取。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是熟练阅读、掌握民族文献遗产的人作为信息主体与民族文献记载的信息内容进行知识交流和交互感悟过程的结果。信息主体通过对民族文献的阅读、理解、吸收、体验将信息主体的个人知识积淀附加于民族文献的信息客体之上，产生了不同于民族文献以往所表征的任何信息内容的崭新信息，同时将民族文献的内容内化为信息主体的知识内容的一部分。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本质上是信息主体对于民族文献内容的理解能力和感悟能力，同时表达出信息主体对于民族文献的内涵信息的挖掘、获取的机会，通过将隐性信息吸收为自身的内化信息，信息主体实现了信息客体的再次信息发现。隐性信息是民族文献遗产的信息主体掌握的知识，是通过实践、行动呈现的知识，是难以准确表达的知识。

民族文献中使用的信息记录符号，表达了信息记录主体在生活实践中所接触的物（实体）、事（动态）、意（概念）的感觉，用形象的文字、图画、符号记录在不同的载体上，可以传达信息，保存记录。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形态直接体现在记载信息的记录符号中，体现在记忆信息的活态传承主体中，体现在信息展示的操作实践中。民族文献遗产的信息记录符号是显性信息的直接载体，更是隐性信息的直接依附。信息记录符号组成了民族文献的具体内容，是文献赖以存在的物质实体，也是文献整体信息的原始凭证。信息记录符号通过信息记录主体通过一定的记录规则、手段以各种记载方式来记录在文献载体上，表达了信息记录主体的原始思想情感和记录过程中的个人知识水平。

民族文献遗产在传播信息过程中，以文献作者的记载信息为主要传播对象，其中最多的内容就是特定的隐性信息，信息认识、传播主体正是凭借隐性信息去把握揣测文献作者、处理信息，而隐性信息解读，实际是解读文献作者的信息构建活动，包括客体信息与主体信息、物质信息与精神信息、自然信息与社会信息，而这种信息思维在民族文献的语言文字中体现的较为具体。民族文献在传承过程中，传承人结合信息展示的操作实践，文献中的显性信息通过操作将隐性信息详细地传授给被传承人。民族文献的文本，由于其书写传统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历史的局限，普通民众作为信息的接受者只能通过仪式活动来诵读文献、聆听文献，而非诉诸直接阅读文献，在直接阅读活动中文本生成文献的显性信息，在仪式诵读活动中文献的隐性信息由传承人结合操作实践得以展示。信息展示的操作实践的文本演述具有激活族群记忆、动态传播知识、活跃族群交流、加强文化认同的特质。民族文献意义的发生与内容的激活，皆是在信息展示的操作实践中获得生命的，因而民族文献的文本性显性信息与口传性隐性信息是合二为一、相互统一的。

[1] 段晓林：《20世纪50—60年代“云南少数民族调查手稿”概述》，《云南图书馆》2007年第4期。

[2] 杨昌斌、欧阳佩瑾：《民族文化信息的载体特征与图书馆民族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模式探析》，载中国图书馆学会《以人为本 服务创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