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

综合检索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截至2020年4月有关少数文献遗产保护和隐性信息、语言文字内容传承保护的专题研究论文和其中稍有涉及的论文不足60篇，而在专著中有所涉及者不超过10部。它们的研究内容涵盖了少数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大部分领域，涉及文献遗产的征集收藏、技术性保护、数字化保护、民族语言信息系统的开发、传承人员培养等方面的内容较多，而有关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传承保护性的学术论文却极为少见，只有10余篇，而且大多集中于对少数文献遗产所使用语言文字的传承保护研究，其中以纳西族文献遗产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他各少数民族的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传承保护研究少有涉及。

少数民族文献遗产的保护研究及其在相关学科中的研究成果零星体现已有40多年历史，尤其是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播方面，很多研究理论成果也已经应用于实践中。云南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力量较强，研究成果也较多，杨福泉、郭大烈、和力民、华林、陈子丹、杨毅、郑荃、仝艳锋等人都有不少成果面世，其中某些措施已经付诸行动。在对传承人员的培养方面，纳西族东巴的培养扶持措施也已经实施了多年，纳西族语言文字的普及传播已有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丽江东巴文化传习院等组织艰难的开展。

巴莫曲布嫫[1]认为从文化传播与社会交流的方式来看，经籍文本的接受并不是由个体阅读活动构成的，而是由集体听诵活动构成的，而且是在林林总总的宗教仪式与民间生活仪礼中完成的。彝文经籍作为一种特定的书写文化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书面文本，后者由于书籍的出版和普及，以物质形式传播而诉诸读者的视觉，在阅读活动中，文本生成意义；而彝文经籍文本，由于其书写传统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历史的局限，民众作为接受者只能通过仪式活动听诵作品、听解作品，而非诉诸视觉的阅读。书写文本的口头唱述本身是语言审美存在的另一种形式，文本在音声传达中获得新的生命。这样，文本作品以声音传播，听者以听觉接受的知觉作品方式，必然规定了接受者对彝文经籍作品的认知方式的特殊性，即听诵。

罗正副[2]认为口语作为人类文明源头，是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形式。民歌的传唱即是口语传承的代表之一。布依族民歌《家乡美》《铜鼓十二则》和《造万物》，分别表现和陈述了布依族村落面貌与生存环境、四季生活与生计模式及英雄祖先与一体宇宙观等文化信息。事实上口头语言与实践行为相结合，即具有言传身教特性的实践记忆，是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所谓实践记忆，是指人们在日常交往、生活、行为或仪式实践活动中，耳闻目睹、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习得的文化记忆。布依族“送宁”仪式实践的案例，不仅体现了实践记忆的文化传承作用和功能，而且展示了实践记忆立足现在、重构过去和开启未来的特点。铜鼓每一图符的含义，都是某一方面文化理念的浓缩，显然物化象征在无文字民族的文化传承过程是其他传承方式不可替代的。当无文字民族遇到文字的时候，如何应对这一文化传承载体就立即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在无文字民族与有文字民族互动交融的文字借用过程里，往往经历了他者书写、采借转化、涵化整合等不同阶段。与此同时，无文字民族深层的文化内核也透显出“草根性”力量。就布依族借用汉字而言，从文献资料上可以考证汉族知识分子自明清至民国时期对“仲家”的书写和描绘；而布依族借用“天地君亲师”，不再是汉族神牌儒家伦理的原义，已经转化成自己文化信仰的家神；布依族大量借用汉字来记载摩经，体现了自己深层的信仰世界和生死哲学。如此看来，文字借用成为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方式是不容置疑和忽视的。

郝朴宁、李丽芳等人[3]强调文字符号是用以存储信息和传递信息的，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看，不同的文字符号形式，其信息的表意与解读方式也是不同的。在梳理历史信息和走入不同文化圈的过程中，语言文字的障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以纳西族东巴文字为切入点，分析古老图画文字的表意方式，并以此展开民族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象形文字与图画文字在表意性上是不同的。汉字作为象形文字，其表意系统是由八万多个汉字共同完成的。而东巴文字却用一千多个图画文字完成了对等意义上的历史信息的储存。这说明在表意功能上，东巴的图画文字具有更加宽泛的表意性，所呈现的是一种整体性信息。而在表意的具体指向上，汉字则要明确的多。

陈洪波[4]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转化方式角度，概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的现有模式，并提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知识组织转换模式。陈洪波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转换，其实质是系统内知识的转换。根据系统内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不同转换形式。可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分成下列几种转换模式，有实体展示模式如活动展示模式、文物古迹展示模式、数据库模式。记录者必须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持有者的眼光来记录传统文化知识，而不仅是从研究者的视觉来对传统文化现象做出记录和解释。该方式主要是语言和符号的比喻，可以将人的直觉或心灵顿悟表达出来，因此往往通过隐喻、类推、丰富的语言想象、故事等内容支持转换。传统的方法是民族研究者通过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形成研究性的论文和论著。这种知识转换是一种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换，但这些知识由于受众群少，难于在民族成员内部共享，还不能形成大多数民族成员个体的知识。为此需要创建一种新的模式，使民族成员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通过建立的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转换的机制，使创新的知识被民族成员所共享，从而实现由个人隐性知识推动本民族传统知识的发展，即创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模式。在组织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的基础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民族传统文化知识进行概念关联，形成共享知识库。构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模式需要一般信息资源转换的基本条件，如组织机构、软件工具和系统平台、标准和关键技术等，还要满足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换的特殊条件，可以采取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基地、创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隐性知识资源共享机制、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机构知识库和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领域本体等措施。

李晓菲[5]指出少数民族社会未编码知识不仅指存在于民族成员个体或组织认知体系中的隐性知识，同时还包括了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已经得到广泛传播并为民族成员所共同认可但未经记录的知识。大量的未编码知识是少数民族社会知识体系的主体，大量地分布在少数民族社会的民俗、宗教、民间文学、习惯法、生产实践等各个知识领域。将少数民族社会中大量的未编码知识加以记录、组织、开发，实现知识的创新与共享，能够加大民族地区知识管理和知识创新的力度，缩短东西部区域差距，促进西部地区发展、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知识能力，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少数民族社会未编码知识的传播主要以人身天赋的功能为媒介，包括口承传播方式、心意传播方式、行为传播方式等。网络环境下少数民族社会未编码知识的管理与创新实际上是知识数字化、结构化、标准化的知识存储与利用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对未编码知识的采集记录、组织、建立数据库等技术。

欧阳佩瑾[6]指出民族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内核隐藏在许多表现形式（如语言的、仪式的、物质的等）背后，这给大众的理解和运用造成了障碍。因此，需要我们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对各种表现形式蕴含的民族地方性知识进行积极地研究、探索、揭示、报道和解读，使其显性化，方便民族大众的阅读。民族地方性知识隐藏在浩瀚的主流文化文字文献、口碑文献、物质实体、简易图形符、民族习俗、民族仪式中。加强隐性民族地方性知识的显性化可以采用以下措施：做好“标引”和“析出”工作；做好影音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做好“深度描写”工作；提高民族地方性知识保护的“整体性”自觉；做好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翻译工作。

杨昌斌、欧阳佩瑾等人[7]在对民族文化信息的载体特征进行深入探究的基础上，对“民族文献信息”进行重新诠释，以求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民族图书馆民族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新模式。在民族文献信息建设的方式和手段上，对于物质形态载体民族文献信息可以采用复制、购买、交换、受赠、征集等常规方式获取，而对于非物质形态民族文献信息则必须直接参与、获取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充分采用照相、录音、摄像等现代视频、音频技术，对通过常规收集方式无法得到和加以保存的、尚散存于民族民间的有价值的传统知识进行收集、编译、加工、整理、收藏以及数字化，这对图书馆的传统采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民族文献信息馆藏结构上，必将形成纸质民族文献信息馆藏、图片民族文献信息馆藏、音像资料民族文献信息馆藏、实物民族文献信息馆藏、数据库民族文献信息馆藏等多元有机结合的“混合型图书馆”特色馆藏。

杨杰宏[8]指出当下的“非遗”运动中存在着“破坏性建设”、遗产碎片化、过度商业化、庸俗化等诸多不良现象。当慎重地审视当下这些“全集”“经典”时，发现如何“全面搜集、忠实记录、准确翻译、慎重整理”仍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时代课题。在成果斐然的背后，此次“非遗”语境下的民族文献整理仍出现了“再度格式化”倾向。“再度格式化”是与前两次民族民间文化“生产运动”中出现的“格式化”相对而言。二者存在相似性，都是在国家主流话语主导下开展的大规模民间文化“生产运动”，在整理工作中同样存在着收集材料不全、异文本缺失、音系失真、去语境化等弊病。为此可以使用“影音图文”数据库进行数字化处理，对口头传统的图片、音频、视频、文本等内容建立起数据档案库。口头传统不只是作为“民间文学文本”来“读”的，更多是通过口头演述、仪式叙事、戏剧式表演来达成“看”“听”“感受”的多元功效，这也决定了影像、声音、图片、文字记录等多元手段的介入。四种手段各有侧重，但又彼此联系，共同构成了口头传统的有机体。

郑邦坤[9]介绍了隐性知识信息的分类和隐性知识信息的发现，复合图书馆通过构建知识地图、隐性知识信息库以及知识信息的整合等方式对隐性知识信息进行组织。隐性知识信息发现包括对客观隐性知识信息和主观隐性知识信息的挖掘。客观知识挖掘是指从各类现有的信息源所存储的大量信息知识中把客观隐性知识发掘出来，凝聚成对相关事物运动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的揭示。主观隐性知识信息的挖掘是指大力开发人们头脑中的隐性知识信息，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并给予管理、利用。譬如，利用网络会议可以将人们隐含于头脑中的思想、观念、经验、方法等隐性知识信息，在“思维碰撞”过程中进行全息化挖掘，经语音识别、文字整理后建成知识库。对隐性知识信息的组织主要通过构造知识地图、构建知识信息库以及知识信息整合来实现的。

仝艳锋[10]认为蕴含于文献遗产中的原始知识体系所包含的思想文化信息和各式各样的隐性信息，必须通过记录者、使用者熟练解释并口传面授，才得以世代相继而积累传承下来。民族文献遗产中蕴含的隐性信息具有解读的不确定性、来源的非理性、对个体的依赖性、对环境的依赖性、文化性、随意偶然性、相对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等特征。

仝艳锋[11]认为民族文献遗产中蕴含的多种隐性信息是文献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存在全面揭示了文献遗产的内涵意义。然而在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献遗产内涵信息的生存环境遇到了强势文化的冲击融合、传承人员的减少、母语环境的丧失、传承途径的单一和碎片化趋势明显等各方面问题。以纳西族东巴文献遗产的生存环境变迁为例，通过分析这一系列的问题及其出现的原因，从培养传承人员、拓展传承渠道、强化母语环境、发掘文化内涵等方面来探索少数民族文献遗产内涵生存环境的保护对策。

仝艳锋、罗茂斌等人[12]认为民族文献遗产中大多蕴含并不为普通民族群众和研究人员所能直接解读到的隐性信息资源，而且这些隐性信息资源要通过特定的传承人员配合相应的仪式表演才能得以熟练解读。这些隐性信息资源多存在于文献信息记录中的具体表象和熟练解读文献信息的传承人员的理解记忆中，通过仪式表演的动态展示、实物记录的静态展示以及对隐性信息资源的直接解读等转换提取形式，可以实现对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资源的显性化展现。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资源具体的组织措施包括建立信息资源研究基地、建设长久保存信息的数据仓库、健全信息资源的收集共享机制、改善隐性信息资源传承人员的文化生态环境等。

仝艳锋[13]认为民族文献遗产在传承保护过程中受制于语言文字、传承人员、传承途径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加之在外来文化、思想观念的冲击下，其内部赋存隐性信息的生存环境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急剧改变，普遍陷入了文化地位弱化、传承人员减少、母语环境弱化、传承途径受到限制、离散趋势加剧等不利于隐性信息传承、生存、保护的困境。外来文化的强势渗透入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和思想观念，民族文献遗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固有环境已不复存在，隐性信息的文化地位被严重削弱。民族文献遗产的传承人和被传承人都大量减少，隐性信息的延续、传播和传递无法得到有效保证，传承的完整性遇到了挑战。传承人的断层断代，最终导致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生存陷入前途未知的困境。民族文献因语言文字的无法识别或完整识别而无人能够解读，而隐性信息也无法得以完整提取而广泛传播，传统母语环境在整体社会环境中一旦消失或者被外来文化或主流文化同化，那人们就再也不会对传统文化有特别需求。民族文献遗产传承途径由于过度依赖家族内部传承人，表现出相当强的脆弱性。在当前社会变迁过程中这种单一传播手段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生态环境，在此危机下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传承岌岌可危。在保护开发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过程中，必须对其整体生态环境一并保护，然而当前的隐性信息保护开发多数只是个别的、单独、分散的保护手段，更多是注重经济开发价值，而忽视隐性信息的整体生态系统的保护，造成了隐性信息的离散趋势加剧。

仝艳锋[14]认为过去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由年老传承人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悉数教给年轻的传承人，凭借着在特定民族文化知识系统中日渐积累的经验，年老传承人比年轻人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取得了知识传承的优势地位。然而，到了当代，由于年老传承人知识体系更新的限制、传承方法的落后、年轻一代知识积累的快速增加等原因，隐性信息的传承陷入了传承生态环境改变、传承的社会根基动摇、传承人文化心理弱化、年老传承人传承方式固化和年轻传承人传承意愿消极的困境。社会文化的变迁给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传承人和生态环境带来了深刻而急剧的变革，在其传承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民族社会中学习、传承文献隐性信息的环境氛围出现了趋于消极、淡化的趋势，传承后继无人、社会生产生活运用文献隐性信息的场合逐渐减少，传承中的社会环境因素已经遭到改变或破坏，限制了文献隐性信息的完整传承。民族文献神秘、超普通人能力的内在本质和传承人神圣、权力、威严的形象代表是民族文献隐性信息得以在民族社会中长期持续传承的基础，然而当代社会环境中传承人神圣、权力、威严的文化使者形象被打破，民众对于民族文献的神秘感和敬重感被削弱。民族社会整体的文化传承与外部社会之间逐渐出现较大的差距并呈现加速态势，民族文献及其隐性信息的传承人的文化心理与外部社会呈现较大的落差。民族社会内部年老传承人的文化心理被弱化，年轻传承人逐渐占据文化心理优势，由各层次传承人共同主导的新的传承方式正在形成。年老传承人惯有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仅凭已有的经验难以顺利、完整地完成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传承活动。年轻传承人对于民族文献的隐性信息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强烈的传承意愿，也没有积极的兴趣主动参与传承活动。年轻传承人及儿童接受民族语言、文字教育的意愿呈现出消极的态度，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传承范围呈现急剧缩减的趋势。

安群英、罗新本、谢木刚等人[15]强调云南省古籍办在抢救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对彝族、纳西族、傣族、苗族等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重点抢救与保护，并将所收集的有关资料编辑出版。保护和利用彝族非物质口头文化遗产，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文化创新、繁荣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他们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建立科学的传承机制；加大抢救力度，使其延续生命、流传久远；加强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使之服务社会、获取效益。

龙泽江、罗康智等人[16]强调建立锦屏文书数据库是抢救、保护和开发锦屏文书的重要途径。锦屏文书数据库建设需要遵循“资源共享”的原则，选择合适的技术平台，执行calis发布的著录标准，并积极协调相关各方的利益。

梁雪花[17]介绍了云南省档案部门在构建少数民族核心档案资源的具体项目实施中，着力解决好散存民间的重要少数民族档案征集和口述历史档案采集问题，通过具体实践总结出少数民族核心档案的征集方法：查找征集和口述历史采访线索；梳理征集和口述历史采访线索；形成征集和口述历史采访工作方案。其中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掌握者主要以其亲身经历来阐述分析自身所传承的民族文化内容（如文化传承的过程、传承方式、传承原因等），以及对其所掌握文化本身内容的直接录制记录。对于末代头人主要侧重自身对本民族有关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等内容及个人亲身经历的讲述。

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外来强势文化融合趋势、传承人员的匮乏等诸多困境面前，民族文献遗产传承保护工作的努力收效甚微，文献遗产信息无形流失损毁的速度正在日益加剧。国内其他少数民族文献遗产的传承保护研究却是很难展开，藏族、水族、彝族、傣族等民族的文献遗产的传承保护状况不容乐观，文献遗产物质实体的流失既已非常严重，何况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无形流失。释读文献的传承人员、研究人员和普通民众日益减少，当代年轻人漠视文献遗产信息的传习，传承人员的生活困境、传承空间的受限都加剧了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无形流失。许多研究人员也正是认识到了传承人员的重要性，才对传承人员、语言文字等传承保护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实践给予孜孜不倦的追求，以最大努力来挽救民族文献遗产及其蕴含的隐性文化信息。

传承人员的培养扶持可以说是留存文献遗产原始性信息的最佳方案，活态化的传承、学习可以最大限度地再现民族文献遗产的隐性信息，但是其周期性较长、操作繁杂、传承人员积极性不高的缺点制约了民族文献隐性信息传承保护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当代年轻人可以不传习这些信息也可以获得较高层次的生活水平，学习文献文化信息并非年轻传承人生存技能的首选。而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数字化存储利用开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弥补这些缺点，但关于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数字化存储、开发、传播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民族文献遗产的隐性信息是多方面的，不能也不应该仅仅限于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承保护，而且民族文献遗产内容丰富、类型众多，各个民族所体现出来的隐性信息是形态各异的，所以对于各个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传承保护的研究将会在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的提取形态方式、民族文献使用语言文字的识别和普及传播、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内容的存储表现形式、民族文献遗产隐性信息活态原生性传承保护的社会环境保障等方面有所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