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商周水运和航海活动
商朝疆域辽阔，“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16]商取代夏为天下大宗，东到渤海、黄海及东海北部，西到今陕西，西南达到今日之四川，南及湖北、湖南江西，北到今内蒙古，东北到辽东，皆商及其属国势力范围。
商重视商业，长于水运，后期尤其如此。盘庚最后迁都于洹水南岸的北蒙（今安阳殷墟所在小屯）后称殷。坐落在洹水南岸的殷墟，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指定位置的较早都城。当年殷都的宫殿区沿洹河而建，这里地势高，近水源。截至1982年，考古发现宫殿遗址56座，分布在南北长约280米、东西宽约150米的范围内。村西约200米处有一条晚商的壕沟，宽7—12米、深5—10米，与紧邻的洹水弯曲部分构成一个环形的防御设施。它既是保卫殷都宫殿区的“护城河”，又是当时殷都对外通航的水道，黄河来船可以通过洹河至此停泊。这一水利条件是当时建都殷墟的重要因素。至殷商末年，这里已是宫城建筑林立，商业繁荣发达。“《六韬》曰：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问之曰，殷国将亡，亦有妖灾乎？其一人对曰，殷君善治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17]说纣王所建宫城墙围百里，今人一听肯定以为有夸张，但实为实录。《尚史》卷4引《帝王世纪》曰：“自盘庚徙殷至纣，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邱，皆为离宫别馆。”[18]殷末所建宫城有九市，足见其重视商业。今人考证：甲骨卜辞有“易贝”“取贝”“囚贝”的记载，铜器铭文中还有“赏贝”的记事。甲骨文、金文中“买”“贮”“宝”等字都从贝字立意，说明贝在当时普遍充当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商代具备商业运营条件。
从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商代的水运是非常发达的，当时水上交通已普遍使用木板船，甲骨文有“舟”字30多个，字形很像数块木板拼成的船；驱动力来源于帆和桨，甲骨文有近30个“凡”字，字形像受风之状；甲骨文有“方”字近300个，方即方舟，并两舟为一，水上行进更稳；甲骨文的“般”字，字形像一人持桨转动船只，相当于后代的舵。船只制造技术的进步，使商王武丁在征伐方国部落中如鱼得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19]荆蛮水网沼泽地带，没有舟船、水师之助深入其国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有学者认定殷商已经具备航海能力。赵全鹏根据“现代考古人员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器物中发现有海螺、鲸骨、海贝等海洋物品”，断定殷商“中原地区对包括南海在内的海洋物产消费已经形成习尚”[20]。这一结论告诉今人，不仅东南沿海有水运能力向殷都运海产品，而且沿海居民为获取这些海产品出海有船只，驾船有能力。房仲甫、李二和甚至根据“郑州和殷墟出土了海产的鲟鱼、鲻鱼、鲸鱼、海蚌、海贝等遗骨和遗物”，断定“当时其航海能力之强。捕鲸是在远海进行的，如无大船和相应的驾驶技术，是难以成功的”[21]。殷商海运，于典籍也不为无稽。姜尚《六韬》载：“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得大贝，如车渠，献纣。”[22]宋人沈括解说：“海物有车渠，蛤属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垄如蚶殻，故以为器，致如白玉，生南海。”[23]南海之物，簸箕大小，商末由南海辗转万里运到周地，有水运支持散宜生才能取南海之珍品献纣，换得文王生还。
商周兴亡之际，不愿称臣于周的殷商遗民，正是凭借其世代积累的海洋知识和航海技能，进行艰难的海外大迁徙而到达北美，成为印第安人的。现代海洋学认定，北太平洋存在副热带环流又称黑潮及同向季风。它们可以将人船毫不费力地从亚洲东海岸送到北美西海岸。殷遗民利用已有木板船、帆、舵，乘着顺向海流和季风一路漂流到了北美。目前，国际史学界有人研究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古人“横跨太平洋之谜”，其关注点之一即中国商朝和墨西哥奥尔麦克、秘鲁查比因文明祭祀仪式和祭品相似，认为“向东方航海的亚洲人民，可能对新大陆的文化作出若干贡献”[24]。其也包括殷商遗民的黑潮迁徙。
周人有倚重水运传统。《大雅·大明》写文王迎娶大姒，在渭河上联舟为浮桥：“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25]武王伐纣时，周已积聚相当规模的水运力量，“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26]伐纣大军及其后勤保障依赖舟楫渡河。
西周开国后，在中央专门设置管理舟船的官吏——苍兕、舟牧，以加强对造船业的领导。同时规定“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为天子之礼也”。《尔雅》注释曰：“造舟，比船为桥；维舟，维连四船；方舟，并两船；特舟，单船。”[27]把统治阶级用船规格按等级差别列出，其中造舟略等于连船为浮桥，只有周王才能使用；诸侯过河，只能维系四船而渡；大夫过河可并两船为舫而行；士渡河则单舟。注重水行前检查船只，“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28]可见周天子水上出行的慎重其事。
古文字研究成果表明，甲骨文中只有“舟”字，“船”字始见于西周钟鼎文。“古代的舟和船是具有不同的含义的，舟是用于江河两岸的摆渡工具，而船则是沿岸上下的航行工具。”[29]可能殷船多用于两岸摆渡，周船多用于远行。
西周都关中，其势力扩张以黄河为主轴，以其他江河为辐条，向东、向南和向东北呈扇面推进。在黄河尾闾封建燕国，循济水封建齐国和鲁国，沿颍水、汝水封建陈国、蔡国和许国，沿汉水封建楚国和汉上诸姬，沿汾水封建晋国。
其后对分裂势力用兵注重发挥水运优势，周公平定三监之叛依托黄河进兵，召公平定淮夷作乱、周昭王征荆楚则靠汉水运兵制胜，“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30]舟船由汉中取汉水入长江，败东夷服南蛮。
关中是当时农业高产区，周人不事挥霍，无须运关东之粟，故无漕运。进入东周，秦晋之间著名的“泛舟之役”，开周代侯国间漕运先声。鲁僖公十三年：“秦输晋，自渭、雍逆流至汾、绛。”秦船从都城雍行渭水入黄河是顺水行船，过黄河入汾水是逆水。事情起因是晋国发生饥荒，向秦国提出救济请求，“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雍，秦国都；绛，晋国都。命之曰汎舟之役”。[31]秦国都城雍临渭水，晋国都城绛临汾水。渭水经雍东流，至弘农华阴县入河；汾水经绛西流，至汾阴县入河。这是利用自然河流的漕运。
西周维持着基本的航海活动，“《周书》曰：周成王时，于越献舟”。[32]周成王时江淮间不通航，越人要驾船至东都，只能绕道东海，入济或入河逆河而上，说明当时河、海通航。东汉王充有言：“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33]可见越人海道贡献方物相当经常，至于倭人贡献方物，很可能是周人先行至倭，导引倭人来周，可见周代东洋航线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