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先秦水运社会和自然基础

第一节 先秦田制和赋役

从夏朝开始，田制与赋役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三代赋役的基础是井田制。班固《汉书》描述井田制有言：“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1]这种境界在儒家那里堪称大同世界，夏商西周时期的赋役制度都建立在这种田制基础之上。《司马法》介绍西周按井田征收军赋实情：

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出马一匹、牛三头，是为匹马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谓之乘马。[2]

一丘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夫，耕一万四千四百亩田，出一马三牛供徭役；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耕五万七千六百亩田，出战车一乘、战马四匹、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自备相应兵器。

至于先秦一般赋役，董仲舒有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3]井田制以900亩为一单元，分九份各100亩，八夫分别耕周围八份之一，而共耕中间一份以供上赋，约十税其一；使民三日如果是每月三日，则与《司马法》出马牛供役相当。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4]孟子提出夏贡、商助、周彻三个概念，却并不能将其辨识清楚。明确这三个概念的是今人，近年来，历史学者对夏商周三代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贡、助、彻赋役征收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有了令人满意的结论。夏代赋役征派方法是“任土作贡”，即国家授田给平民，平民以贡纳土地收获物或贡献劳动力的形式来换取土地使用权，以向夏都进贡的方式完纳。由于夏初统治阶级消耗粮食有限，所以大禹确定各州的贡物多为稀有土特产，中后期夏朝的贡恐怕要包括粮食和力役。商代的助是借八家之力同耕公田，以公田收获完纳赋税，另按一定比例完纳各自应承担的兵役劳役。西周赋役征派改行彻，推行八家同井通力共耕，计亩而分土地收获，国家按九一税率向八家征派田赋，各家按一定比例完纳应承担兵役劳役。贡、助、彻提供了天子和诸侯赖以水运的劳动力和货物基础。

进入东周，井田制日益受到开垦私田的挑战。鲁僖公十五年（前645）,“晋于是乎作爰田”。杜预注：“分公田之税应入公者，爰之于所赏之众。”孔颖达疏：“……爰，易也。赏众以田，易其疆畔。……谓旧入公者，乃改易与所赏之众。”[5]可以认为作爰田就是将大量公田分赏众人，改变旧有田土界限，改变田土耕作三年一次爰土易居模式，田制上的这种改革说明以往盛行的井田制已在瓦解。晋国继而又“作州兵”，杜预注：“五党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长各缮甲兵。”[6]这实际上是把原属侯国财政负担转嫁给地方，变相的赋税改革。井田制是土地公有，因为人夫所有土地均等，基本上可以对人头征税；公有井田奖赏个人做了私田，或者个人开垦私田的大量存在，都会使公田无人耕种，导致国家税收逐渐减少。春秋侯国兼并形势严峻，容不得赋税减少，赋税按地亩多少征收是大势所趋。

故而鲁宣公十五年（前594）鲁国公开实行“初税亩”，近年有学者解释“履亩而税”为丈量土地计税，即按个人拥有土地多少征税。鲁昭公四年（前538），郑国继而“郑子产作丘赋”。杜预注：“丘十六井，当出马一匹，牛三头，今子产别赋其田，如鲁之田赋。”[7]郑国在晋、楚两大国夹缝中生存维艰，不得不常赋之外别赋其田。其他侯国紧步鲁、郑之后改革图存。

进入战国，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先后变法，分别对井田制及三代赋役进行最后颠覆。李悝变法主要内容一是“尽地力”，二是“平籴法”，主要精神是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侯国通过适时、适量、适价的粮食购买、储存和出粜，调剂余缺、以丰补歉，达到“使民毋伤而农益劝”的目的。这一国家行政以漕运为基础，激发人们对运河开凿的关注，故而后来魏国开成鸿沟，成为当时水运大国。战国中期吴起在楚国推行新政，虽然不曾在经济体制上有大动作，但其锐意力行“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8]，也一定程度促进了楚人的开河水运事业。商鞅变法总的精神是奖励耕战，政治上推行连保加强对百姓控制，经济上力行土地私有，强令分户以增广国家赋役和兵员来源，军事上重奖军功信赏必罚。新法大行，既刺激了农业的发展，也刺激了水利和漕运的发展。

总体上看，从三代、春秋而战国，随着人口增加和单产提高，列国竞争和兼并的加剧，赋役发展趋势是越来越重。战国时期，农耕文明大为进步，但农民终年劳作而不足衣食。李悝为魏文侯谋国有言：“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9]入不敷出，触目惊心。贫富差距拉大，赋役之征贪多务得。班固论商鞅变法有言：“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10]故而春秋战国政治、经济、军事进步，包括运河和漕运的日新月异，以当时农业文明、水利科学、开河造船技术为支撑，建立在广大农民勤劳节俭和赋役奉献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