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经济体系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年出生在德文郡（Devonshire）一个叫作奥特里·圣玛丽的村子，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也是他们的第十个孩子。他的父亲1781年去世，导致9岁的柯勒律治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他被送到伦敦基督医院的慈善学校。这所学校小有名气，但对柯勒律治这个敏感的孤儿而言，学校却是个冷漠无情的地方。教师们不久就注意到柯勒律治智力超群，并将他转到被称作“希腊班”（Grecians）的重点班，培养他将来上大学。他的数学老师是威廉·威尔士（William Wales），曾经是库克船长第二次航海时的随船天文学家。这位老师常常给学生讲述自己在南极航海途中的所见所闻，令学生们心潮澎湃，比如，他讲过遇上冰山、信天翁和光怪陆离的天象等等。柯勒律治1791—1794年就读于剑桥大学，很快成了有名的神童，却不料自动退学，放弃了学位。他与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设计了一个称之为“大同世界”（Pantisocracy）的乌托邦蓝图，希望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萨斯奎汉纳（Susquehanna）河岸，创建一个理想的农耕社区。当然，他们的计划未能实现。按照计划，只有已婚夫妇才有资格住进那个“大同世界”。柯勒律治很快就与骚塞未婚妻的妹妹萨拉·弗里克（Sarah Fricker）订婚，并于1795年完婚。他们婚后搬到了布里斯托尔西南50英里的下斯托维（Nether Stowey）村。

柯勒律治在下斯托维村居住期间，度过了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这也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1797年7月，华兹华斯与妹妹多萝西搬到艾尔福克斯顿（Alfoxden），离柯勒律治夫妇居住的地方仅3英里。两位诗人开始密切合作。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兄妹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甚至即便遇到恶劣天气，也要去华兹华斯那里讨论他们的写作计划。1798年9月，他俩的合作结晶之一《抒情歌谣集》出版了。这本抒情诗集开创了英国诗歌史上的新风，也开启了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其中，最具创新意义的地方是他们不仅恢复了歌谣体，引日常语言入诗，而且广泛使用直接观察到的自然意象。他们在合作撰写诗集时拥有共同的自然观：自然界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体系。他们都积极投身保护原野和自然景观的活动。

1800年，《抒情歌谣集》再版，华兹华斯重新写了一个“序言”，以此为他们用“下层社会的纯朴”语言写诗作辩护：“因为在那种条件下，人们的情感与美丽在永恒的自然形态才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倡导使用朴素的日常用语，正是基于人类情感能够沁入不同自然形态（forms of nature）的理念。他的“融合”比喻，具有生态意义的本质，因为所有语言，亦即人的所有意识，都会受到“不同自然形态”的影响。自然世界就是一个家园，就是语言、情感和思想的诞生之地。尽管柯勒律治并不完全认同华兹华斯的语言理论，但他接受华兹华斯的观点：语言形式必定与当地一系列特殊条件相关。这也成为他“会话体”诗中诗歌形式的大前提。显然，他从早年非正规的散文中发展了类似观点。在柯勒律治1799年的笔记中，有他从德国回国后的一段话。他再次坚信，大湖区的命名实践、当地人的政治独立意识，以及当地人和当地自然环境，三者密切相关：“在北边，每一条溪流，每一座山，甚至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名字。这证明他们具有更大的独立意识，也说明这是一个根据自然法则制定自己法律、有自己生活习惯的社会。”[1]与华兹华斯一样，柯勒律治对地名情有独钟。从大湖区外出回来，他常常记下地名，形成许多地名单。[2]在他看来，地名充分反映了当地人与当地地形特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语言是土地和居住者之间长期对话的结果，地名就是最好的例证。

柯勒律治在其1817年的《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中，从有机论的角度探讨语言本质。有机论是一个美学理论，与18世纪科学界关于有机体的概念有关。不同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对他那个时代的科学争论十分感兴趣，比如，他会阅读伊拉兹马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1791年的哲理诗《植物园》（The Botanic Garden），以及他的医学著作《有机物的法则》（Zoonomia;or, the Laws of Organic Life）。因为阅读了这类书籍，柯勒律治谙熟同代人的有机物概念，并认为有机物就是一个自主的、可循环的并能自我调节的生命体。[3]大自然是一个有机体的比喻最早出现在他1795年的《风弦琴》（“The Eolian Harp”）中，并为“风弦琴”的泛神论思想提供了概念基础：

假如生机勃勃的自然万物，

皆是拥有生命的一架架有机风弦琴，

当博大而富于创造的智性清风拂过，

琴弦便会振颤，乐音便会飘入才思，

顷刻间，各自之灵便成了万物之神。（44—48行）

“有机”一词在诗中具有科学般的精确意义。这节诗断言所有生命体，不论被赋予什么形态，都具有天然的自我调节能力。柯勒律治的重心并不是有机生命体的自主性，而是受到刺激后的自动反应，拥有“智慧之风”。尽管这节诗表面上关注的是感知能力的生命体，但也与写诗过程以及诗歌艺术本体论相关。如果诗歌是有机体，那么，它就不该被赋予严格的形式结构，而应该与周边环境和谐相处。这里的“周边环境”是一个比喻，指的是文学，或者话语语境。柯勒律治认为诗歌是存在于本土的有机体。他被《抒情歌谣集》收录的诗歌，就是这种观念的诗意呈现。柯勒律治的这种观念代表了18世纪关于诗歌形式本质的最高成就。在探讨这一观念的美学含义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追溯它的科学源头。

18世纪，随着对小到个体有机物，大到全球性有机物封闭系统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对其中变化的理解越来越科学，人们关于自然界整体功能的认知逐步形成。生物学在研究动物如何分配、调节自身体能方面功不可没。解剖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682年发现心脏有泵一样的功能，保障血液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循环。[4]这一偶然发现不仅极大地推动了18世纪生理学的发展，而且因为它本身就是有机体即一个循环过程的例证，所以也为人们认识其他系统起到了重要作用。

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高级有机生命体，只有依赖身体各个部分不断提供养分才能维持生命。荷兰解剖学家安东·范·列文虎克（Anton Van Leeuvenhoek）在微观层面继续研究血液的循环过程。他是第一位发现红血球的人，也是第一位研究毛细血管功能的人。列文虎克最为人称道的功绩在于他发现了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有机体——微生物。它们无处不在，甚至大量存在于雨水中。无疑，发现微生物存在的事实，超越了人类的常规感知能力，就如“库克”船长第一次航海时，发现海水中有发光的“微生物”，给海洋蒙上了一层怪异的色彩。《老水手之歌》中的熠熠之光正是受到这一启发的结果。

在更大的科学范围里，瑞典植物学家林奈（Linnaeus, 1707—1773）受水的液态、固态和气态循环过程的启发，认为整个地球就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循环过程。[5]林奈的追随者艾萨克·比伯格（Isaac Biberg）在其影响深远的论文《自然的经济体系》中，描述了水文循环是怎样将水分布于全球各地，进而保障地球生物的用水需求。他还在论文描述了捕食者和猎物在食物链等级中相互依存的关系。正是得益于这种关系，诸多物种的数量才能维持平衡。比伯格的论文充分反映了18世纪盛行的关于自然界的科学观念，即，自然界是一个自我调节的和谐系统：“自然的经济体系这一概念指的是造物主创造了为共同目的、互利互惠的世间万物。”[6]也就是说，所有物体皆存在于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之中，并且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循环过程，即“自然的经济体系”。可见，上述概念与我们的现代全球生态体系概念十分相似。

1772年，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在宣布他偶然发现的光合作用时，同样使用了循环理论。他认为植物呼吸是在利用光能，清除被动物和人破坏的空气，所以是一个“恢复”过程。[7]基于这一假说，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约翰·普林格爵士（Sir John Pringle）探讨了全球性问题。他在1774年提出，遥远地区和人烟稀少地区的植被对净化城市污染空气至关重要。在普林格看来，纯净的空气和受污染的空气在气流的作用下不断循环，与水文循环同理。[8]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在《植物园》的第一部分《植物的经济体系》（“The Economy of Vegetation”）中，进一步强调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氧气和糖的作用。他还提出了一种进化理论：个体间的竞争有益于物种的进化。这一理论对其孙子查理·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产生过重要影响。

从林奈到伊拉兹马斯·达尔文，科学家们都在用经济比喻，指涉自然界的循环过程，并认为自然资源由此得到了有效分配与消耗。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描述物品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流通的情形，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18世纪的科学界看来，“自然的经济体系”如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个体行为，进而使整体经济产生最优化的结果。这些科学家并不认为人类干预自然界是什么大的问题，因为人类在当地的活动，即使有破坏性，也是有意改善自然景观和自然资源的努力。

如此看来，在理解人类侵害自然体系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方面，18世纪的整体科学观显然是有局限的。另外，科学界，尤其是在生物学界，在理解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方面，更是产生了巨大分歧。尽管人们对有机生命体内部规律和陆地环境宏大的循环过程，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了解，但很少看到有人试图将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进而探讨具体动植物在某一地区的互动关系。在分类学领域，人们对物种的鉴定、分类和描述日益增多，但却很少有人描述每一物种的存在范围和栖息地情况，也没有多少人将某一物种作为自然界“生物社区”的一员，进而观察其行为和生命周期。殊不知，如前文所述，吉尔伯特·怀特在《自然史与古老的赛尔彭》中，曾尝试仔细观察、详细描述单个有机生命体，及其在全球的“自然经济体系”中所起的纽带作用。毫无疑问，这种方法在生态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9]怀特对有机生命体与栖息地进行仔细描述，显然与18世纪流行的收集标本并分类的方法，完全不同。[10]

生物因适应生存环境而进化。所有生命形式都相互依存，人类干预自然体系可能会导致致命的后果等等，生态思想史上诸如此类的基本观点均见诸18世纪的科学写作中。正如伊恩·怀利（Ian Wylie）在他1989年的专著《青年柯勒律治与自然哲学家》中指出的那样，柯勒律治对当时的科学研究文章谙熟于胸，并认真思考人们在化学和生物学领域的发现将意味着什么。正如约翰·洛斯（John Lowes）所言，柯勒律治尤其痴迷自然的循环过程，而且打算将此作为他创作赞美诗的基本出发点。[11]

对柯勒律治而言，这一科学观点还具有社会和政治含义。他计划在萨斯奎汉纳河岸实现“大同世界”蓝图，显然是一种要将“自然的经济体系”理论付诸实践的壮举。柯勒律治坚信自然世界是个农耕生态社会，并由此发展了他激进的民主政治理念。他的“大同世界”理念则是建立一个“对所有人都平等的政府”，并在经济上“平均个人财产”。柯勒律治坚信，只要遵循“自然的经济体系”的规律，就能确保以上两大理念的实施。[12]对于“自然的经济体系”，他并不像亚当·斯密后来推测的那样完全放任自由，而是认为，自然界就是不断走向有条件的平等。只有条件平等，每一种有机生命体才能发展出自己的独特潜力。他的《致驴子》（“To a Young Ass”）就充分表达了这种平等观念。他在诗中称驴子为“兄弟”，让人联想起他的“大同世界”，就是一个“细小的峡谷/平和而平等”，那里的动物与人类和谐相处。于是，他将政治、经济原则与一种理想主义（抑或是天真）的生态信念相结合，呼吁将自然界恢复到伊甸园的原初状态，让所有生命体都能和平共处。柯勒律治这种激进的“亚当主义”（Adamicism），容易让人联想起布莱克那不切实际的政治主张。尽管柯勒律治后来抛弃了自己年轻时的激进主义，政治上日渐保守，具有伯克式（Burkean）政治主张的特点，但他仍坚持认为社会组织是个有机形态，因为他认为知识阶层的个体成员，与已经确立的政教机构之间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关系。这些观点在他的《论政教宪法》（On the Constitu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多有表述。尽管柯勒律治的政治观点摇摆不定，有时甚至会前后矛盾，但纵观其整个知识生涯，他始终坚持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