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生态文学批评（总序）

生态文学批评的兴起与发展符合西方文学批评发展的逻辑和轨迹。纵观西方文学批评的历史发展，一条清晰的脉络便呈现眼前，即文学作品的意义要么被认为是由作者所表达，要么被认为存在于作品本身，要么被认为是由读者所建构。围绕作者—作品—读者这三个基本要素建构意义的西方批评史，演变出了各种理论和流派。概而言之，对应以上三个基本要素的主要学说，就是“模仿说”、“文学本体论”（Literary Ontology）和“读者反应批评”。历史地看，三大学说的交替发展亦可以认为是文学批评不断语境化的过程。具体而言，模仿说是以现实世界为语境，文学本体论是以文本为语境，读者反应批评则是以读者为语境建构文学作品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 Iser）为代表的德国康斯坦茨学派，既不研究作品与现实的关系，也不研究作者的表现力问题，更不研究文本的语言、结构和叙事手法，而是将读者作为语境，研究读者的反应和接受，并由此开创了接受美学，这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对过往批评的反驳和颠覆性转型。这是因为以读者为语境的接受美学首先不承认文本的自足性存在。相反，该理论认为文本是开放的、未定的，是等待读者凭自己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完善的多层图式结构。换句话说，文学作品不是由作者独自创作完成的，而是由读者与作者共同创造而成的，从而赋予文本以动态的本质。其次，强调读者的能动作用、创造性的阅读过程以及接受的主体地位，必然认为阅读即批评而批评即解释，这无异于说，阅读是一种建构意义的行为。文本的开放性和藉由读者建构意义，赋予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多重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使得文本意义失去了其唯一性。

那么，读者何以能够建构意义呢？按照姚斯的理解，那是因为读者有“期待视域”（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即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所形成的艺术经验、审美心理、文学素养等因素构成的审美期待或者先在的心理结构，读者的视野决定了读者对作品的基本态度、意义生成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显然，读者的期待视野不可能一致，其对待文本的态度和评价标准会因人而异，故，生成的意义也会超出任何个人的建构。可以说，读者作为语境因其视角的变化而将“意义”主观化了，这也符合接受美学所倡导的阅读“具体化”，即主观化的主张。从哲学本源上讲，接受美学受现象学美学影响，在主观化和客观化之间几乎画上了等号。

需要指出的是，普遍意义上的读者是不存在的。任何读者都是生活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读者，都有各自形成的文学观念、审美观念、社会意识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根本看法和主张，这必然导致读者的阅读视野的构成要素互不相同。读者阅读视野的不同必然导致读者作为语境的个体差异。比如说，一个唯美主义者、一个坚信人类大同的读者、一个坚信性别平等的读者、一个坚信种族平等的读者、一个坚信生命面前人人平等的读者、一个坚信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读者、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多元文化主义者、一个文化沙文主义者、一个坚信强权就是正义的读者、一个因人类为了自身发展而对环境破坏感到痛心疾首的读者等，均可能以自己愿意相信的观念、事实、话语、热点问题等为语境，解读并建构作品的意义。

接受美学的最大功绩在于打破了传统的文本观念。换句话说，接受美学赋予文本开放性的同时，带来了读者围绕语境建构意义或者解释文本的无限自由。最近的半个多世纪里，西方文学批评界流派众多、学说纷纭，令人眼花缭乱，这不能不归结于读者反应批评兴起后带来的变化。变化的动因无疑是读者的语境化解读促成了读者解释视角万马奔腾的壮丽和纷繁，这壮丽和纷繁还体现于批评方法、理论视角、问题意识等方面的多样性。譬如说，我们可以依据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叙事学、性别研究、修辞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分析等理论，研究文本对性别、种族、主体、他者、身体、权力等问题的书写和呈现方式。当以上问题的讨论发展到一定时期时，其他重要的社会或者全球问题必然进入批评家的视野，比如说，空间、环境和自然。

环境和自然作为批评语境既是文学批评语境化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自读者反应批评赋予文本开放性不断“具体化解读”文本的必然，同时也是人类重新思考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必然。环境和自然作为文学批评的语境，如同性别、阶级和种族作为语境一样，有着自己关注的重点，会随着探索的不断深入，形成迥然不同的流派，如女性主义批评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上百个流派一样。一如女性主义批评没有统一普遍接受的定义一样，生态文学批评由于其开放性的本质，虽然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也无定论。

尽管如此，各国学者还是能够从最宽泛的角度，大致接受生态批评的早期倡导者之一彻瑞尔·格劳特菲尔蒂（Cheryll Glotfelty）在《生态批评读本》中的定义，即，生态文学批评“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其核心就是“以地球为本研究文学”（xviii）。这无异于公开挑战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批评传统。不仅如此，“以地球为本”的生态批评对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理论也提出了严厉批判，因为，用帕特里夏·沃（Patricia Waugh）在《践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的话说，后现代理论“指向的是不负责任的相对主义”和“自我条件反射的自恋癖” （53）。“自恋”指的是对文本和结构的一味热衷。

同为生态批评的早期倡导者之一的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Murphy），在其生态批评专著《文学、自然和他者》中精辟地指出：“多元人本主义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原来在文化的某些方面可能鼓励个性成长和学术多元化的努力，现在则滋生了一种放任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人们不愿做价值判断或者干脆采取意义 ‘不确定’的立场，常常导致对文化价值的争论浅尝辄止”（3）。墨菲虽然没有勾画出多元人本主义在美国完成了其使命后文艺理论可能发展的前景，也没有从理论上探讨学者们采取“不确定”立场的思想根源，而是对学术界面对重大社会问题时回避做出文化价值判断的相对论态度提出批评，他于是呼吁学术界寻找新的“问题”并对之进行探讨。这一呼吁同时也期待学术界要承担起新的“使命”，以保持批评对原则和正义的坚持。其专著的书名表明他找到的新的“问题”就是重新认识并确立人与自然和生态的关系。确切地说，他找到的研究问题就是文学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问题。对于一个文学评论家而言，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就是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也可以说就是文学与自然的长期对话关系。从理论角度思考，生态批评的兴起可以说是英美学术界在寻求理论突破时的必然。

如果说，文学的创作和消费是一种精神和文化活动和过程，必然反映着作者和读者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心态，那么，在人类住居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代，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必然反映着作者和读者的生态观念，同时也影响着社会思潮的发展。作家和批评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折射并回应社会思潮发展脉动的结果，就是欧美包括日本文学界对环境问题的热切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态文学批评的兴起和发展在欧美和亚洲一些国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在最近几十年间，环境保护意识在英美不断增强，并不断向社会各阶层扩展。用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在《绿色声音》中的话说：“1988年春季，撒切尔夫人走向了绿色，1991年夏天，国防部走向了绿色。到1992年，连女王也走向了绿色。”（2）于是，在一定的社会共识的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运动和政府的政策推动，英美学术界终于找回了“自然”这一古老而又新鲜的主题，从一个新的视角发展多元人本主义，并结合当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开创了生态批评这个全新的批评流派。我们因此也可以说，生态批评是后人本主义思潮发展的必然，也是后现代主义寻求突破的必然。今天，它的队伍不断壮大，其发展高歌猛进，引起了不同学科的重视。生态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哲学、生态文化学等等概念的探讨和争论持续而激烈。这种现象的出现，用生态哲学家麦茜特的话说，是因为“生态学已经成为一门颠覆性的科学”。就文学批评而言，凯特·里格比做了这样的判断：“生态批评目前正在改变文学研究的实践。”（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 194）

英美的生态批评滥觞于20世纪的70年代，但其具有学科意义的发展却是在1992年美国成立“文学与环境研究会”之后。如今有1300多名美国国内外学者入会，其中英国、日本、韩国、印度和中国台湾均成立了分会。次年，该协会开始发行自己的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生态文学批评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国外出版的专著达几十种，研究范围涵盖了几乎所有文类和重要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戏剧等。

我国社会的环保意识有所增强，但全民的“绿色意识形态”并未形成，因为阳光一旦照射大地和城市，阴霾天气似乎就是往昔和未来的事情了，呼吸清新空气的需求很快让位于生计大事了。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环境教育严重滞后：人与环境和自然关系的课程尚未被纳入普通的大学教育之中。

事实上，我国的环境恶化程度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程度。2013年3月26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一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目前有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2.27万条，20年前是5万多条，这表明在短短的20年间，我国在地图上消失了2.8万条河流，其流域面积相当于整个密西西比河的流域面积。官方的权威解释是过去测绘技术不高，导致河流数字估算不准确，而直接原因是干旱和气候变暖等。一句话，全是人力不可企及的技术和自然因素造成的。但是，我们以为，人的因素可能才是主要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节奏不断加快和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还将持续下去，这必然会带来环境文学创作呈增长的趋势，这不仅有利于文学创作的道义追求，也能深化我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繁荣的文学创作必将唤醒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甚至会促使我们思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不仅要问人类需要怎样在地球上生活，而且要问人类应该如何与地球生活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决定翻译生态文学批评丛书的初衷，希望引起作家、批评家和社会大众重视环境问题，审视我们的环境道德观念，进而破除以人为本的批评局限，以期树立以地球为本的负责任的新的世界观，并以此重新解读文学文本的意义。

世纪之交之时，我在美国读博士，导师是现任中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主任帕特里克·墨菲教授，他是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后兼任过《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刊物的主编。他曾暗示我写生态文学批评方面的博士论文，但由于我当时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文学中华裔的文化认同问题，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一直没有为他主编和撰写的关于生态文学批评方面的著作有过丝毫贡献。2009年，他应邀到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学，并来我校做了生态文学批评方面的讲座。我们讨论了翻译一套生态文学批评方面的丛书事宜，他热情很高，回国后很快寄来十多本专著和论文集，并委托他的日本朋友挑选了两本日语专著。书籍收到后，适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赵剑英社长来我校讲学，我们谈起这套丛书，赵先生认同我们的想法，并表示愿意购买版权并委托我们翻译。在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国际学院的师生承担了5本书的翻译任务，另一本由大连海洋大学的教师翻译，其中甘苦一言难尽，对他们的努力是需要特别感谢的。我校社科处、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和人文学院，对这套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忱。

浙江师范大学

李贵苍

2013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