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曹”的文学实绩与文学地位
曹操、曹丕、曹植的文学创作各有侧重。从他们现存的作品来看，曹操擅长四言诗，四言诗独冠当时，代表了《诗经》之后的最高成就。曹丕的五言、七言诗开一代风气之先，文学批评才能非常突出；他的《典论·论文》开启了文学批评的一个崭新的时代，文中以“建安七子”为例，展开了对“文人相轻”观念的批评，其所提出的“文气”说，意涵丰富，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史上的一种重要观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曹植的诗歌、辞赋创作，“骨气奇高，词采华茂”[4]（《诗品·魏陈思王植》），不仅充实了建安风骨的美学内涵，而且完善了文学的形式，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峰，成为后来文学家争相学习、模仿的典范。尽管“三曹”各自的文学成就都非常突出，但是，具体到三个个体身上，还是存在着不少局限。这些局限只有将之放置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看得分明。
从“三曹”的文学实绩来说，曹植的文学创作整体成就高于曹操、曹丕，在“三曹”中举足轻重，可是，他依然取代不了曹操、曹丕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具体来说，他的四言诗比不过曹操，文学理论的贡献比不过曹丕。因此，“三曹”都有各自的长处。曹植优良的文学基因是遗传曹操的，其天分之高，非常人可比。从他现存的文学作品之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他受曹操影响的痕迹。更为重要的是，曹植表现出了非常杰出的文学原创能力，其诗文比较完美地演绎了中国文学的魅力。当然，单单从遗传和天分上认识一个文学家的文学创造才能很可能会以偏概全，具体到曹植也不例外。曹植的文学创造的才能和源泉除了曹操的遗传和影响之外，还有先秦两汉文学创作实践的沾濡。他自觉地学习前代文学，吸收了其中优秀的品质。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成就了曹植。而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上，他却露出了自己的短板，他的见识显然不如曹丕，虽然他也写作了如《与杨德祖书》等谈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文章，发表过一通貌似通达的理论见解，但是，理论意义远不如曹丕深刻，影响自然也难与曹丕匹敌。因此，尽管曹植的文学成就很高，但他也不能代表“三曹”。“三曹”是一个文学整体，这一整体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奇迹。三者之中缺少任何一个，建安、黄初时期的文学都不会如此完美。当然，建安文学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还离不开“七子”等人添砖加瓦。“三曹”与“七子”等人一起，共同塑造了建安文学、黄初文学，形成一种美学意蕴极其丰厚的文学风貌。
一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生活在汉末这个极度动荡的年代。历史选择了曹操，赋予他承担起拯救这个时代的重任。在符合历史潮流的思想以及敏锐的政治嗅觉引导下，曹操做出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留名青史的壮举：董卓作乱，举义兵参与讨伐；击败匈奴於夫罗，收复北方大片土地；收编青州黄巾军，充实自己的军力；迎汉献帝于许昌，奉天子以讨不臣；颁布屯田令，推行屯田，解决军需之匮乏；大败袁绍于官渡，奠定统一的格局；北征乌桓，统一北部中国；发布求贤令，提倡“明扬仄陋，唯才是举”[5]（《求贤令》）；等等。这些举措，对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国家的完整，推动历史进步，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三国志》曾经这样评价曹操：“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6]（《魏书·武帝纪第一》）其实，曹操的“非常”和“超世”的才能并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和军事上，还表现在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上。紧张、严酷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并没有妨碍他对文学的执着，借助于乐府古题作诗言志、抒情，留下了不少千古传诵的诗篇。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王沈《魏书》评曹操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7]（《魏书·武帝纪第一》）在他的影响下，曹丕、曹植都钟情于文学，流风波及“建安七子”及邺下文人，形成时代文学的彬彬之盛。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曹操作有《魏武帝集》26卷、《魏武帝集新撰》10卷。可见，在隋代的时候，曹操传世的作品尚有很多。然而，随着战乱频繁，朝代更替，他的大部分诗文都散佚了。如今，仅存诗歌25首及若干残句，另有书、表、令等100余篇（包括残篇）。这些大多是后人从其他书籍中辑佚得来的。从现存作品来看，曹操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现存曹操的诗歌，既有传统的四言诗，又有汉代兴起不久、能够代表当时诗歌体制创新的五言诗。相比而言，他的四言诗数量较多，也独具风采，最能体现他对传统文学的继承理想，也最能表现出他的文学的创造性。如著名的《短歌行》（其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以当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8]
在这首诗中，曹操继承了《诗经》的风雅传统，描写人生，表达理想，把忧生的情怀与济世的理想完美地融会在一起。诗歌化用了《诗经》中的两首诗，一是《郑风·子衿》，一是《小雅·鹿鸣》，可谓不露痕迹，出神入化。
《郑风·子衿》是一首爱情诗，格调柔美，情真意切。“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9]诗歌借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之口，表达对恋人的思念，字里行间充满柔情，同时，这种柔情又与埋怨结合在一起，通过埋怨，更加生动地表现了柔情，情感的表达跌宕起伏。抒情主人公魂牵梦萦地思念着自己的心上人，由于过度思念而产生了埋怨。她埋怨心上人自离开之后就没有了音信。她无法承受这种没音信的状况。而这无法承受带来的不是愤怒，却是深深的爱恋：“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虽然我不能去看你，你总要捎个信儿来吧？）怎么会音信全无呢？曹操直接将这首诗的原句拿来，虽然仍沿用了诗歌原本的思念情感，但是，这种情感已经不是男女之间那种因爱恋而产生的思念情感，而是借助于这种爱的思念情感表达对贤才的渴慕。曹操把统一天下视为自己的责任，他要建功立业，急需一大批能够助他一臂之力的人才，可谓思贤若渴。在这首诗中，他之所以为思念贤才而忧愁，就是因为得不到足够的他想要的治国、治军的贤才。同样是表达思念，曹操的思念已经不同于《子衿》的思念。他巧妙地转变了《子衿》的思念情感，使之契合自己思贤的思想、情感。在中国诗歌史上，曹操这一化用所造成的情感转变非常关键，它不仅直接导致了诗风的转变，而且催生出一种新的审美精神。这一转变的意义重大。虽然这种做法并不是曹操开创的，（早在战国末年，屈原已经开创了这种诗风，他的美人香草之喻实为先声。）但是，是曹操继承并且发扬光大了这种做法，使得文学思想情感的表达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途径，超越了简单的代拟，也超越了化用的本身。在《短歌行》（其二）这首诗中，曹操巧妙地将《郑风·子衿》中的爱情与思念移植，借以表达一种壮大的情思。这种对《诗经》的化用，成功地实现了意义的转化，比较完美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这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是创新。
《短歌行》（其二）化用的第二首诗是《小雅·鹿鸣》。这是一首迎宾曲，曲调非常优雅、欢快。“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彼周行。”[10]嘉宾来了，主人演奏起欢快的音乐，以示欢迎；在箩筐中盛满丰盛的礼品，送给嘉宾，以示热情。迎宾之时，主人态度诚恳、谦虚，请求嘉宾多多关照自己，能够教给自己更多的礼仪，使自己成为一个更为完美的人。曹操化用这首诗，其选择的一个关键点在“人之好我，示彼周行”两句，这是他的用意之所在，希望贤才的到来能够给他带来更多更好的治国、治军方略。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曹操在这首诗中，只是化用《小雅·鹿鸣》中的前四句，而原诗中透露迎宾主人意图的最后两句（“人之好我，示彼周行”）在诗中并没有被化用，但他的意愿却正是在这两句诗里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暗示。这就要求读者必须谙熟《小雅·鹿鸣》，否则，根本无法理解曹操的用意。这便无形地增强了曹操诗歌的含蓄蕴藉之美。这一行为本身也表明，曹操对《诗经》的化用手法非常高妙！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化用，而是带有个性的文学创造了。
由此可见，曹操的四言诗不仅在形式上继承《诗经》，而且，在文学精神上也继承《诗经》，通过对《诗经》诗句的化用，表达了强烈的思想情感与济世情怀，他的政治理想也得以完美呈现。然而，如果从艺术与审美上来衡量，就会发现，曹操化用《诗经》的创造性体现在对文学审美精神的张扬上，这种审美精神正是诗歌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是曹操赋予的，也是《诗经》赋予的。倘若没有《诗经》的先导，没有《诗经》那些优美的诗句，也不会有这种审美精神。《短歌行》弥漫着一种慷慨激昂的感伤意绪。这种意绪，内蕴着悲伤、顽强、抗争，人们读过之后虽然会感到忧伤，但绝不会意志消沉。相反，读者在读过这首诗后，内在真力弥漫，仿佛心里也涌动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渴望，也想为社会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曹操诗歌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力量，与其说这是思想的魅力，不如说是审美的魅力，只有美才有如此巨大的召唤力。
曹操也创作五言诗，他的五言诗现存虽然只有9首，同样具有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特征。五言诗是汉代初年兴起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式，它是随着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逐渐发展起来的，到了《古诗十九首》，五言诗在艺术上已基本成熟，能够代表汉代五言诗的发展水平。从现存各方面的材料推断，《古诗十九首》不是一位诗人的作品，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作品，可能绵延整个两汉，因其风格大致统一，昭明太子萧统在编选《文选》时将之编在一起，置于《文选》中的“杂诗”类，命名为“古诗一十九首”，遂有今天之名。《古诗十九首》一个突出的主题是哀叹生命，重视生死。正如李泽厚所言：“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的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11]其实，曹操的四言诗《短歌行》（其二）表达的就是这一主题。由“人生几何”的人生喟叹到渴望贤才、建功立业，其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思想、情感的逻辑线索。诗歌的情感基调是慷慨悲凉，这实质上是一种审美精神，而这一审美精神正是时代所赋予的。曹操的五言诗也同样沿袭的是这一诗学的路径。我们来看他的《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12]
应该说，这是一首纪实诗，描写的是曹操曾经经历过的一段惨烈的历史。初平元年（190），东方各州郡结盟，以袁绍为盟主，组成盟军，讨伐董卓。此时，董卓虽然已经挟持汉献帝及官民西迁长安，而他本人却带兵留守洛阳，与盟军对抗。在进攻董卓的过程中，盟军将领由于各怀异心，军心不齐，相互观望，徘徊不前，更有甚者，挑起内讧，相互攻杀，不仅没有打败董卓，拯救国家，反而祸害了国家，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这首诗中，曹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既同情士兵，又哀叹百姓，字里行间，充满对生命的同情。整首诗的情感基调是悲哀、苍凉的。
如果认真考察一下曹操现存的诗歌，我们就会发现，曹操的诗歌使用的几乎都是汉乐府古题。《度关山》 《薤露行》 《蒿里行》《对酒》《气出唱》《精列》《陌上桑》属于《相和歌辞·相和曲》,《善哉行》属于《相和歌辞·瑟调曲》,《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属于《相和歌辞·瑟调曲》,《短歌行》属于《相和歌辞·平调曲》,《董逃歌》 《苦寒行》 《秋胡行》属于《相和歌辞·清调曲》。在汉乐府中，每一种曲调都有其固定的表达主题，这意味着只要选择使用某一曲调必定会表达相应的主题。可是，到了曹操那里，主题的固定性规则遭到了抛弃。这就充分证明，曹操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驾驭十分娴熟，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拟古，而是着意彰显自己的创造能力。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古题中都是送葬的挽歌，曹操却借用它们描写悲惨的社会现实，反映生民疾苦。这本身就是创造。这种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曹操诗歌的审美性，同时，也为民歌向文人创作的真正转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的这种创造性，后人看得已经非常清楚。钟嵘评他：“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13]一方面说他的诗歌继承了《诗经》的古雅传统，另一方面又说他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形成了悲凉的诗歌风格。清人沈德潜曾经这样评价曹操：“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又说：“沉雄俊爽，时露霸气。”[14]“汉音”，就是针对曹操诗歌运用乐府古题来说的，意味着他的诗歌与传统的关系极为密切。“沉雄俊爽”是言说他诗歌的美学品格。陈沆说：“曹公苍莽，古直悲凉，其诗上继变雅，无篇不奇。”[15]刘熙载更是对曹操褒奖有加：“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16]从这些评价中，我们能够体察曹操在批评家心中的分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分量。他作为一个文学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业绩。
然而，从古人对曹操的评价中，我们还看到另一种态度，即贬低他的文学成就，贬低他的文学史地位，与肯定曹操的一系形成巨大的反差。例如，钟嵘对曹操的评价，从他所下的品语和得出的结论上看，两者是充满矛盾的。他评曹操的诗风“古直”。“古直”一语的意涵即古朴、古雅、真率、质直，所隐含的是对曹操诗歌艺术特征的美学认识，是一种高度赞美的品语。可是，在总体上，钟嵘把曹操置于下品，判定他是南朝以前的三流诗人。《诗品》的上、中、下三品，就是钟嵘思想意识中的地位与等级，下品是最低的等级。何以会产生这种情形？应该联系钟嵘的意图来进行判断。凡是能进入钟嵘品第视野的诗人都是优秀诗人，即便下品中的诗人也是优秀诗人。曹操能进入钟嵘的品第之列本身就代表钟嵘对他地位的肯定，已属不易。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重申钟嵘品评的对象。钟嵘品评的诗人仅仅局限于五言诗人，它是以五言诗的创作成就作为品评的依据的。曹操虽然创作了一些五言诗，相比较而言，他的四言诗数量更多，成就更为突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理解了钟嵘。他对曹操的评价并不是全面的文学史评价，仅仅依据的是五言诗的创作成就，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试想，假如曹操在南朝以前真的是一个三流文学家（诗人），那么，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何以又能变成一个一流的文学家？他的一流文学家地位认定的依据是什么？显然，这是着眼于曹操整体的文学创作成就。有人忽略了钟嵘品评的前提与对象是五言诗这种单一的文体，为曹操鸣不平，对钟嵘大加指责：“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17]（王士祯《渔洋诗话》）如果着眼于整体成就，确实如此！关于钟嵘对曹操的评价，明代诗评家许学夷曾经作出这样的解释：“按：嵘《诗品》以丕处中品，曹公及叡居下品。今或推曹公而劣子桓兄弟者，盖钟嵘兼文质，而后人专气格也。然曹公才力实胜子桓。”[18]他认为，导致钟嵘与后人对曹操评价产生差异的原因是“钟嵘兼文质”,“后人专气格”。也就是说，他们评价的标准不同。许学夷强调曹操的诗歌才能比曹丕突出，应该说比较公正，但是，他仍然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这里恐怕不仅仅是一个评价标准的问题。对钟嵘《诗品》关于曹操文学地位的评价，我们今天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说辞。钟嵘《诗品》所品评的诗人，仅仅局限于五言诗人，他给前代诗人所排的座次，也仅限于五言诗的创作和成就。而曹操的五言诗创作，与南朝以前的所有五言诗人相比，是否真的处于三流地位？已经很难判断。因为，现今，曹操的诗歌散佚较多，现存的五言诗只有9首，从现存的这9首五言诗中，是无法准确评价他的五言诗的地位的。在钟嵘所处的齐梁时期，曹操的诗歌散佚可能不是那么多，钟嵘读到的或许更多一些。就他目力所及的范围，他认定曹操的五言诗是三流，这其中有他的评价标准。当然，钟嵘的看法也只是一家之言，不能因为钟嵘这样说了，曹操的诗歌地位也就被确定了。我们说过，钟嵘的评价只是针对曹操的五言诗，而曹操真正拿手的是四言诗。因此，在我们看来，曹操在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绝不是三流，从他对中国文学精神的传承与创造来看，从他所取得的真正的文学实绩来看，从他的文学影响上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曹操堪与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流的大家媲美，他确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非常之人”。
二
曹丕的出生正值乱世。汉灵帝中平四年（187），他诞生于谯（今安徽亳州）。王沈《魏书》如此记载：“帝生时，有云气青色而圆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气者以为至贵之证，非人臣之气。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19]（《魏书·文帝纪第二》注引）曹丕本人在《典论·自叙》中也陈述了他的成长经历，年幼时，常常随父征伐，所谓“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20]，成长的艰难可想而知。他目睹百姓遭殃，亲朋故旧战死，留下了很多痛苦的记忆。这些为他后来亲民善政奠定了基础，也为他的诗赋、文章写作积累了素材。年长之后，曹丕的生活范围局限在临时政治中心——邺城，这是曹操的大本营。在曹操率军征伐期间，基本上都由曹丕留守，由于胆大心细、足智多谋，每次都能够比较出色地完成留守任务，赢得曹操的信任，在政治上逐渐成熟。曹丕喜爱诗赋文章，这是受乃父曹操的影响。在他看来，“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21]，对于治理国家和传播声名，都非常重要。因此，他不仅要求文士们勤勉写作，自己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诗文，经常与“建安七子”等文学之士交流文章写作心得，与文士们关系甚笃。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被立为魏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死，曹丕袭位为魏王。同年，汉献帝降册逊位，曹丕代立，遂将都城从邺迁到洛阳，史称魏文帝。
建安、黄初年间，“三曹”不仅是政治核心，也是文坛核心。如果从整体上来评估建安、黄初时期的文坛，曹操卒于建安二十五年，曹丕、曹植身历建安、黄初两个时代，而曹丕职为太子、魏王、皇帝，政治地位最高，文学成就也很高，理所当然地是这一时期文坛的真正领袖。在他诸多的文章中，我们都能够明确看出他的领袖气质。《典论·论文》评点“七子”，直陈他们文章与自身个性的优劣，批评“文人相轻”；在写给吴质的一封信中，陈述了他与“七子”等文士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22]（《与吴质书》）这些，都彰显了曹丕的领袖气质。作为建安、黄初时期的文坛领袖，曹丕当之无愧。
陈寿《三国志》这样评价曹丕：“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以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23]（《魏书·文帝纪第二》）陈寿的话说得比较委婉，言外之意，曹丕身上存在着不少缺点，正因为这些缺点，还不能比肩于古代的贤明帝王。具体地说，他心胸不够开阔、大度，处理问题、待人接物有不少缺陷，不能做到公平。许多历史记载都可以作为佐证。这恐怕不能简单地归为性格缺陷，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不能不使曹丕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戒备，因此，他的一些毛病是属于政治的，是政治促成的。作为一个政治家，曹丕算不上完美。他气量狭小，政治风度不够。这确实是实际情况。比如，由他主导确立的“九品官人之法”，今天看来是一种倒退的制度。他对同姓诸侯包括自己兄弟如曹植、曹彰等人的刻薄，则显示他没有足够的自信心和同情心。由于担心他们犯上作乱，严令他们不得擅自离开封地，否则，严加治罪。陈寿评语中的“若”字下面的话，就是针对曹丕的气度来说的。这是政治对曹丕人格的扭曲，不单纯是曹丕的节操、能力问题。然而，作为一个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曹丕却有着另一副面孔。他非常大度，非常通达，也非常公平。在与“七子”等人交往中，不拘礼节，非常真诚，对他们的情感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可以从他为“七子”所做的一系列的事中看出他的真诚品格。曹操杀了孔融之后，曹丕却以重金收买孔融之文，目的是保存孔融的诗文，让它们流传下来。这是出于他对孔融诗文的喜爱与肯定。王粲去世，他亲自送葬，因王粲平生喜欢听驴叫，于是，在王粲墓前，他建议众人学驴叫以送别王粲。若非真诚，如何会记住一个人的怪癖？如何会做出这些看似荒唐的举动？！曹丕写了一篇著名的文学批评文章《典论·论文》，批判“文人相轻”的不良风气，指出“建安七子”身上也存在着这种现象，借此评述了他们创作的优劣，因为持论公允，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楷模。曹丕文学批评的公允、大度是有目共睹、无法掩饰的。与政治上的曹丕相比，文学上的曹丕似乎更为通达！无怪乎，陈寿高度赞赏他的文学才能：“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曹丕的作品在萧梁时期尚存23卷，隋朝时存10卷。另有《典论》5卷，《列异传》3卷，很多都已散佚。今存明代张溥辑录的《魏文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是我们研究曹丕思想与文学成就的重要依据。
像乃父曹操一样，曹丕文学实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表现在文学形式的创造上。他的诗歌既有四言诗、五言诗，也有七言诗、杂言诗。其四言诗、五言诗继承先秦两汉的传统，皆古雅质实，叹生忧生的情感意向十分鲜明。
如《善哉行》：
上山采薇，薄暮苦饥。溪谷多风，霜露沾衣。野雉群雊，猴猿相追。还望故乡，郁何垒垒。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回转，有似客游。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24]（其一）
再如《短歌行》：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神灵倏忽，弃我遐迁。靡瞻靡恃，泣涕涟涟。呦呦游鹿，衔草鸣麑。翩翩飞鸟，挟子巢栖。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长吟永叹，怀我圣考。曰仁者寿，胡不是保。[25]
只要稍微细心品读就会注意到，这两首四言诗与《诗经》、汉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两首诗都写忧愁，前一首写思念故乡的忧愁，后一首写思念亲人的忧愁，情意绵绵之中带有慷慨悲凉。两首诗采用的都是汉乐府古题，都化用了《诗经》的语言，但是，丝毫不影响曹丕的创造性。“三曹”是较早开始独立创作的诗人，是第一批大规模从事诗歌创作的文人，都自然免不了对前代诗歌的化用。在对《诗经》的化用上，曹丕一改曹操的做法，确立了一个新的、更有价值的规则，那就是，他不像曹操那样整句或一连多句一字不变地挪用《诗经》，而是把《诗经》多首情感不同的诗完美糅合在一起，将其语言高度浓缩，彰显了诗歌语言的张力。这两首诗中，“上山采薇”，化用的是《召南·草虫》中的“陟彼南山，言采其薇”之句；“今我不乐，岁月如驰”化用了《唐风·蟋蟀》中的“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之句；“靡瞻靡恃，泣涕涟涟”化用了《卫风·氓》中的“不见复关，泣涕涟涟”之句；“呦呦游鹿，衔草鸣麑”化用《小雅·鹿鸣》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之句；等等。这些化用皆出神入化，充分彰显了曹丕的文学修养及其高超的诗歌创作才能。这两首诗都将思念的忧愁与人的生命思索联系起来，借以表达深沉的哲思。这恰恰是曹操的做法，也是整个汉代诗歌包括《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主题。“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嗟我白发，生一何早”，将对生命的慨叹主题与四言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嫁接，使得诗意古雅、哀怨，较为完美地表现了曹丕四言诗的风格。
与四言诗相比，曹丕的五言诗却展现出另一种气象，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特征，那就是“便娟婉约”[26]。“便娟婉约”的意涵是自然华美，圆润流转，余味曲包，意谓曹丕的诗歌艺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水准。如著名的《杂诗二首》：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昔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能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27]
这两首诗描写的都是故乡之思，情感悲凉。王世贞评说：“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28]（《艺苑卮言》卷三）《古诗十九首》是古代诗歌的典范，曹丕、曹植的诗堪与《古诗十九首》媲美，意谓艺术水平很高，不仅思想情感的表达神似，语言也神似，几能以假乱真。前一首借漫漫秋夜描写思念，充分调动视觉、听觉等感官，仿佛悲凉的情思声声在耳，历历在目，创造出一个凄清、忧伤的境界。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天气非常寒凉，作为抒情主人公的“我”却难以入睡。那不是因为天气寒冷，而是因为思念故乡，是故乡让他夜不能寐。披衣起床，徘徊在庭院之中，仰看明月，俯视清流；南翔之孤雁，悲鸣之草虫，无不令其动容。由于思念过度，回归的心情变得非常迫切、无奈，“我”想立刻回到故乡，可是，欲飞无翼，欲济无梁，只能向风叹息，愁断中肠。这首诗无论在语言上还是结构上都做到了一气呵成，情思哀婉，意境悲凉。后一首以浮云比兴，诗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把游子想象成浮云，表达回归故乡的热切愿望。浮云漂泊无根，自由而无拘束，是游子的象征。浮云虽自由，但是并非绝对，它也受风向的制约。风吹浮云，并没有把它吹到它想去的地方，却将它吹到了江南的吴会，然而，吴会并不是故乡，如何能在这里久留呢？由于思念故乡，又找不到倾诉的对象，只能把思念压抑在心底，久而久之，整个人都变得自闭，以至于害怕见人。诗歌最后抒写了“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沉痛，将思念的哀伤渲染到了极致。这两首诗“便娟婉约”的诗学特征主要体现在细腻柔美的情感表达上，那种令人肝肠寸断的情感，自然圆润，华艳柔美，再配以绮靡的语言，比较完美地演绎了五言诗的形式功能。
曹丕对四言诗、五言诗形式的发展，由此可略见一斑。综合两汉时期四言诗、五言诗的创作状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四言和五言这两种诗歌形式在曹丕的笔下已经产生了美学的质变，语言的诗性更加浓郁，情感的表达更加自然，真正实现了圆润流转。
然而，曹丕在诗歌形式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却表现在七言诗和杂言诗上。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同时，也创作了摇曳多姿的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这两首的艺术性姑且不说，单单七言、杂言的形式探索，便为诗歌形式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曹丕在诗歌的形式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先来考察《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29]
明胡应麟称这首诗“开千古妙境”[30]（《诗薮》内编卷三），清吴淇称这首诗“风调极其苍凉”,“真杰构也”。[31]王夫之更评之曰：“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32]何焯说它是“七言之祖”[33]。单从这些溢美之词中，我们就可以掂量出这首诗的分量。在我们看来，这首诗的文学史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既然是第一首，其原创意义自然不可低估。这种原创不仅仅指形式本身，也体现在美学方面。它代表着审美风尚的变化，昭示着一种新的审美精神的形成。最为突出的表现是，随着诗句字数的增加，诗的表意容量在增大，诗所表达的情感也显得更加婉转、绵长，强化了诗的一唱三叹的审美功能。曹丕开创了七言诗这一崭新的诗歌形式，使得诗歌的表情达意在五言诗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34]（钟嵘《诗品序》）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为后来七言诗的繁荣立下了首功。第二，在押韵上，这首诗的特点非常突出。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用的都是一个ang韵，不要说在当时比较罕见，即使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也不多见。通过一韵到底的妙用，情感的表达一览无余。这说明，尽管历史文献没有记载当时已经出现诗律理论著作[35]，无法断定格律的理论建构状况，但从当时的诗歌作品来判断，诗的音韵在汉末、曹魏时期已经比较完善，故而，曹丕已经能够较为熟练地掌握诗的韵律，并将之运用到创作之中。以此推论，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涌现大量关于声律和四声的理论著述，绝非偶然。第三，这首诗是代拟诗，采用的是代拟方法。所谓代拟就是代言，即代替别人言说，或让别人代替自己言说。这个“别人”是虚构的，不是真实的，而这并不意味诗歌的意蕴是虚假的。代拟虽然包含虚构的成分，但是，并不违背“言志”的传统。代拟诗中言说的思想情感仍然是诗人自己的，只不过换了一个言说的角度，增加了一些悬念，强化了诗歌表达情感的艺术功能。曹丕继承了自屈原以来的代拟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文学的虚构功能。全诗假托一个女子之口，思想情感的表达全是女性化的，想象之丰富，情感之柔婉，堪称典范。
《大墙上蒿行》是一首较长的诗歌。全诗76句，其中，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在同篇共存，显得非常奇特。诗歌的主题是慨叹人生，倡导及时行乐。在这首诗中，曹丕之所以杂用多种句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复杂情感的宣泄与寄托，力争做到张弛有度。诗歌一开始运用的是较长的语句，节奏缓慢，情感沉郁。“阳春无不长成，草木群类，随大风起。零落若何翩翩，中心独立一何茕！四时舍我驰驱，今我隐约欲何为？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适君身体所服，何不恣君口腹所尝？”[36]而到了最后，大量短句的运用，使得节奏变得急促，情感也由原先的沉郁变得高昂。“排金铺，坐玉堂。风尘不起，天气清凉。奏桓瑟，舞赵倡。女娥长歌，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酌桂酒，鲙鲤鲂。与佳人期，为乐康。前奉玉卮，为我行觞。今日乐，不可忘，乐未央。”客观地说，长短句相杂的诗的形式，是汉乐府中常见的现象，然而，像曹丕这首诗那样，长短相杂得如此复杂，篇幅如此之长，思想情感的表达如此酣畅，在当时的文人创作中确实罕见。也正因此，王夫之评价这首诗：“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非但兴会遥同，实乃谋篇夙合也。”“开山第一祖”等评价，将这首诗的文学史价值抬得极高，鲍照、李白的乐府诗创作之所以成就“乐府狮象”，就是因为“领此宗风”，足见这首诗对后世诗歌形式的影响之深刻。
此外，曹丕还创作了大量的辞赋，大都是些抒情小赋。从他现存的近30篇辞赋（包括残篇）作品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他的辞赋成就。他的辞赋基本上摆脱了汉大赋的窠臼，不再以宫室、苑囿、都城、田猎为表现对象，而将表现的焦点对准细小的自然物色和日常的社会现实生活，描写了秋雨、沧海、寡妇、美女、美玉、槐、柳、莺等，再现了行旅、出征的艰苦，在感物的基础上感伤、悼亡、思归、怀人，描写、叙述皆凝练、生动，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总体来说，曹丕的辞赋虽然由于散佚而留存的篇目不多，表面看来成就远逊于诗，但是，其在魏晋南北朝辞赋发展史上，仍然不可忽视。尤其是他的抒情小赋，与王粲、徐干等人一起，为建安、黄初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具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
曹丕文学实绩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表现在对慷慨悲凉这一时代文学精神内涵的丰富上。曹操的诗歌创作，由于深度介入社会现实和人的心灵，开创了慷慨悲凉的诗学精神，这种精神深深影响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等人。时代的感召与鞭策，使得他们很快深入领会并把握了慷慨悲凉的精神实质，自觉地从内涵上去丰富它、弘扬它，从而形成了整个时代的审美风尚。曹丕的一项最突出的工作，就是拓展了慷慨悲凉的审美空间，使之不仅局限在哀叹生命、追求建功立业上，而且还扩展到爱情、友情、思乡等日常生活和情感领域。我们上文所列举的一些诗歌，表达的基本是这一内容。这是曹丕真实的思想与情感。这是因为，曹丕少小随父征战，到处漂泊，无以为家，他渴望故乡，梦想回归故乡，故乡是他的情感归宿，因此，才会有《善哉行》 《杂诗二首》等优秀的思乡诗。战争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恐惧，使人们必须面对血淋淋的死亡和孤独，因此，才会有《短歌行》等描写孤独和思念的诗。曹丕对孤独的恐惧在《丹霞蔽日行》中有更为深切的描绘：
丹霞蔽日，彩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孤禽失群，悲鸣云间。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37]
人类的悲欢离合就像自然界的丹霞蔽日、月盈月亏、花开花落一样，是永恒的、无法弥缝的。
曹丕之所以非常看重爱情，珍惜友情，就是因为恐惧心灵孤独。在某种意义上，《燕歌行》就是这种心迹的折射。诗歌表面上的代言其实是遮不住真实的心灵世界的，他还是委婉地把这种心迹表达了出来。除此之外，曹丕还写作一首描写爱情的诗歌《善哉行》，同样展示了这种心迹。这首诗对爱情的描写虽然没有采用他在《燕歌行》和其他汉乐府古题中普遍使用的代拟形式，情感的表达是正面的、直截了当的，但是，却与《燕歌行》等诗的审美效果几无二致，依然感心动耳。
《善哉行》：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妍姿巧笑，和媚心肠。知音识曲，善为乐方。哀弦微妙，清气含芳。流郑激楚，度宫中商。感心动耳，绮丽难忘。离鸟夕宿，在彼中洲。延颈鼓翼，悲鸣相求。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38]
诗歌以摇曳多姿的笔法描写了对美人的渴慕，情感的表达非常直白。美人的美丽令人心动，她“知音识曲”，高妙的音乐演奏技巧更增加了她的妩媚。对美人的心意却得不到美人的回应，内心无比忧伤与孤独。与战争、饥饿、生离死别等引起的忧伤与孤独相比，爱情的忧伤与孤独虽然不是那么血腥，不显得那么沉重，但是，也痛彻心扉。这同样是对悲凉审美内涵的拓展。曹丕对悲凉审美内涵的拓展，更加强化了文学与日常生活的亲密关系，丰富了时代文学的精神意蕴。
曹丕的文学创作取得了辉煌的实绩，由此，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因为父亲曹操、弟弟曹植文学成就都很高，后人自然会对他们父子三人进行比较，品评优劣。对“三曹”优劣的品评在刘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文心雕龙·才略》记述道：“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辨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39]刘勰的态度非常明确，曹丕、曹植各有胜处。曹丕的优点是思虑周详，乐府清越，尤其《典论》一书，辨析精要，超越前贤，这是曹植无法做到的。钟嵘《诗品》将曹丕列为中品，地位评价虽然不低，但对他的诗歌颇有褒贬。在钟嵘所处的齐梁时期，曹丕存世的诗有百多篇，《诗品》称其“率皆鄙质如偶语”（《魏文帝》），意谓曹丕的诗质直，类似于私语。褒贬的意向非常鲜明！然而，钟嵘也有对曹丕的赞赏，诸如“西北有浮云”等十余首诗，就说它们“美赡可玩，始见其工”[40]。这一评价深深影响后世。明人钟惺说：“文帝诗便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士气，不及老瞒远矣。然其风雅蕴藉，又非六朝人主所及。”[41]（《古诗归》卷七）张溥《魏文帝集》题辞云：“曹子桓生长戎马之间，善骑马，左右射，又工击剑弹棋，技能戏弄，不减若父。其诗歌文辞仿佛上下，即不堪弟蓄陈思；孟德大儿，固有余也。”[42]清代吴淇联系整个建安、黄初时期的创作现象评价曹丕，他认为，建安文士的创作体式错杂，“文帝之体总括于中，要以陈思为杰”，而到了黄初，“主持风雅唯文帝”。[43]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曹丕文学地位的态度有以下几种：第一，“三曹”相比，曹丕不如曹操、曹植；第二，“三曹”相比，曹丕与曹操相当，但不如曹植；第三，曹丕的诗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文士气；第四，在魏晋南北朝的诸多皇帝之中，曹丕的文学成就是最高的，“风雅蕴藉，又非六朝人主所及”。参考这些意见，我们认为，曹丕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理应具有很高的地位。就“三曹”而言，曹丕的创作成就总体上不如曹植，但是，应与乃父曹操旗鼓相当，绝不像钟嵘所评价的那样，“率皆鄙质如偶语”。（钟嵘把曹丕列为中品，把曹操列为下品完全出于五言诗的考量。）这与后人评他的诗称其“风雅蕴藉”的意旨南辕北辙。他创作了很多优秀的诗文，不少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他的诗风婉娈细秀，自成一格，因为较早介入个体创作，理当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开拓者之一。[44]“三曹”之间各有特点，不能相互取代。在文学创作上，曹操、曹植成就较高，影响较大，而在文学理论上，曹丕的贡献则非常杰出。他的《典论·论文》开启了一个文学批评的新时代，对后世的批评风气起着引导作用。而这却是曹操、曹植没有做到的，他们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发明上无法与曹丕抗衡。在充实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美学意蕴方面，曹丕的贡献依然突出，他拓展了慷慨悲凉的审美空间，自觉地推动着建安、黄初文学朝着雅正的审美方向发展。因此，曹丕完全有资格位列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上优秀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接受后人的爱戴与景仰。
三
曹植出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此时，正是关东义士联合起来讨伐董卓之时。由于“军合力不齐”，联军陷入一片混战。当时，曹操军力薄弱，没有固定的落脚地，妻子儿女只好随军征战，无端经受惨烈的战争洗礼。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曹操并没有忽视对子女的教育。《三国志》记载，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45]，因为才思敏捷，深得曹操宠爱，曾经被列为太子人选，一度与曹丕一较高低。然而，曹植的性格也有非常明显的缺陷。可能是曹操娇惯的原因，曹植的性情比较粗放、轻狂。他不讲究礼仪，不善于掩饰，非常任性。因此，生活散漫，衣着随意，喜饮酒，且无节制。这很不符合曹操的期望，恐怕也是导致他最终失宠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性格的引导下，曹植做出了一系列非常荒唐的举动，姑且罗列两件。第一件，他私自驾车，驰骋于只有帝王举行典礼时才走的王宫正门司马门，酿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司马门事件（217）。这件事被炒得沸沸扬扬，很多人站在礼法的角度指责曹植，认为他野心膨胀，犯了大忌。就这件事本身来说，确实关系着礼法。且不管当时曹植的本意如何，这种行为传递出来的信息肯定会被人们看作政治野心的信号。司马门事件之后，曹操基本上打消了立曹植为太子的念头，不久，便下诏册立曹丕，太子之争画上句号。自此，曹植的政治前途一片黯淡，不可能再有大的政治作为，只能被边缘化。因为有争立太子一事，曹丕警觉，曹植的政治与人生均笼罩着浓重的阴影。第二件，建安二十四年（219），曹仁被关羽围困。曹操依然对曹植有所期待，命他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去解曹仁之围。当曹操下诏令他前来亲受敕戒时，他却酩酊大醉，以至于无法受命。曹操非常恼怒，于是，对他的偏见加深。如此一来，曹植在政治上咸鱼翻身的唯一机会就丧失了。这种性格的缺陷导致他在政治上屡屡受挫，从此，父兄都不再相信他，重用他，他也不可能再有大的政治作为。曹操死后，由于小人谗言，曹丕猜忌，丕、植兄弟之间的关系一度极为紧张。后期的曹植终日惶惶，生活较为凄苦。这从他的《赠白马王彪》等诗中可以看出一二。这些特殊的阅历尽管给他的人生打击很大，使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是，却成就了他的文学功绩。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超一流的文学大家，幸赖他的这些特殊的人生经历。正是这些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增加了他文学作品的价值砝码，使其思想、艺术和审美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
曹植传世的作品相对较多。《隋书·经籍志》著录《陈思王曹植集》30卷、《列女传颂》1卷、《画赞》5卷，原集皆散佚。今存最早的曹集版本为南宋嘉定六年刊本《曹子建集》。清人丁晏据此校订，参之以其他古籍辑佚，最终成书《曹集铨评》，颇为精审。今人赵幼文又在此基础上做了校订、注释，成书《曹植集校注》，是我们研究曹植文学创作与思想包括诗学思想不可缺少的比较完善的版本。
曹植的文学实绩，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在文学形式上，完善了五言诗和抒情赋的文学形式，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文体，而且带来了审美观念的重大变化。
五言诗产生于汉代，兴盛于魏晋南北朝。建安、黄初处于两汉与魏晋南北朝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间节点，发生了很多历史事件，影响极大。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文学现象，震撼着整个文学史。比如“建安文学”就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后世一直把它当作文学典范来褒奖，誉之以“建安风骨”。五言诗正是在这一时期前后成熟的。可以这样说，建安、黄初是五言诗发展的转折时期，其所起的作用是承前启后，一方面继承了先秦两汉的诗骚传统，另一方面开启了魏晋南北朝的缘情、绮靡文风，不仅奠定了五言诗的形式基础，而且还确立了整个时代的审美风尚。文人的介入，更加完善了五言诗的语言和形式，使得它的审美意趣更加高雅，审美意蕴也逐渐丰盈。前面我们简要论述了曹操与曹丕，他们都创作了一定数量的五言诗，在承前启后方面都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曹植的诗歌现存90多首，其中五言诗多达60余首，数量占绝对的优势。而曹植的文学贡献却不在于五言诗的数量，而在于他对五言诗的形式和艺术的完善，对五言诗审美意蕴的完善。他超越了曹操、曹丕和“建安七子”、蔡琰等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
曹植的超越之处首先表现在他的五言乐府创作上。今人萧涤非称赞他的五言乐府集五言之大成，“尤为百世大宗”[46]。曹植何以能担负得起“百世大宗”的盛誉？这其中隐含着一种比较的眼光，隐含着对文学史的整体认识与评价。萧先生的评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
其一，像曹操、曹丕一样，曹植也主要借用乐府古题进行创作，表现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情感，可是，反映的面更加开阔，艺术的表现更加成熟。在他的五言乐府中，既有描写战乱、忧叹生灵的作品，又有表达理想、抱负，抒写爱情、友情的作品，甚至还有描写声色犬马等娱乐的作品。这些诗歌大都能以恰当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技巧，展示时代的精神风貌，表现诗人独特的思想和情感，即便描写游戏也不例外。曹植有一首诗《斗鸡》，表面上看写的是现实题材，表现的是当下的娱乐生活，其实，诗题依然是乐府古题，属于汉乐府中的《杂曲歌辞》。诗人借助于《斗鸡》这一乐府古题，主要意图不在于描绘游戏的场景，而在于表现时代的精神，展示时人的气质与风貌。因此，鸡的风采就是时代风采的隐喻，鸡的精神气质就是时代的精神气质。斗鸡俨然成为昂扬斗志的象征和隐喻。“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47]鸡的凶悍，鸡的精神气质，完全超越了鸡这一动物本身。这哪里是写鸡，分明是写人，是诗人对奋发昂扬精神气质的向往，是理想、抱负的象征。
其二，曹植将他所运用的大部分乐府形式转换成五言的形式，丰富了五言诗的表情与表意空间。据萧涤非先生统计，曹植乐府诗共计41篇，其中五言乐府大约占四分之三。如《野田黄雀行》《升天行》《种葛篇》《薤露行》《怨诗行》《吁嗟篇》《五游咏》等，都成为五言乐府的典范。我们尝试以《野田黄雀行》为例来解说这一问题。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在郭茂倩《乐府诗集》里载录3首，其中前两首一首是晋乐所奏，一首是本辞，两首诗的文字基本重复，只是第17—20句的次序和文字有所不同。其中第一首收入曹植集中更名为《箜篌引》。郭茂倩引述《乐府解题》谈及此歌在晋代的流行状况：“晋乐奏东阿王‘置酒高殿上’，始言丰膳乐饮，盛宾主之献酬。中言欢极而悲，嗟盛时不再。终言归于知命而无忧也。”[48]早在汉代的鼓吹铙歌中就有《黄雀行》，不知道与曹植的《野田黄雀行》表达的内容是否相同。然而，从现存汉铙歌古歌来看，其形式多为杂言，与曹植运用的五言形式是不同的。曹植五言创作，使这两首诗在表情与表意方面有了巨大的空间。
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谦谦君子德，磬折何所求。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49]（《箜篌引》）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50]（《野田黄雀行》）
第一首是宴会乐曲，优雅、热情，情感的表现由欢乐而及于悲伤，最终因知命而主张及时行乐，完成一次大的情感转变与精神顿悟。第二首描写人生际遇，通篇运用比兴的手法，充满象征、隐喻，以“高树多悲风”隐喻政治险恶，法度严酷，以“利剑”隐喻权力，以“黄雀得飞飞”表达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这两首诗均巧妙地运用了五言的形式，韵律优美，情感炽烈，意蕴深沉。
其三，开拓出新的乐府形式，成为乐府诗的典范。曹植五言乐府的创作，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能够自创新题，自创新体。他的诗中有很多题目就是他自己开创的，后来也被纳入乐府之中，与古题同等并列，如《名都篇》《美女篇》等。这两首诗都属于《杂曲歌辞·齐瑟行》，都以诗的第一句名篇，这本身就是模仿汉乐府的做法。汉乐府如《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日出东南隅篇》（又名《陌上桑》《艳歌罗敷行》）等都以第一句名篇，篇名不完全能呈现诗的内容。《名都篇》的创作在题材上显然是受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的启发，将名都的题材移到诗中。由于赋、诗的形式差别，决定了内容的表现也有差异，因此，这两首诗表达的内容却超越了赋的京都题材范式，即不是从历史、地理、风物等方面描绘京都，而是从艺术和情感上表现京都，表现京都少年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精神气质。“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51]（《名都篇》）《美女篇》无论是诗意还是语言都受《日出东南隅篇》（《陌上桑》）的影响，带有非常明显的模仿痕迹。诗歌描写采桑女子的勤劳与美丽：“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52]（《美女篇》）这两首诗都是曹植自创的乐府新题，他用五言诗的形式来写作，咏名都少年，歌采桑美女，文采灿烂，情思柔婉，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审美上，其所呈现的意义都是非同寻常的。
除按照乐府的形式自创五言乐府之外，曹植还创作了不少普通的五言诗，丰富并完善了五言诗的诗歌形式，使这种原本借助于乐府存在的诗歌形式文人化，并逐渐独立，乃至最终成为中国传统主流的诗歌形式。我们来看看他的《送应氏》两首：
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迳，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53]
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愿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爱至望苦深，岂不愧中肠。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54]
应氏即应玚、应璩兄弟，他们都是建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应玚还是“建安七子”之一，与曹氏兄弟关系非常亲密。这两首诗是赠诗，“送”的意思是赠送、送别，至于是否属于唱和诗，尚不能确定，因为应氏兄弟的诗作大部分散佚，从现存应氏兄弟的诗作中找不到任何唱和的踪迹。倘若它们属于唱和诗，应是中国诗歌史上较早的。这两首诗写于建安中前期。前一首写当时的社会现实。诗人以无比沉痛的心情描写了董卓焚烧都城洛阳所造成的“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的情景，对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表达深切的同情。后一首写送别，以“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表达对朋友的依恋，以“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表达对生命的态度，慷慨悲凉。曹植创作了不少类似的五言诗，借以表达他在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感受，有悲伤，有爱恋，有同情，有反思。曹植五言诗的意义在于：完全打破了乐府的束缚，摆脱了音乐的限制，开始借助这种文字形式自由地抒写情感，表达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关切，最终使五言诗成为文人创作的一种诗歌形式，而且是能够完美寄寓思想情感的主要形式。
在赋体创作方面，曹植的贡献也是杰出的。赋作为汉代形成的一种典范的文学形式，最初是以“大”的面目出现的，篇幅较长，结构精巧，气势宏伟，语言豪奢。汉大赋经常以宫殿、园林、狩猎等为表现题材，铺排这些大场景的宏阔与气势，其真正的意图是展现汉帝国的强盛。这其中蕴含着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融合浓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记忆。因此，大赋不仅是文学的产物，也是政治的产物、时代的产物。东汉中后期，随着汉帝国国运衰微，大赋的创作已显得不合时宜，于是，辞赋创作开始向写景、抒情转化。铺张扬厉的汉大赋演变为情思绵密的抒情小赋。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是这一转变的开始。曹植与王粲、徐干等人一起，是这种转变的实际完成者。曹植创作了大量的辞赋，在题材上，基本抛弃了汉大赋的庄严、凝重，逐渐向日常生活靠近。登台、娱宾、闲居、归思、游观、征伐以及秋霖、蝉、鹦鹉、橘、神龟、酒、芙蓉、神女等，无不成为他辞赋的题材，成为他的情感载体。曹植的小赋表现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展现了神奇美妙的自然景观，充满想象。在精巧构思和华艳语言的操纵下，浓烈的情感与瑰丽多姿的形象交织在一起，不仅完善了小赋的叙事与抒情艺术，而且推动了审美观念的转变。如《鹦鹉赋》：
美中州之令鸟，越众类之殊名。感阳和而振翼，遁太阴以存形。遇旅人之严网，残六翮之无遗。身挂滞于重笼，孤雌鸣而独归。岂予身之足惜，怜众雏之未飞。[55]
鹦鹉原本是自由自在的鸟，它们曾经无拘无束地生活着，一家老小非常美满。突然有一天，大祸降临它们一家头上。雄鸟被旅食者捕捉，剪去翅膀，关在笼子里，孤单的雌鸟哀鸣而归。而此时此刻的雄鸟记挂的不是他自己的安危，而是那些刚出生不久的小鹦鹉。它们将来怎么生活呢？赋虽然写的是鹦鹉，实际写的是人，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自然界，都会存在一些残酷，令人痛心，让人悲伤。赋表面上是将鹦鹉拟人化，实际上也是将人拟物化，鹦鹉是物又是人，被赋予独特的寄托与隐喻意义。因此，这篇赋实际哀叹的是失去自由的人的悲哀，是他个人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的真实写照。
曹植最有代表性的赋作是《洛神赋》。这是一篇具有很高文学和艺术价值的抒情小赋。这篇赋与王粲的《登楼赋》一起，奠定了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艺术基础。赋中描写了洛神的美妙风姿，展现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情感历程。曹植将神话传说与丰富的想象糅合在一起，鬼斧神工般地将洛神塑造成一个含情脉脉的多情女子，让人爱恋，令人神往，同时，还着意让自己装扮成一个情感的失意者，一个洛神的崇拜者、追求者，强化赋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联系曹植的人生可以感知，这篇赋有很深的寄托，实际上是曹植政治与理想失落的象征。
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欸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56]
赋所描写的人神爱情的悲剧性终结，暗示着美的破灭，同时，也隐喻曹植理想的破灭，留给后人以无限的惆怅与无穷的回味。
第二，风骨与文采兼胜，拓展了建安文学的美学意蕴。
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是慷慨悲凉。曹操、曹丕的诗歌都蕴含着这一美学特征，展现出一种崭新的精神风貌。刘勰评价建安文学所说的“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就是后人所谓的“建安风骨”。刘勰特重风骨，《文心雕龙》专门有《风骨》一篇集中论述风骨问题，把这一范畴正式引进文章、文学评价之中，使之成为一个很高的美学标准。刘勰的“风骨”与汉代用以相面的“骨相”、魏晋用以进行人物品评的“风骨”“骨气”以及书画批评中运用的“骨”“骨法”等意义有很大的不同。他赋予风骨以完整的美学内涵，使之既包含着慷慨激昂的情感力量，又包含着“结言端直”的语言气势，是多种审美要素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美学风貌。曹植的诗文多慷慨激昂，充满奋发昂扬的气势与力量。如我们前文列举的《送应氏》（其一），描写洛阳破败的情形：“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迳，荒畴不复田。”尽管情感悲凉，但是，意志并不消沉，字里行间蕴蓄着抗争的力量。再如《赠白马王彪》（其二）一诗描写路途之艰苦：“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冈。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57]连天的大雨断绝了交通，马也生了病，人的生存面临极大的挑战。在这种挑战中，诗人并没有败退，而是自觉地迎接这种挑战，将之作为磨炼人精神意志的考验。因此，无论是描写战乱的《送应氏》（其一），还是描写自身遭际的《赠白马王彪》（其二），都能体现风骨的美学意蕴。
在追求风骨之美的同时，曹植的诗文还追求文采之美，不仅斟酌遣词造句，而且非常注重声韵的运用，力争做到音韵铿锵。这大概与曹植的音乐修养有密切关系。与曹操、曹丕及建安、黄初时期的其他文学家相比，曹植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非常杰出，他能充分发挥语言的表情与表意功能，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发挥到极致。如《杂诗》（高台多悲风）：
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孤燕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景忽不见，翩翩伤我心。[58]
前人在解释这首诗时，认为其在比兴之中包含着隐喻，隐喻政治环境的险恶。这是着眼于知人论世，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来认识问题，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它的审美意蕴。从审美的立场来看，隐喻的运用无疑增强了这首诗的艺术价值，使其言有尽而意无穷。诗中，高台、悲风、江湖、方舟、孤燕等意象都是隐喻，隐喻环境的艰险，隐喻漂泊和孤独。至于是否隐喻曹植自身，隐喻他所置身的政治环境，则需要思量。结合曹植的个人遭际，我们判断，这首诗很有可能包含他对个人与政治环境的隐喻。因为诗人确实曾经处在政治风暴的中心，并且屡屡遭受打击，有理由将这些结合起来想象诗意。隐喻的运用，增强了这首诗的含蓄蕴藉，再加之音韵优美、谐调，几乎找不出雕凿的痕迹，无疑是诗之上品。钟嵘评价曹植，说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诗品·魏陈思王植》），就是对他诗歌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的高度肯定。
第三，大规模运用代拟的手段，深刻影响着后世的诗歌创作。
中国古代对人与文的看法是多元的，由于知人论世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多数人还是赞同人文一体的，即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文。所谓“诗言志”就是要求诗歌表达诗人的思想、情感、理想、抱负。代拟是代人立言，代人说话、抒情，其实，这是一个想象与虚构的过程。可见，代拟与人文一体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代拟的对象可能会是与自己个性、气质乃至性别、年龄、职业、地位等差别很大的他人，以他人的口吻叙事、抒情，表面上看起来，说的是他人话，其实是抒发自己的心声。“代拟体”的称谓主要是针对文人创作的现象的。在《诗经》和汉乐府中，由于诗的作者不明，无法判断是否代拟。代拟体的运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九歌》中的很多诗篇都采取了这种写作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代拟体风行，这是学习汉乐府的结果。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诗歌是虚构的，诗歌包含着诗人丰富的想象。曹丕的《燕歌行》本身就是乐府古题，诗歌代思妇立言，是比较典型的代拟诗，学习汉乐府的痕迹比较明显。从曹植的诗歌创作来看，他的代拟诗也主要集中在乐府中，诸如《妾薄命》《怨诗行》《种葛篇》《白马篇》《美女篇》等，都是代拟诗。其中，有代思妇、弃妇立言者，也有代行侠少年立言者，代拟的范围比较广泛。这都是表达情感的需要。
《白马篇》代少年游侠立言，描写了幽并游侠的豪迈气概。诗中的少年“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意气风发，怀有一腔报国热情。诗歌极力宣扬少年游侠的勇武精神：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59]
显然，这种勇武精神是曹植自身报国之志的写照。然而，这种勇武的精神气质以幽并游侠的形象在诗歌中出现，其创造意义巨大，它自觉地完成了文学的虚构，使得文学逐渐向着自觉的方向发展。代拟这种创作形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成了文学的独立。曹植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诗人，他的代拟诗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晋南北朝时期，代拟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创作的风尚，应该与曹植有某种精神上的关联。
第四，艺术化地表现了失意文人的典型心态，丰富了这一心态的审美意蕴。
曹植是一个政治失意者。他的政治失意主要是因为对权力的欲望以及权力的最终丧失。在与曹丕争夺权力的过程中，曹植以失败告终，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公，使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是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必然结局。权力的失去促成了他的失意心态，他的很多诗文都表现这种失意的心态，这是继屈原以来最为典型的心态，丰富了文学的情感表达意蕴。在这种心态的背后，寄予着他的人生反思和精神追求。
曹植对自己失意心态的描写采用的基本是比兴的方法。这是《诗经》发明、运用，楚辞给予创造性完善的诗歌创作方法，是诗骚传统中价值最高的诗学遗产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忠实继承《诗经》、楚辞传统的伟大诗人之一。在曹植的诗文中，表现失意心态的文学意象很多，其中，转蓬就是一个典型的意象。借助转蓬，曹植将自己人生失意的情感渲染得非常凄切、悲凉。《吁嗟篇》这样写道：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惊飚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若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摇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株荄连。[60]
这里的转蓬意象极其鲜明、生动，曹植的描绘极其细微。由于失去了本根，夙夜漂泊，忽而被吹入云间，忽而又沉入下泉，忽南忽北，忽泽忽山，忽存忽亡，转蓬经历着巨大的身体与心理磨难。无根的艰难使得它痛不欲生，它后悔自己是一个转蓬，还不如做一株秋草，哪怕被野火焚烧，也不会离开生它养它的根。转蓬无根象征着精神家园的丧失，这对诗人来说是最为痛苦的。这种精神家园是时代造就的英雄豪气，是建功立业的志向以及自信心。曹植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现实，不甘心自己的英雄志向和自信心就此沉沦。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实现自己的英雄理想，能找回自己的自信心。为了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甘愿吃苦受罪，即使自身毁灭也在所不惜。从中，我们看出了曹植的骨气，他有着坚强的信念，有着执着的精神追求。在这种力量的感召之下，失意心态就成为激励人们重新崛起的精神动力。这是曹植赋予失意心态的审美意义。显然，曹植对这种失意心态的赋意，是与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血脉相连的。
曹植的诗文创作取得了突出成就，奠定了他中国文学史上超一流作家的地位，赢得后世极高的赞誉。钟嵘评价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61]（《诗品·魏陈思王植》）敖陶孙赞美他：“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62]（《臞翁诗评》）这些评价，实际上都兼及了曹植的艺术特征和文学地位两个方面。钟嵘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质”的品语，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曹植这一个体，几乎成为衡量优秀作家作品的通则。这一品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悉心研究。
钟嵘对“三曹”五言诗成就和地位的态度是：曹植是上品，曹丕是中品，曹操是下品。尽管钟嵘的评价仅限于五言诗这一单一的诗歌体裁，但是，毫无疑问，却影响了后来关于“三曹”的整个文学史评判。很多人无视钟嵘所设定的评价对象，将他对五言诗成就的评价看作对“三曹”文学史地位的评价。这说明，一方面，钟嵘的《诗品》影响之大，大得让人们遗忘了它的评判对象；另一方面，评价一个诗人虽然可以选择一个角度、一个领域，但仍须兼顾这个诗人的整体成就，不能简单处置了事。钟嵘就落入了这个陷阱。如果着眼于整个文学史，钟嵘的评价确实有简单化之嫌，不足以曲尽其妙地展示“三曹”的文学功绩。因此，钟嵘的评价不能视为对“三曹”文学地位的定评。今天的文学史也并没有依照钟嵘的这一单一文体角度的评价，将“三曹”都视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流的大家。尽管钟嵘的评价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将曹植的整体成就看得高于曹操、曹丕，应该符合实际。当然，“三曹”之间各有特点，各有优长。这些特点和优长彰显了他们的个体差异，决定了他们存在的价值。正如清人吴淇所说：“子建之诗，檃栝《风》 《雅》，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其浑雄苍老，有时或不及乃父，清莹悲凉，有时或不及乃兄。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63]“三曹”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流的文学家，为中国文学与诗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崇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