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问题的缘起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新移民（华文）文学”[20]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即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走出国门留学、求职、经商或婚嫁，并长期居住于海外的华人作家，以汉语作为表达工具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又在海外新移民华文文学的基础上，在更为具体的华人移居的区域空间上做了明确的限定。现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一方面损害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利益，削弱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态势，也忽略了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的血肉联结；另一方面还束缚了中国本土文学的世界性拓展，不利于中国本土文学的兼容并蓄。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重镇，既跨域又回望的姿态及思想内涵、审美价值有必要进入中国人的精神视野，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其中创作主体携带的从异域浸润而来的普适性的人文价值观念，参与民族精神文化的建构和国民人格的改造，不正与“五四”知识分子们隔着时空的距离相互应和么，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的文学创作承载了与中国作家创作的当代文学相同的社会文化功能。它与中国本土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求新生于异域”、兼容并包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同时，所具有的思想、艺术新质，又坚定对母土民族话语的言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新与发展，尤其是与世界文学的良性互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将文学的创作主体由“国之民”迁移为“族之民”，将中国当代文学的观照视野从“国民性”延伸至“民族性”，不仅是文学研究视阈的变化，也是文学史自身发展规律的需要，更是顺应全球化趋势的重要尝试，这不是被动地迎合世界，而是在保持“民族性”基础上的主动参与。当然，这对当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模型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但同时这样的挑战并非简单企图扩充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空间容量，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或许会因北美新移民华文小说的介入呈现出崭新的特质，也不是无事生非，而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在历史、现实的基础上，做出的有利用未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有益尝试。

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对民族话语的言说，并非意味着其创作只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当然有异质文化的介入，中华文化传统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僵硬铁板，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杂交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基本‘特色’”[21]。作家们进行创作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操作时的方式，无论成熟与否，都是华文文学背靠传统面向世界的重要尝试性实践。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语言表达等方面都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更新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抛弃自己的话语系统，完全套用西方的话语系统，而是在从“国民性”到“民族性”的跨越中，试图超越身份限定的视域局限，以期成就文学史的理想观照状态。

于是，想要厘清上述话题的探讨基石与内容立足点，就必须对相关重要的概念做开宗明义的辨析。何谓“文学话语”？何谓“民族性”？何谓“文学的民族性”？是进行深入阐释的重要基石。

所谓文学话语，是指：“文学把握世界方式的外部表现形态，在文本意义上就是作品化的表达，既是语言方式亦是语体方式，既是叙述方式亦是艺术思维方式，是思性和悟性的呈露和展现，当然也还包括创作和理论两个方面。”[22]

“民族性”在没有文学做前缀进行限定的时候，按照英国学者安德森的论述，是“一种特殊种类的文化制造物”，即是一种“想象的社群”[23]。即“民族性”包含了人们的情感、想象和幻想等，来自人们对于特定民族的独特生活方式的“想象”。因此，安德森把“民族”（nation）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社群，并且被想象为既是内在有限的又是至高无上的政治社群”[24]。

据此，王一川认为，“文学民族性”是指“文学所显示的特定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的特性。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传播媒介、语言、形象及意蕴等方面，都可能体现出这种特定的民族性内涵”[25]。安德森关于民族性的定义可见文化的重要分量，在未与文学发生连接的时候，民族性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王一川对文学民族性的界定包含了文学活动发生的几乎全部环节，但到底具有何种特定民族性内涵才能称北美新移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兼容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需要对文学民族性的呈现做出方法论意义上的阐释。据此，其他学者的看法或许可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张江认为，“文学意义上的民族性，……主要还是由行为方式、生活习性所体现的一定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思想意识。这种内在的东西，才应该是民族性的魂魄”[26]。从这一定义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关于文学民族性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在文学的形式层面，是文学语言文字或者叙述方式呈现的民族特色；其次是在文学的思想内蕴层面，是一种特有的思想意识、精神气质。而后者是更为核心、本质的所指。结合起来整体观之，文学的民族性一般指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独特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具体到文学创作的实践中，是作品凸显出的民族历史建构、思想意识、修辞策略、语言表达、审美指向、思维方式等方面。联系到北美新移民作家的华文文学创作，更在于作家在认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在其文学创作的中表现出的文学话语言说的民族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创作主体的身份建构、精神建构，主题意蕴的传递，叙事语言的组织，表现手法的运用，叙事策略的选取，叙事情感的表达，等等。

关于民族性，鲁迅曾在评价陶元庆的绘画创作时直接谈到过，他说：“他以新的形式，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然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进一步，鲁迅认为陶元庆绘画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27]鲁迅不仅关注到了文学民族性的多个具体层面，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民族性的更新与对话性。关于更新，鲁迅曾说过，讲民族性，并不是要重复古人的语言，他举做文章的例子进行说明，认为现代人与苏轼、韩愈并未处于同一时代，我们要是用他们当时的话写文章，且不论能不能做到，就算能够写得像那也不是现代的声音，而是唐宋时代的声音。而“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28]。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看到的是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沟通，民族性并非一块铁板，而是在保持民族独特精神气质的前提下不断更新，呈现具有时代精神的面貌。不仅如此，对于文学民族性的探究，鲁迅更深入到另外一个意义层面，他认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29]。“中国的遗产”和“外国的良规”相结合，呈现的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话。

鲁迅关于文学的民族性概念的概述，凸显出无论是文化的民族性还是文学的民族性，都具有一种开放的属性。融合世界性的新机而不拘于自我传统，吸收现代品格而不困于古典陈规，在双向互动、更新与对话中，使民族的文学传统发生创造性的转化。正如黑格尔认为，“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流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30]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风在20世纪40年代对“民族形式”的定义可谓对鲁迅文学民族性的重要承接，他认为“民族形式是由于活的民族斗争内容所决定的。能通过具体的活的形象，即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成功地反映了特定阶段的民族现实，就自然是民族的形式”[31]。前一个“活”凸显了民族的现实处境，后一个则强调了文学民族性的开放性、流动性特征。

既然文学的民族性并不是恪守僵化的传统沉疴，而是随着传统的更新而流动、发展，那么随着与世界对话交流程度，文学民族性必然也成了一种基于全球化语境的民族文化创造。这不仅是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相较于中国本土文学呈现出新质的原因，更是若将二者纳入共同的文学史关照体系，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作为与世界文学交融前哨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融入，激发了文学民族性与全球化相互悖逆又相互共生的态势。文学民族性显示其据以存在的充足理由，是在与全球化相辉映的时候。“没有全球化语境，何来民族性问题的提出及其重要性的凸显？简言之，没有全球化，何来民族性？”[32]所以，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文学的世界性其实就生存于具体的民族性中，民族性既是文学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独特价值，多样文学民族性的呈现，反过来又确立了世界文学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形态。

在明晰了一般民族性、文学民族性的概念，文学民族性开放性的属性，和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相互关联之后，在这样的背景中探讨北美新移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兼容性问题，便有了更深厚、广阔的学术讨论基石。当我们将观照的视角重新拉回到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自身的时候，文学民族性在其中的呈现便也显现出多样的特性。当然，那些来自母体文化中的文化民族性，或者说民族精神气质深植于海外华文作家的内心幽密，“数千年来勇敢、勤劳、俭朴、孝敬祖先、忠诚国家，乃至古代既有‘大公无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同理想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克己奉献精神，还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33]，等等，这些民族精神气质与文学碰撞时幻化成具体的文字流泻于字里行间的时候，便成为其文学作品具象的民族性呈现，而蕴藏其中的民族审美意识指向则成为抽象的民族性呈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通过不断融合、不断创新而形成的超稳定的心理结构，时间的变迁和空间的位移并不容易将其改变，因为民族文化外化于人们的行为规范、生活习惯、言谈举止等，内化于人们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方面。与此同时，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的文学作品也随着与世界的融合，与迁入国文化的交汇，表现出异变的特质。“首先，民族性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的精髓；其次，在恪守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突破母体文化，将移民群体色彩涂抹到其创作文本中；再次，冲出东西方文化夹缝，寻求独特的文化归宿。”[34]民族传统是流动的，真正承续传统，是在尊重传统基础上的突破和超越。

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对民族话语的言说，是接过“五四”的担子，从批判“国民性”到如今因为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具体现实的变化而凝视“民族性”。其核心指向一是以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为突破口，探讨整个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与民族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以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为阵地，商榷中国当代文学史目前的通行模式。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之所以独具特色，一方面在于它承续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基本特质，即含有“异质性”和“流散性”,“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学空间，是和本土文学不同的新的汉语文学形态，作为全球化语境下‘流散’及其写作研究的一个领域，有其先行性和前沿性”[35]；另一方面，也“在于它挣脱了以前的华文文学（包括移民文学）中相对单一的恋乡情结，减弱了创作主体对漂泊、孤独与感伤的迷恋性书写，极大地丰富了移民文学内在的流散文化内涵，也超越了其在居住国和祖国所处双重边缘位置之局限”[36]。陈瑞琳就认为，相较于前辈移民作家（大部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由中国台湾去到欧美留学后定居），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不仅在民族文化回望中又呈现出明确的反叛和超越色彩，也迥然不同于其他华裔英文作家的“殖民心态”，因此北美新移民作家们的创作呈现出一些崭新、复杂而又丰富的品格：“‘新’在文化移植的发现开拓，‘新’在精神迷失后的独立寻找，‘新’在对母文化的审视和超越，‘新’在对历史时空的重新再现。”[37]

于是，在与母土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的对话中，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便清晰凸显出来：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人类性”都被一一联结了起来。这多重的联系与观照，是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与“五四”文学某些精神实质隔着时空的遥远距离重逢，这不是简单的偶然邂逅，而是在现代思想、当代意识照耀下的再发现和重铸民族灵魂。相对“五四”，它或许更进一步。也就是说，至少在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这里，从批判“国民性”到凝视“民族性”，既重新找回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也深切回望、继承着民族文学传统，并做出了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尝试性实践。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所传递出来的深刻、诚挚的民族话语言说，“真诚的，深入的，大胆的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38]，找回了批判社会弊端、针贬现实、热忱地干预现代生活的战斗态度。而这样的“战斗态度”秉持的是开放、包容的世界性眼光，更依凭的是深厚、扎实的民族文化、文学传统。

尽管已有少数相关学者考虑到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的血肉相连，及现实状况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将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甚至整个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的视域中来观照，但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空间拓展问题、内涵界定和言说方式并未提出具体异议，即基本在认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范式的基础上展开。据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呈现的民族话语言说做详细梳理和阐释，充分论证其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兼及对文学史写作范式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