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政治思想”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内涵、外延在实际研究中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在讨论日本之前，以下将对现有的一些概念和基本方法做简要梳理。

（1）“政治”与“政治思想”。最广义的“政治”涵盖一切相关历史、行为、制度、过程，这些都可以看作相应“政治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正是在此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狭义的“政治”可与“政治实践”“政治思想”并列，体现情境、行为、理念的区别。在现实中，三者往往相互交织，政治思想既可以表现为思想家的论述，也可以表现为政治制度本身[2]，还可以表现为非制度的民众行为[3]。

（2）“思想”“观念”“意识”“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对特定学说而言，上述概念有时可以通用。但这些概念之间也存在不同侧重：在通常意义上，“思想”最为宽泛，可与“行为”相对，也可与“行为”一体；“观念”“意识”相对更强调思维领域，前者可侧重于在客观情境中形成的认识，后者可侧重于人自身的主观思考或感受；“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相对，在二者关系的维度中指向人的主观能动性；“意识形态”既可以指精神现象和思维方式，也可以指上层建筑和信仰体系。“政治思想”则集中关注上述内容各自与政治相关的部分。

（3）不同学科、范式中的“政治思想”。各学科与范式之间本不应存在截然的鸿沟，但当下不同领域讨论“政治思想”时亦可能呈现微妙差异。例如，“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谈及“政治思想”时的理解与定位不尽相同，哲学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之间也可能存在张力。近年来的“后现代主义”等则进一步引导人们对思想进行非线性、非本质主义的具体分析。

在此基础上，“政治思想史”的内容和研究方法是相当丰富的，具体研究可以涉及如下基本层次。

（1）从把握“思想”的线索来看，思想史研究有“思想史”“观念史”和“哲学史”的区分。“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侧重思想的历史流变及其与客观结构的互动；“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侧重某一观念/概念相对独立的演化过程[4];“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侧重某一哲学传统的延续与变迁。这三类研究可以相互重叠，但又不能彼此代替，不应有高下之分[5]。

（2）从对“思想”的定位来看，将思想看作“思想逻辑”还是“社会机能”是有区别的。前者侧重将思想作为自身按某种逻辑发展的存在，后者则注重考察思想与特定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联系。“思想史”“观念史”和“哲学史”的区分，一方面体现了这种区别，另一方面又并未说尽这种区别，三者都可能由对思想的不同定位而有不同的写法。对此，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意识的分析和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讨论都富有启发性。

（3）从“思想”的含义来看，关注“思想的内容”还是“思想的方式”可以揭示不同的空间。年鉴学派基于整体历史的问题意识提出了“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y）路径。20世纪70代以来的“文化史”研究注重大众文化、边缘文化，注重文学性的微观叙事，强调文化与政治的关联。它对传统方式既有超越也有继承，除了拓展研究范围外，也进一步启发人们对“想些什么”和“如何思考”的相互关系进行思考。

（4）从“思想”的具体内容来看，实际进行最基础的“思想史”研究时，在限定时期、地域的情况下，也可以有“学说史”（考察自成体系的具体学说）、“概念史”（围绕某一概念对并立的不同学说进行考察）和“时代精神史”（考察未形成学说但反映时代特征的精神氛围）的区分。

（5）从对“思想”的解读方式上看，存在“文本主义”与“语境主义”的区别。以上讨论隐含的前提都是历史“事实”的存在，但在具体研究中，何为“事实”、如何认定“事实”并非不言自明。学界对施特劳斯学派“文本中心主义”和剑桥学派“历史语境主义”的区别已多有讨论，但基于“文本”和“语境”的解读实际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语境主义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研究文本，而是怎么样研究文本，这是针对之前研究的问题出现的，也是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成立的。与此同时，鉴于不同时代地域的不同思想家会有不同的思考及写作习惯，解读时应侧重于“文本”还是“语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很可能对某些思想家更需要研究文本中的微言大义，而对另一些思想家更需要在语境中加以分析。

（6）上述讨论都是基于思想史“历史”的部分进行的，但思想史同时还具有“思想”的面向。“思想史”可以涉及以上所有类别或其中一种，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此，因为真正的“思想史”是带有基于现实和良心的问题意识的。问题意识不是单纯的主观或客观之物，也并非只是研究的课题或问题，而是客观背景与主观认识的关联点。同时，理想的研究当然是要先弄清历史的“全部”状况，再去讨论身处其间的思想及其对现实的借鉴；但在现实中，每位研究者又都只能在全貌并不完整清晰的情况下从某个或某些对象入手，限于需要和精力，又往往要以当下的紧要问题为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之所以说“所有的思想史都是当代史”，正是因为所有的思想史都是问题史。问题意识既是思想史的宿命，也是思想史的灵魂。

应当明确的是，一项具体的思想史研究是无法（也无必要）穷尽所有内容的，上述各种方式无法相互替代，也很难说加在一起就成为整体（因为讨论的问题可能不同）。因此，正如许多学者倡导和实践的那样，思想史研究采用何种进路、侧重哪些内容，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相关，与研究者希望从何种角度揭示研究对象的既有意义相关，与在当下论述什么、如何论述更能发现问题和启发思考相关。与此同时，方法不是抽象的方法。选择方法不能靠对方法论本身的讨论，而是要靠对研究对象本身的贴近。某种技术性的方法即使非常成功，也无法直接用作其后研究的当然方法。在确定对象的情况之前，“方法”实际只是“假设可以使用的方法”。也就是说，在对对象有足够的了解之前，实际是不知道当前所用的技术性方法是否合适的。在这个意义上，方法论是不存在的。现有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当然有重要价值，但这些“方法”都不能离开真正的“研究”，不能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思想史研究是如此，一切研究也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