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日本政治思想史的中国课题——研究方法的视角

对日本政治思想史特征与课题的概述远非本节所能完成的任务，此处只想初步涉及对以下问题的粗浅讨论：第一，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中国学界到底可以从丸山的“近代主义”及日本学界的相关讨论中借鉴什么？第二，基于日本政治思想的特点，关注哪些课题可能是有“生产性”的（尤其是对中国的日本研究而言）？第三，在思想史研究领域，“非西方”可以意味着什么？

一 对“近代主义”及其讨论的借鉴

目前，战后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状况已经进入中国学界的视线，对丸山真男等学者的思想也出现了有意识的讨论和借鉴。例如，孙歌教授指出了丸山的思考对于文学的位置和政治的认识论等问题的启发性。[63]区建英教授论及了丸山的研究对于思考福泽谕吉与近代化/现代化问题的价值。[64]葛兆光教授认为，战后日本学界对丸山的批评可以提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思考“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等问题。[65]这些研究都提到了丸山的方法，并从各自的视角出发主张了丸山方法中很精髓的部分（如基于主体性的思考形成自身问题意识）。但与此同时，目前学界对于丸山是不是“近代主义者”的讨论还不充分。“近代主义者”这一评价多被当作讨论的前提，日本学界对丸山评价多样这一现象本身所体现的问题也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唐利国“超越‘近代主义’对‘日本主义’的图式”[66]的提法和唐永亮“丸山的近代观是较辩证的”[67]的分析都是很有价值的。不过，二位学者主要关注的是丸山问题意识的连续性，而没有对丸山的方法展开讨论。

在方法论方面，孙歌教授和区建英教授都提示并实践了一些重要的思考方向。例如，孙歌教授指出，丸山政治思想史与其说是“史”，不如说是政治学的一种表现方式。丸山指出了日本知识界在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丸山本人受到的批判中，有一部分恰恰是这种种认识论的‘样本’”[68]。关于丸山的“近代主义”，孙歌教授讲到，美国学者科施曼认为丸山等知识分子的倾向是日本内部发生的自我批判性机能，而不是出于对西方的艳羡；但丸山承认在自己的思想里存在着欧洲文化的抽象化。不过，孙歌教授并未就此点展开（“由于这个问题无法抽象地讨论，在此从略”）。[69]

需要指出的是，丸山的方法恰恰是认识丸山乃至整个日本思想史研究、从而思考中国相关研究应如何借鉴的关键点之一。因为这里涉及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例如，在思想史方面，对于日本、中国等非西方国家而言，“近代”意味着什么？被讨论的“近代”又说明什么？如前所述，丸山虽可被称作“近代主义者”，但他的“近代主义”并不等于“西方主义”“理性主义”，也不能脱离战前到战后“近代主义”相对位置的变化去认识。如果只将丸山看作“近代主义者”，而没有在历史中考察此处的“近代”的含义，没有看到“近代”（以及“原型”）作为一种反思“近代”（或“近代主义对日本主义”）的方法的价值，对丸山及丸山批判的认识就有可能脱离历史脉络的真实，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本的“借鉴”就有可能只是想象中的“他山之石”（即使借此想要提出的主张本身是有价值的）。只有在历史脉络中首先把握丸山（及其他学者）问题意识的整体（包括“问题”和“方法”），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有真正的借鉴。

二 可能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课题

日本政治思想有着不同于西方、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首先，正如丸山指出的那样，日本的很多抽象概念都来自外来文化，但与此同时，“原型、古层、执拗低音”始终影响着对外来思想的接受方式。因此，概念含义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中国近代以来同样有概念变化与思想延续的并存，但中日的变化过程和延续特点又各不相同。日本对外来概念的阐释对于中国对该概念的理解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其次，相对于西方政治思想而言，日本的思想家似乎更倾向于将自己的思想发展为自成一体的独立系统，而较少基于特定问题在某一条线索上进行前后相继的研究。“某某学派”也可能只意味着师承关系而不是问题意识的延续。在思想流派的意义上，长期延续的似乎只有“保守主义”“实用主义”（亦不同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原有概念），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在历史上反复地出现断裂、“变节”。但不论是延续还是断裂，又都是通过不断出现的独立系统呈现的。因此，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一方面，不能因为思想缺乏体系性就否认思想的价值；另一方面，除了对概念含义变化的考察，也需要重视各个独立系统中不同概念可能体现的共通内涵（乃至思考模式）。最后，与西方、中国相比，考察日本政治思想时可能更需重视特定时期文学艺术、民众风俗与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思想的关系。日本社会“公”“私”并非截然二分，但又有较为清晰的界限。政治思想除在政治领域中被体现之外，下情上达受阻时，思想也在文学等领域大量呈现，并往往是以与政治领域“相反”的形态呈现的（但也存在不同情况）。也就是说，这些内容有可能并不只是政治思想的“背景”，在思想史研究中，固然不能以对其的研究代替对政治思想的研究，但同时也应考察其具有思想性的侧面。

因此，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以下课题可能是目前很值得探究的。

第一，是近代以来诸思想及相关概念的含义变化。（如“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立宪主义”“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实用主义”等，尤其是战前到战后思想的变化与关联。）

第二，思想流派中有延续性的部分在不同时期是以何种方式呈现的，为什么会如此呈现。（如实用主义在不同思想线索中的呈现。）

第三，某一时期相“对立”的概念（如日本历史上经常出现的“论争”）争论点何在，其背后反映了怎样的问题和思维方式。

第四，某一时期政治思想与其他领域（如文学艺术等）的思想是何种关系，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分别有怎样的变化趋势，互动如何。

第五，作为以上研究的前提，对具体思想家的思想有必要进行更清晰的考察。（不脱离日本的历史语境，亦不拘泥于特定思想家的概念。）

三 “非西方”与思想史方法

“近代”对于非西方国家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仅仅对于非西方国家是重要的。对于整体意义上的思想史而言，中国、日本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不是作为西方的对立物才有价值，而是作为从根本上打破不存在的对立的可能性而有价值。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非西方国家有可能也有责任为人类认识的扩展做出贡献。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西方建构了“东方”，同时也在此过程中建构了自身。孙歌等学者指出，亚洲国家所面对的情况实际上要比萨义德的讨论更为复杂：亚洲国家在面对上述建构的同时，还面对着彼此之间的“建构”，以及历史上各国通过“和魂洋才”“中体西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乃至“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等呈现出来的自身“建构”。在此基础上，“非西方”世界相对于西方世界的复杂性（例如，“亚洲国家”对于“亚洲”这一概念有多样的理解，也不容易表现出对彼此的认同）提出了思想史研究的众多新课题，这些课题对亚洲各国自身有意义，也为政治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更进一步地，在方法上，正如丸山的努力所展现的那样，“东方”呈现的课题本身就蕴含着新的思想史方法的可能性。“非西方”的存在、经历和观念是西方无法替代的，基于西方经验的思想和理论在哪些方面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哪些方面又是必须与非西方的经验结合起来加以整体考察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仍然是当下的课题。而在此过程中，很可能要求人们根据研究对象自身的特点对既有方法和视角不断加以反思。这带来的可能不仅仅是量上的变化，而将是层次的丰富、结构的重建乃至认识主体自身的拓展。在日本、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包括丸山在内的许多学者都为此做出了值得重视的贡献，他们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批判精神或还原历史语境，更在于如何批判、如何还原。在他们所提示的问题仍在出现的情况下，轻易地忽视其价值是令人遗憾的。日本学界围绕丸山及其“近代主义”所展开的讨论表明，真正的“超越”无法只通过对某一对象形式上的肯定或否定而实现，而是需要在尽可能广阔的视角下对其历史背景及体现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