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美国民族史学”（American ethnohistory）既是本书锁定的问题研究对象，也是展开研究的核心分析工具。本书力图展示一个由述而作的“美国民族史学”。

基于民族史学（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发展和演变，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两个学科发展脉络出发，在一个以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知识与方法论为主体、兼顾史学学科知识与方法论的复述中，从宏观到细部，本书建构出一个独特的美国民族史学新形象、一个活态的西方历史人类学嬗变类型。这既是美国史研究的一种新尝试，也是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新尝试。

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视域出发，基于“美国民族史学百年发展”这一具体视角，本书还对处于“白人中心论解构、白人极端主义复燃”悖论之中的美国历史和社会进行揭示，为深入解读美国及其自我认知提供一种重要的历史反思。

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在理解和运用ethnohistory时，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记载相对缺乏的土著族群（不仅包括北美的印第安人，还包括拉丁美洲、澳洲、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土著族群）的历史研究上，彰显的是二战后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互相趋近的一种新的发展态势。ethnohistory与民族学人类学的关系相对更为密切，无论是其发生发展、还是主要的理论和方法成果，都深深嵌入在民族学人类学脉络之中。ethnohistory突出地由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美国史学各自学科的变化，尤其是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美国史学之间的彼此“协奏”来体现，即主要由这一时期彼此学科资源包括视野方法的互相借鉴和整合来体现。目前而言，它并非一个独立而成熟的学科。

二战以来，作为美国民族史学的重要构成和重要表征——无论是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历史化”，还是美国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均与美国及西方学术和社会转型有关，受到了20世纪下半叶席卷全球的后现代思潮以及时代整体“自反”（reflexive）与人文学科“表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 tion）的深刻影响，它们共享了“他者”和“文化”主题，体现了由“欧洲殖民史”到“美洲土著史”研究视野的历史性转变，提供了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尝试共同建构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史乃至全球文化史研究进路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活态的独特的历史人类学嬗变类型，美国民族史学正在逐步彰显其核心问题意识和历史意识。与法国年鉴史学、英国社会史学一样，美国民族史学在西方历史人类学中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当属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当前史学主要趋势》中所称的“历史研究领域扩大中最重要的方面”。

美国民族史学是美国及西方学者反思白人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工具，也是美洲印第安人及世界各地土著族群彰显历史能动性的理论工具，成为族裔政治、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讲，美国民族史学不仅是一种展示历史人类学活态嬗变的学术现象，更是一种负载政治和伦理话语的社会运动。“美国民族史学”（American ethnohistory）本身既是一种学术话语，同时也是一种政治伦理话语。美国民族史学对于当代“美利坚”民族国家的不断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

美国史学、美国民族学人类学基于一种共同的“民族史学”视角——对“我者—他者”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美国民族史学”新视角，尝试共同推动美国史研究的“跨国转向”，拓展美国史研究的全球史视野，构建美国史研究的世界史研究范式，为二战后西方史学的创新发展寻求了一条新的探索之路。其中，美国民族学人类学发挥了尤为突出的动力源泉的作用。

事实上，美国民族史学也反映出以美国学者为主的西方学者对“美国民族史”的一种认知：美国民族史不仅代表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的一种重要发展趋势、美国历史的一种新视野，也在探求世界各地土著历史何以可能，探求包括美洲史、澳洲史和非洲史等在内的世界历史何以可能。

美国民族史学亦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目前虽未形成专门而完备的知识体系，尚处于锻造专属研究领域的知识探索过程之中，但已经具备如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所言的“知识生产新模式”的潜在特征——在知识生产的源头上注重应用语境、在学科框架上注重跨学科和超学科性、在场所和从业者上注重异质性和社会弥散性、在社会责任上注重社会问责和自我反思性。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活动，作为一种潜在的知识生产新模式，美国民族史学突出展示出了知识社会学的反思价值，在反思美国历史和社会的发生发展中，在反思美国的自我认知中，在反思“白人中心论解构、白人极端主义复燃”的历史悖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着广阔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空间和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