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日报》关于鲁迅南下的四次报道
鲁迅于1926年8月离京南下厦门。他的南下，在当时北京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大影响。成舍我主办的北京《世界日报》，以关注和及时报道北京文化界动态而著称。该报第7版“教育界”对于鲁迅南下厦门进行过持续关注和报道。由这些报道，我们可以更为真切地感受到鲁迅南下在当时对北京文化界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更为直观地感受鲁迅南下时北京的文化环境和历史氛围。
鲁迅南下的具体日期为1926年8月26日，但北京《世界日报》在1926年8月1日已开始对鲁迅南下进行报道，报道的题目为：“清委会昨日欢送北大教授赴厦，周树人沈兼士等今日启程南下。”报道的具体内容为：
北大教授沈兼士、周树人（即鲁迅）、陈万里、顾颉刚等赴厦门大学授课一事，已见前报。[1]兹悉昨日上午清室善后委员会诸办事人等，在大高殿开会欢送沈等南下，宾主两方，各有演说，颇极一番盛况。闻沈等已定于今日由京启程南下云。
报道题目中的“清委会”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简称。清室善后委员会是清废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后，民国国务院为清点和保存故宫文物而成立的重要组织，蔡元培、罗振玉、沈兼士都是委员。大高殿在景山内，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在地，沈兼士为该馆馆长。由报道可知，1926年 7月 31日上午，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景山大高殿开会，欢送沈兼士等人南下厦门大学。报道只是提到“沈等”,“沈”当然指沈兼士，至于这“等”是否包括“鲁迅、陈万里与顾颉刚”则不得而知。查鲁迅1926年7月31日日记，该日所记出行只有下午“往公园”的记载。[2]这里的“公园”指中央公园。鲁迅1926年7月6日有记：“下午往中央公园，与齐寿山开始译书。”[3]这里的“书”指《小约翰》。从1926年7月 6日起，鲁迅与齐寿山在北京中央公园，依据德文本重新翻译荷兰望·霭覃所作长篇童话《小约翰》,1926年8月13日该书翻译完毕。从 1926年 7月 6日到 8月 13日，鲁迅日记中几乎每天都有下午“到公园” “往公园”的记录，只有7月12日、19日、26日，8月1日、2日、8日、9日几天没有记载。鲁迅所记日记虽很简略，文字可谓要言不烦，但他对每日的出行及赴宴情况皆有较为详尽记录。若1926年7月31日赴景山大高殿参与欢送会，该日日记不可能没有记录。据此可以断定，鲁迅于 1926年 7月31日并未出席大高殿的欢送会。《世界日报》 1926年8月1日的报道，虽提到沈兼士与鲁迅等人赴厦门大学任教一事，但是，关于大高殿欢送会的报道只是提到沈兼士名字，并没把鲁迅的名字列入其中。这说明记者对于鲁迅等人是否到会并不了解。综合鲁迅日记与《世界日报》的报道，可断定，鲁迅没有出席1926年7月31日景山大高殿的欢送会。
由《世界日报》的报道，唯一可以得到的史实是：清室善后委员会于1926年7月31日在景山大高殿开会欢送沈兼士，但记者对此事件所作的报道，却在标题中冠以“周树人沈兼士等今日启程南下”，在报道中则以“沈等”这样的模糊化文字，给读者造成鲁迅、陈万里、顾颉刚等人一同与沈兼士赴会并南下的印象。记者如此报道，显然是为了利用周树人（即鲁迅）的影响力，来提高报道的新闻价值和影响力。因而，此则报道虽然不那么精确，却显示出鲁迅等人南下厦门，在当时北京文化界所产生的心理震撼和影响。
《世界日报》对鲁迅南下的第二次报道为1926年8月5日。该日第7版“教育界”以《欢送周树人赴厦》为题，对欢送鲁迅南下进行报道：
昨日（八月三日）下午七时，有朱寿恒、徐景宋、赵少侯、常惠、韦素园、韦丛芜等六人，在北海五龙亭欢送周树人赴厦。其中数人系藉此机会与周氏谋面。欢宴至十时始散。
该次报道可以从鲁迅日记中得到证实。查《鲁迅日记》 1926年8月3日有如下记载：“得丛芜函约在北海公园茶话，晚赴之，坐中有李〔朱〕寿恒女士、许广平女士、常维钧、赵少侯及素园。”[4]鲁迅日记对此次北海公园聚会的记载，与《世界日报》的报道完全一致，两者之间，可相互印证。鲁迅提到的参与欢送的人员有六位，与《世界日报》报道一致，只不过对同一人物的称呼有所不同，如日记中的“许广平” “常维钧”在报道中分别为“徐景宋”[5]“常惠”，只是称“名”与称“字”之不同而已，所指为一人。日记与报道相比较，日记记载较为简略，《世界日报》的报道虽有一定瑕疵，如“许景宋”误为“徐景宋”，但《世界日报》对此次聚会地点、时间的记录则更为详尽。关于此次欢送会的地点，日记只是提到“北海公园”,《世界日报》则明确指为“北海五龙亭”。五龙亭位于北京北海公园北岸西部，由五座亭子组成，均为方形，前后错落布置。五亭间由桥与白玉石栏杆相连呈“ S”形，如同巨龙，故称龙亭。五龙亭为北海公园的著名景点，在文人和建筑学家笔下时有出现，林徽因拍摄过一幅五龙亭远景照片，收入其建筑著作中。
韦丛芜等人选择北海公园五龙亭作为此次聚会的地点，应该是有所考虑的。这个地方环境幽雅，景色优美，是一重要原因。另一原因，可能与此地距离鲁迅住处较近有关。鲁迅从1924年5月，到南下离京，一直住在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十九号，即现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所在地，此地在北海公园正西，距离不到三千米，交通方便，即使步行，也不甚远。韦丛芜等人选择此地，这应该是一重要原因。
关于此次聚会的时间，日记只是提到“晚赴之”,《世界日报》则明确为“下午七时至十时”，聚会达三小时之久，比日记所记更为具体。
《世界日报》的报道虽然比《鲁迅日记》更为详尽，但日记披露的更为隐秘的信息则是报道所没有的。如日记提到此次聚会为韦丛芜来函向鲁迅邀约，说明韦丛芜是这次聚会的召集人。他向鲁迅去信邀约，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与鲁迅的关系比较亲密。
关于此次聚会的性质，日记记为“茶话”，而报道则为“欢宴”，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当时北京公园的茶座，并非纯为喝茶，而兼供应面点菜肴。据邓云乡先生考证，20 世纪20年代，北京不少市民把公园的茶座当作休息、闲谈、看书、写东西、会朋友、洗尘饯别、订婚、结婚宴请客人的好地方。[6]鲁迅离京南下时，正值夏末秋初，恰是北京中央公园、北海公园茶座的黄金季节。鲁迅在其 1926年 8月3日、7日、9日、13日、21日的日记中，皆简要记载了朋友为其饯别的情形，饯别的地点选择的都是公园，采用的都是茶座茶会的形式。[7]这些茶会，都不是单纯的“茶话会”性质，而是“茶会”与“宴会”兼而有之的。
此次聚会，为鲁迅饯行的有六位，报道中提到“其中数人系藉此机会与周氏谋面”。聚会的六人中，韦丛芜、韦素园与鲁迅关系密切，经常见面并时有书信往来。许广平与鲁迅的关系更不用说，两人这时已确立恋爱关系，鲁迅南下即与此有关。常维钧与鲁迅关系亦密切。常维钧，名惠，为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因崇拜鲁迅，而甘愿作“中国小说史略”一门功课的助教，负责为鲁迅印刷讲义。“鲁迅先生在北大教授四年，维钧也随侍了四年，同学中确信没有第二人像他这样的。”[8]受鲁迅影响，常维钧投身于歌谣研究，为北大歌谣研究会的骨干成员。常维钧结婚时，鲁迅曾以《太平乐府》相赠。与以上几人相比，赵少侯、朱寿恒两人与鲁迅的交往则较少。赵少侯，浙江杭州人，1919年从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后一度留校任教，曾任北京中法大学、上海劳动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赵少侯精通法语，熟悉法国文学，以翻译法国文学见长，在鲁迅主编的《莽原》上发表过多篇著译文章，如撰写《罗曼·罗兰评传》，刊于《莽原》半月刊1926年4月 25日第 7、8期合刊，翻译法国莫巴桑（即莫泊桑）的《花房》、高节《文学中的肥胖》、法朗士《市政长官》，分别刊于《莽原》第18 期（1926年9月25日）、第2 卷第8 期（1927年4月25日）、第2 卷第20期（1927年 10月 25日）。这是赵少侯与鲁迅的文学交往。他与鲁迅的私人交往则很少，查《鲁迅日记》，未见关于两人交往的记载。作为女性的朱寿恒与鲁迅的交往则更少。她时为燕京大学学生，鲁迅日记在 1926年 8月 3日首次提到此人，且误为“李寿恒”，说明他与朱寿恒之前并不认识，此次聚会，当属首次见面。鲁迅南下后，朱寿恒也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到岭南大学教书，参加钟敬文等人发起成立的文学社团倾盖社，鲁迅在1927年9月22日致台静农、李霁野的信中还提到过她。以上六人中，韦丛芜、韦素园、许广平、常维钧与鲁迅关系皆比较密切，赵少侯、朱寿恒与鲁迅关系则较为疏远。若说“其中数人系藉此机会与周氏谋面”，这“数人”指的应是赵少侯与朱寿恒。
《世界日报》对鲁迅南下的第三次报道为1926年8月10日。该日第7版“教育界”以《又一饯别周树人者，黄鹏基等昨在北海设宴》为题，对此报道：
北大教授周树人（鲁迅），应厦大之聘，拟不日首途，闻有常与该氏往还之黄鹏基、荆有麟、金仲芸、石珉等，特于昨日下午六时，在北海漪澜堂为周设宴饯行，并请女师大之许广平、徐淑卿等作陪，席间除宾主各述情谊外，并畅谈世界文学现况，及中国文坛之沉寂的原因。至九时许始尽欢而散云。
《世界日报》的此次报道，在《鲁迅日记》中同样得到印证。《鲁迅日记》 1926年8月9日所记为：“上午得黄鹏基、石珉、仲芸、有麟信，约今晚在漪澜堂饯行。……晚赴漪澜堂。”[9]依据《鲁迅日记》，鲁迅1926年8月9日晚确有赴约，参加了为其南下而举行的饯别宴会，地点为北海漪澜堂，宴会召集者为黄鹏基、石珉、金仲芸、荆有麟。鲁迅在日记中对此次饯别宴会虽有记载，但相当简略，只有“晚赴漪澜堂”数语。《世界日报》对此则有较为详尽的报道，可对日记所记进行有效补充。由报道可知，此次宴会持续时间为下午六时至九时许，参加宴会者，除鲁迅、黄鹏基、石珉、金仲芸、荆有麟，尚有许广平与徐淑卿。
为鲁迅饯行的黄鹏基、荆有麟、金仲芸、石珉诸人，正如《世界日报》报道，与鲁迅多有往还，有着较密切的私人交往。黄鹏基，笔名朋其，四川仁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著有短篇小说集《荆棘》等，为莽原社主要成员，在《莽原》周刊和半月刊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鲁迅在《 ＜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序》中称他是《莽原》“中坚的小说作者”之一。[10]黄鹏基与鲁迅的交往集中于 1925年至1926年，其间他与鲁迅多有书信往来，并数次拜访鲁迅，在这段时间的《鲁迅日记》中，常能看到关于他的记载。石珉，为黄鹏基夫人，亦为四川仁寿人，思想上追求进步，曾在共产党实际负责的北平缦云女校任教。[11]此外，她参加过国共合作的妇女组织“妇女之友社”，社址为缦云女校，社主任为张挹兰，石珉为候补执行委员。[12]荆有麟与鲁迅交往也很密切，《鲁迅日记》中提到他有320 余次，鲁迅给他的复信有30 余封，现仅存一封收于《鲁迅书信》中。[13]金仲芸原名莫仙英，为《莽原》经常撰稿人，是荆有麟的女朋友，因荆有麟的关系，与鲁迅交往也较多。据《鲁迅日记》,1925年 7月 5日，荆有麟第一次带金仲芸拜访鲁迅，此后，金仲芸常与荆有麟一起来鲁迅寓所。这种交往持续到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北京，这天到车站为鲁迅送行的，就有荆有麟与金仲芸。
由《世界日报》的报道可知，黄鹏基等人此次为鲁迅饯行，还特意邀请许广平与徐淑卿两位女性作陪。许广平与鲁迅的关系，这时应该已为黄鹏基等人所知，邀请许广平作陪，是为了同时给她饯行。报道中提到的另一位女性“徐淑卿”名字有误，当为“许淑卿”，即许羡苏，“淑卿”是她的字，在《鲁迅日记》中又作“许璇苏” “许小姐” “淑卿”。许羡苏为许钦文四妹，是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1921年10月由鲁迅作保人，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许羡苏与鲁迅一家人的关系密切，1926年 8月鲁迅南下后，她曾长住鲁迅北京西三条胡同寓所，帮助鲁迅母亲持家，并负责鲁迅与其在北京的家人之间的通信联络，直至 1930年春。[14]在《鲁迅日记》中，许羡苏第一次出现于 1921年 10月 1日，最后一次出现于1933年10月22日，出现次数达250 次之多。由此可见许羡苏与鲁迅及鲁迅家人之间关系之密切。许羡苏与许广平关系也很近，在《鲁迅日记》中，1925年7月6日、21日、28日皆有关于许广平、许羡苏同来家中拜访的记载。[15]黄鹏基等人邀请许羡苏陪同，可能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许羡苏与鲁迅、许广平关系密切，二是许羡苏作为女性，给同为女性的许广平作伴更为适合。
《世界日报》对鲁迅南下的第四次报道为1926年8月16日。该日第7版“教育界”以《厦门大学前途无量 延聘名宿、增设校舍、开办国学研究院》为题，对鲁迅等人到厦门大学任职又一次进行了报道：
厦门通讯：厦门大学为陈嘉庚兄弟一手独创之学校，二年来陈君所营商务实业，日益发达，每年得利在数百万元以上，而陈君毁家兴学之志，始终未渝，仍将全数赢余为扩充学校经费，故自去年来一面延聘名士充当教授，一面大兴土木，增设校舍，大有蒸蒸日上之势。除已建筑生物学院，科学院，添设仪器，极为完备外，本年又拟以一百万办医科，以一百万办工科，作为创办设备费，皆已开始进行。至图书馆则以二十万元为建筑费，闻图案已经拟就，系仿中国古代辟雍宫图式，建于全校最高峰顶，以壮观瞻。购书预算本年度定为八万元，此外健身房，大礼堂，亦皆拟定预算，渐次增设，进步之速，有如一日千里。现设文理教商医工法七科，逆料自兹以往，如此进行不懈，不数年间厦大当为国中最完善大学之一。
除广筑校舍购备仪器图书等外，该校校长林文庆目下最注意者，为延聘国内外名宿，为学生师范，科学方面如刘树杞、钟心煊等皆留学界之铮铮者，近又新聘东南之秉志充动物学教授，南开之蒋立夫充数学教授，皆国中有数之专门人物。文科方面自新聘北大林语堂为主任以来积极整顿，闻林氏主张以英人教授英国文学，法人教授法文，德人教授德文，皆已着手邀聘，且已聘定北大沈兼士、周树人（鲁迅）、顾颉刚、陈万里以整理国学，而以沈氏为国文系主任。又因该校校长林文庆素以提倡国学为职志，此次沈、周、顾、林之连翩来校，即为创办国学研究院事宜。沈氏本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对于整理国故计画方法，甚有心得，来校即充该研究院主任，关于该院所拟聘请其他人才正在接洽中。……[16]
这则通讯与以上三则报道的侧重点显然不同。对于鲁迅南下，以上三则报道重在报道“欢送”与“饯行”,8月16日的这则通讯则重在报道厦门大学发展的前途无量与蒸蒸日上。厦门大学之前途无量，体现在它能广揽人才，招国内名宿而用之，国学方面突出体现在北大著名教授沈兼士、周树人、顾颉刚、陈万里诸人的联翩而来。由这则报道，我们可窥察到1926年中国的南北学界，在不同的政治生态下，所显露出的不同气象。当时的南方学界，处于向上的革命氛围之中，且有坚强的商务实业作经济后盾，显示出蓬勃发展气象。与此相对照，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学界，则在北洋军阀倒行逆施与思想控制下，噤若寒蝉，万马齐喑，加上段祺瑞政府长期不发放教育经费，1926年春夏之间，北京九所国立大学皆未能按时开学。知识分子在北京的生存环境一下子变得相当严峻。在此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由京南下，或到上海，或到南京，或到厦门，或到广州，而鲁迅，则是1926年至1927年间大批知识分子南下队伍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鲁迅于1926年南下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鲁迅与其他知识分子的大批南下，预示了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崛起，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相对衰落。
以上为《世界日报》对鲁迅南下厦门大学四次报道的大致情况。鲁迅离京南下的时间是1926年8月26日，在鲁迅离京之前，《世界日报》对其南下的报道，或直接，或间接，短短半月内，竟有四次之多。这四则报道，1926年8月5日、8月10日的两则报道，可由《鲁迅日记》得到印证，并补日记之不足。《世界日报》除报道鲁迅南下，还刊发了荆有麟《送鲁迅先生》一文，给鲁迅送行，该文连载于该报“世界日报副刊”1926年8月24日、25日、26日。而1926年8月26日，正是鲁迅离京南下的日子，这不知是巧合，还是编辑刘半农有意为之。鲁迅离开后，《世界日报》的“世界日报副刊”刊发多篇怀念鲁迅或与鲁迅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有：李荐侬《读＜伤逝＞ 的共鸣》，刊1926年9月27日、9月28日；叶生机《痛读＜彷徨＞》，刊1926年9月30日；董秋芳《＜彷徨＞》，刊1926年10月18日；赵瑞生《怀鲁迅先生》，刊1926年12月29日、30日。这些文章代表了鲁迅南下后北方学界和学人对南方鲁迅的深切怀念。
[1]报道称：“北大教授沈兼士、周树人（即鲁迅）、陈万里、顾颉刚等赴厦门大学授课一事，已见前报。”但笔者遍查1926年8月1日之前的《世界日报》，未能见到对鲁迅、沈兼士等人赴厦门大学授课一事的报道。故此报道当是摘自其他报纸，所谓“前报”，即为报道沈兼士、鲁迅等人南下授课的报纸。
[2]参见鲁迅《鲁迅日记》，见《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0页。
[3]鲁迅：《鲁迅日记》，见《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7页。
[4]鲁迅：《鲁迅日记》，见《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1—632页。
[5]“徐景宋”有误，应为“许景宋”。
[6]参见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41页。
[7]参见鲁迅《鲁迅日记》，见《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1—634页。
[8]台静农：《忆常维钧与北大歌谣研究会》，见《龙坡杂文》，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263页。
[9]鲁迅：《鲁迅日记》，见《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2页。
[10]参见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序》，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11]参见马蹄疾《读鲁迅书信札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12]参见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人民团体卷·妇女组织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94—96页。
[13]参见薛绥之主编《鲁迅杂文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87页。
[14]参见《鲁迅全集》第17卷“人物注释”部分“许羡苏”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15]参见鲁迅《鲁迅日记》，见《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2—574页。
[16]该报道后半部分与鲁迅关系不大，为节省篇幅，略去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