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以来神策军与神策中尉问题研究的回顾
（一）关于神策军与神策中尉问题的专题研究
最早较为系统地探讨神策军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小畑龙雄的《神策军的成立》[10]与《神策军的发展》[11]是日本学界研究神策军的代表论文。作者叙述了神策军由边军入为禁军的过程，考察了神策军的发展。此后，日野开三郎发表了《神策禁军的发展》[12]一文，该文叙述了神策禁军的发展历程，指出了神策禁军强化的政治影响。但是，三篇文章叙多论少，对神策军内部结构缺乏深度挖掘。
大陆地区最早对神策军进行专门研究的是1983年齐勇锋发表的《说神策军》一文[13]。在文中，作者就某些传统的看法提出商榷。如关于神策军的主要成分问题，史学界流行的说法是，神策军是“不堪一击”的“市井无赖、豪强、奸滑之徒”。但作者通过对神策军起源、发展等问题的探讨，认为“神策军是有较强作战能力的边军和方镇军。这样说，并不是绝对否认神策军中包含有挂名军籍，不能作战的富家子弟，而是说这些人在神策军中只占少数，不居于主导地位”。作者从神策军的布防、职能和兵力三个方面来说明神策军具有中央禁军和直属作战部队的双重性质。在文中，作者概括了神策军的四个特征：“第一，神策军以宦官为最高统帅，受其绝对控制。第二，神策军的编制兼有禁军和方镇军二者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一套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组织和指挥体系。第三，神策军的兵源采取招募和收编两种方式，而以后者为主。神策军在生活、法律和将吏的升迁三个方面享有特权。第四，神策军对于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继续维持一百多年的全国性政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文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神策军和中晚唐政治史，大有裨益。
孙亚平的《论神策军》[14]对神策军的起源、作用等进行了考察，肯定了神策军在威慑藩镇、维护唐政府的统治上有着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唐代的神策军实为唐王朝的重要支柱，对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的延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黄修明在《唐代后期的宦官典军制度》[15]中对宦官典军制度作了研究，指出神策中尉是神策军的最高统帅，也是整个宦官军事系统的最高首脑，并认为宦官典军制的出现“是安史之乱后唐廷分裂、皇权衰落的历史结果”。
樊文礼在《唐代宦官掌典禁军原因试探》[16]一文中认为，宦官中尉与神策将士结成密切关系的原因有三：“首先，宦官利用自己禁军最高统帅的权力，尽量在神策军中安插、培植亲信；其次，禁军将校为了自己的升迁，也不得不对中尉表示亲近、忠顺；第三，对于神策军军士，宦官也是多方拉拢，百般优待。”
贾宪保的《神策中尉与神策军》[17]讨论了神策军由宦官来长期担任统帅的原因，他认为：“中尉制的建立是对玄宗以来抑制武将政策的总结，其实质是不许武将担任中央军队统帅，以保证皇帝有一个可靠的、既强大又稳定的亲军。”他还对神策军的性质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神策军既是京城宿卫军，又是地方屯驻军，也是野战军。他在文中对神策中尉制进行了客观评价：“在唐后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尉制则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在护卫中央政权、镇压叛乱藩镇和抵御牧民族入侵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宦官低劣的政治素质和过大的权力，造成中尉及其他宦官的擅权乱政。”
1990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何永成的《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18]一书，是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关于神策军研究的专书。在书中，作者考察了神策军出现于唐代历史舞台的背景，及其渐次在乱事中成长，逐步进入中央政治核心的过程；分析了神策军的组织结构；探究了神策军的兵源及平素所担负的职任等问题；以“永贞内禅”为个案研究对象，初步探索了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演变的关系。
然而，何著对神策军的研究多属提纲挈领，“粗线条式”的勾勒。是书将神策军的组织结构置于一个封闭静态的模式下来考察，没有深入讨论神策军组织系统在唐后期的变化。对于左右神策中尉制度确立之后的神策军的发展情况，神策军的兵源、军费、神策城镇等问题，何著极少涉及。另外，由于当时有关神策军的碑志材料出土较少，何著对墓志资料的利用有限。但不可否认，该书在神策军问题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为我们进一步全面、集中、深入、系统地探索神策军及神策中尉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
张国刚的《唐代的神策军》[19]一文，是一篇研究神策军问题的力作，为笔者详尽、系统地讨论神策军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该文从神策军的组织系统、神策军的外镇兵和行营、神策军的扩充和待遇、神策军的任务和作用四个方面对唐代的神策军进行了深入探讨。文章在探讨神策军的中央组织系统时，辨明了神策军分厢、分军的时间和含义；在讨论京西北诸城镇时，辨明了胡注中八镇和十三镇的含义；在归纳了神策军的几种扩张形式后，探讨了神策军“给赐厚于诸军”以及在唐代中后期政治军事形势下神策军的任务和作用，并提出了“神策军诚然加强了宦官的权势，但是，却适应了安史之乱后在关中地区建立一支禁军的需要，它不但是制约诸侯的唯一的中央势力，也是防卫西北边境的有生力量”的重要观点。
黄修明的《唐代神策中尉考论》[20]一文认为，神策军完全不同于其他北衙禁军的最明显特征是，神策军具有禁军和野战军的双重性质。在文中，他对中尉典军制度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唐代宦官通过出任神策中尉一职控制唐中央的禁军系统，从而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宦官军事集团，这个集团“在捍卫皇权，遏制地方藩帅势力的恶性扩张以缓和安史之乱引起的政治、军事危机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从唐后期政治局面的发展演变情况看，宦官典军并不具有积极的历史因素，但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是个别宦官主观愿望的产物，而是安史乱后叛藩猖獗，皇权衰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所造成的一种特殊历史后果，是中唐时期政治、军事形势变化在李唐兵制发展史上的反映。”王守栋的《唐代神策军中尉考》[21]对神策军中尉制度的确立、性质、职能及重要性进行了简要探讨。
黄楼在《唐“制将”考》[22]中，对建中年间在没有宦官典兵的情况下，德宗如何用神策“制将”进行征伐的问题进了探讨。他认为，制将问题实质上就是神策军问题。肃、代时期，禁军体系尚未完成其乱后重建，于是，在德宗建中年间出现了“制将”出征的情况，但制将的主要任务是助讨和救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晚唐宦官政治研究》[23]则从政治史的角度将神策军的发展、衰落、消亡纳入中晚唐宦官政治研究的体系之中，对德宗年间的神策“制将”，贞元年间神策军的“六军化”，京西北的神策城镇，神策军在中晚唐宫廷政变中的作用等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解。然而，受史料的限制，黄文对懿、僖、昭时期的神策军与神策中尉问题研究相对薄弱。另外，对于神策中尉制度、神策军的军费、职能与任务、日常活动等问题，黄文也很少涉及。
李玮的硕士学位论文《唐代神策军的兴衰——以宦官势力消长为中心》[24]以宦官势力消长为主线，概述了唐代神策军的兴衰。
（二）其他涉及神策军与神策中尉问题讨论的著作和论文
20世纪40年代初，陈寅恪的《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25]一文，从阉寺拥戴或废黜储君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唐朝自肃、代以后皇位继承的不稳定性。虽然关注的重点并非神策军和神策中尉，但看问题的视角对我们思考神策中尉制度视阈下神策禁军的发展与唐中后期宫廷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长孺的《唐书兵志笺正》[26]对《新唐书·兵志》做了许多精细的考订，是书第三卷重点考察了不同时期北衙禁军的来源问题，但笺正囿于体例，仅仅是对《新唐书·兵志》进行诠释与纠讹，未能涉及有关神策军产生的原因及走向的思考。其后，在《唐代内诸司使及其演变》[27]一文中，对神策中尉的设置、职掌进行了简单叙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28]第三编《论唐代的变化》第三章“军事制度的变化”中关注了神策军。他认为，神策军既是在长安宿卫的左右神策，又是在京西北驻防的隶属神策的镇防军。在京城的神策禁军用于作战不堪一击，宦官用以挟制宫廷则有余；外镇神策军主要职责是防御吐蕃，因而具有一定的战斗力。神策军成为宦官操纵政局、左右皇室的工具，唐王朝最后也与宦官共存亡。
在探讨宦官权势的论著中涉及神策军与神策中尉的内容。王寿南在其专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29]对唐世历任神策中尉加以钩索，制成《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表》，表中详细列出左、右军中尉的人员，对宦官在唐代拥有的三大权力之一的军权进行了分析，但缺乏深入论述。牛致功发表的《唐代宦官表》[30]也对唐代神策中尉进行了统计。然而，由于材料的限制，他们的统计并不完整，有些神策中尉的任职时间也值得商榷。齐陈骏、陆庆夫在《唐代宦官述论》[31]一文中认为，宦官掌控禁军是宦官干政成为常态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在《唐南衙和北衙的南司和北司的演变》[32]一文第四部分“神策军的创立与宦官的抬头”中，通过论述神策军与宦官权势结合，来说明唐代南衙、北衙向南司、北司推移。牛志平的《略论唐代宦官——兼与齐陈骏、陆庆夫同志商榷》[33]中肯定了宦官掌控的神策军讨伐叛藩，抵御外侮，维持唐政权的功绩不可抹杀。冯辉的《论唐代的宦官政治》[34]对唐末宦官与唐王朝军事之间的关系做了一定概述性质的总结。黄永年在《唐史十二讲》中的“唐代的宦官”[35]中认为，神策军“不仅负责京师的拱卫，而且成为皇帝的直属野战部队，以京城为中心设置了一个直属皇帝的节度使级管区”。在黄先生看来，神策中尉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还得由皇帝来掌握。皇帝设置不相统属的左右两军中尉来管理神策军，让他们在自己面前互相争宠，互有牵制，体现了皇帝对神策中尉并非完全信任。《剑桥中国隋唐史》[36]第八章“中唐和晚唐的宫廷和地方”和第九章“晚唐的宫廷政治”中对神策军及宦官典军制度做了一些论述。刘玉峰在《试论唐德宗重用宦官的原因及其他》[37]中认为，德宗创立神策中尉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任用亲信宦官，掌握一支由自己控制的军队，以便对付朝臣弄权及藩镇割据，从而巩固皇权”。赵雨乐的《唐末北衙禁军的权力基础》[38]一文中对唐末北衙禁军的权力基础进行了分析，并对唐末神策五十四都的活动进行了简单探讨。陈仲安的《唐代后期的宦官世家》[39]以非常翔实的碑刻资料和正史记载将唐末刘遵礼、吐突承璀、马公儒等几个宦官世家的家世、官职等资料梳理清楚。其后，杜文玉的《唐代宦官世家考述》[40]，用当时新出土的碑刻资料和当时人们不太注意的正史资料补齐了陈仲安先生所未收录的一些宦官家族的情况，对仇、孙、梁、王、彭、吴等宦官世家进行了考述。黄洁琼在《唐代枢密使与神策中尉之比较研究》[41]中阐述了枢密使与神策中尉的关系及其对唐后期政局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她认为，枢密使与神策中尉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中尉与枢密使之间的矛盾斗争几乎没有停止过。由于文章篇幅的限制，该文的观点大多点到为止，没有深入论述两者的关系及其对晚唐政治的影响。戴显群的《唐五代社会政治史研究》[42]对枢密使与神策中尉的关系做了简要阐述。王守栋在《唐代“权阉四贵”考析》[43]中认为，懿、僖、昭时期神策中尉完全控制了权力中枢，恃权轻主，权力至极。其后，他在《唐代宦官政治》第五章“宦官政治‘成于德宗’”第一节“神策军中尉制的确立”[44]中认为，神策中尉制度的确定，保障了北司在与南衙抗衡中的优势地位，维护了宦官权势的稳固。
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涉及神策军与神策中尉的一些具体问题。中国台湾学者章群在其专著《唐史》[45]第十九章“兵制”中简单提到了神策军为患于民的情况，但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谷霁光在其名著《府兵制度考释》[46]中简要叙说了神策军的战斗力及作用。他认为：“宦官掌握了禁兵，也控制了唐皇朝的统治权力。唐皇朝就在这种局面之下苟延了一百五十年的统治。唐后期禁兵的腐败程度是惊人的。神策兵虚籍多，实兵少，隶名禁军的多市井无赖、豪强、奸猾之徒，一般均不堪一战。其作用在于护卫京城、护卫皇帝，控制腹地。是封建唐廷重要工具之一。”李鸿宾在《唐后期的朔方军与西北边防格局的转变——以德、顺、宪三朝为例》[47]中探讨了神策军与朔方军的关系。他指出，朔方军从控制一方的强大节镇，蜕变为一个管辖若干州县的普通节镇，由一个地区性节镇缩小为区域性节镇集团的一分子，反映出十节度御边格局解体和京西北八镇及神策军、防秋兵体制新格局的形成。杜文玉在《唐代宦官俸禄与食邑》[48]一文中涉及了有关神策中尉的俸禄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涉及神策军与神策中尉的内容。如陈爽的《唐代内使诸司考》[49]，王静的《大明宫的内廷空间布局与唐代后期宦官专权的关系》[50]，牟永良的《试论唐昭宗朝的南衙北司之争》[51]，仲亚东的《论唐代的内诸司使》[52]，曾鹏瑞的《唐代北衙神策禁军考论》[53]，赵晨昕的《唐代宦官权力的制度解析——以宦官墓志及敦煌本 〈记室备要〉 为中心》[54]，史兵的《唐代长安城军事防御体系研究》[55]，王效锋的《唐代中期战争问题研究》[56]，徐成的《北朝隋唐内侍制度研究——以观念与职能为中心》[57]，等等。
以上这些论著中，都不同程度地对神策军与神策中尉问题进行了叙述、介绍和探讨。虽多为概括性论述，但足以启发思考。
总的来说，迄今为止，学界对神策军与神策中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些研究成果中不乏一些富有真知灼见的力作。但是，仍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其一，大部分论著多是局限于对神策军与神策中尉在制度上的静态叙述。由于研究主题的限制，有的成果对于神策军与神策中尉的论述，仅是泛泛而谈，没有深入剖析。
其二，上述研究成果，多数论著缺乏对神策军与神策中尉的全面、集中、深入、系统的探索。虽有何永成的《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一书对神策军作了较为全面的检讨，但何著篇幅短小，多属于粗线条式的勾勒，缺乏对神策军结构及神策中尉制度的详密考证，而且没有涉及神策军的军费问题及唐后期神策军的发展状况等问题。因此，该书不足以概括和探究整个神策军与神策中尉的问题。
其三，由于资料零散，对于传世文献中一些有关神策中尉与神策军这一论题的关键材料，在上述相关论著之中并没有得到体现。而且，上述一些成果对新出土的相关墓志材料应用也不够充分。有的成果则是囿于体例，没有系统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对神策军与神策中尉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
其四，现有的多数成果叙多论少，这为本书立论提供了较大的发挥空间，同时也加大了论述的难度。笔者希望在写作过程中，尽力地做到史论结合。
但是，不可否认，以往研究为继续深入系统地探索神策军与神策中尉这一论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留下了很大的探讨空间。例如，神策军在不同阶段的形态、神策中尉的性质、神策军兵源及迁转、神策城镇、神策军的收入、神策军在平素与战时的职能与任务、神策中尉制下的中晚唐政局发展轨迹等诸多问题，仍然值得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