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英国许多媒体，包括BBC，曾广泛报道：1998年7月4日，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一批考古专业的师生在英国西南康沃尔的庭塔哲堡（Tintagel）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块6世纪的石板，那是下水道上一块盖板的残片，上面刻着拉丁文PATER COLIVICIT ARTOGNOV，埃克塞特大学（Exeter University）教授查尔斯·托马斯（Charles Thomas）将其译为Artognou，father of a descendant of Coll，has had this constructed（柯尔的一位后代之父亚托诺所建）。庭塔哲堡是传说中亚瑟王父亲尤瑟（Uther）由魔法师梅林（Merlin）施法，变成康沃尔公爵的形象，欺骗公爵夫人，从而生下亚瑟的地方。文保组织“英格兰遗产”（English Heritage）认为，那个神秘的Artognov即Arthnou，也即Arthur（亚瑟）。因此这块“亚拓诺石”也被称为“亚瑟石”（the Arthur Stone），现存于特鲁罗（Truro，康沃尔首府）的皇家康沃尔博物馆。它似乎证明，或者说再一次证明，作为传说人物之原型的亚瑟确有其人。[1]
其实早在蒙莫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1100？—1155）详细“记载”亚瑟王“事迹”的编年史《不列颠君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1136？）面世后，特别是随着特鲁瓦之克雷蒂安（Chrestien de Troyes，1130？—1190？也译为克雷蒂安·德·特鲁瓦）那些创作于12世纪后期的开创亚瑟王浪漫传奇传统的法语诗在西欧各地迅速而广泛的流传，人们就已经在热切而执着地“寻找”那位据说曾经统帅千军万马，与他那些无敌于天下的圆桌骑士们一道，不仅统一了不列颠，击败了入侵的撒克逊人，而且横扫欧洲大陆并征服了罗马的伟大君主和英雄。很快，在1191年，格拉斯顿堡修道院（Glastonbury Abbey）的修士们就宣称，他们通过发掘，在一个“深埋地下”的墓室里找到了亚瑟王及其王后格温娜维尔的遗骸，王后的“金发”尚“鲜艳亮泽”，墓室的铅制十字架上刻着“在阿瓦隆岛上，这里安息着亚瑟王和他的第二位妻子格温娜维尔”[2]。当时著名的编年史家威尔士的杰拉德（Gerald of Wales，1146？—1223？）在1193年和1214年两次十分生动地“记载”了这次发掘。1278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和王后亲自主持仪式，将据说是亚瑟王和格温娜维尔的遗骸隆重迁葬到豪华新墓。后来在1331年，爱德华三世与王后还前去拜谒所谓的亚瑟王陵墓。然而，这些“证据”似乎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即使在中世纪也一直有人质疑历史上是否真有亚瑟王，因此亚瑟王的崇拜者们也一直在努力寻找“确凿”证据，以期最终能让人们相信这位英雄的确存在过。
中世纪的结束自然没能终结人们对亚瑟王的寻找。1998年格拉斯哥大学师生们的考古发掘只是近千年来英格兰人寻找亚瑟王的无数次尝试中，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一次最新活动。当然，同以往所有努力一样，这一次也既没有证明也没能否定英国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位永远让英格兰人着迷和骄傲的英雄。但可以肯定的是，英格兰人寻找亚瑟王的努力绝不会就此打住，他们一定还会不断有新“发现”。当然，除了通过考古发掘和野外考察等活动寻找关于亚瑟王确有其人的实物证据之外，历代亚瑟王学者和崇拜者也一直在汗牛充栋的各种历史文献中穷经皓首，探寻有关亚瑟王的蛛丝马迹。他们如此执着地寻找亚瑟王，表明其在英格兰民族心中非同寻常的分量。其实，历史上是否真有亚瑟王或者他的业绩中有多少真实成分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他那些为所有时代的人所景仰的圆桌骑士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所代表的社会理想和价值体系。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每个民族都需要英雄，也都产生或创造出了英雄。历史上或传说中的英雄大多出现在一个部族或民族最需要英雄的生死存亡之际。英雄们以其非凡的品质、能力和勇气力挽狂澜，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的命运和民众的希望，他们的业绩因此长久流传。在历史长河中，他们被赋予人们所珍视的各种美德和品质，他们的形象历久弥新，他们的业绩因在传颂中不断获得新的内容和意义而更加辉煌。他们成为民族的象征，体现民族的精神与理想，甚至超越民族而在人类大家庭中广受景仰。
在漫长而幽暗的中世纪，那个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由一个虚无缥缈时隐时现的影子逐渐变得清晰生动，并且在12世纪之后大放异彩的亚瑟王，正是这样一个在数百年中成长起来并至今仍在西方世界，特别是英语国家广泛传颂的英雄。在英语文学史上，还没有任何人物像亚瑟王和圆桌骑士那样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里紧紧抓住和不断刺激人们的想象力，以至于每个时代都有文学家忍不住要回到那个神秘的世界重新审视亚瑟王和圆桌骑士，把他们那些永远令人着迷的传说在新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反复演绎，使其表达出新的时代精神并满足人们和历史新的需求。
关于亚瑟王传说的特殊意义和永恒的生命力，早在亚瑟王浪漫传奇出现之前，一位12世纪前期的编年史家就指出，那是因为亚瑟王以其坚毅的精神、非凡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奋斗“支撑着他的祖国正在衰落的命运和激励那些仍然还有勇气的人们前去战斗”[3]。同样，8个世纪之后，英国首相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温斯顿·丘吉尔在其广受赞誉的4大卷力作《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里，从历史的视野和现实的角度以其特有的文采对此表达了深刻见解。他认为，亚瑟王传说“同《奥德赛》和《旧约》一样是人类不可或缺的遗产”。他说：亚瑟王“在暴风雨的肆虐中保护着文明的火种”，“不论在何处，当人们为自由、法律和荣誉而同野蛮、暴政与屠杀搏斗之时，让他们记住，即使他们自身被毁灭，只要地球还在转动他们的光荣业绩就可能永远被传颂。因此，让我们宣布，亚瑟王和他那些高贵的骑士”以非凡的勇气和利剑抗击野蛮，“保卫基督教的神圣火焰和世界秩序”，他们“为所有时代有尊严的人们树立了榜样”[4]。丘吉尔对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们所体现出的精神和价值的赞誉既是针对当时正在肆虐的法西斯主义，也考虑到所有时代里那些对人类文明的威胁。
不论历史上是否真有亚瑟王其人，甚至不论是否真有——如同丘吉尔以及他说的“现代学者”所相信的——一个“杰出的不列顿武士”[5]作为亚瑟王的原型，亚瑟王传说的确根源于已经被纳入罗马—基督教文明的不列顿人为了民族生存抗击北方“蛮族”而发动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前赴后继悲壮血腥的战争。经过民间游吟诗人和编年史家几个世纪的合作，在那场事关民族存亡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中逐渐显现出一个起初十分模糊但慢慢开始清晰起来并日益高大的英雄形象，他从武士、将军成长为叱咤风云的统帅和君主。他身后集聚起越来越多英勇无敌的优秀骑士，他们除暴安良、匡扶正义、举止高雅、风度翩翩，组成了象征平等、友爱、高尚、正义与文明的圆桌骑士团体。
亚瑟王传说演化史上质的飞跃发生在12世纪。12世纪是欧洲历史上一个重要节点。在那个时代，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科技、建筑、教育到思想观念、文化艺术等几乎所有方面，欧洲都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革，取得了空前的进步，被学者们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12世纪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欧洲的起点。有学者认为，后来起源于意大利改变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只不过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余震”而已。
12世纪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同后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一样，是人文主义的发展。对于亚瑟王传说的演化和繁荣，人文主义的发展在两个方面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历史观的世俗化和文学领域浪漫传奇的兴起。在那个时期，学者们不再简单地根据《圣经》的描绘和规划，把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简化为人失去伊甸园后，在尘世历经磨难，直到末日审判回归上帝的灵魂救赎史，而是开始更为关注各民族、国家乃至家族本身的发展史；历史事件也不仅仅是上帝意志的象征或善恶冲突的体现，还具有其自身意义。于是，在12世纪出现了一大批关于各民族、各王国或各王室乃至一些贵族家族的叙事丰富、生动、具体的编年史著作。这些“历史”的范本在精神实质上主要不是《圣经》，而更多是维吉尔那“世俗”的《埃涅阿斯记》。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埃涅阿斯记》的续集，因为这些编年史所“记述”的那些先祖们几乎都是特洛伊王室贵族或者埃涅阿斯的后裔。这些编年史中最著名且影响最广泛、最深远的是蒙莫斯的杰弗里的《不列颠君王史》。这部记述了99个不列颠君王的“史书”用了近1/3的篇幅描写亚瑟王朝的兴衰，建构起亚瑟王朝的主要框架并大体确定了亚瑟王的“生平”和主要业绩；它也因此成为亚瑟王文学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之作。以杰弗里的著作为源本，在12世纪中期出现了瓦斯（Robert Wace，1110？—1174？）的盎格鲁-诺曼语《布鲁特传奇》（Le Roman de Brut），随后在世纪之交，拉亚蒙（Layamon，生卒年不详）主要以瓦斯著作为源本创作了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的开山之作《布鲁特》（Brut）。这些大体上源自编年史体裁的著作共同开创了亚瑟王文学中的王朝主题传统。
12世纪文艺复兴在文学领域最突出的体现和成就是产生了宫廷爱情诗和浪漫传奇。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新诗运动歌颂男女之间的爱情，将爱情诗世俗化，在中世纪欧洲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发轫于法国北部的浪漫传奇，是古罗马的维吉尔史诗传统和奥维德爱情诗传统及其最新发展宫廷爱情诗，在12世纪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交融结合的产物。浪漫传奇以其丰富的内容、精彩的情节和生动的叙事很快成为欧洲中世纪盛期和后期最重要的叙事体裁。12世纪70年代前后，法国天才诗人克雷蒂安运用这种正在兴起的新体裁一连创作了5部描写圆桌骑士浪漫历险的诗作。这些作品不是以亚瑟王为中心的王朝主题作品，它们主要是叙述圆桌骑士在亚瑟王朝建构的时空和价值体系语境里的历险传奇经历和浪漫爱情故事。这些作品大受欢迎，迅速风靡欧洲大陆，开创了亚瑟王文学中以骑士历险为主题的浪漫传奇传统。西欧各地的文学家们竞相效仿，用各种语言创作了大量圆桌骑士的传奇作品。亚瑟王传说与浪漫传奇体裁的结合是中世纪欧洲浪漫传奇叙事文学的重大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被称为“不列颠题材”的作品，在中世纪浪漫传奇的五大题材[6]类型中，数量最多、流传最广、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创作时间持续最长，以至于当人们谈及中世纪浪漫传奇时，几无例外首先想到的就是亚瑟王浪漫传奇。同时，在亚瑟王文学的两大主题中，圆桌骑士浪漫传奇作品的数量远超王朝主题，因此欧洲中世纪亚瑟王文学几乎也就等于亚瑟王圆桌骑士浪漫传奇。
亚瑟王文学史上另外一个里程碑式发展和成就出现在13世纪前期。在此之前，如同任何产生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文学作品一样，亚瑟王传奇也深受基督教影响，但在整体上看，它和其他类型的浪漫传奇都主要是世俗叙事文学。对于亚瑟王浪漫传奇这样大受欢迎、影响广泛并可以很好地用来传播中世纪主流思想的文学，统管中世纪欧洲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基督教自然不会置之不理。很快，各系列、各主题，内容广泛、数量繁多的亚瑟王传奇故事被收集、挑选、增删、改写，被主流意识形态整合成卷帙浩繁的法语散文“正典系列”（the Vulgate Cycle）和“后正典系列”（the Post-Vulgate Cycle）。这两个“正典”随即成为亚瑟王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许多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作品也是以它们为源本翻译、改写或从中取材创作的。
最早的中古英语亚瑟王作品是在12、13世纪之交，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拉亚蒙用源自古英诗传统的头韵体创作的长篇诗作《布鲁特》。它主要以瓦斯的《布鲁特传奇》为源本，内容丰富，成就也很高，是中古英语文学中第一部也是其中极少几部具有一定史诗性质的作品之一。但因为拉亚蒙使用的是诺曼征服后已很少用为书面语的英语，而且他还用了不少古英语词语和表达方法，所以《布鲁特》似乎没能得到多少流传。从现有文献资料看，当英语文学家们再一次将注意力转向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时，时间已经到了13世纪中后期。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的繁荣要到14世纪下半叶，幸运的是，那正是英语在乔叟时代重新成为成熟的文学语言、英语文学第一次在英国历史上大繁荣之时，但此时大陆上亚瑟王文学高潮已过。在14、15世纪，创作亚瑟王文学的中心终于回到英雄的故乡。
尽管由于灾祸和战乱等各种因素，许多中世纪著作都已散失，但流传下来的中古英语亚瑟王作品（包括残篇）尚有近30种，它们中既有短小歌谣，也有上万行或上千页的鸿篇巨制。这些作品多数为诗体，也有少数散文，诗体作品既有源自法语诗歌的节律体，也有承继本土古英语诗歌传统的头韵体，或者两种诗体之结合。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作品分属各种体裁，其中浪漫传奇占大多数，是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中的主体，但也有编年史体裁、民间游吟诗人的歌谣体，甚至有史诗和悲剧性质的文学作品。正因为如此，本书使用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这个术语来指称所有产生于中世纪的英语亚瑟王作品。
许多中古英语亚瑟王作品都有法语源本或是从法语作品吸取创作材料，同时英语文学家们也从不列颠本土的威尔士、康沃尔和英格兰以及爱尔兰的民间文学中取材，当然法语浪漫传奇本身也从不列颠和爱尔兰民间传说中吸取了不少素材和灵感。中世纪的文学家们有幸生活在最尊崇传统的时代，他们最注重的不是现当代人开口闭口都在谈的“原创”，而是如何将传统或者将获得的宝贵材料运用得最好。按现代标准，没有一个中世纪作家不是明目张胆的“剽窃者”，而最杰出的中世纪作家往往“剽窃”最多。英诗之父乔叟那部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的英语宫廷诗”[7]的名著《公爵夫人书》那1333行中，竟有914行是程度不同地来自他人的作品，[8]而他那部被视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爱情诗篇《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茜达》则是改写自薄伽丘的《菲洛斯特拉托》（Filostrato）。然而，它们都鲜明地展示出的那种像指纹一样不可替代的乔叟性，这表明，它们不可能出自任何其他作家笔下。
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作品的作者们自然也是在这一传统中创作。他们从各种源本广泛收集材料，根据自己的理解、创作意图、文学修养和想象力对它们进行翻译、增删、改写、整合，讲述自己的亚瑟王故事，创作出一些十分优秀的作品，其中《高文爵士与绿色骑士》、头韵体《亚瑟王之死》和马罗礼的《亚瑟王之死》，同乔叟诗作一样可以同任何时代的杰作媲美。这些作品不仅取得很高文学成就，而且表现出时代特色、本土传统和英格兰民族的审美心理。
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肇始于12世纪末，那是英格兰民族形成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的繁荣时期是从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后期。那段时期大体上与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重合。一个民族往往是在与外部的冲突中形成的，长达百余年的英法战争为英格兰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和推动力。共同生活在不列颠群岛上的不列顿人后裔威尔士人和康沃尔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盎格鲁-诺曼人，经300多年的冲突与融合，在百年战争时期最终形成英格兰民族。在百年战争中空前发展的英格兰民族意识必然需要民族文学来表达和弘扬。这时期出现的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英语文学繁荣正是根源于并得益于英格兰民族意识的发展与成熟，是时代的需求。所以，这时期的英语文学都比较突出地表现出英格兰性（Englishness）。
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在英法百年战争和英国社会、政治与经济都经历历史性变革的时代，在英格兰民族形成、民族意识发展、英语作为民族语言全面成熟、英语文学第一次大繁荣的关键时期，取得这样的成就绝非偶然。在一定程度上，它既是百年战争造成的深刻的历史性社会以及文化变革和英格兰民族意识发展的产物，也是其突出的文学体现。所以，在表现英格兰性方面，歌颂本土英雄的亚瑟王文学特别突出。几乎所有的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作品，即使是一些比较短小次要的歌谣或者改写甚至“翻译”自法语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英格兰作家们的民族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的发展也反映和体现并促进了英格兰民族意识的发展。
本书主要研究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特别是具体分析所有产生于中世纪的关于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英语文学作品。但亚瑟王文学的出现和繁荣与浪漫传奇这种文学体裁的兴起与发展密切相关。实际上，如上面所说，它本身就是浪漫传奇文学中最重要、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部分。虽然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包括一些其他体裁的作品，但其主体依然是浪漫传奇作品，而且其他体裁的作品里也往往包含突出的浪漫传奇元素。可以说，不了解浪漫传奇就很难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作品的性质、特点和意义。因此，本书第一章将探讨浪漫传奇产生的历史语境及其社会、文化、文学根源，分析浪漫传奇的基本性质和特征，进而考察浪漫传奇的发展以及在英国特定环境中的特征与成就，为后面研究亚瑟王文学建构必要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文学语境。
亚瑟王传奇文学的诞生与繁荣是在几个世纪中演化的结果，而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既是这一演化史的继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法语亚瑟王浪漫传奇的英格兰化。因此，第二章将追溯亚瑟王传说的演化与发展，考察亚瑟王传说的历史背景、编年史记载、民间传说和亚瑟王浪漫传奇在欧洲大陆上的创作与发展，重点是与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密切相关的杰弗里的《不列颠君王史》、瓦斯的《布鲁特传奇》、克雷蒂安的亚瑟王传奇作品和法语散文“正典系列”和“后正典系列”。这些著作不仅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英语亚瑟王文学，而且还是其中许多作品的主要源本或者是其创作材料的重要来源。所以对亚瑟王传奇的演化和发展的考察是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研究的必要准备和不可缺少的组成。
本书的主体部分分析和研究所有现存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作品文本及其成就，共分八章。其中拉亚蒙的《布鲁特》《高文爵士与绿色骑士》、头韵体《亚瑟王之死》、节律体《亚瑟王之死》和马罗礼的《亚瑟王之死》等五部特别重要的作品将分专章尽可能详细地分析。其余作品将分为“法语亚瑟王浪漫传奇的英格兰化”、“高文传奇系列”和“短篇亚瑟王传奇作品”等三个部分分别探讨。在对作品的研究中，除了分析其主要内容、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和主题思想外，还注重探讨作品的艺术特点、文学传承和与历史语境的互文。另外，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们全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英格兰性，即使是那些翻译和改写自法语源本的作品也不例外。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作品中的英格兰性既是英格兰本土文化文学传统的体现，也是正在发展中的英格兰民族意识的文学表达，特别值得研究。所以，各章在作品分析中都将注意探讨作品中表现出的英格兰性和英格兰民族意识。
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是英国十分重要的文化文学遗产，几百年来其影响在英语世界从未中断，它承载的英格兰民族的理想与追求已经成为英格兰乃至英语世界的文化基因。因此，研究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世纪英国的文学成就和社会文化，而且对于我们认识现当代的英语世界也不无裨益。中古英语亚瑟王文学内容丰富，情节精彩，取得了很高成就，并蕴含着大量历史信息，很值得研究。本书只是一个初步尝试，希望更多的学者能进一步探讨那个一直令英语世界的人们神往的亚瑟王传奇世界。
[1] 这部分是对网上各种相关材料的综述；也可参看1998年8月6日的BBC相关报道，见http：//www.news.bbc.co.uk./2/hi/uk_news/146511.stm。
[2] Gerald of Wales，“Two Accounts of the Exhumation of Arthur's Body”，http：//www.britannia. com/history/docs/debarri.html，Aug.27，2017.
[3] William of Malmesbury （1095？—1143？），Gesta Regum Anglorum （《英王实录》），转引自Robert Huntington Fletcher，The Arthurian Material Especially Those of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Boston：Ginn & Company，1906，p.40。
[4] Winston S. Churchill，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Vol.Ⅰ，New York：Dodd，Mead，& Company，1961，pp.59-60.
[5] Churchill，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Vol.Ⅰ，p.59.
[6] 关于中世纪浪漫传奇五大题材的划分，请参看后面正文第一章里的相关部分。
[7] Velma Bourgeois Richmond，Geoffrey Chaucer，New York：Continuum，1992，p.147.
[8] 请参看John H. Fisher，ed.，The Complete Poetry and Prose of Geoffrey Chaucer，New York：International Thomson Publishing，1977，p.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