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总论：关于建构唐宋词流派史的理论思考和基本设想

第一节 文学流派在任何文学里都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本书所要考察的，是古典诗歌样式之一的词在其黄金时期——唐末至宋末——流派衍生的概况。鉴于词学界对此问题有过许多争论，这里就先从文学流派的普遍性谈起。

文学史家在描述某一时代、某一领域或某一体裁文学创作高度成熟和繁荣的状况时，十之八九都爱使用一个比喻——百花园。比如说到唐诗，就称“唐诗的百花园”；说到宋词，就赞“宋词的百花园”。这似乎成了一种“陈辞滥调”，但在弄笔头的人们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各种形容词语中，确乎只有“百花园”之喻最能映现文学艺术繁荣的事实——一花（或寥寥几种花）独放不是春，唯有群芳争妍，万紫千红，方能托现出文学艺术发展的满园春色。就其本质而言，所谓文学，无非就是用艺术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类无限丰富的心灵世界。相对于创作的终极目标来说，人类的心灵世界有多丰富，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存在形式就该有多丰富。因此，文学史家在论证文学发展的这种多元特征时，也常喜欢引证先哲的这样一段名言：“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那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作为人类精神存在方式之一的文学，它的兴旺发达的确犹如百花园中众芳竞放，异彩纷呈。

而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常常表现为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和具体的创作领域，除了卓有成就的大家巨擘争相出现之外，更有众多标新立异的流派彼此并立或对立，形成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洋洋大观。研究者须兼顾作家个人与文学流派的新陈代谢，才能把握文学发展的全貌。文学创作活动并非孤立个体的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每一个作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前代、同代及后代作家发生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的关系。同时代的作家互相结成群体关系，而不同时代但在艺术传统、审美追求和风格趋向上有关联的作家则形成代群关系。群体与代群关系不都是流派关系，但文学流派却一般都是从群体与代群关系中产生的。在文学活动中，作家个体与文学流派，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实体。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确有少数杰出作家和伟大作家，完全是依凭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成就而存在，成为文学发展的一个时期、一个领域或一个文体中的独立环节，他们并不以某一流派自限，或者并不一定能划归哪个流派。比如古代的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现代的鲁迅、巴金等，就是这样的独自处于一个阶段文学顶峰的人物。但是在更多、更广的场合，杰出的作家总是与他们的众多崇仰者和追随者一起，创作出一种具有类似风格的作品，从而形成了或紧密或松散、或有组织形式或仅仅声气相通的文学流派。这有如在自然界辽阔的陆地上，既有几座独立不倚、高耸云天之外的大山峰，但更多的是互相连结、蜿蜒不断的簇簇群峰，它们与那些大山峰或遥相对应，或奉其中的某座为主峰并与之联结在一起，按一定的走向组成纵横交错的一道道山脉。这又如在一片万紫千红的大花圃中，除了少数单株独放、高标出众的所谓“国色天香”之类的名花异卉以外，更有众多的以类相从、一畦畦一道道相连相倚地绽苞放蕾的自然花卉群落。不管是独立的大山峰与山脉，还是单株名花与自然花卉群落，它们的同生共处所反映的都是客观事物存在的基本形态。

以上的描述和比喻只是为了说明：文学流派作为一种基本文学现象，在任何文学里都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正是由于认识到这种普遍的存在，文学研究者自近代以来逐渐将对文学流派的梳理和评论当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这是因为研究者已经懂得：流派是时代精神、文学习尚和作家美学追求的结晶，由于这种结晶并不是只表现在个别优秀作家身上，而是表现在若干作家群体身上，因而这种文学现象就更加富有探讨的意义和价值。研究文学流派，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和分析纷繁复杂的文学历史现象，从中整理归纳出基本的发展脉络，并发现或总结出文学史的某些规律和经验，不仅能指出同一历史时期内文学的横的分化，而且也能看清前后不同时期文学的纵的关联。尽管流派史远远不是文学史的全部，但它却无疑是文学发展史中脉络最清楚、特点最鲜明的部分。开展流派史研究，可以把文学发展的主要过程及其流变的特点描述得较为准确，较为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做到比那些仅仅罗列与串联单个作家作品的旧文学史著作更加清晰简明和提纲挈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好些部门已经注意或加强了对于古代文学流派的研究。比如在唐诗学的领域，人们不但早就承认了唐诗高度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于流派的兴旺发达这个基本事实，而且自宋代以来就不断有人对这些流派进行梳理和评价；不但有近于唐诗流派通史的一些专著问世，而且有更多的研究单个流派如田园山水诗派、边塞诗派、大历十才子、元白诗派、韩孟诗派等的专书问世或专题论文发表。唐诗流派史的框架，已经大致建构起来，流派研究作为唐诗学的一个分支已成气候。

可是，在词学界，对于号称“时代之文学”的唐宋词的流派问题，至今连在基本的理论把握上都尚未达成共识，更不用说建构唐宋词流派史了。晚唐五代两宋词，作为从公元9世纪后半期至13世纪晚期这四百多年间最富时代特色、最有艺术个性的文学，曾经高度繁荣，异彩纷呈，涌现过堪与唐诗、元曲的丰富性比美的众多风格和流派。对此理应有与其丰富复杂状态相称的研究、梳理和描述。遗憾的是，囿于前人传下来的某些陈旧、粗疏和不科学的词学理论及观念，我们的研究界对于唐宋词丰富复杂的风格流派现象十分漠视，把四百多年的漫长复杂的词体文学流变史简单化地、削足适履地归纳为所谓“豪放”与“婉约”两大派“对立”和“斗争”的历史。在许多研究者笔下，原本众芳争艳、风格流派纷呈的唐宋词大花园不见了，只剩下“豪放”、“婉约”两朵孤零零的花儿；群峰簇簇、山脉交错的唐宋词山国隐没了，只剩下“豪放”、“婉约”两座（或最多两列）山峰；涵汇万状、众水奔流的唐宋词海洋消失了，只剩下一清一浊的“豪放”、“婉约”两条河流！试问：这难道是唐宋词流派史的原貌吗？

本书之所以一开头就把“豪放”、“婉约”两分法作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提出来，并不意味着前人运用这两个概念去粗略划分词体文学的基本类型风格的做法一无是处，更不是认为前人对于唐宋词风格流派的研究毫无成就，而是鉴于：人们曾经对这“两分法”作了极为浮浅和简单化的理解，用它来圈定了整部词史，取代了对于唐宋词风格流派本应进行的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更有甚者，“两分法”的运用几百年来常常与词学史上甚为风行的“正”与“变”的观念纠缠乃至融合在一起，陷入正统词学观念的圈子里，对若干历史现象及相关的作家作品作了错误的定位和歪曲的评价。倘若不对以“豪放”、“婉约”两体两派论为核心的旧风格流派论进行梳理和评判，就难以拨开历史的迷雾和找出建构唐宋词流派史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