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体西用：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开端

关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开端，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大约有“洋务派”说、“维新派”说、“国粹派”说等，当然，也有人提出较为宽泛的“戊戌思潮”说。[2]综合各种说法，有两点需要加以纠正：其一，过分重视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内涵及评说标准，试图以“类”推之，不管是引用英国学者柏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论述保守主义的六个要素，还是借用英国保守党理论家塞西尔在《保守主义》中所论述的“守旧思想、王党主义、帝国主义”等三个特征，[3]如果不结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情况，也许会失之于不切。其二，过分重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描述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为了肯定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或有意避开在政治上有争议的人物，或以模糊的描述加以模棱两可的处理。以上两个特点，是造成这个“开端”问题解释误区的主要原因。

参考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内涵与标准，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本着追求历史真实的原则，力求清晰地呈现历史的整体性，那么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现代性建设的问题上应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保守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第二，保守秩序，强调渐进式变革；第三，保守民族与国家的独立。如果没有这三个“保守”，仅有对中国文化所谓“现代性”的解释，称不上是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当然，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化“现代性”解释的前提，也称不上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保守性”与“现代性”，这二者缺一不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洋务派称不上是中国近代文化保守的开端，它虽然较早地主张吸收西方现代文明，但仅重于物质文明；对于中国文化，并没有积极的现代性的解释创造，只是强调传统的东西不能动，它从根本上缺少“现代性”的内质。有人称之为“封建文化保守主义”，以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相区别；当然这样也是不合适的，过于重视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划分。而维新派亦不能称为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开端，它在“保守性”上有问题，它对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缺乏应有的理解，仅以西学附会中国文化的枝节，甚至不惜违反学术规范，宰割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况且与政治上的变法运动裹结在一起，颇有激进的姿态。至于国粹派，在时间上兴起较晚，影响仅限于局部，在光绪、宣统年间文化政治变革或者“戊戌思潮”中，属于后发的文化思潮，称不上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开端。真正能够称得上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开端的学术思想文化流派，应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派。

一 张之洞与洋务派的区别

将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派”与洋务派区别开来，是为了强调张之洞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有人认为张之洞加入了后期洋务派，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后期洋务派的代表是李鸿章，而李、张二人在思想、政治上一直是有重大分歧的，不可混同。关于这一点，可参考辜鸿铭著《中国牛津运动故事》。[4]辜氏将李鸿章等洋务派视为物质实利主义的代表，也就是“中国牛津运动”的对手之一，大体是不错的。辜氏认为，洋务派对西方文明不做全面的研究和吸收，对自身文明也缺乏反思和护持之心，对中西文明发展的前景缺乏深入的思考，缺乏不同文明间“扩展”的观念，只是认识到中国人必须拥有现代的枪炮和战舰，这就是一种物质实利主义。辜氏将洋务派看成“中国牛津运动”的对立面，是别具只眼的。有些人仅看到洋务派也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5]类似“中体西用”的观点，便将戊戌时期的张之洞与洋务派混同起来，是违背历史真相的。

张之洞领导的晚清新政运动具有“保守主义”的倾向。按照辜鸿铭的叙述，他将这场运动称为“中国的牛津运动”，将晚清新政运动与1833—1845年英国国教会宗教复兴运动相比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1910年首版扉页上写着：“献给张之洞”，隐然将此一运动的领袖指向张之洞。其实，将张之洞的功业称为“清流运动”是不太合适的。如果讲张之洞的人生功业有借清流派之风力，那是确实的，但如果以此概括他后来主要的人生功业，则不太恰当。1877年，41岁的张之洞结束了四川学政任期回到京城任职，正碰上清流派的活跃时期，面对中俄、中日、中法等一系列冲突及崇厚、李鸿章等人的失败外交，清流派李鸿藻、张佩纶、陈宝琛等文人学士肯綮地议论朝政，张之洞加入了此一潮流，并崭露头角。辜鸿铭所云“中国牛津运动三十年”之说，大约从此时开始算起。且不说这些文人学士们大多有些志大才疏、不切实际，缺乏世界眼光，在实际的政治、外交事务中往往一筹莫展，更重要的是没有思想的核心，也没有紧密的组织，只有一个大体的取向，那就是不满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当权的洋务派。张之洞参与此潮流中，既不是有心发动，更不是实际的领袖，比起李鸿藻与张佩纶，仅仅是一个略显年轻的成员而已。辜鸿铭认为，当中法战争（1885年）之后，张之洞偏离了“牛津运动”的原则，变成了一个“改革主义者”，并将此点归结为“中国牛津运动”的缺陷，甚至失败的原因。[6]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之后，热心发展实业，并与李鸿章等后期洋务派的官员多有业务上的交往，有人以此认为张之洞改变了自己的政见，并且在思想上与洋务派靠拢。有人将此“转变”向前推至1883年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设洋务局，招募洋务人才，并准备开办制造工厂，并认为其直接原因是受到英籍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影响。[7]

以“转变”说论张之洞，即论张之洞由“清流派”向“洋务派”转变，是极为皮相的。细绎张之洞的思想渊源，本与清流派人士无大关涉，也可以说，本没有什么系统的清流派思想，何来“转变”？张之洞出生于贵州，他的父亲张锳为贵州兴义知府，为官廉而不啬，厚于宗族，习知吏事，性好学，至老不倦。在郡曾纂府志，创建书院于城中。增修珠泉书院，延名师以教士。“公（张之洞）生长兵间，早岁即有志于经世。”[8]“史学、经济之学受于韩果靖公”，“又尝从胡文忠公（林翼）问业”。[9]在张之洞早年的学思渊源中，经世之志、经济之学，是颇有线索可寻的。张之洞思想学术的根基正是从韩超、胡林翼以及其父张锳那里得来的经济之学。这个学思路线的高标，虽然不是李鸿章等后期洋务派所能企及，却是早期洋务派所标榜的。这就无怪乎他在湖北学政、四川学政任上，皆以“实学”相倡，著《轩语》《书目答问》等书，已着手对传统学术进行精简与调整，以培养适应时代精神的有用之才。1881年，张之洞上任山西巡抚具折谢恩即云：“入境以来，沿途体访，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激扬并要。当以课吏安民之道，先为深根固柢之图。垦荒积谷以厚生，节用练兵以讲武。至于盐铁理财之政，屯边固圉之谋，苟为势所便而所宜，岂敢辞其劳而避其怨。……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10]又致李鸿藻书云：“鄙人之志，惟欲在此稍久（至少亦须三年），意中欲办之事一一办成，已办之事一一见效，……政成法立，可保十年之内不改观，三十年之内不至尽行废坏。若所兴之利日开，所树之人日盛，所可保三十年者，恃此耳。”他在山西巡抚任上，非常重视吏治与事业的开展，也就是他所说的“兴利”；另外，就是兴学培养人才，也就是“树人”，“兴利”与“树人”是他长期重视的功业，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作风。山西巡抚任上设立洋务局，聘请李提摩太为顾问，接触一些西学的内容，乃是他“兴利”思想的具体表现；在两广总督任上开始兴办一些实业，后来因故将一些实业放在湖北建设，他本人随之调任湖广总督，可以说，他长期以来围绕“兴利”“树人”两大端扎实开展地方上的建设，既区别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势利而腐败的洋务派，也不是单纯的纸上谈兵的“清流派”，可以说是一个稳健的改革者。不过，一直到甲午战争，他的思想围绕“兴利”“树人”二端，没有形成系统，尚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较大的影响。

真正将张之洞推向清帝国最为显要的重臣，且在政治上继而在文化上具有思想中心地位的是甲午战争，此际他以湖广总督调署两江总督，时间应该从1894年11月开始算起。调任两江总督之上月，甲午战争正在进行，朝廷曾有旨召张之洞入京，然而还未成行，两江总督刘坤一奉调北上督战，清流派领袖李鸿藻重入军机处，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至于湖广总督任上的事务，“所有各局应办事宜，仍着该督一手经理，督饬前各员认真妥办”。[11]一月之内两下调令，调任两江总督仍兼管湖广事务，张之洞不仅管理南中国长江中下游辽阔的疆域，也是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而且随着李鸿章集团的衰落，随着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的去世，张之洞成为当时朝廷最为倚重、众人最为瞩目的地方大员。有人称李鸿章“寡头政治”之后是“多头政治”，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三足鼎立，其实，刘、岑的成就和实际影响是不能和张之洞相提并论的。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后二十余年中，张之洞成为中国主流政治与学术界最突出的领袖，也就是“晚清新政运动”的领袖。

二 保守与激进：“中体西用派”与维新派的对立

由甲午战争的失败引起晚清戊戌思潮的爆发（之前虽有酝酿，然而未引起朝野震动），此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在“戊戌思潮”中，实包含丰富的思想成分，就大端来说，包含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派。

“戊戌思潮”以“变法图强”为总体特征，与洋务派的“自强”运动一脉相承。据《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入署。南皮使张佩纶电责合肥，比之崇厚，令其引咎，且急用补救之道。合肥复电曰，吾事事奉旨而行，与崇厚迥不相同。且中国今日非变法不足自强，岂书生腐论所能补救耶。旭庄闻之星海云。（第491—492页）。”[12]关于这一节日记的细节，可能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中可以肯定的是，此时“变法”已成为朝野的共识。“自强”本是洋务派的口号，从扑灭太平天国运动至甲午战争，自强已经进行了三十年，至此，连李鸿章也承认，不“变法”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强”了，等于宣告以洋务为中心的自强运动的失败或告一段落。此时的张之洞虽注意力偏重于“翻约”和“补救”，试图借重外交手段推翻条约或一条一条地加以补救，但已开始思考整体上的变法之路。1895年7月19日（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上奏《吁请修备储才折》，奏陈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等九事，最终集中于“人才”造就之大端：“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13]“伏望我皇上存坚强不屈之心，励卧薪尝胆之志，广求忠直之言，博采救时之策，将向来因循废弛、罔利营私、漠视君国之习严惩切戒。先令天下现有之人才激励奋发，洗心涤虑，庶几所欲措施之要务可以实力奉行，所欲造就之人才可以接踵而起，夫然后有成效可睹矣。”[14]细绎这个长篇的奏折，“修备”为解“近忧”，“储才”方为“远虑”，乃探索“中国安身立命之端”[15]，意义十分重大。据资料显示，此奏折经过张之洞指示幕府人员讨论起草，后反复修改，方定稿上奏：“《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二日。王雪澂传南皮语，请拟翻约折稿。即属草，陈八事，一巡幸、二铁路、三陆军、四海军、五商务、六学堂、七制造、八游历，约二千余言。……二十日南皮示所定折稿，增改十之五。以工政为专条，请设局。（第499、503页）。”[16]这个奏折起草的时间跨度达20天，从初稿到定稿修改达到“十之五”，也就是修改了全篇的一半，如果从列出的条目要点来看，条目基本未改，那么增改的是什么呢？从逻辑上来推测，应该是条目下的具体论述，那就是从“近忧”的措施延伸到“远虑”的方略，也就是从“修备”的富强措施到“储才”的文化教育改革的战略。

1895年4月底，康有为组织公车上书，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康有为自己整理的《上清帝第二书》，正是当时康有为代表举子们所草拟的“上书”，在《康有为全集》中注明成于1895年5月2日（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实际上是“公车上书”的最后一天，以失败而告终。据康有为《公车上书记序》显示，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在《马关条约》上画了押，但还要光绪皇帝盖上御宝才能生效，初定盖御宝的时间是农历四月十四。康有为及上书的举子们预定在农历的四月初七、初八、初九讨论三天，然后再上书试图阻止光绪帝在条约上用印生效。出乎意料的是，光绪帝在四月初八这一天就在条约上用了印，也就是说提前生效了，结果公车上书半途而废，康有为计划的上书也没有呈上。现在我们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是根据后来康有为《公车上书记》引用的刊印稿，不排除后来修改润色甚至重新起草的可能性。不过，这封上书还是能够反映康有为当时的一些思想情况。据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又称《进士康有为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呈》），这个是有原件的，据考证呈于1895年5月29日。[17]此文与《上清帝第二书》内容基本相同，时间错后不到一月，可以据此约略考查康有为的思想情况。康有为提出“迁都、练兵”为“目前战守之方”，提出“变法”为“他日自强之道”，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尤其把“变法”提到了首位。关于变法，他提出“富国为先”，“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械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国以民为本”，“养民”“教民”，变科举，开民智，设议郎，“教养之事，皆由国政”，将“变法”归结在政治的改革之上，甚至归结到光绪帝一个人的身上。可以说，他的这些设想，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经过他和同人们的不懈努力，甚至最后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部分得到实施。1895年11月，京师强学会成立，标志“戊戌思潮”的全面兴起，其中既有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帝党支持，又有清流领袖李鸿藻的支持，也有地方大员张之洞、袁世凯等的列名，更有康有为、梁启超背后的推动，虽仍以“自强”为口号，但代表了时代思潮的凝聚。然而，戊戌思潮并不等于“康有为思想”，康的思想带有很大的空想性，忽略了改革的实际。他思想根源的最大问题在于对于孔子精神的误解和对西方议会制度的捕风捉影。所以，当京师强学会成立以后，12月1日，康有为南下，到江宁动员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开办上海强学会，起初很顺利，张之洞非常支持，然而很快便产生了分歧，形成了若即若离错综复杂的局面，直到张之洞《劝学篇》出“以绝康梁”，终于决裂。

上海强学会筹建过程中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分歧，是近代学术史上的关键事件。从具体细节来看，约有数端：第一，张之洞反对康有为所坚持的“素王改制”学说；第二，张之洞不认同康有为以孔子诞辰纪年；第三，张之洞认为康将《上清帝第三书》这样的文章擅自发表是不妥的。张之洞不赞成借孔子的名义挑战现实政治中的帝王权威，不赞成康有为借孔子的名义大张个人的权威，以致集结政治集团，形成如法国大革命式的暴力运动。据当时他的幕僚辜鸿铭回忆，在《劝学篇》撰写的前夕，张之洞集合当时的精英幕僚开会，他一边等待与会人员的到来，一边焦急地踱步，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不得了！不得了！”[18]这是他当时真实的写照，他已经有一套中国革新方案，迫切地探讨富强之路，但他实在是不赞成康有为的搞法，具体要怎么应对康有为的别出心裁，他并没有系统的对策与思想。《劝学篇》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康梁的激进而在逼迫下产生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在思想文化上是“中体西用”的具体展开，意味着渐进的改革，体制内的改革，希望通过体制内渐进的改革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就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变法自强思潮的整体来说，张之洞代表的是官方与主流，康、梁采取隐蔽的偷梁换柱的运动策略，将变法自强引向偏激激进一途，最终演变成官方与民间的激烈对立，而体制内渐进式的改革变得再也不可能按部就班实现。

三 保守主义的纲领——保国、保教、保种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了“保国、保教、保种”的保守主义纲领。所谓“保国”，就当时来说就是指保“大清国”，但这个“大清国”从广泛意义上说其实也是中国，也是“天下”。所谓“保教”，就当时的语境来说，指的是以纲常伦理为中心，政教合一的儒家文化，但是就广泛的意义来说，也是指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文化。所谓“保种”，就张之洞所言为“保华种”，其实也是广泛意义上的中国各族人群。张之洞强调保国、保教、保种三者一贯，保种必须先要保教，保教先须保国，一切要以保国为基础，是谓“同心”。张之洞将政治与文化绑定在一起，并且特别加上一种政治色彩，当时来说，有特别的用意。用意在于获得清廷的支持，以保证新政事业顺利进行。但这样也带来一系列麻烦，政治与文化之间的相互牵制缠夹不清，以及腐朽政府的制约性，先天注定了改革设想的失败。然而就实际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来说，或者从理论本身的意义来说，有必要将政治的权宜之计与文化上的深远意义适当分别开来。就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改革思想来说，在文化层面的理论意义及社会影响也许要比其政治方面的意义大得多。长期以来，学术界过分强调《劝学篇》字面上对政治的强调，以及对清廷的维护，甚至简单地将张之洞作为政治上的保守派，打入“反动”的行列中，甚至加以牵连延伸，以“巧宦”“贪恋权位”攻击张之洞的人格。这都是偏颇或者错误的，应该从历史上加以澄清，重视张之洞及中体西用派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重视文化保守主义开端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