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状与问题

文学史上自明代以来就有著名的“一代之文学”之说，如称诸子文章、汉赋、六代骈语、唐诗、宋词，其间隐含了文体兴衰更迭的文学总结。“一代之文学”的确能独标其重要性，然而也遮蔽了文体互动共生、此消彼长的过程之美。在唐前，自《汉书·艺文志》别“诗赋略”，“诗赋”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就逐步与实用文章拉开了距离。本来自赋体的产生起，就与《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班固“赋者古诗之流”的经学源流建构，及至皇甫谧、刘勰、李善等人的踵武阐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诗源说”；与之相呼应，汉末乐府及文人徒诗的兴起，亦与赋体有着重要的互动。可以说，唐前文学的演进是在二者彼此合作、互相渗透，此起彼伏、交互影响中展开的。另外，如明人总结前代之文，最爱强调“文莫先于辩体”[4]，自体制切入文学研究乃是不可或缺的本位视角；所谓体有因革，谢榛《四溟诗话》卷四谓“诗赋各有体制”[5]，二体发展本亦各有轨则，这彰显了二体互动研究的必要性和复杂性。

当代对文学史的研究不仅起于西方学术史观念，在根本上还受西方文学观的影响。以此民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唐前文学研究，主要在“文学性”较强的诗领域展开，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像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葛晓音《八代诗史》和《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赵敏俐《中国诗歌史通论》、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等都是代表；新时期以来，在一些综合性的文学研究专著中，仍然隐有重诗而轻赋的倾向，如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就赋而言，日本铃木虎雄、中岛千秋等倒是较早对之展开系统研究，国内则要待20世纪80年代后才迅速复苏，并有后发赶超之势，尤其于汉赋和六朝赋的分段研究、中国赋学和赋论史的整体研究、唐前名家辞赋的精深研究方面，都有了深入的拓展。[6]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马积高《赋史》、郭维森与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较早导夫先路；其后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踪凡《汉赋研究史论》、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王琳《六朝辞赋史》，及至郭建勋、冷卫国、王德华等都有专著问世，它们或重于全程赋学演进，或重于全部赋论的钩沉，或重于断代的赋学风格演进，或重于唐前赋学的业绩描述，或重于文体的流变考述，在赋学和赋论、赋学与周边文化关系等方面都有所建树。这些研究也或多或少关系到诗赋二体的互动，比如程书特别注意到建安和南朝两个节点的诗赋关系，王书在《导论》中概论了六朝赋与六朝诗的互动；如此兼顾，作为赋学专书固属题中之义，但如果置之于文学史的整体考量，显然还多存发覆之处。

单篇论文倒是在二体的互动方面有不少深入之作。据《中国知网》数据，迄今以唐前的“诗赋”为题的文章（含硕博论文），就有280余篇。概论这些研究，有几个特点：一是硕士论文数量不少，其中还含博士论文3篇；主要是因为唐前作家往往兼作二体，使之从内容上和视角上都容易支撑起一篇足够分量的论文。二是单个作家的诗赋研究较多，集中在曹植、庾信、陆机、谢灵运、谢朓等名家；其中仅曹植就有蔡敏《曹植诗赋研究》（2011年，复旦大学）和于国华《曹植诗赋缘情研究》（2016年，吉林大学）两篇博士论文。三是大多将诗赋作为一个整体而选择某一共有的视角进行研究，如莫道才《六朝诗赋文的同步骈化与文体交融》、何亮《诗赋对汉魏六朝小说文体叙事的意义》、盖翠杰博士论文《风俗视域下魏晋南北朝诗赋研究》（2017年，山东大学）、刘志伟《题材选择与魏晋诗赋文体演进》等。值得注意的是，钱志熙的《汉魏六朝“诗赋”整体论抉隐》从文献处理和文人创作的实情等角度，明确提出“诗赋整体论”的文学史事实[7]，这对于抉发诗赋是六朝文学的大宗、提醒论者注意六朝文人的创作常有“越界”而互渗的不自觉意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诗赋整体论”还必须要上升到二体的分异，这不仅关系到文章辨体，还与唐前二体发展的不平衡相关。不少论者对此也有深入的考察，相对来说，在赋源与《诗》的关系上，讨论最多，这当然与班固“赋者古诗之流”的“诗源说”、汉代赋体与经学的关系密不可分。金前文博士论文《汉赋与汉代〈诗经〉学》（2006年，华中师大）、王思豪博士论文《汉赋用〈诗〉考论》（2011年，南大）皆专门致力于此；特别是后者又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早期文学文本的对话：〈诗〉赋互文关系诠解》、《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与许结合著）等文，从用《诗》、解《诗》、修辞等角度深邃而细密地揭示了二者的关系。[8]此外吴光兴《诗赋·辞赋·赋颂——两汉辞赋文学的方向性及其认同问题》、曹虹《“不歌而诵谓之赋”考论——关于赋体定义的一点厘清》等文也都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而于诗和赋的分异，亦有一些论者从局部现象出发以求管中窥豹。孙少华《孔臧四赋与西汉诗赋分途发微》注意到汉初存在四言诗体赋，并逐渐向纯粹的四言赋体发展，是西汉诗、赋分途的见证[9]；易闻晓师《谢灵运诗赋的关联与分异》讨论大谢诗赋的关系，亦牵涉了二体的不同性质[10]；卢冠忠《论六言诗与骈文六言句韵律及句法之异同》根据冯胜利的汉语韵律构词学，从韵律规范音步节拍的角度探讨六言诗句与骈句的高下，对于考察二体的分异别资启发[11]；伏俊琏《杂赋与乐府诗的关系》从作品内容和传播的角度考察杂赋流入乐府的情况[12]；韩高年《南朝诗赋的形式美学倾向及其价值》则从形式美学的角度指出此际诗赋美学追求的共性[13]。

尽管赋从散句之“文法”，诗从“诗句”之“句法”，但赋体初起即与《诗》有密切的关系，加之二者地位的差异较大，致使彼此的影响和消长在不同的时代表现不一，整体的观照就显得相当重要。傅刚注意到，不仅六朝诗是“流动”的，诗、文、赋也“互相渗透、流动”，亦即“文、赋的诗化，和诗的文、赋化，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显著的现象，它说明了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演进中，诗、文、赋地位的不稳定性”。[14]这一现象其实早已有学者关注，朱光潜在1943年的《诗论》第十一章、十二章就指出，赋影响了诗走上“律”的道路[15]；徐公持《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两汉魏晋诗赋关系之寻踪》（1992年）、马积高《略论赋与诗的关系》（1992年），也从整体上指出了二体相互影响的概况。而20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赖贞蓉《魏晋诗歌赋化现象之研究》、李立信的《论六朝诗的赋化》、许东海的《论张协、鲍照诗歌之“巧构形似”与辞赋之关系》、易苏民的《辞赋对律诗之影响》等也是从类似角度展开研究的。正如徐公持之文所言，概括地讲，唐前诗赋的互相渗透主要包含赋的诗化和诗的赋化，这一看法影响较大[16]：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分别概论晋赋的诗化和南朝时的诗赋双向交流，并指出“结构的小品化、内涵的抒情化和形式的韵律化”为“诗化”的三大要素，就是对徐说的拓展[17]；郭建勋《辞赋文体研究》也从诗吸收赋的铺陈、对偶等手法和常用题材，赋则吸收诗的篇幅小品化、语言抒情化、诗歌技巧两个维度来阐述[18]；王琳《六朝辞赋史》也是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展开概述的，而且在赋的诗化描述上与许、郭之说大同小异。[19]就大略而言，地位的不平衡还会使得彼此的影响出现主次的换位，亦即关系到诗赋的地位消长。在这方面，林庚倒是较早注意到赋和诗的“水火不容”，他承章太炎之说指出汉代有赋家无诗人，唐代有诗人无赋家，中间魏晋六朝则二者并存，由此有着“诗赋的消长”[20]，所说虽然简略，亦可资启发；可惜此后仅见张国风《一种过渡的折衷状态——诗、赋、骈文、散文的相互消长》、林继中《文学自觉与诗赋的消长》等寥寥数文注意到这点，它们或过于简略而缺乏深刻的细节洞察，或是仅关注于某一时段而缺乏全程的考量。

上引马积高《略论赋与诗的关系》注意到纵论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他当时便认为“赋与诗的关系这个题目，可以写一本书”[21]，故题许“略论”不当纯作谦虚之辞看。六年后许结《二十世纪赋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发表在《文学评论》上，又特别指出文体的交叉研究是赋学研究值得重视的三大问题之一，在这方面的业绩是远比不上诗的。[22]二十多年又过去了，起码在唐前诗赋的交叉互动上，仍无专著系统讨论这个问题。诗赋文体的互动表面看来，主要指向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实际上需要辐射到二体关系的三个维度：分异、影响、消长。展开而言，包含各自的源流辨体，各时段文人看待二体的观念和视角，在语言、手法、句式、题材、功能、形式美学等方面的各自发展倾向，二体体格的局限与优势，二体的组合嫁接，时代风格对文体的影响，文体的改造能力，文体地位有起伏兴衰及其原因解释，等等。其关系到的细节和问题非常复杂。略举一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称：“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23]张戒是站在成熟的唐宋诗角度来对潘岳、陆机进行批评的，进入历史的现场，“陶阮以前诗”何以专言志，潘陆以后之诗何以专咏物，咏物何以“雕镌刻镂”，这些问题与时代的风气、赋体的发展、赋论的影响、诗赋二体对体物的接纳等因素都不无关系。因此，仅停留于从“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两个方面去认识这个问题，还远远不足以展示肌理清晰、立体丰富的过程之美。要有效地考察这一复杂现象，基于二体的分异、影响、消长，对于前人的观念与角度、文章的体格和体貌、文体的组构与改造这三对命题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这也是本书潜藏在章节话题背后的主要切入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