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史论
第一章 日据时期（1920—1945）
第一节 台湾新文学发生期的鲁迅影响
关于如何界定台湾新文学的第一个历史阶段的问题，王诗琅、叶石涛、河源功等人都有各自的理解和论述。王诗琅认为1924—1930年是台湾新文学的萌芽期[1]，叶石涛称1920—1925年为“摇篮期”[2]，而日本学者河源功则以1922年中国大陆新文学理论波及台湾到1931年“普罗文学”兴盛为台湾新文学的“抬头期”[3]。这些分期都有各自的立论基础。但笔者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端应以1920年仿照《新青年》的《台湾青年》的创刊为标志。在《台湾青年》的创刊号上，陈炘的《文学与职务》第一次在台湾明确提出白话文运动之必要，此后的新文学运动即在此基础上逐步展开。而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则直接导致新生的台湾新文学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成为阶段划分的标志性事件。因此，笔者以1920—1927年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期，本节也将限于这个范围论述鲁迅对台湾文坛的影响。
一 以“启蒙”为目的的白话文学运动和鲁迅的初步引介
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与台湾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有着紧密的关联。1895年，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以后，台湾的社会运动、文化运动不断兴起，前期主要表现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而“以近代思想为背景的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是1910年以后的事情”[4]。黄得时以1911年4月梁启超的访台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开端。[5]梁启超的台湾之行“对于台湾这一洼止水，投下一个石头，使它发生涟漪，对台人的民族意识予以鼓励，加强其向心力，对于思想学问方面则有开通风气、振聋发聩的效果”[6]。具体而言，梁启超对台湾知识分子的影响表现在政治运动、思想文化及民族情感等诸方面。梁启超曾劝告林献堂等人不可“以文人终身”，而后，林献堂便积极投身政治及民族运动，以争取台湾自治、教育平等为个人职志，采取温和不流血的合法抗争方式推动政治、民族运动。之后，经过新民会、台湾青年会、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及台湾文化协会的创立，台湾本岛的政治文化运动迅速展开。在新的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文学上也提出相应的改革旧文学的要求。
日据初期台湾文学以专事雕琢词句、拈题竞技的击钵吟为主。击钵吟源起于台湾建省初期流传于民间的“诗钟”，割台后，前清“‘遗老侘傺无所适’，不得已而以诗自晦，借浇块垒”[7]，并经由日本殖民当局的刻意鼓励提倡，一时间结社联吟的风气兴起，诗社林立，蔚然成为文坛主流。尽管以传统汉诗为主要内容、遍及全岛的“汉学运动”曾具有文化抵抗的意味，但由于殖民当局的刻意迎合与收买，“其末流所趋，则变成徒事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甚至堕落到沽名钓誉，谄媚求荣的地步，遗民的风骨既失，去原意又远，深为有识者所不齿”[8]。在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台湾的文学与文化观念也发生变革，文学不再被作为“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游戏，而应担负起文化抗争的使命，此时的击钵吟无论从文学的形式还是它所承载的思想内容方面，都无法适应台湾社会文化对文学提出的新要求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文学发出了变革的呼声。
1920年7月，新民会与台湾青年会仿照《新青年》创刊了《台湾青年》，并请中国大陆学者蔡元培和杨度为该刊题字。1922年4月，《台湾青年》改名为《台湾》。这两份刊物都“是以文化启蒙运动为主轴的杂志，它们只是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发展而包含了一些有关新文学的作品，说不上跟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关系有多深。”[9]1923年4月，《台湾》杂志社又创刊了《台湾民报》作为台湾文化协会的代言机关。与《台湾》作为理论杂志不同，《台湾民报》是更为适合大众的刊物，为了发挥更广泛的启蒙作用，办刊同人从1924年6月起便将《台湾》废刊以全力扶持《台湾民报》，使之持续成长成为“台湾人之唯一言论机关”。《台湾民报》是一份白话文的报纸，其创刊号上就已经使用白话文的英文名称The Taiwan Minpao，他们还创设“台湾白话文研究会”，自此，白话文在台湾逐步得到使用，新文学理论也相继引进，从而与中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相呼应。因此，可以说《台湾民报》“扮演了文化启蒙的一环、把中国大陆的新文学直接带进台湾的角色”[10]。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主要以《台湾民报》为据点展开。
与中国大陆一样，台湾文学的变革首先从语言层面展开。在以《台湾民报》为据点展开台湾新文学运动之前，梁启超的“三界革命”论和后来兴起的中国大陆白话文运动已经对台湾产生影响。台湾青年会机关刊物《台湾青年》在其第1卷第1期就发表了陈炘的《文学与职务》，此文承续了梁启超的思路，强调文学的政治革命与思想启蒙功用。文章写道：
文学者，乃文化之先驱也，文学之道废，民族无不与之俱衰；文学之道兴，民族无不与之俱盛，故文学者，不可不以启发文化、振奋民族为其职务也。我族旧日之文物不为不盛，文学不为不健，然于近世我族何独不振，文化何独不进，且思想束缚何若之甚乎？……近来民国新学，奖励白话文，无非有感于此耳。[11]
这与梁启超所谓“文学之盛衰，与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12]的思路完全一致。这篇以文言写成的文章，可贵地认识到白话文在启迪民智方面的功用。两年后，陈端明更明确地说：“白话文……可以速普及文化，启发智能，同达文明之域。”[13]后来，在黄呈聪不甚通顺的白话文中，也直接提到梁启超对台湾的影响，并指出习得白话文“便可以向中国买得现代的新书和报纸杂志来启发我们郁积沉迷的社会，唤醒我们同胞的大梦，这就是改造台湾新的使命了”[14]。1923年1—2月，黄朝琴在《台湾》（由《台湾青年》改名而来）汉文栏发表《汉文改革论》，他有感于白话文在中国大陆的推广，使得“现时中国文化的进行有一日千里之势，民心的活动像大明全盛的气概，渐渐进入文化国的境界里去了”，因而“更加确实感觉有普及的必要”[15]。由上述文字可见，台湾文坛提倡白话文运动，乃是以对“五四”启蒙精神的深刻把握为基础的。
如果说白话文的提倡还只是“文字的改革”，那么，将之推进到“文学的改革”的是张我军。1924年，张我军以《台湾民报》为阵地开始对旧文学发难，挑起新旧文学论争。该年4月，张我军从北京投书《台湾民报》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11月，回到台湾并任职于《台湾民报》社的张我军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12月，发表《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这些文章的发表宣告着新旧文学论战的开始。1925年1月，张我军又发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钵吟》《揭破闷葫芦》；8月，发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通过这些文章，张我军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学主张加以详尽阐释，提倡白话文学的建设和改造台湾语并使其统一于北京白话，对台湾的旧文学发动总攻击。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理论提倡，《台湾民报》也转载了相当数量胡适、鲁迅、郭沫若、冰心等“五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1921—1926年，《台湾民报》共转载中国大陆作家的新文学创作与译作50篇，与《台湾民报》上刊载的台湾新文学作家作品的数量大抵相当。[16]在这些作品中，有胡适的作品10篇、鲁迅的作品6篇。不过，若以篇幅计，则鲁迅更胜一筹，如鲁迅《故乡》分两期、《狭的笼》（译作）分五期、《狂人日记》分两期、《阿Q正传》分八期（仅刊至第六章）连载。鲁迅的作品主要包括《鸭的喜剧》（1925年1月1日）、《故乡》（1925年4月1日、11日）、《牺牲谟》（1925年5月1日）、《狂人日记》（1925年5月21日、6月1日）、《阿Q正传》（1925年11月29日—1926年2月7日），鲁迅的译作有《鱼的悲哀》（1925年6月11日）、《狭的笼》（1925年9月6日—10月4日）。另外，谈及鲁迅的文章有《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923年7月15日）、《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1925年2月4日）、《中国新文学概观》（1925年4月21日—6月11日）。
二 作为“语体文”之典范的鲁迅作品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提倡白话文的理由与思路各不相同，“胡适是设计家的思路，……鲁迅则是文学家的思路”[17]。胡适的功绩在于提倡白话促成文言的废除，而鲁迅通过其创作实践则“把白话文带出了平民主义化之理想的窄径”[18]，超越简单的“大众化”的思路使白话文成为具有生命力的文学的语言。台湾文坛对鲁迅作品的接受，首先基于其成熟的白话文创作的典范性意义。
1925年7月1日、12日、19日，《台湾民报》分三期连载了爱罗先珂自叙传《我的学校生活的一断片》后，在7月19日的编者识语中，张我军（一郎）这样称赞爱罗先珂：“我读了他的文，非常受了感动，我尤其爱他的文字之优美、立意之深刻。译笔又非常之老练，实在可为语体文的模范。我此后想多转载几篇，以补救我漠漠的文学界。凡欲研究文学或学写中国语体文的人，我特地请他们细细嚼破，其为益实在不少。”[19]可见，张我军在此前和此后分别将鲁迅所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鱼的悲哀》《狭的笼》两篇发表于《台湾民报》，也主要是基于其“译笔的老练”和“立意的深刻”两方面。在当时的台湾，白话文的正式提倡虽已有四五年之久，但是新文学创作并未得到有效的推进。除了1925年仅发行两期便停刊的《人人》外，《台湾民报》竟成为当时发表白话文作品的唯一园地。1927年之前，《台湾民报》发表的台湾本省籍作家的新文学作品共计60篇，白话文创作还处于刚刚起步的时期，作家的创作时间较短，这些作品大多在语言和艺术上比较粗糙，模仿痕迹重，少有精致之作。比如，张我军本人直到1924年才开始发表新诗，就在此前的1923年，他还在《台湾》发表律诗。后来有着“台湾新文学之父”“台湾的鲁迅”之称的赖和，也是到了1925年8月才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文作品《无题》，其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斗闹热》更是要晚至1926年1月才发表。由于白话文理论的大力提倡和新文学创作相对滞后的不平衡关系，张我军选择鲁迅译文的理由就在于其译笔的老练“可为语体文之模范”，又“由于童话故事的语法浅白、故事性较强，作为台湾作家学习白话文的阅读文本非常合适”[20]，希望以此推动台湾的新文学创作。鲁迅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被模仿的对象，就在于他精熟于文言而在文白相间的个人写作中达于成熟的实验，这种洗练简赅的白话文一方面能够传达现代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于大众，另一方面却依然能够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赋予其语文的不竭意象之源。赖和等部分台湾文人从旧营垒中不无反顾地走入新文学的天地后，却仍然不间断汉诗的写作，也正与鲁迅的这种语言实践经验有所契合。
1923年7月，在上海大学求学的台湾学生许乃昌投书《台湾民报》，发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这篇文章除了讨论从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的白话文学主张，还对中国大陆的文学刊物和作品进行了介绍。正是这篇文章，第一次向台湾文坛提及了鲁迅这个名字。全篇主要论述“五四”新文学理论，将作家作品分为小说、翻译和诗歌三部分，鲁迅被归于小说家之列。1925年2月，张我军“迫于读者屡次来信要求”而“将初学者应读的书名自记忆中抄出来”[21]，完成《研究新文学应该读什么书》。这份书单包括了当时最重要的新文学作家、作品及刊物，其中与鲁迅相关的是“短篇小说集”条目下列出的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在“翻译”条目下列出的鲁迅等译《爱罗先珂童话集》。1925年4月1日，《台湾民报》通过转载胡适写于1922年的《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一文，将小说家鲁迅介绍给台湾读者，文章称鲁迅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22]。蔡孝乾于1925年4月21日至6月11日，在《台湾民报》刊出《中国新文学概观》一文，指出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是“同云落来的雨”，大陆的文学已经焕然一新了，而台湾文学仍没有任何的变革，于是“想把可爱的她介绍做寂寞的台湾的好伴侣”。[23]文章连载六期，共分“新诗”和“新小说”两大部分介绍大陆的新文学成就。在“新小说”部分，蔡孝乾首先提到鲁迅并给予崇高的评价：“鲁迅可算是从文学革命以来能够给我们满足的第一个作家”，他“忙于创作，在文坛上划了一个新的时代”[24]。然后，从鲁迅的性格特征出发，指出“鲁迅是个寂寞冷静的人，他的作品完全带着‘写实主义’的色彩”，“以客观的态度，观察他的环境，……将他所看的所闻的东西，无论何等丑恶、何等卑劣，赤裸裸地展开给我们看”。蔡孝乾还重点分析了《孔乙己》，他在孔乙己“这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却感受这一切永久的悲哀。可是我们在这个悲哀里找到无限的人生的真味。……鲁迅所描绘写的完全是社会的缺陷、人生的悲哀”[25]。
由此可见，除翻译家身份而外，鲁迅更以小说家的形象为台湾文坛接受。鲁迅是中国新文坛上“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其《呐喊》最早进行了建立中国现代小说民族形式的尝试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可以说，《呐喊》《彷徨》为中国现代小说确立了创作的规范。茅盾早就指出：“《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上去试验。”[26]当台湾第一批新文学作家赖和、杨云萍等人开始尝试以白话文写作小说时，鲁迅就成为他们的模仿对象。如赖和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斗闹热》中的人物对白，就受到鲁迅小说的极大影响，而鲁迅的《牺牲谟》这篇小说体散文，也影响到了赖和的《一个同志的批信》。[27]杨守愚关于自己“十八九岁就读到（鲁迅）先生作品”[28]“廿岁就学写起小说”[29]的回忆，也表明鲁迅对其创作的影响。
应该说，台湾文坛将鲁迅作品作为白话文的典范和新的小说形式的模仿对象，实际对鲁迅文学的历史性贡献作出了准确的定位。这对于隔海相望的台湾文坛来说实属不易，也证明了在相同的文化传统和相似的社会境遇之下，中国大陆的“五四”新文学对台湾的巨大影响。
三 鲁迅与台湾青年的现实交往与心灵交汇
由于张我军离开《台湾民报》再次前往大陆，特别是台湾文化协会内部的路线分歧导致的新文学运动的挫折，台湾第一波的鲁迅热潮到1927年之前已基本消退。但是，台湾的青年却以另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与鲁迅接上了线。
1926年6月21日，张我军辞去《台湾民报》编务后，携夫人自台湾再次来到北京；7月1日，张我军收到《台湾民报》的委托书，受聘担任《台湾民报》驻北京通讯员。此次回到北京，张我军租住在宣外永光寺中街9号吴承仕先生的外院。经过交往，吴承仕对这位勤奋好学的台湾青年非常赏识。1926年9月，张我军以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考入私立中国大学国学系；翌年10月，又由吴承仕帮忙转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吴承仕与鲁迅同出于章太炎门下，虽不在同一时期受教师门，但当时吴承仕正担任私立中国大学国学系教授兼主任，鲁迅此时也在中国大学国学系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二人过从甚密。因此，张我军当时以籍籍无名之辈而得以面见鲁迅，极有可能是因为得到吴承仕的引荐。关于此次会面，鲁迅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十一日 昙，午后晴。钦文来。寄季巿信。寄张我军信。下午往公园。寄半农信并朋其稿。夜遇安来。张我军来并赠台湾《民报》四本。[30]
据此可知，张我军先给鲁迅写信请求往访，得到应允后往得以面见鲁迅。而张我军所赠送鲁迅的这四本《台湾民报》上，正刊有自己所译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的《弱少民族的悲哀》。当时，山川均通过山口小静的介绍认识了台湾左派青年连温卿，即根据连温卿提供的台湾社会经济信息写成此文，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上。山川均这篇文章是对台湾被殖民状况的真实展现，被张我军称为“与咱全岛民的死活有大关系的事”[31]。张我军赠鲁迅《台湾民报》的具体目的与动机现在已难以精确还原，但不妨有以下两点推测：其一，因为当时文学青年创办的刊物如《语丝》《莽原》等皆在鲁迅指导下成长起来，张我军很可能是希望鲁迅为自己所参与编辑的《台湾民报》提出意见与建议；其二，由于鲁迅很早就关注弱小民族文学，张我军意图将台湾所受异族殖民统治及台湾新文学的发展状况告诉鲁迅。以上推测如果能够成立，那恰恰说明台湾青年对鲁迅文学活动的全面了解以及对鲁迅文学精神的深刻把握。
张我军的这次来访显然深深触动了鲁迅，尤其是调动了鲁迅内心对于弱小民族的关切之情。1927年4月，其时已南下广州的鲁迅在给台湾青年张秀哲所译的《国际劳动问题》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还提到：
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听到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
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32]
他对于台湾人民的痛苦处境感同身受，称赞像张我军这样的台湾青年在困境中“却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我只能以这几句话表出我个人的感激”[33]。也正为了这种感激，在到达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之时，鲁迅与在广州学习的一些台湾进步青年有更多的交往。1927年2—3月的鲁迅日记对此有详细的记录：
（二月）二十四日 雨。……晚张秀哲、张死光、郭德金来。
（二月）二十六日 小雨。……张秀哲等来。……
（三月）三日 昙。……寄张秀哲信。……
（三月）七日 昙。上午张秀哲赠乌龙茶一合。……
（三月）十九日 晴。……夜张秀哲来，付以与饶伯康之介绍书。
（三月）二十八日 雨。……夜张秀哲、张死光来。……[34]
1926年的广州革命氛围日渐高涨，吸引了一大批殖民地朝鲜、台湾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广州寻求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道路。[35]当时在广州的台湾学生大部分就读于黄埔军官学校、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及省立一中等处，相互之间联系密切。12月19日，张秀哲（月澄）、张深切（死光）、洪绍潭、林文腾等20余人在中山大学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三个月后，又改组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开始研究台湾的政治与革命问题。由于当时在广州的台湾青年中尚未有政治方面的专门人才，因此张秀哲、郭德钦（金）、洪绍潭等决定与张深切一起转入中山大学法律系。[36]于是张秀哲等四人找到鲁迅，鲁迅为此事特别致信中山大学法律系教授兼主任饶伯康，使四人得以转入中山大学学习。而后，“青年团”创办《台湾先锋》杂志，据张深切回忆，“当时热心支援《台湾先锋》的有戴季陶、李济深、周树人、任卓宣等人”[37]，“而《台湾先锋》没有要着鲁迅的稿子，是件不凑巧的事”[38]。后来，张深切还“在上海内山书店再见过他一两次”[39]，不过，这已是后话。
从上述史实推断，张秀哲等人与鲁迅通信并多次拜访鲁迅，除了慕鲁迅之名外，尤以三事为要：张秀哲请鲁迅为其译著写序；为《台湾先锋》约稿；为四人转学事宜求助于鲁迅。何以这些台湾青年并未求助他人而找到鲁迅，大概不外乎两点：其一，鲁迅与青年的交往向来“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40]，力求“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41]，这种平等的态度，使他更容易为青年所接近；其二，身处殖民地台湾的青年们，由于自身的境遇更容易捕捉到鲁迅从早年就开始的对于弱小民族（地区）的关怀与同情，使他们在心理上更愿意亲近鲁迅。而从鲁迅的角度，对于台湾青年“在游学中尚且为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我是觉得的”[42]。可以说，台湾青年与鲁迅的心灵是相通的。直到台湾光复以后，张秀哲还一直感念当年他与鲁迅的交往及鲁迅对台湾反殖民运动的声援。[43]
四 鲁迅思想对台湾文坛的影响
不过，陈芳明却认为，“总的来说，张我军、张秀哲在与鲁迅的亲身接触经验中，是友善的，也是相当鼓舞的。然而，双方的接触也仅止于这样的程度，对于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并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44]。从表面看来，陈芳明的结论不无道理，张我军等人与鲁迅的交往并非像大陆青年那样密切，的确没有更多的文字记录与史实依据直接显示鲁迅的影响。但如果考虑到当时拜访鲁迅并得到指导的除了来自台湾的殖民地青年，还有不少同样被日本殖民的朝鲜青年的话，就会发现鲁迅的深刻处恰恰在于能够穿透一般的人际交往与文学语言的层面，而直达心灵的深处。正如韩国学者金良守指出的那样，鲁迅“被殖民地的百姓接受为希望之所在的原因，是把社会弱者的生活形象化了的他的作品”[45]。只要对《台湾民报》转载鲁迅的作品稍加分析，即可看出台湾文化界对鲁迅文学的接受是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意义上展开的。
鲁迅早就意识到救亡中国的首要任务便在于“立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46]。那么揭示“国民性”弱点、启蒙民众便是首要任务。《台湾民报》通过转载鲁迅的《阿Q正传》、《牺牲谟》及《狂人日记》等文章，率先把鲁迅“国民性”批判和文化批判的文学视角引入台湾，不仅描写“国民性”弱点的表征，更揭示国民病症产生的文化根源。后来泗筌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的《台湾人的几个特性》中即有“好戴高帽性”“老驽性”“奴隶性”“涣散性”等性格特征的概括，显然是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思路的延续。鲁迅所译《狭的笼》和《鱼的悲哀》被刊载在《台湾民报》上也具有深长的启蒙意味。《狭的笼》是鲁迅依照自己的主见选译的[47]，这篇童话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曾经被关的老虎痛恨牢笼，在逃离动物园后，它打破了关着羊的栅栏和关着金丝雀的笼，给它们以自由，但已经习惯于牢笼生活的动物们却拒绝获得自由。而《鱼的悲哀》是小鲫鱼听说灵魂只属于人类，动物是没有灵魂的，因此，“我们的被创造，是专为了娱乐人类、给人类做食料的”。细读之下，除了揭示人性中普遍的奴隶性弱点之外，呼唤具有抗争力量的“精神界之战士”也是台湾文坛转载鲁迅作品的不宣之秘，其间更闪现着反抗殖民斗争的精神诉求。受此影响，《台湾民报》103号上发表了与《狭的笼》非常类似的天游生《黄莺》一文，其主旨是以失去自由的鸽子衬托出黄莺追求自由的精神。台湾文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接收到鲁迅关怀弱小民族（地区）的精神信息。当初鲁迅翻译并编辑出版爱罗先珂童话的目的，“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48]。鲁迅接触和翻译爱罗先珂的作品，并不是出于对盲诗人以及其瑰丽色彩的童话和剧本的猎奇，而是鲁迅崇尚“摩罗诗人”，特别是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具有反抗精神的波兰、匈牙利等弱小民族诗人的一种表现。鲁迅不满于当时林纾介绍了太多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学[49]，而是力图从重视世界弱小和被压迫民族文学的介绍中，引发国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和正视，于是就有了《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与出版。
因此，张我军在《台湾民报》转载鲁迅译的爱罗先珂童话，并不仅仅立足于其“译笔的老练”，更看重的或许是其“立意的深刻”。事实上，在此前的1923年2月和1924年2月，《台湾民报》就借转载胡适翻译的都德的《最后一课》和莫泊桑的《二渔夫》来表达反殖民的心声。这两篇小说都以普法战争为背景。《最后一课》写的是战败以后的法国割地赔款，被割让的土地上的人民还被迫改学德语，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上，老师悲情地说道：“现在我们总算是为人奴隶了。如果我们不忘记我祖国的语言文字，我们还有翻身的日子。”《二渔夫》则描写了法国被普鲁士占领时期，两个普通的法国百姓为了保守国家秘密、保护同胞而牺牲自己的故事。这种殖民反抗的诉求也以更直接的方式得到宣泄，1925年，张我军就鼓动台湾人民“趁那隆冬的严寒，还未冻结你们的舌，壅塞你们的嘴”的时候，“唱破你们的声带，吐尽你们的积愤”[50]。此后，赖和、陈虚谷、杨守愚等也通过他们的新文学创作，表达了反对封建文化和反抗殖民统治的心声。
鲁迅的一生处于中国由近代向现代转变这一历史过程中，其思想源出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结构，同时也是为了应对这一结构下的民族危机而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生长起来的。台湾本属于中国的领土，其境遇与祖国相似，同样面临着启蒙与救亡的任务，或者说，台湾所面临的历史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历史问题之一环。黄呈聪在1923年曾说：“中国的社会和我们的社会是一样，中国要革新的事，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中国的新人对中国希望革新的事，无异也是对我们一样的希望了！”[51]就此而言，台湾文化界为了达至启蒙的“文艺大众化”将鲁迅作品作为白话文的典范接受，或是从鲁迅的“立人”思想与弱小民族关怀中更多地解读出反帝精神，便不难理解了。
总体而言，台湾文坛以鲁迅作品为语体和文体的典范，乃是基于鲁迅在白话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台湾社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历史要求又使得台湾新文学很容易与鲁迅的文学、思想发生内在关联。无可置疑的是，鲁迅对台湾新文学发生期的文学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于鲁迅对台湾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则要放到较长的历史时期中才能看得更为明显。此后直至光复，鲁迅成为台湾人民反殖民精神的重要来源，这一思想资源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台湾新殖民语境中，在陈映真等人那里得到新的传承与发展。鲁迅所开创的“国民性”批判主题，也在钟理和那里得到延续。在台湾的乡土文学流脉中，鲁迅更是在主题、语言等方面直接影响到了钟理和、黄春明、陈映真等众多作家的写作。但必须指出，正是在台湾新文学发生期对鲁迅初步引介的基础上，才有了后来对鲁迅理解的逐步深入展开。
第二节 三四十年代台湾文坛与鲁迅的东亚传播
台湾新文学运动初期曾出现转载、介绍鲁迅的热潮。经统计，仅在1925年一年，《台湾民报》就转载鲁迅的作品5篇、译作2篇，并有2篇与鲁迅相关的论述文章发表，共涉及27期次的《台湾民报》，对于时为旬刊、全年共30多期的《台湾民报》而言，这个数量相当可观。这一时期，台湾文坛主要在以下两个层面上接受鲁迅：一、将鲁迅作品作为台湾文坛语体和文体的典范；二、将鲁迅作为大陆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积极宣扬其作品中的启蒙与救亡思想。
不过，台湾文坛的第一波“鲁迅热”在1926年2月以后基本退潮。尽管此后有1926年8月张我军拜访时在北京的鲁迅，及1927年春天，张深切、张秀哲等人在广州多次与鲁迅见面。然而此后，除了张深切在上海的内山书店见过鲁迅几次外，查找不到任何鲁迅与台湾知识分子交往的记录。[52]与此前由在大陆的台湾知识青年张我军、蔡孝乾等人直接从大陆引介鲁迅，光复初期由大陆来台知识分子和台湾文化人共同掀起鲁迅风潮不同，这一时期台湾的鲁迅接受状况呈现了复杂的面向。台湾知识分子或在本岛，或在日本，或在大陆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接收鲁迅的信息；而日本和大陆的作家也以各自的方式与台湾文坛互动，客观上推动了鲁迅的在台传播。从而在东亚地区激荡起一个以鲁迅为中心的文化场域，在这一场域中，由于大陆、台湾、日本的知识分子经由不同的路径、基于不同立场的思想过滤与精神阐释，折射出了丰富的“台湾鲁迅”形象。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台湾文坛对鲁迅的理解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推进。
一 “左翼鲁迅”的初步传播
1927年2月，正是张深切、张秀哲等台湾青年在广州频繁与鲁迅接触的一段时光。而也就是这时候，山上正义（笔名林守仁）认识了刚刚从厦门来到广州的鲁迅。此后的几个月中，山上正义多次拜访鲁迅，并表示要翻译《阿Q正传》，得到鲁迅的应允。1928年3月，山上正义在日本《新潮》杂志发表《谈鲁迅》，向日本文坛介绍当时还少为日本人所知的鲁迅。1931年10月，山上正义译《阿Q正传》由东京四六书院以“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之一”《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出版。书中收录了其他中国左翼作家的小说、左联烈士小传、日本著名作家纪念左联烈士的献词，以及山上正义的《关于鲁迅及其作品》。在这篇文章中，山上正义说“鲁迅是所谓左倾了。正像中国当前文坛在最近几年中间急速趋向左倾一样，鲁迅也明显地左倾了”。并以“用手写还不及用脚跑的忙”生动地描述鲁迅加入左联以后的战斗生活。《关于鲁迅及其作品》表明“山上对鲁迅的理解达到了左翼方向的顶点，在日本对鲁迅的理解中是独具一格的”[53]。这篇文章后来传到台湾，对台湾文坛从左翼的角度理解鲁迅产生重大影响。甚至路线偏右、主张民族运动而非阶级运动的叶荣钟的鲁迅观，也因之而发生某种变化。
1925年蔡孝乾的《中国新文学概观》发表后，台湾文坛一直没有关于鲁迅的论述。直到1930年6月，才有新民会（东京）出版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在此文中，叶荣钟将中国新文学分为新诗、小说、戏曲、小品散文加以论述。在小说部分中，叶荣钟说：“谈起短篇小说，我们可以毫无迟疑地举鲁迅来做代表。”由于鲁迅作品“数目太多，不能一一介绍，只得把那最出名的《阿Q正传》的内容来解释一下”[54]。在复述了阿Q的故事后，叶荣钟从思想与艺术两个方面对《阿Q正传》进行了评价。他指出《阿Q正传》的伟大处就在于“表面是写一个阿Q里面却是写一个中国”，它包含的深刻的“人间苦”和浓厚的“时代性”“已经足以致其不朽了，何况它的艺术的技巧又是极高强的”。[55]最后，作者总结道：
十数年的新文学运动能够产生一篇《阿Q正传》已经不是徒劳了，虽然有人说它的表现是阴险刻毒，说他的伎俩是纤巧俏皮，甚而至宣扬阿Q时代是死去了的。今后的文坛也许会产生比它更为完美的作品的吧，但《阿Q正传》应不因是而失掉它的光辉和价值。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叶荣钟不仅熟读鲁迅作品，而且对于鲁迅在大陆文坛的影响了如指掌。总体而言，这篇文章仍然延续了上一时期将鲁迅定位为启蒙主义文学家的思路。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叶荣钟在日本中央大学留学。然而，到了1932年2月，在台湾读到了山上正义的《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后，叶荣钟的鲁迅观开始发生改变。叶荣钟说：“我们自从‘壁下译丛’——一九二九年出版——以来至今日完全不能接到他老人家的作品，所以感到寂寞。”由于只能从《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中得到鲁迅的“近况片鳞”，因此山上正义的论述对叶荣钟的鲁迅理解产生主导性的影响：叶荣钟对于鲁迅的左倾表达了极大的兴趣，想了解“鲁迅是于何时左倾的，是左倾到什么程度的”，“很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接到左倾以后的鲁迅的作品，但这或者是很为难的事情吧”[56]。并引用山上正义的话向台湾人转述“现在的鲁迅‘是用手写还不及用脚跑的忙’”的状态，接着由鲁迅的亡命生活而生发出“感到压迫言论之可恶”的感慨。叶荣钟借此表达了对殖民者言论控制的不满。从文学家的鲁迅到左翼革命者的鲁迅，叶荣钟的这一变化，显示了台湾知识分子的鲁迅观在日本左翼文化影响下的某种改变。
二 “战士鲁迅”的生成
在山上正义等向日本文坛介绍《阿Q正传》的1931年，日本了解鲁迅的人数仍然不多。增田涉就曾写道：“其时（指1931年），鲁迅的名字并未为日本一般人所知。我是专攻中国文学的学生，虽闻鲁迅其名，但只知道他是一个研究者，《中国小说史略》的著者。”增田涉将经过鲁迅过目的《鲁迅传》投到日本文坛的时候，“由于鲁迅的名字在日本还未为人所熟知，我又籍籍无名，日本的综合杂志对拙作《鲁迅传》不加理会。佐藤先生最初把《鲁迅传》投给《改造》杂志，被退回，后又投《中央公论》，也未被采用。”鲁迅得知这一情况后说：“一月号《改造》未刊载《某君传》，岂文章之过耶？实因某君并非锋头人物。……佐藤先生在《〈故乡〉译后记》中虽竭力介绍，但又怎么样呢？”[57]后来，在佐藤春夫“未曾有过的努力”下，由《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亲自过问，增田涉的《鲁迅传》才得以发表于1932年4月的《改造》杂志。尽管此前已经有小田岳夫《鲁迅的事情》发表于1931年4月的《都新闻》，但“正式而且是最初的还是增田涉这本《鲁迅传》”[58]。
1932年前后，在日本出现了翻译鲁迅的热潮。除佐藤春夫与山上正义外，还有长江阳、井上红梅、松浦珪三等人相继译出的《阿Q正传》《孔乙己》《狂人日记》等作品。1932年，日本京华堂、文求堂和改造社分别出版了《鲁迅创作选集》、《鲁迅小说选集》和《鲁迅全集》。对此鲁迅也曾谈道：“近数月来，日本忽颇译我之小说。”[59]在这一潮流中，佐藤春夫在1932年1月《中央公论》上发表了鲁迅《故乡》的译文，第二年7月，又在《中央公论》发表了鲁迅《孤独者》的译文。佐藤春夫在《回顾译鲁迅之〈故乡〉与〈孤独者〉》中提到，“《故乡》，我最初读的是英文版，而后，对照原文将其译成日文”。而《孤独者》“由于没有英文版，读起来很是吃力，幸亏接到了增田君的翻译笔记，而且是鲁迅先生亲自过目的，在增田君的解释下才读完”[60]。鲁迅对于佐藤春夫和增田涉的译本是满意的，但对其他作家（如井上红梅）的翻译，则有所保留，甚至多次在日记和书信中表达对井上红梅译本的不满。[61]增田涉和佐藤春夫的译介使鲁迅在日本的普及又推进了一步。正如丸山升所指出的：“由于已经确立了第一流地位的佐藤春夫，在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杂志《中央公论》上翻译了鲁迅的作品，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从此以后，鲁迅的名字，终于为日本文化界所知晓。”[62]
值得一提的是，佐藤春夫1920年曾到台湾和福建游历三个多月，得以认识诸多台湾文坛名家，初步奠定了他在台湾文坛的影响。其以此次台湾之旅为题材的作品，在十余年的时间中陆续发表于当时影响到台湾文坛的日本《改造》和《中央公论》上。由于佐藤春夫与台湾文坛素有渊源，他们的译介工作对台湾的鲁迅接受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尤其到了30年代，由于殖民者在台湾强化推行日语教育和对中文出版物的查禁，那时候日本文坛传达的关于鲁迅的信息，对台湾而言变得尤为重要。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后来成为日本重要的鲁迅翻译家。1933年3月，佐藤春夫编的“世界幽默全集”第12卷《中国专集》由改造社出版，其中收入《阿Q正传》和《幸福的家庭》，1935年6月，他与增田涉合译岩波书店出版的《鲁迅选集》收入小说、散文、杂文12篇，后来还共同参与《大鲁迅全集》的翻译与编辑工作。增田涉则在1932年写有《鲁迅传》发表于《改造》。
叶荣钟就是因为在台湾读到《中央公论》上佐藤春夫的文章才了解到增田涉的鲁迅译介工作。“佐藤氏并带着说增田氏还有一篇三万多字的《鲁迅传》不久可以发表。”这正是增田涉后来发表于1932年4月东京《改造》的《鲁迅传》。《鲁迅传》发表两年后，顽銕将其译成中文，分四期分别发表于1935年的《台湾文艺》第1、2、3、4号，这使得从未到过台湾的郭沫若直接介入了台湾文坛。因这一场延烧到台湾文坛的大陆文坛的论争，而扩大了鲁迅在台湾的影响。增田涉的《鲁迅传》中涉及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提及创造社扣押了罗曼·罗兰写给鲁迅的信件一事。《台湾文艺》的主编张星建与寓居日本的郭沫若早有联系，于是将刊物寄给郭沫若。郭沫若读后大为不满，遂在第2期发表《鲁迅传中的谬误》一文，对《鲁迅传》中关涉到自己的一些历史问题提出严正抗议并试图澄清问题。针对“《鲁迅传》中所述的事体”，郭沫若表示“创造社绝不曾接受过卢兰的‘那篇历史的批评文字’。……将来我有机会要来弄个水落石出的”云云。对于此事，鲁迅早在此前就认为“索性可以不必搜寻”[63]。不过，郭沫若却在访谈中暗示以“鲁迅一派为中心的”作家剥夺了他在上海发表作品的权利[64]，从个人的角度描述了大陆文坛的状况。鲁迅看到这一期的《台湾文艺》后致信增田涉说：“《台湾文艺》是不有趣的。郭君说了什么是吧！这位老师尽全力维护自己光荣的古旗，是位好汉！”[65]
我们看到这场鲁迅与创造社之间的论战在平息七年之后却又通过日本的中介延烧到台湾。这场论争在台湾文坛掀起一波讨论鲁迅的热潮，引起了台湾文坛的重视。在《鲁迅传》刊载完的1935年4月号上，台湾文坛对这场论争意犹未尽，编者在“编辑后记”中说：“受到争议的《鲁迅传》在本期结束。读者希望郭沫若先生寄来水落石出的原稿。”[66]这场论争引起了人们对于增田涉《鲁迅传》的关注并在客观上扩大了鲁迅在台湾的影响。
就《鲁迅传》本身而言，增田涉的本意“是向当时的日本介绍中国成长史的一个方面，让瞧不起中国的一般的日本公民多少知道一点苦难深重的中国的真面目，从而激发觉悟和采取认真的行动”[67]。增田涉在这篇传记中，不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作家的鲁迅，同时也呈现了一个“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而在此之前，日高生就已经将思想家与战士的鲁迅介绍给台湾文坛。[68]
不过，这种转变并不是以牺牲对鲁迅的文学家的身份理解为代价的。随着台湾新文学逐步走向成熟的需要，对于鲁迅作品的艺术性，也有进一步的认识。黄得时在1935年1月1日的《第一线》（第2期）上发表《小说人物的描写》，批评当时台湾文坛的小说“大体是以‘事件’为中心，……表面上弄得五花十色，鲜艳夺目，事实上却没有什么艺术的价值。”以《阿Q正传》为性格描写的典范，感慨只有“我们的鲁迅先生才能达到这么完全的呀！”[69]不过，他也能理解“这在启蒙时代，是不得已的现象”。但“今后望诸作家，对于人物描写方面，尽点功夫去研究，以完成我们贵台湾的艺术殿堂吧！”这与台湾新文学发生期仅仅将鲁迅作为白话文的典范和启蒙的载体来看待相比较，显然是更进了一步，显示了台湾新文学在艺术上的逐步成熟与更高的要求。
由上述可以看出，台湾对鲁迅的理解已经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成为这一时期鲁迅接受的特色。
三 “弱小民族文学”论与台湾作家
这一时期台湾的鲁迅接受除了通过日本国内的出版、发表场域的中介，也有在大陆的日本人直接向台湾介绍鲁迅的情况。1933年4月18日的《台湾日日新报》刊载《中国文坛第一人 鲁迅的印象》一文，文章的作者为在上海的日本记者日高生。文章指出：
鲁迅自1930年春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翼文学作家以来，就开始被国民党盯梢了。由于受到当局的压迫，今年开始他基本上就没办法作为一个文学家来生活。我认为鲁迅先生曾一度像从他的代表作品《阿Q正传》所看到的那样，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但自从他1930年偏向左倾并作为共产主义者进行一些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之后，他在本质上就已不再是虚无主义者了。
这篇文章向台湾文坛介绍了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形象。与20年代仅仅将鲁迅作为文学家来看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转变表明，对鲁迅的关注重点，已经由文学进而转向与文学相关的社会实践。
同时，经由日本的中介，台湾的作品也被介绍到大陆。就在《鲁迅传》在台湾引发争论的1935年，胡风从日本的《文学评论》上翻译了杨逵的《送报夫》，刊登在上海的《世界知识》上。1936年4月，胡风又将《送报夫》与吕赫若的《牛车》（《文学评论》，1934）、杨华的《薄命》（《台湾文艺》1935年3月，中文）一起，收入《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当年5月18日，胡风将《山灵》送到鲁迅手中[70]，若以鲁迅一直以来对弱小民族的关怀而推论，有理由相信鲁迅是读过这本小说集的。5月，杨逵的《送报夫》又被收入《弱小民族小说选》，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
胡风在《山灵》的“序”里说：“去年《世界知识》杂志分期译载弱小民族的小说的时候，我想到了东方的朝鲜台湾，想到他们底文学作品现在正应该介绍给读者，因而把《送报夫》译好投去。”[71]他的这一意愿，正与鲁迅历来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怀一致。巧合的是，《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8号（1936.9）、第2卷第1号（1936.12）、第2卷第4号（1937.5）刊登了《山灵》的发行广告。只是杨逵当时并不知道《山灵》这本书中收有他的《送报夫》中译本。直到战后，尹庚与张禹到台湾后认识杨逵，杨逵才知道自己的作品曾被译成祖国的文字在大陆流行。张禹在四十年后回忆：“杨逵先生对于他的作品能在十年前赢得祖国大陆读者的赞赏，显得十分高兴；对于胡风先生的翻译工作，深表感激。”[72]
尽管杨逵并不知道胡风的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与鲁迅产生了间接的精神联系，但由于“台湾新文学运动正在波及日本内地和中国本土”，当时的杨逵已经有了明确的与大陆文坛交流的意识。1936年，杨逵提议《台湾新文学》社“与他们（指中国大陆方面——引者注）建立联系，如果是汉文就寄原作，日文就翻译以后寄去，这样做是非常好的。”[73]于是，准备借助日本的中介将台湾文学“分别在著名的杂志上加以介绍”[74]，“如果这样的我们能够做中间人，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日本，也把日本文化介绍给中国，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75]。并呼吁“不管在日本或在中国，所有的文化人都能尽最大的努力去贯彻这个有意义的计划”[76]。正是基于这样的期待，并且在汉文栏被废止（1937年4月）、《台湾新文学》停刊的窘境下，杨逵于1937年6月再度访日，希望在《文艺首都》《日本学艺新闻》《星座》等杂志中开辟“台湾新文学”专页。但是，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杨逵所期望的交流被迫中断。杨逵本人也因与矢崎弹的交往而“以文艺谋大众左倾化”的罪名在东京被捕，出狱后于9月返台。这期间，杨逵从刚刚与萧军见面并回到日本的矢崎弹那里得到了《第三代》。[77]杨逵说：“最近我读了萧军的《第三代》，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愉快，虽然该书只发表到第二集，我一口气读完了已发表的部分，现在已迫不及待地想看续集。”[78]
而此前，在鲁迅的关怀下，萧军的《羊》与彭柏山的《崖边》、周文的《父子之间》、欧阳山的《明镜》、艾芜的《山峡之中》、沙汀的《老人》一起，由鹿地亘和日高清磨嵯译成日文，刊登在1936—1937年的《改造》上。鲁迅亲自校阅了《羊》的译稿[79]，并撰写《萧军小传》向日本介绍萧军。鲁迅指出，这些小说“从真实这点来看，应该说是很优秀的。在外国读者看来，也许会感到似有不真实之处，但实际大抵是真实的。”[80]通过阅读《第三代》，杨逵了解到与台湾一样处于日本殖民之下的东北沦陷区的真实状况，并看到抵抗力量的成长：“作品中描写被欺压的人民不断加入所谓‘马贼’的故事，所谓‘马贼’，并不是我们常常听说的可怕的强盗，而是相对于压迫者而成长起来的一股对抗势力。”[81]当年，杨逵正是因为看到《台湾匪志》“称抗日义士为‘土匪’、抗日活动为‘匪乱’”，“猛然领悟统治者已公然伪造历史”，为着“重写历史的责任”而“决心走上历史与文学之路”的。[82]这说明，杨逵反殖民的抗争精神早在他全面阅读鲁迅的1938年之前，就经由中介与鲁迅发生了契合。
四 鲁迅逝世后台湾文坛的反响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台湾日日新报》翌日即登出《鲁迅氏逝世》《中国文豪鲁迅氏病殁》两篇消息。10月25日，《台湾日日新报》又再次刊登鲁迅逝世的消息，称鲁迅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高领导者”，并配发鲁迅逝世后的照片。10月23日和11月4日，分别有高桑末秀的《鲁迅逝世》和新居格《鲁迅其人》发表。高桑末秀的文章中提到，“关于鲁迅近况，在他与鹿地亘的几封上海通信中和山本实彦最近发表的著作《中国》里有详细介绍”。鹿地亘的《上海通信》发表于东京的《文学评论》，对于当年正积极地希望通过这一左翼杂志登上日本文坛的台湾作家而言，应该也是读过鹿地亘所介绍的鲁迅了。新居格发表于《台湾日日新报》的文章是他在鲁迅逝世次日发表于东京《报知新闻》上《高尔基的存在》（1936年11月9日译成中文发表于上海《国闻周报》）一文的缩略版，文中称鲁迅为“文学者而兼思想家”，“非其他的作家文学者所能企及的”[83]。
11月15日出版的《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9号）刊登了两篇悼念鲁迅的文章，分别是王诗琅的《悼鲁迅》和黄得时的《大文豪鲁迅逝世——回顾他的生涯与作品》。黄得时的文章写于鲁迅逝世的当天晚上，其反应之迅速尤为可叹，充分说明鲁迅的逝世在东亚文坛引起的震动。文章以日文写成，但所引鲁迅著作，皆以中文原文写出，说明这一时期在台湾仍有鲁迅中文原著的流通。文章重点论述了鲁迅的弃医从文经过及《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两篇小说，还概略论述了鲁迅的学术成就。黄得时说：“看着他的讣文，多年来爱读他的作品的我陷入一种无以名状的孤寂之中。”[84]文章的最后，黄得时以1925年为限，将鲁迅的写作分为“小说时代”与“杂文时代”两个时期，表明台湾文坛已经从前期只关注鲁迅的小说转而对于鲁迅更具思想与战斗性的杂文的关注。
王诗琅则将鲁迅的逝世与这一年早些时候高尔基的逝世相并论，痛感于“从事文学工作的我们在短短三个月内，失去了值得尊敬的两位作家，何其不幸啊！”认为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首度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而《阿Q正传》“是值得永远流传下去的中国文学的里程碑”。王诗琅的文章有鲜明的左翼立场，将鲁迅作品的价值归结于其思想的深刻性：“他为真理而生，不断追求真理的态度和努力，正是造成了他今天的存在的原因。”正因如此，他成为文坛的前驱，“和他所领导的一群前进派作家，现在正在永无休止的压迫下踏着艰困的荆棘路前进”。这表明台湾文坛对鲁迅的认识，已经从文学家转向对思想家鲁迅的认识。
1936年鲁迅逝世，时在福建政府任职的郁达夫赶往上海吊唁，并发表了著名的《悼鲁迅》一文。此后，郁达夫转道访问日本，在日本会见小田岳夫、佐藤春夫、山本实彦、郭沫若等人，并参加了当时正在筹备过程中的《大鲁迅全集》的编辑会议。由于受《台湾日日新报》邀请，返国途中访问台湾，受到台湾知识界的热烈欢迎。在台北，黄得时、徐坤泉首先采访了郁达夫。会谈中，特别喜爱《阿Q正传》并以“阿Q之弟”为笔名的记者兼小说家徐坤泉谈起《阿Q正传》，郁达夫表示“《阿Q正传》一定会流传后世的”[85]。在台北的座谈会中，台湾知识分子多次向郁达夫问及鲁迅的情况。郁达夫明确指出他并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认为“不管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无产阶级文学，或其他任何文学，只要在艺术上成功，就是出色的文学。和政治关联也无妨，但并非一定非关联不可”[86]。郁达夫的这一观点与鲁迅完全一致，因此，鲁迅对于抗战前夕统一战线问题的思考，也经由郁达夫传递给台湾人。陈逢源说：“鲁迅在日本非常受欢迎，在中国也受欢迎吗？”郁达夫指出，“近来他常写短篇杂感，也都受欢迎。他以精练的文笔，深刻批判各种简洁的问题，为一般青年所喜爱。左倾青年都以鲁迅为指导人物而崇拜之”。郁达夫特别提到，鲁迅的杂文正是针对当时东亚紧张的局势和台湾的殖民地语境有感而发，这对于台湾文坛理解鲁迅的“战斗精神”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叶荣钟问：“据说在一个时期，鲁迅也受国民政府压迫，生活困难，是事实吗？”郁达夫回答：“曾经有过这种事。但以后仍过着相当的生活。”林呈禄问：“鲁迅之死对文坛有何影响？”郁达夫说：“没有什么影响。他死后，更有人读他的作品，这是事实。恐怕十年、二十年之后，读的人更多。”此后郁达夫转往台南，台南的庄松林等人又与郁达夫谈及他的《怀鲁迅》，认为这是一篇强而有力、令人动容的文章。[87]这次访台之旅，台湾知识分子不断地向来自祖国的作家问及鲁迅，表明台湾文坛对于鲁迅的迫切关注。
与此同时，一直致力于译介鲁迅著作的东京改造社，决定不出版原定的鲁迅杂文选集《忽然想到》，而改出世界上第一部“鲁迅全集”，命名为《大鲁迅全集》。当时，改造社网罗了几乎所有当时日本第一流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来翻译鲁迅作品，包括佐藤春夫、鹿地亘、增田涉、日高清磨嵯、小田岳夫、井上红梅、山上正义、松枝茂夫等人，另外还聘请茅盾、许广平、胡风、内山完造、佐藤春夫等为顾问，成为唯一一部由中日知识分子共同编辑的鲁迅全集。
这部《大鲁迅全集》从1937年2月开始刊行，至8月出完时，中日战争已全面爆发。这时，尽管鲁迅的作品可以在日本流通，但对于台湾人而言，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台湾，鲁迅都是一个禁忌。[88]不过，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涌动的左翼思潮还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这套《大鲁迅全集》带到了台湾知识分子的面前。1938年5月7日，《台湾日日新报》和《台湾日报》分别以“原巡查因对前途悲观，于公寓服毒自杀”“文学青年因孤独感和生活不安，留下异常遗书自杀”的标题，报道日本青年入田春彦自杀事件。入田春彦受日本左翼思想影响，酷爱鲁迅作品，在台任总督府警察期间因同情于贫苦阶级而资助过陷于困顿中的杨逵，后与杨逵夫妇成为关系密切的友人。入田春彦自杀前给杨逵夫妇留下两封遗书并托付后事。因此，入田所拥有的《大鲁迅全集》（改造社，全七卷）在其去世后即由杨逵保存。对此，杨逵有清晰的记忆：
这位入田先生的遗物中有改造社刊行的《鲁迅全集》（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月刊行，全部七卷），由于我被授权处理他的书籍，就有机会正式读鲁迅。[89]
在20年代和30年代中期之前，台湾文坛虽然介绍过不少鲁迅作品，但是，系统而完整地接近鲁迅作品的现象还不曾发生过。30年代初才走上文坛的杨逵，正式地阅读鲁迅，是在获得入田《大鲁迅全集》之后的事。因此，这也是台湾人在本岛第一次全面地接触鲁迅文学。杨逵与入田春彦的交往，使得台湾知识分子对于鲁迅作品的全面接触经由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渠道来完成。这显然富于戏剧性的巧合，但其背后却又有某种必然性，显示了30年代世界性的左翼思想风潮中左翼文化精神跨越国界的传递。杨逵与日本警察入田春彦的短暂交往，不仅使得杨逵接触到鲁迅文学，而且为杨逵的文学生涯带来重大转机。台湾光复后，杨逵成为这一时期鲁迅风潮中的重要人物。
五 龙瑛宗文学中的“鲁迅”[90]
如果从创作上考察30年代台湾鲁迅接受典型特征，龙瑛宗发表于1937年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是一个典型案例。
在龙瑛宗的小说《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中，房东林杏南的儿子自述“读佐藤春夫译的鲁迅的故乡，深受感动……旧有的观念分崩离析，说真的，不论忍受怎样的困苦，我至少还是要看书。鲁迅的《阿Q正传》和高尔基的作品，还有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研究》[91]等”，表明了龙瑛宗的鲁迅接受与佐藤春夫的联系。“龙瑛宗、张文环等一批作家，实际上已经根本依赖日本文化获取知识，至少在语言上造成了这一事实。那么，通过日本杂志这一中转媒介的‘转述’功能接受鲁迅，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了必然。”[92]
《故乡》的《原作者小记》，是继山上正义《谈鲁迅》以来最重要的文章，也是考察佐藤春夫翻译鲁迅的出发点的重要文本。在这篇文章中，佐藤春夫说：“依我所见，我国（日本）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全然断裂，令人不快。这也是促使我译介《故乡》的原因，我感觉到《故乡》中渗透着犹如杜甫的诗情般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以现代散文形式呈现出来。”显然，佐藤春夫对鲁迅的接受并不是从左翼的角度。冈崎俊夫战后曾追溯：“佐藤春夫所以翻译鲁迅的作品，不过是他喜欢中国文学的延长，他是以古典文学的精神，把手伸向了鲁迅的作品。这位诗人和鲁迅在精神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93]事实上，“佐藤春夫译介鲁迅，旨在撇开鲁迅作品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意义而强调与传统文学的联系”[94]。
尽管龙瑛宗的鲁迅接受与佐藤春夫脱离不了关系，却背离了佐藤春夫译介鲁迅的初衷。从龙瑛宗将鲁迅与高尔基、摩尔根相提并论这个细节来看，这“其实不止反映作者个人阅读的偏好，同时也暗示了当时殖民地青年的左翼阅读经验”[95]。这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证实。《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发表后，入选了《改造》杂志的有奖征文，“被认为是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恋爱观、经济观等主题，用俄国文豪契诃夫的笔触，把台湾的地方特色百分之百表现出来的杰作。……访问龙瑛宗君，他谦虚地说道：‘我喜欢鲁迅、契诃夫、屠格涅夫、牧野伸一等人的作品。我想今后当更加努力，希望能写出不辜负大家期待的作品。’”[96]而评委叶山嘉树也认为这篇小说“不是唱着台湾人的悲哀，是唱着这个地球上被虐待阶级的悲哀。这种精神共通于普希金，共通于高尔基，共通于鲁迅，也共通于日本的普罗作家”。并因此，叶山嘉树推荐这篇作品入奖。这种评价自然也会反过来影响龙瑛宗本人对鲁迅的评价。1940年，龙瑛宗在《文艺首都》（第8卷第10号）发表《两篇〈狂人日记〉》，高度评价鲁迅文学的抗议精神，“鲁迅边写抗议边写《狂人日记》。所谓绝望就是不认为有未来；所以抗议就是为了相信未来而不舍希望”[97]。他“面对残酷的现实，一直到死亡的前刻，始终过着非妥协的、凄怆的生涯。……要探究鲁迅的焦躁，就必须探究当时中国现实社会”[98]。这种对于鲁迅“反抗绝望”的精神状态和鲁迅精神状态与中国现实之深刻关系的理解，几乎已经达到同时期中国大陆的高度。
韩国的金史良通过日本的文学刊物读到作品后致信龙瑛宗，表示“鲁迅是我喜欢的那一型，我觉得他很伟大，希望兄台能成为台湾的鲁迅。我这样讲或许有些冒昧，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希望兄台以鲁迅的方式，从事广泛文学的工作。”在信中，金史良表示赞同于龙瑛宗对其《在光芒中》[99]的批评，即如何地为殖民地被压迫人民写作，而不是写“针对内地人（指日本人——笔者注）的作品”。在金史良看来，他和龙瑛宗这样的殖民地作家面临的共同烦恼是“传统这个问题”，是不知道“掺杂着自己血汗传统的精神，到底在哪里？这实在是非常重要，是无法抗拒不去意识他的存在的”。殖民地的作家“应该将传统忠实地表达出来，建立自己的新文学”[100]。这是金史良读过龙瑛宗的作品后所得的感想，他从龙瑛宗的作品中读出的中国文学传统显然带有殖民抵抗的色彩。
尽管龙瑛宗经由佐藤春夫接受鲁迅，却超越了佐藤春夫对鲁迅精神“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解，从一个殖民地作家的立场上接受了鲁迅的左翼抗争精神，保持了鲁迅精神的内核。
六 台湾青年的大陆“鲁迅经验”
除了考察鲁迅的作品和关于鲁迅的信息如何在台湾岛内产生反响之外，台湾知识分子如何在台湾岛外阅读鲁迅并接受鲁迅的影响，也应该成为研究的关注点。这一时期，在大陆的台湾青年仍然以间接的方式与鲁迅连上线，他们中的代表是张我军[101]、林金波、钟理和、蓝明谷。他们在大陆了解鲁迅的经历，为丰富光复后台湾文学中的鲁迅传统做出重要贡献。
林金波是板桥林家子弟，[102]1914年生于厦门，1933年考入厦门大学理学院，参加“鹭华文艺社”，并以笔名在《鹭华》杂志发表作品。翌年赴上海拟投考圣约翰大学。1935年其父去世时返台奔丧，后常往返于海峡两岸。1945年，他在台北的《前锋》创刊号发表《学习鲁迅先生》一文，文中说他没有见过鲁迅，但是“从先生的著作里受到了无数的启发、无数的教导”。在回台湾奔丧时，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我说不出的悲痛，我悄悄地读着那无数作家的一字一字血泪的纪念文章”，流下了“热烈而感动的泪”。尽管林金波与鲁迅没有见过面，但却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与鲁迅联系上了。林金波往上海投考圣约翰大学，寄住在离内山书店不远的北四川路的族人家中，于是鹭华文艺社就委托林金波将《鹭华》杂志送到内山书店，由内山书店转交鲁迅先生。后来，从鲁迅为《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物编目》增补《鹭华》月刊一条来看，鲁迅已经看到了刊物。由于当时《鹭华》“只在厦门及几个城镇发行，没有寄到省外去”，因此，鲁迅应该是通过林金波和内山书店才看到《鹭华》杂志的。据朱双一的研究，“林金波的这种‘鲁迅情结’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形成”，他“在20岁前的青少年时代，就广泛接触了与鲁迅有关的各种左翼的文艺报刊和书籍”。在林金波的文章中，也有引用鲁迅文字对《解放了的堂吉诃德》进行评析的记录。林金波在《鹭华》上发表的部分作品，也明显带有左翼文艺理论影响的痕迹。由于这一经历，光复后的林金波率先在台湾提倡鲁迅精神。
蓝明谷是从左翼立场接受鲁迅并践行革命的台湾青年的典型。蓝明谷1919年出生于台湾南部的冈山，早年就对文学和历史有兴趣。1938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屏东的枋撂公学校任教，1941年，蓝明谷来到东京与其胞弟蔡川燕会合。1942年，蓝明谷因思慕祖国大陆，而在东京报考日本政府在北平设置的东亚经济学院，得以来到北平。蓝明谷对鲁迅作品的阅读，至少从东京时期就已经开始。据蔡川燕回忆，“大哥蓝明谷向来就非常喜欢研读鲁迅的作品；在东京时，只要在内山书店看到有关鲁迅的书，他一定买下来，寄给大哥。”[103]由此细节也可以看出，在沦陷区（殖民地）鲁迅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禁忌。也正因为如此，蓝明谷的“左倾”，便不意外。从光复后蓝明谷留下的文字来看，蓝明谷的鲁迅理解具有鲜明的左翼特征，是当时鲁迅接受潮流中的一个典型个案。在《鲁迅与〈故乡〉》一文中，称赞鲁迅为反帝反封建的永不妥协的战士，是一直战斗到最后的，“在民众队伍中，理解民众，运用文字与民众共同进行斗争的‘小兵’”。蓝明谷于1946年返回台湾，1947年8月将鲁迅《故乡》翻译为日文，由现代文学研究会出版中日文对照版。除了从事文化工作外，蓝明谷还在鲁迅战斗精神的感召下进行实际的革命工作，参与“基隆中学支部”的组建和《光明报》的发行。“基隆中学案”被侦获后，蓝明谷为当局所捕获，于1950年遇难。
蓝明谷的好友钟理和早在少年时期就阅读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并走上创作道路，后因追求爱情经日本来到中国大陆，生活艰辛中仍未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在北平与蓝明谷相识，一起阅读并讨论鲁迅作品。钟理和这一时期的日记显示了鲁迅对其思想的影响，在创作上则表现于1945年马德增书店出版的具有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小说集《夹竹桃》。不过，钟理和只是从文化批判的角度、而非从左翼立场接受鲁迅。光复后，病中的钟理和越来越进入鲁迅的文学心灵，倾心于经营自己的文学园地，又创作了一系列表现台湾农村风貌的作品，其中“故乡”四篇，深受鲁迅《故乡》的影响，被认为“是鲁迅的同名小说《故乡》的‘延长和扩大’”[104]。钟理和以其独特的方式在1945年以后的台湾鲁迅接受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将在下一部分有详尽阐述。
从1928—1945年台湾的鲁迅接受状况来看，近代以来还没有哪一个东亚作家能够像鲁迅这样紧密地将台湾、日本和大陆三地之间的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以其为中心的文化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殖民地台湾对于祖国作家鲁迅的了解要透过日本甚至朝鲜作家的介绍等间接方式才得以完成，但无论如何，台湾知识分子还是在新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对鲁迅做出了符合反殖民要求，同时也符合鲁迅精神的理解。历史地看，1928年之后，台湾文坛开始由前期关注鲁迅的小说转向更重视鲁迅的杂文以及与杂文紧密相关的抗争精神，以此形成文化上的反殖民论述，并为1945年以后台湾文坛掀起的“鲁迅风潮”做好了准备。
[1] 王诗琅：《半世纪来台湾文学运动》，《王诗琅全集》第9卷，德馨室1979年版，第125页。
[2] 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文学界杂志社1987年版，第28—29页。
[3] [日]河源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莫素微译，全华科技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20页。
[4] [日]河源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莫素微译，全华科技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22页。
[5] 黄得时：《梁任公游台考》，《台湾文献》第16卷第3期，1965年9月。
[6] 叶荣钟：《林献堂与梁启超》，《台湾人物群像》，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03页。
[7] 梁明雄：《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8] 梁明雄：《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9页。
[9] [日]河源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莫素微译，全华科技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28页。
[10] [日]河源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莫素微译，全华科技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38页。
[11] 陈炘：《文学与职务》，《台湾青年》1920年7月12日。
[1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页。
[13] 陈端明：《日用文鼓吹论》，《台湾青年》（创刊号）1922年1月1日。
[14] 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台湾》1923年1月1日。
[15] 黄朝琴：《汉文改革论》，《台湾》1923年1月1日。
[16] 张耀仁：《想象的“中国新文学”？——以赖和接任学艺栏编辑前后之〈台湾民报〉为析论对象》，载《2007青年文学会议：“台湾现当代文学媒介研究”青年文学会议论文集》，文讯杂志社2008年版。
[17] 李春阳：《白话文运动中的鲁迅》，《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5期。
[18] 夏济安：《夏济安选集》，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第72—73页。
[19] 一郎（张我军）：《〈我的学校生活的一断片〉识语》，《台湾民报》1925年7月26日。
[20] 杨杰铭：《鲁迅思想在台传播与辩证》，硕士学位论文，中兴大学，2009年，第43页。
[21] 张我军：《研究新文学应该读什么书》，《台湾民报》1925年3月1日。
[22] 胡适：《文学革命运动以来》，《台湾民报》1925年4月1日。
[23] 蔡孝乾：《中国新文学概观》，《台湾民报》1925年4月21日。
[24] 蔡孝乾：《中国新文学概观》，《台湾民报》1925年5月21日。
[25] 蔡孝乾：《中国新文学概观》，《台湾民报》1925年5月21日。
[26] 茅盾：《读〈呐喊〉》，《文学周报》第91期，1923年10月。
[27] 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允晨文化1993年版，第312页。
[28] 杨守愚著，许俊雅、杨洽人编：《杨守愚日记》，彰化县立文化中心1998年版，第81页。
[29] 杨守愚著，许俊雅、杨洽人编：《杨守愚日记》，彰化县立文化中心1998年版，第100页。
[30] 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3页。1926年8月11日鲁迅日记。
[31] 张我军：《〈弱少民族的悲哀〉译者附记》，《台湾民报》1926年7月7日。
[32] 鲁迅：《而已集·写在〈劳动问题〉之前》，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张我权”系张我军之误。
[33] 鲁迅：《而已集·写在〈劳动问题〉之前》，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445页。
[34] 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4页。鲁迅1927年2月24日、1927年2月26日、1927年3月3日、1927年3月7日、1927年3月19日、1927年3月28日日记。
[35] 张深切：《里程碑》，文经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13—326页。
[36] 张深切：《里程碑》，文经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13页。
[37] 张深切：《里程碑》，文经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37页。
[38] 张深切：《里程碑》，文经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41页。
[39] 张深切：《里程碑》，文经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44页。
[40]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页。鲁迅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
[41] 鲁迅：《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42] 鲁迅：《而已集·写在〈劳动问题〉之前》，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43] 张秀哲：《〈勿忘台湾〉落花梦》，东方出版社1947年版，第45—46页。
[44] 陈芳明：《鲁迅在台湾》，载中岛利郎编《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前卫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45] 金良守：《殖民地知识分子与鲁迅》，载鲁迅博物馆编《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46] 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47] 鲁迅：《爱罗先珂童话集·序》，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
[48] 鲁迅：《坟·杂忆》，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49] 许寿裳：《杂谈名人》，《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9页。
[50] 张我军：《弱者的悲鸣》，《台湾民报》1925年7月19日。
[51] 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台湾》1923年1月1日。
[52] 鲁迅日记曾记载张我军1929年拜访他，他未见。张深切虽然在内山书店见过鲁迅几次，但似乎也未深谈。
[53] 出自丸山升《关于鲁迅及其作品》一文，中译文转引自周国伟《鲁迅与日本友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
[54] 叶荣钟：《叶荣钟早年文集》，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41页。
[55] 叶荣钟：《叶荣钟早年文集》，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43页。
[56] 叶荣钟：《文艺时评》，《南音》第1卷第3号，1932年2月1日。
[57] 鲁迅：《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鲁迅1932年1月5日致增田涉信。
[58] [日]中岛利郎：《“日治”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其接受的概观》，叶笛译，载中岛利郎编《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59]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鲁迅1932年5月14日致许寿裳信。
[60] [日]佐藤春夫：《回顾译鲁迅之〈故乡〉与〈孤独者〉》，岩波书店1956年版，第97页。转引自南海《佐藤春夫眼中的鲁迅文学》，《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61] 如1932年12月14日鲁迅日记、1932年12月19日鲁迅致增田涉信件。见《鲁迅全集》第16卷第339页、《鲁迅全集》第14卷第232页。
[62] [日]丸山升：《鲁迅在日本》，载靳丛林编译《东瀛文撷——20世纪中国文学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63]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9页。鲁迅1933年12月19日致姚克信。
[64] 赖明弘：《访问郭沫若先生》，《台湾文艺》1935年第2期。
[65] 鲁迅：《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页。鲁迅1935年2月6日致增田涉信。
[66] “编辑后记”，《台湾文艺》第2卷第4期，1935年4月1日。
[67] 增田涉致《台湾文艺》编辑部信。
[68] 日高生：《中国文坛第一人 鲁迅的印象》，《台湾日日新报》1933年4月18日。据笔者考证，此“日高生”就是当时在上海的日本记者日高清磨瑳，学界目前一般认定日高清磨瑳与鲁迅初次交往是在1936年2月6日，但这则资料则确切无疑地表明二者第一次见面是1932年12月1日在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参见本书第二部分第八章。
[69] 黄得时：《小说人物的描写》，《第一线》1935年第2期。
[70] 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页。鲁迅1936年5月18日日记。
[71] 胡风：《序》，张赫宙等著，胡风译《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72] 张禹：《杨逵·〈送报夫〉·胡风——一些资料和说明》，《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73] 《将作家培养与编辑交于大众之手——本社第二次商讨会决定方针》，《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1号，1936年2月。
[74] 杨逵：《写在〈全岛作家竞赛作品号〉的计划发表之际》，《台湾新闻》1936年3月6日。
[75] 杨逵：《〈第三代〉及其他》，载《杨逵全集》第9卷，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版，第558页。原文发表于《文艺首都》1937年9月号。
[76] 杨逵：《〈第三代〉及其他》，载《杨逵全集》第9卷，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版，第559页。原文发表于《文艺首都》1937年9月号。
[77] 横地刚：《读〈第三代〉及其他》，载《学习杨逵精神》，人间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78] 杨逵：《〈第三代〉及其他》，载《杨逵全集》第9卷，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版，第557页。原文发表于《文艺首都》1937年9月号。
[79] 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2页。鲁迅1936年4月20日日记记有“校日本译《羊》一过。”
[80]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杰作小说”小引》，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页。最初发表于东京的《改造》杂志（1936年6月1日）。
[81] 杨逵：《〈第三代〉及其他》，载《杨逵全集》第9卷，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版，第561页。原文发表于《文艺首都》1937年9月号。
[82] 杨逵：《漫谈文化沙漠的文化》，《台湾作家谈创作》，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83] 新居格：《鲁迅其人》，《台湾日日新报》1936年11月4日。
[84] 黄得时：《大文豪鲁迅逝世——回顾他的生涯与作品》，《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9号，1936年11月。
[85] 陈松溪：《郁达夫的台湾之行》，《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86] 《对郁达夫咨询会》，载《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06—910页。
[87] 林庆彰等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台湾》，万卷楼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36页。
[88] 杨逵：《杨逵全集》第14卷，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版，第261页。
[89] 杨逵：《杨逵全集》第14卷，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版，第260页。
[90] 关于龙瑛宗对鲁迅的接受，可参见本书第二部分第三章。
[91] 这本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以原始社会历史研究的具体资料，丰富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因而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重视和评价。为此，马克思写了详细的摘要和批语（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就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的。他赞扬“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92] 杨志强：《龙瑛宗的祖国文化结构》，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第106页。
[93] [日]冈崎俊夫：《日本的鲁迅观》，岩波书店1978年版。转引自南海《佐藤春夫眼中的鲁迅文学》，《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94] 靳丛林：《鲁迅与佐藤春夫》，《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8期。
[95] 王慧珍：《殖民地作家的文化素养问题：以龙瑛宗为例》，载《后殖民地东亚在地化思考：台湾文学场域》，台湾文学馆2006年版，第51页。
[96] 龙瑛宗：《龙瑛宗全集》第8卷，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198页。
[97] 龙瑛宗：《龙瑛宗全集》第5卷，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60页。
[98] 龙瑛宗：《龙瑛宗全集》第5卷，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62页。
[99] 金史良的这篇小说发表于《文艺首都》1939年10月号。
[100] 转引自下村作次郎《战后初期台湾文坛与鲁迅》，载中岛利郎编《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2页。
[101] 由于张我军在大陆有长达二十余年的文化活动，其鲁迅接受的经验复杂而丰富，因此将在第二部分第二章进行专门探讨。
[102] 关于林金波的情况，笔者参考了厦门大学朱双一、张羽《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一书相关章节的研究成果。
[103] 蓝博洲：《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104] [日]泽井律之：《两个故乡》，叶蓁蓁译，载应凤凰编《钟理和论述》，春晖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