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贬谪文人的时空分布

虽然明代刑法对犯错仕宦文人的惩罚有一定的规制，如《明史·刑法一》中对笞、杖、徒、流、死五刑及对充军地的具体规定[1]，但是有些惩罚制度与管理举措会随着历史的发展需要不断修改，如《明史》云：“始，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后屡诏厘正，至三十年始申画一之制，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令子孙守之。”[2]说明在明代初始阶段，太祖朝的典制经历过不断厘正；又如，“英、宪以后，钦恤之意微，侦伺之风炽。巨恶大憝，案如山积，而旨从中下，纵之不问；或本无死理，而片纸付诏狱，为祸尤烈。故综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厂卫终之”[3]，从管制层面交代自英宗、宪宗后至明末，厂卫侦伺之风炽烈，而这与明代仕宦文人的命运沉浮直接相关；再如，“（对于充军）其后条例有发烟瘴地面、极边沿海诸处者，例各不同”[4]，强调具体惩处方式（充军）的内部存有差异变化；等等。由于明代各时段的统治政令与惩罚措施承中有变，引发贬谪事件的因由同中存异，因此这就影响了明代各时段贬谪文人的时空分布特点。

根据对《明诗纪事》《明诗综》《静志居诗话》《明史》《全明词》《全明散曲》等文献史料的梳理，笔者共统计出382名贬谪文人[5]。

一 历时分布

为了便于观察明代各历史时段贬谪文人的分布与变化情况，笔者对382名贬谪文人的贬谪时段、贬谪人次及各时段年度贬谪频次予以统计，相关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明代各时段贬谪文人贬谪数量情况统计[6]

续表

通过对表1相关数据的观察比较，可以看出明代各历史时段仕宦文人遭贬人次的数量变化情况。其中，嘉靖年间最多，101人次，依次为洪武70人次、万历69人次、正德55人次、崇祯35人次、成化19人次、永乐13人次、天启13人次、天顺9人次、弘治6人次、建文3人次、隆庆3人次、宣德2人次、正统2人次、景泰1人次、洪熙0人次、泰昌0人次。由于明代各时段的统治年限不同，笔者又对明代各时段贬谪人次的年度频次进行了统计，年度遭贬频次由多到少的顺序为：正德3.44、洪武2.26、嘉靖2.24、崇祯2、天启1.86、万历1.44、天顺1.13、成化0.83、建文0.75、永乐0.59、隆庆0.5、弘治0.33、宣德0.2、正统0.14、景泰0.13、洪熙0、泰昌0。

为了更清楚地对比分析两组数据，现将各时段的贬谪人次、年度频次排名，情况见表2。

表2 明代各时段贬谪文人的贬谪人次、频次排名情况统计

由各时段贬谪人次的数量与年度贬谪频次多少的先后次序作比较，除洪熙、泰昌年间未有贬谪人员，可以清楚地看出明代各历史时段贬谪人员位次的变化情况，如嘉靖年间贬谪人次数量为第1位，年度频次为第3位；洪武年间两类次序没有变化，均居第2位；万历年间贬谪人次数量为第3位，年度频次为第6位；正德年间贬谪人次数量是第4位，年度频次则升为第1位；崇祯年间贬谪人次数量第5位，年度频次上升为第4位；成化年间贬谪人次数量为第6位，年度频次降为第8位；天启年间贬谪人次数量为第7位，年度频次则升至第5位；永乐年间与天启年间贬谪人次数量并列第7位，年度频次下降为第10位；天顺贬谪人次数量为第9位，年度频次升至第7位；弘治、隆庆、建文、宣德、正统、景泰年间二者的位次均有或多或少的变化。

明代各时段贬谪人次数量多少的变化，以及各时段人次数量的位次与年度贬谪频次位次的变化，与明代各时段统治年限的长短不同直接相关，也与各位帝王统治期间的政治文化生态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譬如，正德年间的贬谪人次位居第4位，其统治的时间远没有万历、嘉靖长，与洪武、成化、永乐、弘治、崇祯统治的时间比也有差距，然而按照贬谪的年度频次计算，正德年间则上升至第1位，即正德年间每年的贬谪人次最高，这与正德年间朱厚照耽于嬉游、怠于政事、宦官乱政的混乱政局直接相关，如因谏阻武宗出巡、得罪宦官刘瑾遭贬的仕宦文人便不在少数；嘉靖朝贬谪人次数量与年度频次均在前3位、万历朝贬谪人次数量居高不下与大礼议事件、严嵩专权、权力斗争等密切相关；洪武年间贬谪人次数量与年度频次双高不下，这与洪武朝属于开国阶段，朱元璋“刑用重典”[7]的严酷统治政策有关，像因“胡惟庸案”受牵累遭贬的人员就为数不少；崇祯年间贬谪人次数量居第5位，年度频次升至第4位，与崇祯朝属明代末期，当时党争不止、清兵侵扰、起义不断、民不聊生的社会政局，加之崇祯帝刚愎自用、猜疑少谋，造成官场升迁、降谪频发的复杂情形相关。当然，各时段贬谪人次数量与年度频次变化的原因有同有异，这在后面论述贬谪原因时会再做分析。

二 空间分布

在前期整理、统计的基础上，笔者依据《明史·地理志》行政区划[8]和遭贬文人的籍地统计了他们的空间分布情况，现列表如下（表3）。

表3 明代各政区贬谪人数统计

由表3的统计，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各地区之间的贬谪人员数量失衡严重。其中，南京（含下辖的府、州、县）的数量最多，为110人，占总人数的28.8%，占比是人数最少的广西、云南（2人）的57.6倍；浙江85人，人数也比较多；南京、浙江两地的贬谪人数与其他多数地区的人数差别十分明显，贬谪文人数量的区域分布明显失衡。二是贬谪人员所在区域相对集中。由表中的统计数据看出，明代贬谪文人主要集中于南京、浙江、江西、福建、湖广等地，而数量最为集中的地区则是沿太湖流域一带[9]，具体而言则主要聚集于南京的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浙江的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一带。其他地区，如江西集中于南昌府、抚州府、吉安府一带，福建集中于福州府、泉州府、兴化府等沿海一带，湖广则集中于武昌府、黄州府、长沙府一带等。三是南北方、东西部区域差别较大。就南北[10]而论，南方的贬谪文人数量为317人，北方为64人，[11]贬谪人数南方是北方的近5倍，二者数目悬殊；如果按照东西部[12]统计、比较，东部地区的贬谪人数为351人，西部为31人，[13]贬谪人数东部为西部的11.3倍，两大区域的贬谪人数差距更大。

明代各政区以及南北方、东西部区域贬谪文人数量的巨大差异，其实是人才数量差异的一种外在表现。由于这些遭贬文人绝大多数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进士，因此各政区或区域之间贬谪人数的差异从明代各地考中进士的数量差别上可见一斑。吴宣德先生《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统计，明代进士数量为24862人[14]，除去辽东都司、外国的21人，这里取其各政区“贯总计”进士数量为24841人，现列表如下（表4）。

表4 明代各政区进士数量统计[15]

虽然表4各地进士数量所占总人数的百分比与表3贬谪人数所占总人数的百分比存有一定的差异，但基本反映出各政区贬谪人数的百分比与各政区进士数量的百分比有成正比的特点。另外，笔者结合吴宣德先生对各政区进士数量分布的统计，根据前文南北方、东西部区域的划分情况，计算出南方各政区的进士总数为17530人，北方各政区的进士数量为7311人，南方为北方人数的2.4倍；东部各政区的进士数量为20924人，西部各政区的进士数量为3917人，东部是西部人数的5.3倍。这里统计的数量比虽然与上文统计的南北方、东西部区域贬谪人数的数量比存有差别，但仍有助于说明在贬谪人数方面南方多于北方、东部多于西部的原因与特点。

至于明代南方或东部进士数量多于北方或西部的原因，前人的相关成果中已多有分析，如范金民《明代江南进士甲天下及其原因》，夏维中、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吴宣德《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陈国生《〈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刍论》，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等，[16]可供参考。综观各家所言，大凡人才聚集的地方，大致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经济富足，教育发达，重视科举，有好学勤学之风，居都城重镇之地，气候环境适宜，等等。其中，经济是人才繁荣的基础，教育发达、有好学之风是关键，重视科举、擅长科举是保障，都市类政治文化中心、生活环境是条件。正是在多种因素相辅相成、互相补足的情况下，促成了南方与东部有关地区仕进人才的繁荣，而仕进人才多，就会使遭贬的仕宦文人的概率增加，因此也就出现了上文呈现的各政区、地域之间贬谪文人数量分布不均衡、相对集中的现象。

总之，明代贬谪文人各历史时段的分布变化与地理空间分布特点，与其他朝代的贬谪文人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特点。共性层面，如统治政策、政治混乱影响贬谪文人的数量，经济、文化的繁荣程度影响人才分布的不均衡等；个性层面，如政治层面明代皇帝怠政、宦官专权、党争剧烈，经济文化层面的南方经济繁荣、学校普及、书院兴盛等，都会对贬谪文人的时空分布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