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典文学与政治”的内在关联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古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无法绕开却又难以深入出新的话题。古典文学研究在涉及“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话题时，研究者常常以参照西方文体划分所形成的“纯文学”概念为依据，来理解古典文学的文体写作，进而探讨其与传统政治生活的关系。然而，如此讨论却忽视了今日之“纯文学”观念与传统社会之“杂文学”概念的错位，并由此而导致“文学”之研究对象与研究路径的窄化，进而压制某些新问题的产生。今日之“文学”（literature）概念与“文学”分类的形成，实为西方历史语境的产物：“文学”作为一门独立、成熟的现代学科而被承认，“文学”在文体上涵盖诗歌、小说、戏剧等文类划分，语义上则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学性”）。[34]此种理解与特定的地缘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西方早期即长于叙事文学的发展，自古希腊始，文学遂被划分为叙事、抒情与戏剧三类，此“三分法”是西方世界对于文学分类的基本模式。因此，在18—19世纪西人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编目中，除小说、戏曲、诗歌等几种备受瞩目的文体外，诸如奏、表、诰、檄等应用型文体，几乎未能得到有效关注。[35]“小说”“戏剧”与“诗歌”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体类型的主流认知。但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语境中，“文学”的指涉则远超出今日“纯文学”所包含的文体范围。先秦时期的“文学”泛指一切文献典籍，[36]尽管魏晋时期出现了依据“声韵”与“辞采”作为划分标准的“文”“笔”之分，[37]但“文学”一词在传统社会的含义，仍然逸出了西方“纯文学”所涵盖的文体种类，“历史之沿革如此，社会之倾向如此，若必以为如西洋所指之纯文学，方足称为文学，外此则尽摈弃之，是又不可”[38]。时至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仍然将文章分为诏令、檄文、布露、制诰、诔辞、批答等51种。[39]包括典籍文献与应用文体在内的传统“文学”观，可视为一种“大文学观”（杂文学观）。清末民初，在外来“文学”观念的强势影响之下，为有效应对政治变局，国人对“文学”的理解，逐渐由“大文学”而转向对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纯文学”的接受，[40]并援之为重要的改良工具。[41]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诗歌与散文传统发达，叙事文学与戏剧则相对成熟较晚。“西洋文学，诗歌、小说、戏剧而已。唐宋八家，自古称文宗焉；傥准则于欧美，当摈不与斯文”[42];“所谓纯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戏剧而言。中国小说、戏剧发达得很晚；宋以前得称为纯文学的只有诗歌，幅员未免过窄。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汉赋算不算纯文学呢?”[43]凡此对于中国古代与西方之“文学”观念互不对等的思考，均提示着研究者在理解古代文学时所应秉持具体历史语境之中的“大文学观”。应用类文体在传统社会中不仅被视作重要的文学文体，更发挥了“经国之大业”的强大政治功能。抽离历史语境的研究，则泥于以今律古，以西化中，往往会忽视传统社会中“文学”概念对文体的高度包容性，由此而导致对政治生活中文学之政治功能的有意简化乃至弱化。古典文学文本的写作不仅是政权合法性确立与政治运作形式化的必要途径，同样也是传递政治意图、制造政治事件与达成政治目的的有效方式。

一 文本中心主义的退潮与历史语境主义的兴起

对“古典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新考察，与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历史语境主义转向密切相关。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标举文本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此以阿瑟·洛夫乔伊为首的“历史观念史”学派与列奥·施特劳斯开创的“政治哲学史”学派为代表，坚持经典文本的“永恒价值”及其可被理解的“脱语境”性：“一切人类思想，同一切哲学思想相仿，其所关切的都是相同的根本主题或者称之为相同的根本问题。因此，在人类知识就其事实与原则两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中，都潜藏着某种不变的结构……倘若在一切历史变迁中，那些根本的问题保持不变，那么人类思想就有可能超越其历史局限，或把握到某种超历史的东西。”[44]文本中心主义的哲学研究法将政治思想史中经典文本中所探讨的恒常不变的“根本问题”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而理解经典文本之“永恒价值”的基本路径则在于构建文本内部的“单元观念”与“影响之链”。[45]

20世纪以降，伴随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与解构主义思潮的兴起，欧美学界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由文本中心主义的哲学研究法逐渐转向历史语境主义的历史研究法。[46]柯林武德率先对文本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质疑。在柯氏看来，并不存在能够回应“永恒之根本问题”的“经典文本”，一切话语的产生皆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任何人所作的每一个陈述都是在回答一个具体问题时做出的。”[47]既然理论是应对问题而生，而问题必然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因此，思想史绝非历代思想家对相同问题的不同回应，而是对变动不居之生存境遇下的若干群体性问题的思考：“政治学说史记载的并不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问题，随着问题的变化，对问题的解答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48]问题和理论之间存在着严格的时间先后与因果逻辑。随后，彼得·拉斯莱特与以昆廷·斯金纳、波考克为首的“剑桥学派”再度对文本中心主义的哲学阐释学发难：“我坚信有这样一个途径可以用历史的方法去解读观念史，那就是我们要将研究对象置于特定思想语境及言语框架中，这样便于我们考察作者写作时的行为及其意图。当然，想要完全复原思想家的思想是很难做到的，因此需要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去分析他们的不同，并尽力复原他们的信仰，以求用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解读他们。”[49]“剑桥学派”之中坚斯金纳深受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50]与奥斯汀“以言行事”论[51]的影响，对政治行动中语言修辞的功能尤为重视：“我们运用我们的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信息，与此同时也为我们的言论树立权威，激发谈话者的情感，创造进入和排他的边界，以及参与很多其他的社会控制活动。”[52]波考克则径直将政治话语等同于政治行动，坚称政治思想家尤应关注“言说本身之为政治行动”，而非话语中所传递的政治信息。[53]不同于传统哲学家长于形而上层面的理论思考，政治思想家既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更要具有践行政治生活的实践能力。其使命在于立足当下，关怀现世，为现实政治提供合法化论证。正是在此意义上，语言和修辞在政治运作中的力量得以凸显。

二 政权合法性的确立与政治运作的形式化

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历史语境主义转向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自文学的政治维度而言，政治生活有助于赋予文学（语词）以意义，并使之合法化。政治权力的形式化与文学形式之间具有同构效应，并通过不同语体所形成的文体得以呈现。自政治的文学维度而言，文学并非仅是政治生活的外在反映，其同样深度参与着政治实践，文学书写本身即政治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文学（文本）作为语词的组合，其功能的发挥与效用的实现直接依赖语言修辞的使用。政治生活所涉及的信仰、行为等层面，必须依赖文学（语词）所提供的共有理解方有可能，政治变革及方向引领亦以文学（语词）变迁为基本工具。文学可视作观察政治的符标。[54]因此，在充分而非必要的意义上，政治生活中的文学（修辞）书写即政治行动[55]:“‘在政治上，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一种没有语言维度的关键行动’，政治首先且首要是语言的。虽然，直接将此判断转化为‘政治是文学的’，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具体政治运作中语词使用的弹性，但不追求全面对等的‘首先且首要’的设定，依然足以确保此种转化的有效性。”[56]“政治是文学的”不仅表明文学是政治权力合法化与政治运作形式化的基础条件，同时也意味着文学书写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行动而存在——政治意图的传递、政治行动的展开与政治效应的营构均有赖特定文学书写的参与。

社会的行动能力取决于社会的合法性能力，政治必须将自身行动合法化。[57]政权的合法性在权力的形式化中得以展现并公之于众，组织、制度、规章、法令均可视作权力形式化的载体，而文学则是最为重要而根本的政治权力形式化之实现方式。一切制度、规章与政令的生成皆须依靠语言修辞所构造的文学文本方可实现：“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原，莫非经典。”[58]文章是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君臣之间的沟通与军国政令的传递均形诸语词组成的文本。不同的政治场合、政治主题、言说对象与态度，制约着政治文本的语体特征，[59]从而形成诸种特定的文体风格；而文本特定的文体风格又对应着特定的政治功能：

训、诰、典、谟、誓、命、禁令、诏谕、约法，此上之所以宣示于下者也；章、奏、表疏、陈请、献纳，下之所以求通于上者也；缄、题、削牍、书、启、简、记，相与往复，而碑勒记号，镌刻垂示，所以述扬功德。若夫诘难质讯，檄移规诲，锡命逊让，荐举纠拾，引喻取譬，游戏玩弄，论裁辩对，笺固阐译，符图铭志，临诀愤叹，职秩谈说，刺毁诋讥，游词蔓衍，诡托假讽，寄寓嘲哂，则夫提奖人伦，经纬万化，奉词讨伐，穷蹙委命，非文之为用哉！[60]

章、奏、表疏等作为“下之所以求通于上者”的上行公文，其语体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体风格异于训、诰、典、谟等“上之所以宣示于下者”的下行公文。曹丕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之文体特征的概括，亦含有对不同文体之政治功能差异的考量。衡之以“纯文学”的概念，训、诰、典、谟、章、奏、表、疏等文体皆属于应用文学的范畴。而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上述文体正是文学发挥功用的重要阵地——政权合法性的昭示（碑勒记号，镌刻垂示，所以述扬功德）、政治意图的传递以及政治行动的展开（檄移规诲，锡命逊让，荐举纠拾），均有赖文本层面的语词呈现。在文本书写中，书写者尤当把握听者与说者间的微妙关系，明了言说双方的政治意图、身份距离与情感亲疏，从而形成有效且不失分寸的文本语体。此间，文学的修辞功能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语词与修辞的恰当运用，遂成为政治意图达成与行动成功的关键因素。

政权合法性确立的文本书写以“构造天命”与“营造盛世”为两重基本维度。前者是基于回溯历史的谱系构建，后者则是憧憬未来的蓝图勾画。天命、血统与德行是构造传统政权之合法性的关键词，[61]并以谶言与传说为主要传播形态：

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讳元璋，字国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生四子，太祖其季也。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62]

隋大业七年辛未，炀帝亲驾征辽，楼观道士岐晖谓门弟子曰：天道将改，吾犹及见之，不过数岁矣。或问曰：“不知来者若何?”曰：“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与，但恐微躯不能久保耳。”后数年，隋果乱。大业十三年丁丑，老君降于终南山，语山人李淳风曰：“唐公当受天命。”[63]

统治者“受命于天”，具有高贵的血统与常人难以企及的为政德行，是开启新局的重要保证。在追述血统与构建谱系的过程中，统治者的形象在神秘化叙事的反复渲染中被不断圣化，并逐步定型为公共认知。自“发生进路”而言，政权合法性的确立着力于基于天命血统的正当性论述；自“目的进路”而言，则致力于勾画未来生活图景的证成性论证，[64]即“营造盛世”的文学想象：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厥作祼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65]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66]

《诗经·文王》对文王建周的美颂，实为对周朝上承天命之政权合法性的说明；《礼运·大同》篇中“大同社会”的构想，则属于“营造盛世”的政治想象。“太平盛世”的政治构想，在文学修辞的构建中，不断成为国家民众的集体想象，诸如“天下无贵物……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67]“百神群望，莫不怀柔，四方诸侯，莫不来庆”[68]一类的修辞话语，屡见于传统政治文本之中。文学话语与特定时代的政治理念及行动密切相关。政治参与者利用修辞创造新词语，并以之构造新概念，或对已有概念重新定义与编码，从而为政权的确立寻求合法性说明。[69]

政治运作形式化是文学之政治功能发挥的又一领域。政治运作往往需要在具体的政治行动中展现，政治行动与合法性及正当性高度相关，并依赖于一系列制度、规则、话语习惯乃至思维方式等“政治共识”（共享性常识）。同时，政治事件的展开往往需要借助文学文本沟通多方势力：“檄，激也，下官迎激其上之书……移，易也，移风而易俗，令往而人随也。官曹不相邻则移笺表……盖逆党用檄，顺众资移。”[70]不同政治场合下的语体要求，形成了具有相应政治功能的文体。政治行动中，各方行动者必须首先具备形式上的“合法性”，以文本昭示一己对政治生活中基本规则的尊重，“师出有名”，方能维系政治行动的有效展开：

上帝鉴观，实惟求莫，下民归往，只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今，每持治忽之故。咨尔明朝，久席泰宁，浸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贿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若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赓嘉客之休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惟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工，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谨诏。[71]

尽管“咨尔明朝，久席泰宁，浸弛纲纪”并非李自成讨伐明朝的真实意图，而仅仅为其反明提供了恰当的借口与时机；但对“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以及人君无道的战争合法性叙述，仍然是檄文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军事战争的真实原因常常因交战双方的刻意遮蔽而隐晦不彰，但发起争端的一方仍须以官方檄文强调战争的“义战”性质，从而占据政治道德的制高点。文学书写之于政治形式化的意义亦由此而可见一斑。

三 政治行动中的文学样态

确立政权合法性以及参与政治运作形式化而外，具体的政治行动中依然可见“文学”的繁忙身影。文学在政治行动中的功能展开，首先表现为政治意图的有效传递。意图是有着明确诉求及情感投射的目标指向。生命行动中，意图通常为行动者提供动机与动力以及方向指引。在作为政治行动的文学书写中，对于文本意图的考察，最易见出文学书写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价值，亦能对文学研究偏重文本意义分析的强势传统产生一定的冲击。意图的传递有明言与暗示之别。政治生活中，受制于复杂的力量关系，参与者意图的传递常常需要以意在言外的方式进行。虽然意图的传递并不必然以文本作为媒介，图像、服饰、仪式行为等均可作为载体，但在时间之流中，昔日的图像、服饰、仪式行为等方式同样需要借助语言文字的诠释，方能为后来者所理解；而政治运作中不便明言的意图阐释，尤需文学技法的参与。在此意义上，文学书写是传递政治意图最为重要的方式。书写者需要具备综观时局的能力，并擅以文章婉转达意；后世研究者则需具备跨学科的眼光与知识结构，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贴近作者的实际意图：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72]

古典诗歌作为语义密度较高的文学体裁，在意义传达上具有高度的隐含性。孟浩然借助诗歌暗示张九龄，一己入仕渴望其提供帮助，既能有效传递自我政治意图，又不失含蓄矜持之态。在政治行动中，参与者的政治意图常有背离对方的意图期待、进而危及自身的可能，此时则尤须书写者巧妙借助文学修辞以展开委婉的自我辩白：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73]

此诗系张籍答李师道之作。安史乱后，李唐藩镇割据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中央皇权逐渐被架空。李师道作为平卢淄青节度使，权倾一方，其势炙手可热。为扩大势力，李氏遂拉拢甚至威逼中央官员入幕藩镇，张籍亦乃李师道争取的对象。故而张籍以节妇自喻，借由“拟代体”的诗歌写作，在婉拒李氏之厚意的同时，更巧妙回避了现实政治生活中硝烟弥漫的可能。作为由词语编织而成的语言创造，文学文本在语义传达上具有极大的可塑性。语词组合方式的多样性，令文本的言说方式与意义表述具有高度的弹性空间。文学亦因之而成为政治意图传递的有效方式。

其次，作为政治行动的文学书写同样是制造政治事件与达成政治目的的有效方式。文学书写中，语词的歧义所产生的含混效应常常被有意放大，成为政客制造政治事件的口实：

至于包藏祻心，怨望其上，讪慢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其尤甚者，至远引襄汉梁窦专朝之士，杂取小说燕蝠争晨昏之语，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盖可谓大不恭矣。[74]

文字狱是政客以文学书写制造政治事端的集中展现。苏轼“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诸句，其本意或未必在于暗讽时弊，但却为政敌借题发挥，成为“乌台诗案”的直接动因。文学书写不仅是政治事件产生的重要诱因，同样是政治目的达成的有效方式。政治行动中，发起者的诉求可能不为对方所接纳；或者由于双方身份地位悬殊，发起者在表述政治意图的过程中，须考虑事件本身之外的多重干预因素。因此，行动发起者欲达成一己之政治目的，则须借助言说策略恰当地表达，提供令对方心悦诚服或难以拒绝的理由：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75]

司马炎以人臣身份夺取曹魏政权，“忠”之于统治阶层而言，遂成为一个难以回避却又难以进行合法性论证的话题。由是，“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前朝话柄被司马氏集团再度重申。[76]李密在经历亡国之变后，虽不欲再出、卷入矛盾重重的复杂朝政之中，但司马氏为巩固政权、笼络蜀汉旧臣，遂以李密为“至孝”之选，召其出任太子洗马。李密如公开拒绝赴诏，则必须掌握话语主动权，本于政治共识、提供令晋武帝难以回绝的理由：“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强调了司马氏政权的合法性与一己对入仕的渴望；“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则暗示出在“圣朝以孝治天下”的政治规则之下，自己不能入仕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在参与双方关系微妙的政治行动中，言说话语的技术性尤见重要：

属者问罪汝南，致诛淮右，盖欲刷其污俗，吊彼顽人，虽弃地求生者实繁有徒，而婴城执迷者未剪其类。何兽困而犹斗，岂鸟穷之无归欤?由是遥听鼓鼙，更张琴瑟，烦我台席，堇兹戎旃。[77]

（元和）十二年七月丙辰，以中书侍郎平章事裴度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充彰义军节度申光蔡等州观察淮西宣慰处置等使。其制，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令狐楚所草也。度以是行兼招抚，请改其辞中“未剪其类”为“未革其志”。又以韩弘为都统，请改“更张琴瑟”为“近辍枢轴”，又改“烦我台席”为“授以成算”。宪宗皆从之。乃罢楚学士。[78]

元和十二年（817），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蔡州刺史裴度被授任彰义军节度使，申、光、蔡州观察使兼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前往淮西招抚叛军。令狐楚奉命拟《授裴度彰义军节度使制》，却未能充分领会宪宗任命裴度的政治意图。此时淮西之乱已历时四年，吴元济亦有乞降之意，因此，裴度此行实乃以“招抚”为主。而令狐楚所拟诏书中，“未剪其类”明显强化了叛军与朝廷的敌对关系；裴度将其改作“未革其志”，则为日后的政治调解留下回转余地。“更张琴瑟”表明裴度此行欲对淮西的诸种人事制度改弦易辙，实则潜在否定了现任淮西行营都统、宣武军节度使韩弘经营淮西的努力；而“近辍枢轴”则意味着裴度此次淮西之行，只对当地政治格局作以局部微调，而不会过多干涉韩弘的施政构想。“烦我台席”暗示着裴度此行具有较高的决策权，而“授以成算”则肯定了宪宗对全局的掌控，裴度则以宪宗之代言者的身份前行。令狐楚因未能准确领会宪宗意图并通过文字进行有效传递，故而被罢免。[79]文学书写作为政治行动的意义，亦在此中得以彰显。

在传统社会的历史语境之中，“文学”所涵摄的文体范围，并非今日“纯文学”之文体种类所能尽括。奏、议、表、笺等应用文体，在传统中国往往发挥着难以替代的政治功能。文学是政治的先在条件，政治首先且首要是语言的。作为政治的文学，不仅表现在文学之于政治合法性的确立以及政治运作的形式化，同时，文学书写也是重要的政治行动，是政治实践的有效方式——政治意图的传递与政治目的的实现是文学发挥政治功能的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