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缘起

治思想史者，必就学术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作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的思想，归根结底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念世界中观想”[1]。欲明汉代学术变迁之真实，须对两汉政治实践和思想领域内诸因素的发展作深入探讨。两汉思想较先秦思想而言，是一种大演变；东汉思想较西汉及新莽之思想，又是一大演变。演变的根源，应当求之于政治、社会，并以当时人的治学倾向、价值观念为线索，考索其变化大势，分析其演变的根源。汉代社会中，有两大权威，一是政治权威，即皇权；二是学术权威，即圣人及其经典。二者关系之变迁，决定了汉代学术、思想演变的大趋势。本书欲以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为主线，立足于汉代社会现实世界，考察东汉学术的演变之大势。

吕思勉先生尝论两汉思想变迁说：

中国之文化，有一大转变，在乎两汉之间。自西汉以前，言治者多对社会政治，竭力攻击。东汉以后，此等议论，渐不复闻。[2]

西汉时期的儒学为政治权威所尊立，儒生们缘儒学、言政治，往往以“帝王师”的身份批评现实政治，要求统治者实现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但这种风习在东汉却“渐不复闻”，其个中缘由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蒙文通先生亦曾论东汉思想风貌：

逮莽之纷更烦扰而天下不安、新室倾覆，儒者亦嗒焉丧其所主，宏义高论不为世重，而古文家因之以兴，刊落精要，反于索寞，惟以训诂考证为学，然后孔氏之学于以大晦。道之敝，东京以来之过也，贾、马、二郑之俦之责也。是东京之学不为放言高论，谨固之风起而恢宏之致衰，士趋于笃行而减于精思理想，党锢君子之行，斯其著者，而说经之家固其次也。故董、贾之书犹近孟、荀之迹，而东汉之学顿与晚周异术。[3]

蒙氏意识到新莽败亡后儒家“宏义高论”日渐消弭的现象，但他将此“道”颓敝的原因归咎于贾逵、马融、郑兴、郑玄之类的古文家，认为古文经家徒事“训诂考证”而“不为敏言高论”，从而导致西汉以来“道高于势”的传统“大晦”。蒙氏实际为我们揭示了东汉士人治学的几个不同风尚：其一，西汉儒者对于“王道政治”的追求及实践活动转为消沉，“减于精思理想”，这与前引吕思勉所谓批评现实政治之议论“渐不复闻”的观点相类；其二，古文经学兴起，其治学尚“谨固”，务“索寞”，风旨迥异于西汉以来的今文经学；其三，东汉士人“趋于笃行”，这当与光武帝以来奖励名节的政治方针息息相关，也与汉代察举注重“乡曲舆论”的风气大有干系。蒙氏诸论注意到两汉之际政治、学术的变化，但并未揭示出东汉政治路线的实质，也未看到东汉政治控制学术、经学意识形态化以及儒生“吏化”所导致的学术变迁，而这些正是本书所欲着意探讨的内容。

宋儒徐天麟尝评论东汉仕途：

东京入仕之途虽不一，然由儒科而进者，其选亦甚难。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广之贤，而不免事郡为散吏；袁安世传《易》学，而不免为县功曹；应奉读书五行并下，而为郡决曹吏；王充之始进也，刺史辟为从事；徐穉之初筮也，太守请补功曹，盖当时仕进之路如此，初不以为屈也。[4]

徐氏提出东汉“儒科”仕进甚难的命题，并揭示东汉儒者“多由郡吏而入仕”的现象。这就引出所谓“吏化”儒生的问题。光武“吏化”儒生，以吏职课责儒生，“务授试以职”，既而通过居吏职期间的能力高下、功劳多寡来博取升迁的机会。这势必导致儒生群体转习文法吏事，故东汉兼习经、律之风起。与之相应，服务于文法律令传习的律章句学因之而兴。儒术与文法的渐趋结合，在东汉时代以“吏化”后所出现的亦儒亦吏式的“儒吏”角色为特征，是后世“士大夫政治”的雏形。光武“吏化”方针，即是本文讨论东汉学术演变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