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倭寇”与“倭寇文学”的概念

“倭寇”，作为历史语汇，指的是公元13世纪至16世纪侵扰和劫掠中国、朝鲜沿海和东南亚一带的日本海盗集团，起初是中国和朝鲜文献对日本海盗集团的称呼，后来成为一个历史概念，被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史学界广泛使用。“倭寇”一般被分为“前期倭寇”和“后期倭寇”。“前期倭寇”是指13到16世纪侵扰朝鲜的倭寇集团，主要以米粮和人口掠夺为主；“后期倭寇”是16世纪活动于中国沿海的倭寇集团，除武装劫掠之外，还进行武装走私贸易。“倭寇”之“倭”，为古代中国对日本的称名。据学者考证，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就开始以“倭”来指称日本了。而中国的官修史书最早称日本为“倭”则是在《汉书·地理志》中：“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1]此后的《三国志》之《魏书·东夷传》及《后汉书·东夷传》《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隋书》等史书中，也都有“倭人”“倭国”之类的记载。而日本在7世纪末就开始使用“日本”这一自称。中国的史书到了唐代以后，也便开始使用“日本”或“日本国”来进行指称了，但往往也会以“倭”或“倭奴”加以辅释。就“倭”字的本意而言，从最早的《诗经·小雅》“四牡篇”中的距离遥远之意，到《说文解字》中所释的“顺兒（貌）”，再到《经籍纂诂》中“委委，美也”（《尔雅·释训》）的释义，事实上都是并无贬低轻侮之意的。但到了江户时期，日本的民族意识崛起，以本居宣长等为首的日本国学家认为，中国视日本为“顺兒（貌）”，即是对日本的轻视，由此开始真正排斥将“倭”字作为日本的指称。至于“寇”，《说文解字》中的释义为：“寇，暴也。与败贼同义（朋侵）。”也就是《古代汉语大词典》所释的“盗匪或外人侵犯国境者”[2]。而“倭寇”一词，最早出现是在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碑，碑文第二段关于倭及百济与高句丽交战的记载中，广开土王十四年（404）甲辰条说：“倭寇溃败，斩杀无数。”但此时的“倭寇”尚未作为一个名词固定下来，而其作为术语被确定则是在14世纪中叶以后，详见于朝鲜关于公元1350年日本人侵入朝鲜半岛南部的固城、竹林、巨济、合浦等地时的史料记载，即《高丽史》卷三七忠定王二年（元至正十年）二月条：“倭寇之侵，始此。”《高丽史节要》卷二六忠定王二年春二月条：“倭寇之兴，始于此。”而中国史籍中“倭寇”一词的使用则是首见于《明太祖实录》卷四一洪武二年四月条：“戊子，升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为副指挥使。先是，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时守太仓，率官军出海捕之，遂败其众，获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至，诏以德有功，故升之。”[3]

在中国的史籍中，除了“倭寇”这一表述之外，也有“倭”“寇”“贼”“夷”等字单用，或者由之与其他字相组合来表示倭寇的用例，列表如下：

从这些称谓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中国人对倭寇及倭寇入侵的厌憎。

同期，日本史籍则是用“八幡贼”“八幡船”以及“バハン船”来指称“倭寇”。“八幡船”的用例，最早可见于江户时代前中期兵法家香西成资（1632—？）所著的《南海通记》“予州能岛氏侵大明国”：“明世宗嘉靖年中，倭之贼船入大明国，侵其边境……是值天文弘治之年，我国贼船皆立八幡宫旗，出于洋中，侵掠西蛮市舶，夺其财产，故称其为贼船，呼其为八幡船也。”[4]自此，“バハン船”“八幡船”“倭寇”三个词往往被当作同义词使用。对于这三个词之间的关联，日本历史学家秋山谦藏的《日支交涉史话》、太田弘毅的《倭寇——商业、军事史的研究》等都有所研究。

“倭寇”一词是中国和朝鲜方面的称谓，在日本史籍和文献中并不存在，正如江户时代后期的汉学家、历史学家赖山阳（1780—1832）在《书后并题跋》“纪效新书·练兵日记二书后书”中所说：“明人所谓和寇者，吾国史乘无所见。”[5]当时，近世日本国家意识处在觉醒时期，赖山阳也许是因为意识到“倭寇”一词所包含的轻侮意味，擅自使用“和寇”代替了“倭寇”，但是，在中国和朝鲜的所有史籍中，都没有出现过“和寇”的用例。而且，使用“和寇”一词也容易造成社会和历史学界对倭寇实情与本质的含混，故而最终并未被日本史学家采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政界和历史学界又一次翻弄历史，为否认倭寇的寇掠本质而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着意淡化乃至抹去“倭寇”一词。如今，日本社会以及历史学界都已接受“倭寇”的表述，并将其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同时，日本当代文学中也出现了一大批以公元13—16世纪的中国、日本、朝鲜乃至广阔的东亚海域为历史舞台，描写倭寇及其相关活动的文学作品，我们总体上称其为“倭寇文学”。

关于“倭寇文学”一词，由于此前尚未形成固定的表述，更没有成为固有概念，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说明和界定。

中国对文学进行现行标准之下的分类，主要是在清末民初“新小说”诞生以后发生的。如陈平原所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没有哪一代作家象‘新小说’家那样热衷于对小说进行分类，并借助于类型理论来推动整个创作发展。”[6]“新小说”本就产生于“新民”“救国”的社会需求之中，因而便天然地负有变革社会的使命。如梁启超所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可见，“新小说”的倡导者将这一时期社会各个领域的革新需求都诉诸小说，这也便催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小说，出现了“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一系列新的小说题材类型。这种分类方法如陈平原所说，属于“第二级分类”，即在第一级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的“体裁”分类之下，所进行的“类型”的划分。当然，“类型”的划分也可直接运用于对“文学”的第一级分类之中。毋宁说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只有进行“类型”的划分，才有可能进行相应的研究。关于这一点，韦勒克也有所论述：“文学类型的理论是一个关于秩序的原理，它把文学和文学史加以分类时，不是以时间或地域（如时代和民族语言等）为标准，而是以特殊的文学上的组织或结构类型为标准。任何批判性的和评价性的研究（区别于历史性的研究）都在某种形式上包含着对文学作品的这种要求。”[7]正如韦勒克所说，在文学研究中，“特殊的文学上的组织或结构类型”比起“时间或地域”来说更加符合研究的需要。我们结合现有的文学类型来看，可以以创作主体和描写对象这两个方面为基准，对文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对文学的类型划分进行总结。其中，主体既包括创作个人，也包括创作群体和创作流派。比如“山药蛋派文学”“荷花淀派文学”，等等。而描写对象则可包括某一种特定的题材、区域、人物、事件，等等。比如以科幻、史传等作为题材所创作的文学便属于“科幻文学”“史传文学”等；以沦陷区、解放区等特定的区域为依据划分出的文学类型为“沦陷区文学”“解放区文学”等；以工人、学生等特定的人物类型为描写对象的文学被称为“工人文学”“校园文学”等；以抗日战争这样大规模的历史性、社会性事件为题材背景创作的文学则为“抗战文学”等。而这些文学类型除了特定的创作主体和描写对象之外，一般来说都具备自身特定的创作方法、创作意图和审美意旨。而本书所说的“倭寇文学”，便是把13世纪至16世纪侵扰劫掠中国朝鲜沿海的日本海盗集团即“倭寇”，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将倭寇题材的文学作品称作“倭寇文学”。由于“倭寇”本身是东亚跨国界的区域性历史事件，关涉中日韩各国的国际关系史、东亚海上交通史与商贸史等诸多领域，因而，“倭寇文学”就自然具有了“超文学”的性质，对倭寇文学，也不太适合于单做纯文学层面的观照与研究，而是需要进行跨文化、超文学的研究，如此，倭寇文学研究自然就成为中日文学关系研究、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回顾相关的学术研究史，在此前中日两国的文学研究中，关于“倭寇文学”的相关概念，也并非全然没有。例如早在1995年，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著名学者王勇教授就在《明清戏曲小说中的倭寇题材》一文中，使用了“倭寇题材”这一概念[8]；也是在1995年，日本学者游佐彻在《明清“倭寇小说”考（一）》《明清“倭寇小说”考（二）》[9]中，使用了“倭寇小说”的概念，都是文学研究中较早出现的与“倭寇文学”概念相关的表述，而王勇对明清的倭寇题材的小说《斩蛟记》的分析与研究，游佐彻对明清倭寇小说研究，也可以说是中日两国学界对“倭寇”的文学书写的首次关注与研究。此后，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者也开始陆续关注中国和朝鲜关于倭寇的文学书写，使用了一系列如“涉倭小说”“平倭小说”“抗倭小说”“倭乱小说”等倭寇题材的文学类型的命名。

由这些类型名称我们不难看出，到目前为止中国关于文学中倭寇书写的研究主要只涉及了小说的部分。事实上，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或是朝鲜，除了小说之外，在以倭寇为题材的文学书写中也不乏诗歌、戏剧等的文学体裁。另一方面，此前对于描写倭寇的文学文本的研究，只着眼于中国和朝鲜，却未涉及日本。由于中国和朝鲜在倭寇事件中都属于被劫掠受侵扰的一方，当时和此后的作家们大都是抱着对倭寇的仇视进行文学创作的，因此，中国和朝鲜关于倭寇的文学文本自然也就以“抗倭”“平倭”“倭乱”这样的词语相标称，这是遭受侵略和反侵略的民族记忆在文学书写中的自然表现，有着自己鲜明的民族感情与国家立场。

而作为倭寇行为的发动者和主要实施方，日本人对倭寇的认识、研究和书写也都有着完全不同于中国与朝鲜的立场。在日本描写倭寇的文学作品中，或将倭寇行为视作日本人冲破狭隘的岛国限制从而“雄飞海外”的壮举，或认为倭寇的武装活动是给日本的经济带来生机和活力的自由贸易行为，或者单纯地将倭寇的海上活动当作热血沸腾的冒险行为加以美学化。凡此种种，都无法以中国的“抗倭”“平倭”“倭乱”之类的词汇加以统括，而使用“倭寇文学”这一概念，一方面可以部分地承继此前“平倭小说”“倭乱小说”的一些内涵，特别是对“倭寇”作为“寇”的基本性质的确认，另一方面则可保持相对的客观性，可以使其成为一个学术研究、文学研究的概念，并且“倭寇文学”同时也可以用来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以此概念为中心，可对相关的日本文学做出分类、辨析和整理，加以观照、评论、判断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