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倭寇文学”研究的方法
“倭寇文学”是一种以历史上特殊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与此相适应，在本书的研究中，首先使用的是“超文学研究”的方法。
所谓“超文学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方法，与美国学派提出的学科与学科之间关系研究的所谓“跨学科研究”是有区别的。“超文学研究”指的是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其他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现象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不仅“跨学科”，同时也必须是“跨文化”；而且，“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21]。而“倭寇”正是东亚历史上发生的“国际性的事件”，“倭寇文学”就是以这个“国际性事件”为题材的日本文学。从方法论上说，本书关于“倭寇文学”的研究，正属于“超文学研究”的范畴，因而在“倭寇文学”的研究中也需要运用“超文学”的研究方法。
其次，使用严格意义上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由于迄今为止日本所有的“倭寇文学”文本都没有中文译本，就我们中国研究者而言，在日本的“倭寇文学”的研究中，首先需要使用与“翻译文学”研究相区别的、直接面对原文的、严格意义上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关于严格意义上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已有学者强调：“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都有着各自全然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规范以及研究意义，“翻译文学研究”的重点是做文本转换的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的重点是对外国作品文本的评述、分析与评价，旨在向本国读者提供一个新的知识领域。所谓“外国文学”，并不是“来自外国的文学”或者“译自外国的文学”，而是指外国作家用其民族语言创作的主要供其本民族读者阅读的文本。那些经过翻译家翻译的文学文本，不是真正的“外国文学”，而是“翻译文学”；因而，只有“在没有转换为翻译文学，即没有本国的译文或译本的情况下，对某一外国作家作品的研究”才属于真正的“外国文学研究”的范畴。换言之，“只有面对外国原作原文的研究，才是外国文学研究，而立足于译文的研究，则是翻译文学研究”[22]。对于“外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强调，旨在鼓励和引导中国研究者去注意和发现未经翻译的“外国文学”文本，强调研究的直接性、创新性，鼓励研究中的难度模式与深度模式，避免“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文学研究”在文本对象及处理方法方式上的混淆。按照这样的界定，本书涉及的所有日本“倭寇文学”文本，对中国人而言都是“外国文学”。因为迄今为止都没有中文译文。没有中文译文，就意味着它们对中国一般读者还是陌生的，意味着对中国研究者而言必须直接面对原文，意味着研读难度的增大，也意味着研究对象上的开拓及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有效避免受翻译文本的误导，使得该研究能够在最大程度贴近原文的基础上进行。
最后，本书的研究方法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文史互化”。所谓“文史互化”，主要是指现代文学中的“历史的文学化”与“文学的历史化”的倾向。“文史互化”现象，是古代的东方各国的一种文化传统，例如在中国先秦时代的史传文学，往往都是文学与历史二者合一的，所谓“文史不分家”，文学寄体于史学著作，而历史著作又具有浓厚的文学性。这种情况在印度、日本也是普遍存在的，如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便是明证。后来，文学与历史虽然从“不分”的混融状态中逐渐分立，但事实上“文史不分”的传统依然潜在地极大地影响着后世作家的文学创作。即便到了现当代文学中，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而本书所研究的日本的“倭寇文学”便是如此。到了现代文学，所谓“文史互化”，包括“历史的文学化”与“文学的历史化”这两个方面。而具体到“倭寇”与“倭寇文学”创作而言，“历史的文学化”，就是作为历史事件的“倭寇”的文学化、想象化、情感化，这主要发生在日本的以历史小说家为主的“倭寇文学”创作者身上，他们以作为历史事件的“倭寇”及倭寇活动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创作出“倭寇文学”，完成对“倭寇”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学化。除了倭寇文学的创作者之外，另有一些日本的历史学家，如现代东洋学家宫崎市定、当代历史学者西尾干二等人，他们关于倭寇的历史著作中，也明显存在着凭文学想象去书写历史的“历史的文学化”倾向。在将历史事件加以文学化的过程中，那些作家必定会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对历史进行相当程度的加工乃至篡改，日本的“倭寇文学”就是如此。“倭寇文学”对倭寇的描写，与作为历史的“倭寇”以及中国、朝鲜关于倭寇的史籍记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距离，这也是本书需要研究的重要部分。
而所谓“文学的历史化”，实际上主要是就读者一方面来说的。普通日本的读者，在阅读日本“倭寇文学”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倭寇文学”中作家对倭寇的描写当作历史的真实去看待，从而形成了一种脱离历史真实的、偏颇的倭寇观与历史观。读者的阅读与反应，理应是“倭寇文学”的研究者必须注意的问题，也是日本“倭寇文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之所在。而想要从根本上对冲日本“倭寇文学”对日本民众倭寇观的误导，就需要对照严肃的史籍记载，遵循历史本身的逻辑，对日本“倭寇文学”的反历史倾向进行剖析批判，并进一步研究造成这种文史乖离的深层原因，从而揭示“倭寇文学”的虚构与想象的实质，还其“文学”的真面目。
综合概括上述思路，本书研究中的“倭寇文学”与倭寇史之间“文史互化”的逻辑线索，可图示如下：
倭寇文学的文史互化
本书在运用“文史互化”的方法时，又采用了几个不同的层面或视角。主要包括五个层面。第一是历史学的层面，以历史史料为准据来分析“倭寇文学”，从文学与历史的对照之中见出“倭寇文学”对历史的乖离；第二是宗教学（神道）的层面，分析“倭寇文学”与日本的传统宗教思想之关联，从日本人的宗教信仰的层面去看倭寇活动及倭寇描写的心理基础；第三是经济学（商贸）的层面，分析“倭寇文学”中的经济史、海洋贸易史的描写视角，分析他们如何从经济贸易的角度观察倭寇对东亚海域贸易圈的形成以及对东亚各国经济贸易所产生的作用；第四是“民族美学”的层面，分析“倭寇文学”的日本“民族美学”的认同与共鸣功能，第五是在典型人物塑造的层面关注“倭寇文学”的创作特点及历史人物观。最后就是从中日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中日“倭寇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与比较评价。
综上，本书把“倭寇文学”作为日本当代文学的独特题材类型加以把握与研究，站在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立场上，运用相应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层面与角度，较为全面而又有重点地呈现出日本“倭寇文学”的基本面貌，试图提供一个关于“倭寇文学”的较为系统、新颖的知识领域，并在中国相同题材作品的比较中，揭示中日之间巨大的文化视差，并以此作为倭寇及“倭寇文学”研究、日本文学研究乃至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有益补充。
[1] （汉）班固：《二十四史·汉书》卷二十八（下）第一五七八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26页。
[2] 王剑引、王继如、王培炜：《古代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3] （明）董伦、解缙、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四一，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824页。
[4] 参看[日]香西成資『南海通記』巻八、1719年。
[5] 参看[日]頼山陽『書後並題跋』「紀効新書·練兵日記二書後書」。
[6] 陈平原：《论“新小说”类型理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2期。
[7]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8] 参见王勇《中日关系史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214页。
[9] [日]遊佐徹：『明清「倭寇小説」考（一）』、『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23号、1995年；『明清「倭寇小説」考（二）』、『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33号，2007年。
[10] [日]会田雄次：『歴史家の心眼』、東京：PHP研究所、2001年、第226—227頁。
[11] [美]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序言”第6页。
[12] 《朝日新闻》，1945年8月27日，9月6日。
[13] [日]丸山真男：『近代日本の知識人』、『丸山真男集』第10巻、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第254頁。
[14] [日]丸山真男：『戦争責任論の盲点』、『丸山真男集』第6巻、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第160頁。
[15] 王向远：《日本右翼历史观批判研究》，昆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
[16] [日]藤岡信勝：『「自虐史観の病理」』、東京：文芸春秋社、1997年、第2頁。
[17] 纪延许：《中曾根康弘》，宋成有编《日本十首相传》，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页。
[18] [日]藤岡信勝：『「自虐史観の病理」』、東京：文芸春秋社、1997年、第2頁。
[19] 王向远：《源头活水：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20] 参见[日]柄谷行人《民族与美学》，薛羽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参看[日]炳谷行人『世界共和国へ』第三部第三章、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
[21] 参见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12页。
[22] 参见王向远《外国文学研究的浅俗化弊病与“译文学”的介入》，《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王向远《译文学：翻译研究新范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版，第332—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