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俄侨文学与中国文学

一 “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局限与“民国文学”的命名

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真实、具体的生存基础并没有得到更准确的描述”[1]，文学史观应该是多元化的，多元文学史观念是推动和发展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动力。历史观的多元往往表现为一种认识的开放性与价值评判的多元性。文学史的认知和文学史的研究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进入的，尽管各种方法角度都难免有长短得失”[2]。一般认为，现代文学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现代文学语言一般指白话文，而形式必须是现代的新形式。这样的判断和命名本身就具有“意义的单一性与判断的先验性”[3]的问题，是对这一时期丰富的文学形态和文学空间的一种窄化和“缩小”。中国现代文学应该是由多种格调的文学形态共同交织融会而成的整体性的文学生态系统，应该是充满历史立体感的、包容性强的，而不能仅仅呈现为“新”与“旧”的二元对立格局。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命名就是有问题的，有待进行深入细致的学理思考。

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样，在东北现代文学那里很明显缺少一种开放的学术眼光和宏阔的认知态度，采取的是一种单向度的价值标准，在各种文章论述中表现出“漠视”与“排斥”他者的学术倾向。综观20世纪上半叶的东北文学，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东北这一时期写作主体的国族身份和作品语种都呈现出多重复杂性，既有俄侨作家作品，又有日系作家作品；既有汉族作家作品，又有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这些都引发出一些需要我们在学理上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流寓东北的他国公民用中文写作的文学作品，且发表在中国的中文报刊上，算不算东北（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他们以在东北的所见所闻所感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汉译文学，算不算东北（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还有居于东北的作家用异国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算不算东北（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恐怕这些问题的解决还应该从人们习以为常的“命名”入手。

对此，有学者提出“民国文学”（即“中华民国文学”）的概念，对此笔者表示赞同。简言之，“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不能只靠一种力的推动，而是多种思想合力的结果。而‘现代’概念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先天的排除了社会进程和文学发展中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存在”[4]，相对于具有“先验预设”的意义概念而言，“民国文学”的时间概念则具有“内涵的多元性与边界的开放性”[5]特点，它并未隐含明显的价值倾向，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通过这一命名才能够清楚地看到该时段文学的整体性、丰富性和细腻性。正如秦弓先生所充分阐述的：“民国不单是一个充满坎坷的历史时期，更是一种具有‘民国机制’的国家形态。事实上，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民国的经济、教育、新闻出版等，给文学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舞台，正是在民国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才生长出生机勃勃的现代文学，作家的生存方式与作品的内蕴外型无不折射出民国的要素。在现代文学研究与叙述中引入民国史视角，绝非为败亡政府召唤游魂，而是为了还原现代文学的真实面貌、历史脉络与丰富内涵。”[6]这是优秀学者所应持有的客观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是更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的一种努力。

应该强调的是，“民国文学”的概念并不妨碍从宏观上去认定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联系。毕竟“现代”时间很短，很多作家是从“现代”直接进入“当代”的，白话文成为作家共同使用的主要文学语言。我们可以承认他们之间质的差异性，但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分离和“命名”的改变就忽略掉二者的联系，二者的联系恰恰是非常紧密的，“共和国文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有一个孕育和发生的过程，而这种孕育和发生并非产生于本阶段之内，需要到上一个历史阶段去考察，就像“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样的逻辑判断一样。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如果不联系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学和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是根本讲不清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主题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但不能在短时间内就完全“中断”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些“一贯性”是存在的，也是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和全面认知的。命名只意味着学术思维和学术视野的调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局部时段文学在横向和纵向上的整体性，但并不意味着“封闭”与“割裂”的同步到来，“民国文学”不是铁板一块，它也必然是在动态中流动和生存着的，否则“命名”的来临势必意味着“新”的话语霸权的再度降临。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和各种相关阐释声音的出现，说明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认知理解和书写原则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可能是单一的。文学史的文本生成也必然是多维的，因为“只有一个角度无法概括一段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文学历史”[7]。由此带来的每部文学史著作也应该是独特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史著作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独特性”[8]，而独特与差异则意味着生命力生成的某种可能。应以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多种新的可能性的探索，而新的探索只能是对各种现有文学史范式的有力补充，各种多样化、个性化的理解“其实是对文学史构成内容的丰富和发展”[9]，而非一般认识上的非此即彼的拆解与重构。在现代文学语境中，对文学史的定位和对研究对象的理解、阐释都不能抱有单一的价值尺度，不能只是一味地屈从于既定的权利话语体系，因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首先应该是多元的和宽容的文学”[10]。

沿着上面的思路，我们对于在华俄侨文学的认知也必然是多元的，而不是僵化和单一的。在“民国文学”的框架下，凡是这一时段发生在中国地域范围内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以及作家作品都应该纳入我们的研究视域，不分语种、不分主体的国族身份，他们一并存在于中国的文学共同体中，成为中国文学史建筑结构中的一个支点，哪怕只是作为组成部分的一个碎片，也是具有存在价值的。在空间化的文学现场中，多元合力和各种历史要素在进行着文学生产，在“民国文学”的视域里，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各种历史力量的博弈关系和多重景观，从而看到东北文学发生发展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元性。由此生发开去，在华俄侨文学的中国属性和中国意义便突出了，以至可以说，俄侨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能被人为排斥掉。

二 俄侨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

除了通过上面的理论构想来审视俄侨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特殊关系，我们还可以从二者的历史与现实的固有逻辑并结合具体的事实依据来看待俄侨文学之于中国文学的特殊意义和重要价值。

俄侨作家在难以遏制的精神迷惘中，在异国他乡充满深情地抒发弃国之苦、离乡之愁与漂泊之艰辛，在创作中既继承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又吸纳了俄国“白银时代”自然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深切地保持了俄罗斯文化传统在俄侨深层意识中的强大张力，其文学作品有着极为丰富的俄罗斯文化内涵。很显然，俄罗斯的基因传统首先在俄侨作家那里发挥了作用，并成为一种支撑力量和主导因素，牵制着俄侨作家的基本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在华俄侨文学创作与俄苏本土文学创作而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俄侨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其重要表现即为在华俄侨作家笔下的中国书写成分，在中俄文化的双重碰撞下位于中俄文学的双重场域中生成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着在华俄侨文学创作的特殊的内涵属性、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一）中国形象

俄侨文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孕育生成，俄侨作家的创作在时间上跨越了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时期及各个重要阶段，作家在审视着作为视野中的“异乡”的中国的自然物事、风土人情，并且感受着那个年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生活习性，甚至更进一步以身心投入那些复杂而繁芜的社会事象时，也在经意或不经意间通过活跃而鲜艳的笔触构建起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俄侨作家笔下所展示的中国形象是具体而丰富的，哈尔滨城市形象和上海城市形象建构矛盾而复杂，各类底层人物形象塑造集中而丰富，作品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式意境和中国儒释道精神也颇为典型。俄侨作家笔下的中国自然风光与民俗风貌既展示出作家的中国之情，也投射着一种陌生感。

一般认为，对于西方来说，他们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是作为“他者”而出现的文化影像，是为了确立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社会价值与权力秩序以及认同自身。于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西方文明感到充分自信，那么这个‘他者’形象就变得低劣、邪恶；如果西方文化对自身产生疑虑，这个‘他者’形象就有可能被美化，成为西方文化自我批判与超越的尺度。”[11]对于经历了身心之艰难甚至可谓苦难历程的俄侨作家们来说，他们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则不是完全西方化的，他们所致力的生存时空影响着自身对于近在眼前的中国影像的观察和判断。俄侨作家的中国形象塑造通过不同层面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和复杂状态，对于我们深入认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历史提供了一个日常的“中国现代文学”场域所无法提供的新空间和新维度。

当然，一种形象不是在孤立环境中形成并存在着的，形象具有互文性。如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形象，有人举出左翼文学、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民族电影和美国“辱华”电影以及这一时间段中国有关赛珍珠与《大地》的评论，作为不同的文本类型以印证中国形象的生成与确立。俄侨作家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则正好成为那个时代互文文本的一个典型，属于一个有力的补充。在很多研究中，这个角度恰恰是被人们所忽视的。

（二）中国情感

我们在感受俄侨文学作品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并注意到俄侨作家的中国形象塑造和建构中的情感性特征。也就是说，俄侨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虽然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差异化，但一个共同的表征则是中国形象的塑造和建构不是孤立地完成的，作家在展示中国形象的同时也流露和映现了人物的内心情感，而这种情感也流露和映现了作家的某种情感倾向。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只有在准确把握俄侨文学作品传达出的丰富的情绪情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深切而准确地探测到中国形象背后所承载的丰富的内涵。

哈尔滨的俄侨文学可谓丰富多彩，很多作品都反映出独具一格的“中国音调”。这种“音调”在一个层面上可以认为是中国情感的表达。正是因为与中国的深度关联和情感上的共鸣，才会有那些感性的、浓烈的中国书写与表达，才会有人亲切地称中国为“温柔的继母”。但毕竟是“继母”，所以在俄侨作家那里所传达出的中国观感，是时刻与文化身份焦虑相关联着的。因为俄侨作家在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审美能力以及对生命、生活、生死等方面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差异性，移民作家标签带来的自我身份认知具有明显的“混杂性”特征。新的文化身份与新的情感变动，以及隐藏起来的民族记忆，难免产生一定冲突，从而产生思想矛盾和精神焦虑。俄侨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所传达出的双重边缘处境中的困惑、自省、焦虑状态以及十分复杂的情感状态，需要我们给予重点关注和审视。

（三）中国精神

俄侨作家尤其是代表性诗人别列列申、涅斯梅洛夫、亚科夫·阿拉钦[12]、玛丽安娜·科洛索娃[13]等，他们的创作都受到中国大地的哺育，一些作品在字里行间亦以独特的情感表达和独特的精神诉求反哺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土地。中国情感潜入深层次时则表现为中国精神之追寻，抑或为一种无意识的中国精神之旅。同时，从整体来看，特别是历史地审视，“俄侨文学对传播中国文化精神、发展俄罗斯国内汉学研究的作用不容低估”[14]，是沟通中俄文化的重要桥梁。

可以说，“俄罗斯是一个重文化、重教育的民族，即使在远离祖国、流落异邦的情况下，也能自觉延续自己的文化承传，坚守文化和学术事业。许多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移居中国的俄侨文化人，除了从事传统俄语教学和俄罗斯本民族的文化学术活动之外，还积极投入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以期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精神文化，更好地融入中国人民的生活”。[15]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部分俄侨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文学作品中的儒释道精神时有显露。众多作品在艺术上亦具中国特色，如中国语汇的大量介入和中国式意境的自然生成。俄侨作家及其作品所体现出的中国精神，正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精神资源的滋养，才使得很多俄侨作家在固执地保持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气韵的同时，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文化现象。即使是站在一个特殊的立场或身份所做出的不合理的判断，或者因视野的局限而造成的一定误读，都回避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些俄侨作家在找寻新的创作素材和新的表述方式的过程中自然会与所居住国的文化精神达成某种不可避免的交叉甚至融会。在李延龄教授眼中，“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是折射一个大时代的一面镜子，这就是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的重要文学价值之所在”。[16]也可以认为，不仅是大时代，亦是大传统。在华俄侨作家的中国书写不仅是笔下所呈现出来的表层物象，亦是深入精神层面的。

总而言之，俄侨文学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侨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特殊组成部分，多维的中国书写生动地诠释了这种独特的中国属性。从在华俄侨文学的中国书写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在华俄侨文学作品的“伤痕”属性，可以深入把握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知识者群落的精神走向。

在华俄侨文学作为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于中国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也以多种文化元素丰富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内涵，启示中国新文学的研究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寻新文学内部的生态平衡性的同时，要着重考察新文学在特殊复杂背景下与外在话语空间尤其是俄侨文学话语空间所形成的多维交流与沟通。这种多维交流与沟通的历史恰好表明，文学、文化以及文明之间需要交流互鉴。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强调的：“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17]习主席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18]在华俄侨文学的研究印证了这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