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多元化诗歌格局的形成

在“新生代诗歌”对“朦胧诗”超越的过程中，80年代诗歌大致以“朦胧诗”的偃旗息鼓而被划分为两个阶段。从诗歌的审美观念和写作的心态意识上讲，“朦胧诗”的结束、“第三代”的兴起，除了体现在主体的位移、“现代”意识的演变，还与抒情方式的改变有关。比较“朦胧诗”时期的诗歌写作场景，“第三代诗歌”虽流派纷呈、姿态各异，但却无法掩饰在追求生命感、真实感的同时，诗歌“抒情方式”从激昂走向平实的整体发展趋势。在比较《回答》、《一代人》与《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经典作品的抒情气质和心态意识中，不难发现：通过写作而渴望把握的“真实”正发生着内容与程度上的“双重变异”，而这种变化已经折射出诗人身份的认同也同样发生着改变。“新时期文学”特别是“新时期诗歌”激昂的情感抒发，高贵的气质以及鲜明的政治色彩，已为某种复杂的、冷静而客观的写作精神所代替。当然，这种诗歌启蒙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弱化，在不同地域、写作关注点不一的诗人群落中，仍然以另外的形式予以“继承”，这种趋势，与80年代中期之后，各种写作均发生一定程度的深化，多元姿态的写作格局在文坛逐渐形成是一致的。

随着部分“朦胧诗人”相继移居国外，现代主义诗歌在变异中向前发展。江河、杨炼等适应“文化寻根”而进行的“文化史诗”创作，可以视为“朦胧诗”在分化前的最后一次努力。但即使在“第三代诗歌”登场并迅速占据诗坛的时代，另外一类创作也是无法忽视的。在这一阶段，部分老诗人仍然在进行创作并对青年诗人的种种实验保持理解的态度。在他们的创作之中，往往体现为一种“历史再反思”之后，创作主题上的集中以及自我意识的介入。自80年代初期，以支边青年和军人为主体的“新边塞诗歌”在西部兴起，到80年代中期，这些诗人的大部分已为诗坛所瞩目，昌耀、杨牧、章德益、周涛等已经成为迥别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的写作流脉；而从“地域性”的角度上说，“乡土诗”的兴盛虽与作者的“下乡”，情感上的“忧郁”有关，但生活氛围的改变特别是创作上的自主，已经使这种创作逐渐转化为歌咏自然、乡土和表现南北地域差异的又一“主旋律”。至1987年，所谓“新乡土诗派”在“第三代诗潮”下的生长，又造成这一类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新质”。当然，上述诗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视为对“朦胧诗”主体精神的一种呼应。然而，无论就意象经营，还是表达主题上，他们都与一种“现实主义”的不断深化有关。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80年代诗歌正向更为广阔的写作空间迈进。

[1] “世纪初文学”概念的出现使20世纪中国新诗的历史划分，有了新的可能。体现在晚近的诗歌史书写上，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都以“80年代诗歌”的方式，论述了这一阶段的历史。

[2] 作为一个显著的事实，“新时期文学”及其更为具体的提法，如“新时期诗歌”等，随着“世纪初文学”“新世纪文学”概念的出现正不断处于被“忽视”的态势。究其原因，除了源于“新时期”提法过于笼统，无法涵盖不断处于行走状态的历史之外，“新时期”是以政治标准的方式介入文学史的分期，也是其被“忽视”的重要原因。

[3] 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星星》1979年复刊号。

[4] 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

[5] 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之“中国当代诗歌年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5页。

[6] 程蔚东：《别了，舒婷北岛》，《鸭绿江》1988年第7期。

[7] 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百家》1989年第4期。

[8] 所谓“当代”，主要是指在80年代“朦胧诗”展开的过程中，“朦胧诗”之外的同时期诗歌，基本上是以多元写作的姿态展开的，而其中，“政治性的抒怀”“集体式的书写”一直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主流。

[9] 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6页。

[10]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11] 比如，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就有高行健《现代小说艺术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通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