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民文学》创作话语的广义修辞学分析

●《人民文学》的志向从来就不仅是单纯办一本刊物，发很多作品，而是要引领潮流，推动中国文学在思想上和创作上的变化发展。

——李敬泽《答〈文艺争鸣〉问》

●当创作的多元化伊始，《人民文学》得风气之先，领风骚于前，所发作品在素质的提高、探索的锐进上，多能出类拔萃，使人刮目相看，曾令诸多读者和作者在审美与创美的取向上，唯此期刊马首是瞻。

——崔道怡《我与〈人民文学〉》

●我国文坛上当今大批中年作家骨干就几乎都是五十年代从《人民文学》冒出，他们在新时期各自特异的创新和发展，其实也多从五十年代便已开始探索。

从微观上我并不认为《人民文学》无瑕疵之处，甚至个别的也不无影响方向的情况；但从宏观上我却衷心感到四十年间刊物是无愧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这一光荣标志的。

——康濯《日上中天》

《人民文学》“创刊词”提出创作的任务要求：“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1]复刊号刊登小说、儿童文学、报告文学、散文、诗歌、文艺短论等文学作品。1980年代“欢迎的是那些与千千万万的人民命运休戚相关、血肉相连、肝胆相照的作品”。[2]1989年第1期发表主编刘心武《时代·开拓·交流》[3]，对1980年代创作进行总结。1990年代办刊理念体现在《人民文学》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读者，‘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4]

创刊50年来，《人民文学》奉献了各式各样的创作“餐品”。数以万计的名篇佳作，组成文学宇宙中的闪耀群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见证。曾任主编的韩作荣说：“诸多作家与文学新人，以不竭的创造力、胆识与智慧，撑起了这座文学殿堂，推动并引导了文学新的潮流，以筚路蓝缕的勇气和坚毅的探寻，为中国当代文学开拓出新的疆域与广阔的精神空间。”[5]

在文体形式上，《人民文学》坚守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是创作基本“四大件”，兼顾杂文、评论、童话、寓言、剧本和相声等多品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从反映不同阶级的现实生活、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到“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上，由“发挥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转变。复刊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至今逐渐形成纯文学风格，努力保持文学的庄重和典雅。无论从文体、思想艺术和文学功能，还是从《人民文学》名家的代表作、文学新人的成名作、实力作家的获奖作来说，《人民文学》研究都绕不开这些创作实绩。学术界关于《人民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本书导论部分对此做过较为详细的梳理，此处不赘述。

区别于学术界以文学史线索勾勒《人民文学》创作脉络的研究思路，区别于对《人民文学》相关文体文本、文学事件的研究视野，本书关注两类有重要的修辞意味而学术界尚未论及的创作话语现象：

《人民文学》创刊号即设置“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专题”，发表冯雪峰、郑振铎的评论，巴金、胡风的回忆散文，刊登“鲁迅先生故居”照片、手迹和遗墨等。50年间，共刊载过鲁迅相关资料近百处。在同一种文学期刊上“鲁迅”出镜频率与总量创下最高，此乃古今中外任何作家都不曾享有的殊荣。对《人民文学》来说，纪念鲁迅意味着什么？对鲁迅研究史而言，《人民文学》的鲁迅纪念又有什么样的价值？

《人民文学》创刊伊始就极力倡导儿童文学，将发展和繁荣儿童文学视为一件战略性大事。50年间共发表了诗歌类（包括童话诗、童谣、儿歌）、儿童小说（包括苏译）、童话故事类（包括寓言、民间故事、生活故事）、散文类（包括特写、速写、传记、报告文学、科学小品）、剧本类（包括儿童喜剧、歌剧）、评论类（包括创作谈、作品推荐）创作近500篇。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人民文学》扮演怎样的角色？在《人民文学》发展史上，儿童文学创作又发挥怎样的修辞功能？

为此本章聚焦《人民文学》“纪念鲁迅”和发表“儿童文学”创作文本，展开具体的修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