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教会的反讽批判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西方宗教——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在中国的第三次传播浪潮拉开序幕。“此次传播，可谓基督教全面地‘进入’，天主教各修会如耶稣会、奥斯丁会、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圣母圣心会、圣言会等传教士相继来华，至19世纪末已在中国建成五大传教区、发展教徒达70多万人……可谓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具体、直接的影响，且其影响也是全面的，涉及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8]西方宗教在华的宗教活动主要包括建立教堂后由传教士传教、开办教会医院和教会学校等。“除了单纯意义的传教之外，在一些西方传教士的主持下，天主教、基督教及东正教在中国均经营着大量的附属事业。基督教较侧重于中、高等文化教育及与文字布道相关的印刷出版业；天主教则热衷于置办房地产。创办小学和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慈善’事业”。[9]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对在华的西方宗教活动进行描写与批判的代表为张资平和姚雪垠。姚雪垠涉及宗教批判的长篇小说主要有《长夜》《母爱》《戎马恋》，而张资平在其数目繁多的长篇小说中均表现出一种浓郁的批判倾向，其中以《上帝的儿女们》[10]为最，该书堪称暴露和批判西方教会丑恶虚伪面目的百科全书。
在《上帝的儿女们》中，张资平揭露了西方教会在华活动追逐利益的本质，这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本质目的是完全一致的。“真能主张正义人道的美国人李泽臣（Richardson）。他不愧为功利主义国家的国民，他到我们中国来一面传布救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一面经营输出输入的生意，一年中除礼拜日能够在礼拜堂看见他之外，其余的时间大概只有在他的公司里和海关办事处可以看见他。他是热心于和一般剥削中国民众的脂膏的白色人周旋。当牧师不过是他的副职业罢了。”[11]“传布救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同“经营输出输入的生意”“热心于和一般剥削中国民众的脂膏的白色人周旋”构成了强烈的反讽。《上帝的儿女们》的一大创作特质便是大量引用《圣经》，每当西方传教者和他们在中国培养的忠实奴仆露出丑恶虚伪、贪婪无耻的面目之时，必然会“颂唱”《圣经》来美化自己的言行。神圣的经典与丑恶虚伪的言行形成了强烈的对立冲突，由此构成了反讽。
在信奉金钱而非上帝的S港西方牧师A的培养下，中国牧师余约瑟也成了“玛门”（Mammon）的忠实信徒，“他的儿女……都不相信他们的父亲会敬拜上帝比崇拜金钱热诚”[12]。M村教会的教徒们信从他的传经布道，自愿将献金奉出以积财于天，余约瑟则将献金放进自己的腰包之中，送到一家钱庄里储蓄生息。余约瑟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西方传教者在华活动的缩影，他们打着布道的幌子，从信众那里骗取献金，“他们之信奉耶稣教是骗钱的，不是真心信教”[13]，戴着关爱和拯救世人的伪善面具，宣扬“原罪说”，鼓吹“禁欲主义”“苦行主义”。当他们攫取到金钱、骗取了教徒的信任之后，便过上了骄奢淫逸、纵情享乐的放荡生活，与其教义完全相悖，这又是典型的反讽。《上帝的儿女们》中的A牧师与其妻子终日享用最上等的美食，而教会学校的学生们则吃着劣质的食物。S港的教会经常举办奢侈华丽的高层聚会，在聚会上，教会的掌权者们饮酒作乐、醉生梦死。《青年的爱》中哈巴牧师的私人别墅的面积竟比教会还要大三倍以上，花园就有一亩多地。《上帝的儿女们》中的牧师安尼路、《最后的幸福》中教会医院的副院长、《欢喜陀与马桶》中已婚的廖牧师，平素均以正人君子的形象示人，实为衣冠禽兽，利用权力和地位肆意玩弄教会中的女信徒和教会医院中的女护士。教会内部男女信众之间的通奸现象更是张资平在《上帝的儿女们》中着重揭示的乱象。余约瑟和杜恩金的大女儿瑞英是余约瑟与K夫人通奸所生，小儿子阿昺则是杜恩金与表哥文仲卿通奸所生，文仲卿的妻子林小兰与安尼路通奸，瑞英与阿昺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弟通奸。
《上帝的儿女们》借书写S港教会的情形，批判教会内部派系林立、等级森严的情况。S港教会有规式派教会、圣母派教会、青年派教会等各种不同的派系，各个教会之间相互利用、钩心斗角。规式派教会中的禾主教掌握着该教会最核心的权力，不管是外国教众还是中国教众都惧怕、巴结他，张资平揭示了根源所在，“完全是因为他操有教会的经济的全权！完全是因为他操有可以任免教会中一切职员的权力……上帝是等于金力了”[14]。其次，西方传教者们在骨子里鄙视被他们称为兄弟姐妹的中国信众，“在美国人的眼中的支那人，完全是一种兽类，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未开化的劣等民族”[15]。他们对中国人有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喜欢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那神气活像是一位尊贵的主妇在对着她的奴仆说话”[16]。禾主教将以杨友楠为代表的几个奴性十足的中国信众培养成了他个人的忠实奴仆，他们不仅要伺候主教的饮食起居，还要供主教发泄享乐，“美国老板们，每遇高兴时，便召集他们部下的一班黄狗来开心”[17]，杨友楠更是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了禾主教。
张资平在其多部长篇小说中对以侵略殖民为目的的西方教会丑恶伪善、贪婪无耻的面目进行了深度揭露。以反讽的手法构建其批判文本，将神圣高洁的教义、圣经原文同教会的作为并置，形成了强烈的对峙冲突，从而增强了其宗教批判主题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