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比较政治研究助力中国现代化
房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崛起并逐渐成为超级大国。美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对美国的国际战略与政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国家崛起和走向超级大国的历史进程与战略需求推动美国的国际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出现了一大批国际政治、国际战略、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以及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其中，塞缪尔·亨廷顿的有关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研究及其代表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为人们所熟知的。
当年美国的政府机构，直接支持推动了美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现实需要的推动下，美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以及比较政治学在相关研究领域渐成翘楚。除了亨廷顿在比较政治、国际政治方面的学术成果外，还有曼瑟尔·奥尔森揭示人类集体行动规律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及发源于刑侦学侧写（profile）技术的政治心理测绘学等。政治心理测绘学在美国2016年大选中大显神通，如今已经成为美国选举政治中的重要心理武器。美国的经验表明，现实政治需要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等的强大推动力。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跨越式的大发展，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落后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化大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也带来了建立新的国际观、战略观的历史性需求，这与“二战”后美国国际观、战略观的大改变有相似之处。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中国学术界提出了新的需求，而这对于学术界，特别是政治学则意味着历史性机遇。
2008年中，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提出开展国际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设想。他们希望中国学者也能像当年亨廷顿那样去看世界，深入研究世界政治发展与中国崛起的关系。我十分荣幸应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邀请负责发起和组织这项政治发展国际比较研究，并担任课题组负责人。考虑到这项宏大研究的艰巨性，我们建议将第一阶段的研究范围设定在与中国历史环境、经历相仿，也更有比较借鉴意义的东亚地区。2008年底，我们正式设立“亚洲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比较研究”课题，后来这一课题研究范围逐步扩展到亚洲地区，涵盖了亚洲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国家。本书汇集的就是十余年来我们所做的亚洲政治比较研究的一些以论文、文章形式发表的成果。现在回想起来有意思的是，当年美国学者所做的国际政治的比较研究主要是由美国的政府机构推动和支持的，而中国的类似研究开始的时候却是由中国的企业家们支持的。
“亚洲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比较研究”，当然不是我国国际政治比较研究的肇始。此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老一辈学者，如北京大学罗荣渠先生所做的工作是更早的关于国际观、战略观的比较政治研究，《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其代表性成果。我们的研究应当说是开启了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新范式，即把比较政治学研究推进到了实证性研究的新阶段。中国学者走出去，在对象国家和地区开展较大规模的国际调研、田野调查，以现场观察、访谈为主要手段开展专门化、系统化的比较研究。简言之，这项研究把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从案头带到了现场。
我们课题组汇集了十多位优秀的中青年学术精英，持续进行了近十年的研究。课题组成员的足迹遍及亚洲十多个国家以及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对一些重点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多次专题调研，系统考察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状况，开展了多国工业化时代政治进程的比较研究。我们访问了大量的政府机构、政党、企业、智库、高校、社区、社会组织，先后访谈了近千位政治家、官员、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媒体人、宗教界人士、学者等，他们中许多人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当然我们也接触了大量的对象国和地区的普通民众。
比较研究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对于政治学、国际政治学来说更是如此。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研究国家，研究国家的结构、功能与行为。但是，如果研究者仅仅研究一个国家，那么可以说他实际上并没有研究国家。因为，没有对整体、群体的研究，单一个体几乎是无法真正认识的。仅仅研究一个国家，在方法论上叫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根据我们的亲身体验，在刚刚开始做东亚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时候，说老实话，我们对于比较研究的认知只是概念上的，并无具体体会。实际情况是，我们是在国别调研超过五个国家以后才有了感觉，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我们的亚洲政治发展比较先后调研了亚洲的九国一区，我们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两本著作中：《自由 威权 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和《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如果你翻开这两本书，你一定会感受到，第一本基本是国别研究，而到了第二本才真正称得上比较研究。我们从第六个国家开始，从感官到头脑像是被改造过了，观察、感受和思考的都是在比较意义上的，满脑子里的问题都是：它为什么是这样？它为什么不是那样？为什么？对所有观察到的事物与政治现象，都会与以前走过的国家做比较，看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是什么、差异性是什么。回头看，原来这就是比较研究。
经过大量国际调研，经过比较研究的亲身实践，我们逐渐理解和把握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要义，那就是：从不同观察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性和重复性中获得认识成果，获得比较政治学的新知识。通过比较研究，研究者可以发现不同研究对象及政治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同时又可以发现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政治事物的重复性。这样研究者就可以通过辨析不同对象间的差异性发现研究的实质性问题，通过归纳重复性的政治现象寻找规律性。我们把“在差异性中发现问题，在重复性中寻找规律”视为比较政治学的两个基本原理。了解了这两个基本原理，就掌握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要义。
经过十多年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实践历练，我们研究团队以及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我们将其归纳出来，与学界同仁分享。
第一，勤于实践，善于总结，熟能生巧，巧中出妙。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术研究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下笨功夫，一步一个脚印地探索前行。就像马拉松运动员说的，成绩是跑量积累出来的，要想取得好成绩，训练中少跑一步都不行。做比较研究尤其如此，要利用一切机会做调查研究，出国出境做田野调查，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才能有所收获。正所谓“将军十年不解甲”。勤能补拙，熟能生巧，巧中出妙。只有持之以恒、日积月累的平凡工作，才能化为不平凡的学术成就。
第二，人脉是王道，关键要找对人。
做比较研究特别是国别政治与国际政治研究需要有专门的技能，如语言能力、对象国的专门知识以及人脉。根据我们的经验体会，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学者最重要的能力是在对象国具有广泛人脉。
比较政治研究需要在对象国进行大量实地调查，研究者需要广泛采访当事人，以还原事情发展过程及全貌。在还原过程中，一些“关键性”人物会对事实获取和认识起到决定性作用。长期调研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秘密，只有你不知道的事情。无论何事总有人知情，真相总有旁观者。民谚云：“变戏法不瞒打锣的。”因此，现场观察也好，田野调查也罢，与其说是发现事实，不如说是寻找真正了解事实的人。我们把这样的关键人物，称为“对的人”。西方政治学中，亦有“gate man”之说，可译为：把门人。要找对人，就需要研究者拥有广泛人脉。去一国调研要有能力见到你需要见到的人，这是做好比较研究的首要条件，是研究者所要具备的首要素质。
第三，注重“两支队伍”的结合。
从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情况看，做比较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以及做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科研队伍主体，主要是由普通政治学学者和国际问题、国别研究专家这两方面的科研人员组成的。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尚处于起步的阶段，现在国内政治学界还鲜有兼具理论与国别两方面能力的比较政治研究者。
培养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团队，提高比较政治学研究水平，就要从比较政治学团队中的两支队伍——普通政治学学者以及国际问题、国别研究专家的优势互补组合和融合做起。普通政治学学者与国际问题、国别研究专家各具优势，也各有弱点。因此，大家要在比较政治学调查研究的实践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形成新的组合优势。对于普通政治学学者来说，要向国际问题和国别研究专家学习，努力了解和掌握国别知识、区域知识，深入研究对象国家与区域的历史、文化以及现实政治问题，尽快从外行变为内行。对于国际问题和国别研究专家来说，要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理论与方法，提高理论水平和归纳概括能力。国际问题和国别研究专家还要特别注意开拓研究视野、拓展研究领域，不能长期把自己的研究范围限制在某一狭小领域。否则的话，这样的国际问题与国别研究专家观察研究起问题来，恐怕永远只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20世纪美国学界的比较政治研究是具有全球视野的。21世纪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也应具有世界眼光。比较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视野越宽阔，比较研究对象越多，就越能够满足国家的战略需要，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有利于学科建设与发展。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始重视比较政治学和区域国别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目前已经成为国内这一领域中教学与科研的生力军。从2020年开始，应上海外国语大学以及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邀请，我们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团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及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开展了全面合作。这一合作不仅壮大了国内比较政治学、区域国别研究队伍，更重要的是可以把中国学界关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视野和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上海外国语大学以及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有着深厚的教育和学术基础，有着掌握众多大小语种的优秀外语人才和区域国别研究专才。区域国别研究队伍和比较政治学研究队伍这两支队伍的结合，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有利于相关领域人才队伍的成长，可以更好地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要，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方兴未艾，大有可为。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最大机遇是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是现实的需要。让我们脚踏实地，始终不渝地努力调查研究、努力钻研，为发展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区域与国别研究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贡献，助力国家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