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古代“体验”概念的源与流
中国早期没有作为合成词的“体验”。“体验”一词中简体的“体”字，在古代汉语里面读成“笨”，其字义也是“笨”；繁体字的“体”即“體”才是真正的“体”：《汉字源流字典》说，“體”字，“篆文从骨，豊声。隶变后楷书写作体。如今简化作体，从人本会意。与原本当 ‘笨’讲的 ‘体’ （bèn），成了同形字”。[18]段玉裁《说文解字·骨部》解释“體”曰：“體，总十二属也，从骨，豊声。”[19]段玉裁注所说的“十二属”是指人体的十二个部位：即顶、面、颐、肩、脊、尻、肱、擘、手、股、胫、足。[20]可见，“体”即“體”的本义是指人身体的全部，是人身体各部位的总称。
先秦典籍中也大多是在“身体、生命”这一层面上使用“体”字的。如《周易·系辞上》中“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孔颖达疏曰：“方是处所之名，体是形质之称”[21]；《庄子·天地》中“形体保神”。成玄英疏曰：“体，质”[22]；《孟子·告子上》中的“体有贵贱”。孙奭疏曰：“人体有贵亦有贱，有小亦有大，于人之一身，合而言之则谓之体；自体而言之，又有耳、目、口、鼻、形、心者也。”[23]这些对“体”的解释都是突出“体”字身体层面的含义。
人作为认知活动的主体，其在认识活动时，不但要以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单一的感官来感知外界事物，还要以全部的感官，以全身、全心，更全面地去感受外物。由此，作为人身体十二个部位总属的“体”字就衍生出体认、体会、体验、体悟、体察、体量、体究等概念，其意思就是强调认知活动中感知的全面性、非单一性，即要求认知活动中要从身体的各种器官，到内在心里全面地去感知对象，即所谓的“以身体之，以心验之”。[24]因此，“体”就从一个指称人身体的十二个部位的一个名词，逐渐演变成全身心去感受、体会，具有认识论意义的一个动词。
“体”一词的“体会”“体悟”“体验”之义，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庄子·天地》中就有“体性抱神”、《庄子·刻意》中有“能体纯素”、《庄子·徐无鬼》中则有“大方体之”，这其中的“体”就是“体悟”“体会”“体验”“体察”之义，而在《庄子·外篇·智北游》中则提出的“体道”，这其中的“体”就更属于认识论意义上的。 《韩非子·解老》中则提出，“能有其国保其身者，必且体道”“体其道者，其生日长”“体天地之道”“体此道以守宗庙”、《韩非子·难二》中则说：“体道，无为无见也。”《韩非子·说一》又说：“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这其中的“体”也是“体悟” “体会” “体验” “体察”之义。《荀子·解蔽》提出，认识“道”的方式有两种“知道”和“体道”。所谓“知道”相当于纯认识论；而“体道”则是“知道”的高一个层次，是对“知道”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说：“体道”是比“知道”更高一级的阶段。《荀子·解蔽》中还说“道者体常而尽变”，这里的“体常”就是“体察规律”之意。
到汉代，“体”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礼记·中庸》中提出：“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中第五经就是：“体群臣也。”这其中的“体”也有“体悟”“体会”“体验”“体察”之义。而《淮南子·汜论训》所说的：“故圣人以身体之”，“以身体之”则更典型地表现了“体”字的“体验”意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精华篇》中说：《春秋》一书能“体天之微”，即能体察“天”的微妙之处，肯定了《春秋》“体验”“体察”的认知方式。
到汉代和魏晋时期，“体”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礼记·中庸》中提出，“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中第五经就是：“体群臣也”；《淮南子·汜论训》中则说：“故圣人以身体之”；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篇》中也说：《春秋》一书能“体天之微”，肯定了《春秋》能体察“天”的微妙之处。魏晋时期的王弼延续庄子的“体道”思想，《三国志·钟会传附》中记载了王弼“圣人体无”的说法， “无”，也就是“道”，“体无”也就是“体道”。《老子指略》中王弼说：道“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这其中的“体”和“味”都强调“道”只能用“体验”“体味”的认知方式。
中国古代“体验”的认知方式的成熟是在宋代。其中理学家对“体验”认知方式的提倡最为着力。张载在《正蒙·大心篇》中就提出：“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体物体身，道之本也；身而体道，其为人也大矣”。“致知之道……大其心以体物体身而已”。提出“体物”“体道”。更为重要的是，张载还明确提出了“体验”一词，这可能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体验”概念。张载在《正蒙·卷二·天道篇》中说：“天之神理，无乎不察，于圣人得其微，于众人得其显，无往而不用其体验也。”《正蒙·卷三·动物篇》中则说：“人物生化之理，神气往来应感之几，以明天人相继之妙，形器相资之用，盖所以发知化之旨，而存神亦寓其间，其言皆体验而得之。”《正蒙·卷九·乾称篇下》则有两处说到“体验”：一处说“此理体验乃知之”；另一处为“西域愚陋之民，本不足以知性命。中国之儒者，抑不能深研而体验之”。张载所说的“体验”都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程颢和程颐在《二程遗书》中也有大量关于“体验”认知的论述。在中国关于“体验”认知观念的发展过程中，朱熹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朱熹对体验、体认中的“体”作过解释：“体”就是“置心在物中”，这就是说主体应当把“心”置身在事物之中，从内心去体味和揣摩对象。从朱熹对“体”一词的解释可以看出，“体”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和体验、体认相同的词，“体”也就是“体察”“体验”。而朱熹自己也在很多时候都用“体验”一词。除此之外，朱熹还有“涵泳”“涵濡”“体察”“讽咏”“讽诵”“切己”“虚心”“熟读”“理会”“持守”等不同的说法，这些不同的说法都明显地与“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从朱熹开始，“体验”已经成读书、体道的不可或缺的一种认知、学习方式。
与“体验”相关联，还出现了“体知”“体认”。“体知”一词，最早出现于范晔的《后汉书·律历》中。西汉元帝年间的京房（前77—前37）好音乐钟律，他根据八卦原理用“三分损益法”，将十二律扩展为六十律，“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载”[25]。至东汉章帝时，音准已成为难题，“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候部莫知复见”[26]。后汉灵帝熹平六年（177），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等人问音律问题，这时距精通“五声之音，六律之数”的京房已百余年，“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音不可书以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27]。因声音与文字的不同，“音不可书以晓人”，它不能像文字那样记载流传，所以定“缓急”“辨清浊”就需要“体知”。
自《后汉书》后，后人在论音律时，都引用“心达者体知而无师”，如《晋书·律历志上》《宋书·律历志上》《文献通考》卷一三一，都引用了此语。《庄子集释·田子方》：“庄子曰：鲁少儒。”成玄英疏：“夫服以象德，不易其人，庄子体知，故讥儒少”；《庄子集释·则阳》：“圣人达绸缪，同尽一体矣。”成玄英疏：“绸缪，结缚也。夫达道圣人，超然县解，体知物境空幻，岂为尘网所羁”，也用了“体知”一词。叶适在《习学记言》也重复了“体知”说，“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
“体认”在《全唐文》中出现过四次：“又须体认急切，如有宣取，尽时应副，无令稽缓。”[28]“访闻差去使臣，殊乖体认，不能敦于勉谕。”[29]“已指挥只令就北岸牵驾，尽合披陈，幸惟体认。”[30]“宜令李彝超体认朕怀，宣谕彼众，无听邪说，有落奸机。”[31]从唐代之后，“体认”一词逐渐多起来，宋代程颢的“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 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32]。李侗的“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33]朱熹的“学者读书，须要体认。静时要体认得亲切；动时要别白得分明。如此读书，方为有益”；[34]明代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35]吕坤的“要体认，不须读尽古今书，只一部《千字文》，终身受用不尽”；[36]刘熙载的“读书须切己体认，方觉有味”。[37]这些说法都共同强调了认知和读书中体认和感受的重要。
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王守仁，他认为，“心外无物”[38]、“心外无理，心外无事”[39]。怎样来认识“心”呢？在《传习录上》中，王守仁多次提出用“体认”的方式。“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40]“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41]“此须自心体认出来。非言语所能喻。中只是天理。”[42]“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43]“格物亦只是随处体认天理。”[44]王守仁同时还提到“体悟”“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45]
除“体知”“体认”总体重视“体验”的认知方式外，中国古代还有具体的“体道”“体无”“体仁”。《庄子·知北游》中最先提出“体道”一词，《韩非子·解老》中继承“体道”说，又提出“体其道”“体天地之道”“体此道”，丰富了“体道”的说法；《荀子·解蔽》则提出了“知道”和“体道”，认识“道”的两种方式。王弼在注《老子道德经》中的“天乃道”一句时说：“与天合德，体道大通，则乃至于极虚无也”，也提出要“体道”。
王弼还提出“体无”。《老子·四十章》中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王弼继承了老子“道”是“无”的思想。作为“无”的“道”是无法直观地观察到，只能用“体验”“体味”“体察”的方式，即“圣人体无”。[46]“体无”中的“无”，也就是“道”，所说的“体无”也就是“体道”，这是和庄子“体道”的思想一致的。王弼提出要“体无”，但又认为，“道”也不可体知。他明确地说：“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尝。”[47]“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48]。“道”无法体知，只能“志慕”。
可以说，“体”“体验”作为一种认知方式，从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到汉代和魏晋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说法。《淮南子·卷十三·泛论训》中的“圣人以身体之”、《后汉书》中的“心达者体知而无师”、王弼的“体无”“体道”说，都强调对“道”只能用“体验”“体味”的认知方式。到了宋代，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理学出发，共同推动着“体验”在读书求理中的作用。至此，“体验”“体知”“体认”作为一种有效的认知方式被确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