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清代边疆治理研究综述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均面临复杂的边疆问题，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制定并实施相应的边疆政策。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高长柱在《筹边政策与边疆现状》[4]中充分肯定了清代的治边政策。40年代顾颉刚在《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5]中对中国历代治边政策作了概括，认为自古及今治边政策可分两类，“第一类是放任政策，一切听其自然的演变”、“第二类是分化的统治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边疆史地研究未能成为独立研究客体，其研究内容分属于民族史、地方史诸领域。因此，大陆学者1949—1976年近30年间将历代边疆政策作为研究客体的专著和论文数量甚少。1976年以后，有关的论述才渐见于史坛，与历史上中国疆域演变研究深化密切相关。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渐成研究热点。究其原因，一是研究基础雄厚、史料丰富；二是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政策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边疆的盛衰和靖患，研究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政策又极有现实意义；三是作为组织、协调全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着手组织研究这一课题，跟踪和接续以往研究的起步很快，整个90年代得到长足进展。正确的、合乎国情的边疆政策是中国疆域得以稳固的重要条件，历史上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这已成为研究者普遍的共识。在中国边疆政策的研究中，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即：历代清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辖与开发；清王朝边疆管理机构；近代中国的边疆管理。刊发论文成百上千，既有宏观综论，也有微观深研，呈现百花齐放的大好态势。
一 清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辖与开发治理研究
（一）经营与管辖研究
对边疆地区的经营与管辖始终是历代王朝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历代王朝边疆的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存亡，因此，历代王朝的边疆政策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关注点。
在中国历代边疆政策的书林中，马大正主编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是应提及的。作为专题性论集《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收入了14篇论文，上篇以时代为序，对先秦至清代前期的历代边疆政策做了系统论述；下篇则按专题，探索了我国历代边疆政策中带有共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传统治边思想、边疆管理机构、和亲政策、土司制度等。全书系统地讨论了鸦片战争前我国历代王朝在治边上的得与失，对历代边疆政策贯通思考，进行比较，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注意从理论上对边疆问题进行了探索，从总体看，可以说是一部系统论述历代边疆政策的颇具匠心的专著；分开看，则各自独立成篇。该书以时间为序，以各时代王朝的边疆情势和民族关系为依托，论述并评价了先秦至清前期的边疆政策。限于篇幅，以下仅综述其论述清代部分。
清朝在加强国家统一，反对外来侵略特别是在反击沙俄侵略的过程中，在以蒙古等少数民族为屏藩的思想指导下，制定和推行一系列边疆政策：“反对外来侵略，签订边界条约；克服分裂势力，加强对边疆的统一；设置理藩院，派往重臣管理边疆事务；设置卡伦，安设驿部；‘众建分其势’，改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行政管理缺席推行‘因俗习为治’的民族统治政策；‘恩威并用’，抚绥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加强海防，严守海疆；发展边疆地区经济”。
从以上可见该著作的最显著特点或某些环节和价值在于，各代王朝边疆政策的研究都摆脱了某个点或某些环节的局限，较有立体感，为撰写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政策研究的专著奠定了基础；对以往较薄弱的环节及先秦时期的边疆政策等有所弥补。但书名既称《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而不称《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政策研究》，是因为内容应包括地方民族政权的边疆政策，而后者，始终是研究的薄弱环节。
《清代的边疆政策》可视为《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的延伸与深入。全书就国内学者对清代边疆政策的研究历个进行了详尽评述，系统论述了有清一代边疆政策中一些具有共性的重大问题，诸如治边方针与边疆政策评价、宗教政策，清季的“移民实边”、海疆政策、理藩院等，并分别阐述了清政府治理蒙古、东北、新疆、滇桂、西藏、台湾、海南等边疆地区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该著是1987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该著以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其对当代边疆开发和建设有重要借鉴作用而得到学界高度重视，标志着中国历代王朝边政政策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具体。
该著由“导论”“总论”“分论”三篇组成。“导论”包括“基本资料”和“研究综述”。前者介绍了研究清代边疆政策的资料；后者介绍了1911年至1990年间跨度达80余年有关中国疆域、边疆管理机构和制度、治边和边防研究的概况。因而可以说这两部分既为学者研究清代边疆政策提供了信息资源，也为学者跟踪和接续研究上述问题指明了路径。这种独辟蹊径的构思值得提倡。
第二篇“总论”中，有关“清代边疆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一节概述了清代边疆政策经历关外时期为产生阶段，乾隆朝中期为完备阶段，嘉、道时期为松弛阶段，总结每个阶段的不同特点，提示了这些特点与清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衰落过程的内在联系，从中可以看出边疆政策积极向上、开拓进取还是抱残守缺、无所建树，无不取决于国势的盛衰和封建统治的明昏。就此而言，这一节不是简单的阶段划分，其理论意义不可低估。
该篇另一节“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概述有六：“设立主管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理藩院，并颁布律令，以加强民族地区的统治”、“根据不同边疆地区的情况，不同的行政机构，加强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辖，即所谓‘因俗设官’、‘因其俗以治之’”、“笼络民族上层，加强边疆统治”、“利用喇嘛教作为精神统治工具”、“开发边疆的经济措施”、“边防建设措施”，皆以丰富的史料为据，许多问题阐述得十分绵密。可以视为该著的主旨。上述政策，其积极作用在于“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增加了各族之间的联系，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加速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其消极方面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性质”、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采取“封禁、隔离与分而治之的措施”、“利用喇嘛教麻痹、削弱了蒙藏民族”。“综述篇”四、五、六大节分别论述的“移民实边”“统治蒙藏民族的宗教政策”“理藩院”都是以“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展开的，是其深化和细化。
该篇中关于“海疆政策的演变”一大节，按“从招降郑氏到统一台湾——以防范郑氏集团为主的平定海疆阶段”、“从解除海禁到南洋禁航——以防内为主的四口通商阶段”、“从禁止传教到一口通商——以防内为主向防外为主的过渡阶段”、“从林爽文起义到鸦片战争爆发——强化防夷措施与松弛治台政策阶段”四个阶段回顾了清朝入关后200年来的海疆政策。无论从阶段的划分上还是具体论述上，其准确性和细密性都是其他相关成果所远远不及的。同样，在此基础上论述的“清代海疆政策的内容与特点”、“清代海疆政策的形成、深化与转折”、“清代海疆政策的历史局限”、“清代海疆政策的结果与反思”等问题都发前人所未发。
第三篇“分论”以九大节分别阐述了清政府对蒙古、东北、新疆、西南、西藏和台湾、海南等边疆地区的管辖、治理等问题，其中包括制度、政策、措施及其渊源、演变、过程、性质和作用等。其中于新疆、西藏更侧重于政策、制度的沿袭与变异，从中可以摸清清代边疆政策的演变规律。
该书的不足，诚如主编在前言中所指出：“唯感欠缺的是，鉴于我们课题研究范围所限，全书对清代边疆政策的论述，详于清代前期，而略于近代以降。对此，只能在今后研究中另予弥补。”
除以上专门著述外，也有一些其他著述涉及中国历代边疆政策问题。车明怀等《边疆忧患录》第一章第二节“历史上的治边政策一瞥”阐述了清朝特别是清朝后期一些朝臣提出的一些治边、安边之策：其一是“选派练达、进取、刚强、精明、富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强臣镇守边疆”，如林则徐、左宗棠、张荫棠等；其二是“移民实边，屯边垦荒”；其三是“强化统治，改土归流，筹建行省”；其四是“发展边疆经济、兴办工商实业和文化教育”，包括交通邮电、工商矿业、新式教育等。同时指出有些时期在边疆治理上呈消极防御或弃边卖权之势态，其原因在于：“王朝内部个别人因一己之私而牺牲国家利益”、“朝中混乱无序、贿赂成风，所选大吏非庸即贪，无法胜任镇边治边之责而勉强为之”、“统治者最高层有意割边疆之地做投虎之食，以熄战火或缓和敌国之压力”、“国力不足，国家收入又被挪用挥霍玩乐，疏于军事防务而战败失地”[6]。这些具体原因导致积极的边疆政策不再的后果，应当重视。
刘宏煊《中国疆域史》论述了清时期的边疆政策：清朝以“‘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采取比较平等的民族政策，例如用人不分民族、任人唯贤，重视发展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特别是以军屯、民屯、商屯为开发边疆的重要措施；以“守备为本的边防思想”，主张“张兵足食，反对动辄诉诸武力，依靠边疆少数民族治理边疆”；采取“睦邻自固的周边政策”；“加强海防，保卫海疆”，在沿海设立卫所、建筑城堡、墩台、驿堠，派兵戍守，并大力造船，建立水师[7]。
郑汕主编的《中国边防史》分述了两汉、隋唐和明清时期的边防措施。关于清时期：实行的周边和边疆政策主要有从“守在四夷”的传统周边观念出发，清与大多数周边国家先后建立了宗藩关系，主要表现为“册封”与“朝贡”，与其建立松散的政治联合，确立“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的防御体系；对边疆民族上层进行抚绥和笼络，重点放在东北满族、蒙古族和藏族居住区；在中央设置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在边疆地区一方面推行“因俗而治”的政策如实行盟旗制，保留伯克制，扶植喇嘛教；另一方面又推行“众建分治”政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8]。清朝实行的边防政策主要有采取“疆址森然”的边防政策，重视国家领土主权，实行实边措施，对边疆地区恩威并用、剿抚结合等；采取一系列封疆活动措施如派官设治，驻军设防，设驿道、修驿站、建哨所，在一些边疆省份特设将军、都统、办事大臣，制定边禁条款、限制边境贸易、严禁边境军民通夷等。
历史上中国的周边虽时有扩大、时有收缩，但其基本格局即今日之西北、东北、北方、西南、南方各省、自治区的辖地，因此，研究清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经营与管辖成为研究者注目的课题。
新疆地区。汉、唐、清是中国封建历史时期的强大王朝，这些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经营与管辖，当然成为研究者注目的对象。除了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一、二、三册[9]和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10]对自汉至新疆和平解放，历代经营新疆的活动有简洁明晰的论述。
马大正等著《新疆史鉴》[11]，全书定位于史鉴，以治理、民族、宗教、演变、文化交融、屯垦戍边为题分设五篇，篇首以新疆历史纵论为题设导论，阐论了以下四点：1.站在历史的脊梁上观察历史；2.认识新疆历史的出发点与归宿点；3.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五个基本问题；4.研究新疆历史应面对现实与未来。
台湾学者陈旺城《那彦成与回疆》[12]，那彦成是盛清经略新疆有成的阿克敦、阿桂后代，嘉道年间数度任职回疆，在19世纪上半叶，回疆内外形势剧变，那彦成坚持强硬、积极的治边理念，适与长龄等妥协一派成强烈对比。尽管时人或后人对那彦成治疆功过争辩殊异，但那彦成治疆对清代回疆政局具有关键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杨军《清代新疆地区法律制度及其变迁研究》[13]，全书分清代新疆地区的法律渊源、行政法律制度、刑事法律、民事法律、经济法律法规、司法制度、法制变迁，以及法制变迁的动因，分设八章，对有清一代新疆地区的法制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考察，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
有关西域的和卓研究有两部专著，一是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14]，作者充分利用新刊布的穆斯林史料和新发掘的汉文史料，广泛吸收国内外前人研究的成果，进行严密的考证和理论概括，揭示了所谓“伊斯兰神圣国家”或“和卓时代”完全是一个后来层累制造出来的历史幻影，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的专著，填补了研究空缺，把我国对西域和卓家族史的研究推进到世界的前沿。二是潘向明《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15]根据档案文献，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清代新疆的历次和卓叛乱事件，特别是对每次叛乱事件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清朝统治者在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方面的政策失误，以及当时喀什噶尔一带一些人对和卓家族的狂热迷信，以至被利用，成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是为叛乱事件屡次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书中对乾隆、嘉庆两朝治疆政策进行的比较，对松筠治疆政绩的分析、对“七和卓”名称及阿古柏死因等问题进行的考证，均有独到之创见。同题材论文还有王希隆《乾隆、嘉庆两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招抚政策得失述评》[16]。
清前期对新疆的经营在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方向研究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著作频频问世，以我目见较重要者可举凡如次。
王力《清代治理回疆政策研究》[17]，对有清一代清政府治理回疆的政策进行了系统、深入研讨，既有对不同历史时期政策演进历程纵向阐论，也有对诸如边防政策、经济政策、教育政策、伊斯兰教政策的横向分析，全书30万字。
屯垦戍边是历代治疆的千古之策，近年石河子大学主持“新疆屯垦研究丛书”，在深入新疆屯垦研究上多有建树。张安福《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研究》[18]和《清代以来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研究》[19]开启了新疆屯垦研究的新视角。
潘志平、耶斯尔《西域新疆的战略地位：地缘政治的视角》[20]从地缘政治角度阐论了新疆战略地位长盛不衰的原因，是认识新疆战略重要性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东北地区。张博泉、苏金源、董玉瑛合著《东北历代疆域史》[21]和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22]对历代王朝在东北地区的经营和管辖，做了详尽的论述，是这一研究领域中值得一读的通史性著作。
王魁喜、吴文衔、陆方、石箴、徐凤晨合著《近代东北史》[23]和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24]等论著对清王朝在东北地区的经营和管辖作了详尽论述，是这一研究领域中值得一读的通史性著作。《近代东北史》从道光二十年（1840）开始至20世纪初奉系军阀统治东北期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对东北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对近代东北社会的历史趋势都作了探讨。《沙俄与东北》则着重叙述东北地区中俄关系史中的主导方面，即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该书指出：“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招抚和征服，早在沙俄第一次侵入黑龙江以北地区以前，就已完成了统一大业，并在那里实施着有效的管辖。”
西藏地区。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藏族简史》[25]，黄奋生《藏族史略》，索文清《藏族史要》等几部著作简明地叙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施政的历史过程。西藏社会科学院等四单位合编的《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26]是以汉文的正史、实录、历史档案和有关重要典籍为主，按不同的历史时期，汇辑的关于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关系发展史的资料书，清朝治理西藏地方是该书的重点部分，这是一部较好的史料选辑。有关论文有：周一良等《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7]，子元《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历史关系》[28]，王辅仁《略论清朝前期对西藏的施政》[29]，蒲文成《从清朝与七世达赖的关系看清朝对西藏的施政》[30]等，上述论文中，王辅仁文论述系统，值得一读。王文认为：“清朝前期对西藏地方的施政，除进关前的早期政治联系外，大致可分作五个阶段：一、封授蒙古和硕特汗王代行统治（1653），二、授权四噶伦联合掌政（1721），三、封授郡王掌政、始派驻藏大臣（1728），四、建立噶厦、授权达赖兼掌政教（1751），五、制定《藏内善后章程》（1793）。从这顺序衔接的五个阶段，可以明显地看出清朝对西藏的施政逐步加强的过程。”“总结清朝前期对西藏地方的施政，应该严格区分主流和支流的界限。主流部分，即施政的重大政治意义和起到的积极作用部分，必须给以充分的肯定。但是，在主流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由于清朝政府的阶段本能，它所推行的各项政策，不可能不包含大民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反动内容，这是支流部分。”
西南边疆。方铁《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与历朝治边》[31]分析了西南边疆汉族形成的复杂历程。指出，元代以前，迁入西南边疆的移民逐渐被原有民族融合，并形成新的本地民族，元代后外来移民大量迁入，融合原有民族人口形成西南边疆汉族群体，其作用和地位明显增强，历朝对于西南边疆的外来移民和西南边疆汉族及其发展，均十分重视，并以此为制定治策的重要依据。
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32]，绿营兵是清代的主要军事力量，布置当塘是绿营兵控制全国各地方的重要手段。该书对创建于顺治十六年的云南绿营兵，直至同治年间在以杜文秀为首的云南各族人民反清起义打击下，云南绿营兵制基本瓦解的全过程作了细微的梳理，是首次对清代绿营兵做区域性深入研究的学术著作。彭洪俊《掌土治民：清代云南行政区划及行政管理体制演进研究》[33]，行政区划的实质是中央对地方进行有效治理的需要而进行分层级的行政管理，其核心要素是对行政区划内土地与人口的管辖与治理。论著通过对正式行政区划、沐氏勋庄、卫所系统、土司制度等不同土地人口管理体制变迁的考察，探研了清朝对云南“掌土治民”的深化过程，揭示了清代云南行政区划体制与内地一体化演进的历史进程。同类论题还有段金生《延续与转变：清朝统治者对云南边疆民族的认知》[34]。
郑维宽《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的策略研究——基于地缘政治的考察》[35]复原了广西高层政区与广西边疆的形成过程，自此中央王朝对岭南边疆的治理主要围绕广西而展开，厘清了历代广西地缘结构变动与中央王朝治边策略调整的关系，指出王朝治理边疆的策略经历了从古代固守封疆理念下“制内为主，御外为辅”向近代领土观念下“御外保边”的大转变，系统探讨了影响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的各种因素，并对这些因素的结构及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作者以地缘政治为视角，运用地缘政治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重建历史上广西在岭南西部内、外地缘结构，从地缘结构的动态变化中去解读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地缘的特殊性，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策略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归纳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二）开发治理研究
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边疆开发研究》，内容十分丰富，按编排顺序包括：清代内地人口迁居边疆的原因、地域以及迁居后的开发实况和影响；清政府在北疆实施新政的概况、新政时期蒙古的官垦和屯垦以及工商实业和文化教育的开发；清开垦东北土地的实况和政策；晚清时期东北地区的近代工业和矿业情况；清代前期蒙古地区农业发展及政策和政策评述；清前期对内蒙古、喀尔蒙古的赈济及其作用；清代新疆屯田的概况、形式及性质；清中叶新疆与内地开展贸易往来的方式、渠道、贸易类别和产品及贸易往来的作用；清代的茶法与川茶业的发展、川茶业与藏区社会经济的推动；清代云南矿业开发由盛转衰及其原因、矿业开发对云南经济开发的影响；清代云南交通的实况、“铜络”的开凿、三迤地区主要道路的开发、交通工具及设施、邮电和铁路的兴起；清代台湾与海南经济开发比较研究，包括经济开发的地理环境、开发方式和成果的比较[36]。由于该论文集内容包括清前期、中期和晚期涉及许多边疆地区的开发，又有对整个清代边疆开发的带有共同性问题的综合阐述，因而可以从中窥见清代边疆开发的一般情况。
与上述论集可以互相参照的是华立《新疆农业开发史》[37]，论述了新疆农业开发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基础、清政府开发新疆农业的缘由以及开发的方式、手段、制度、措施、活动及其成效。在论证上述问题时，既注意不同层次的人类力量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又注意生产手段和开发方式与社会环境、政治秩序的相互关系。该著总结的历史经验，可为今天新疆农业开垦提供有益的借鉴。朱永杰《清代满城历史地理研究》[38]对清代满城的数量和基本特征、管理结构和军事实力、时间、发展和地域分布，满城的形制、设施等问题立章阐论，并对新疆“满城”设施进行了个案分析。
清代卡伦制度与驿传制度的研究，也为学者所关注。马长泉《清代卡伦制度研究》[39]对该命题做了全方位的详尽研考。宝音朝克图《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40]对清代中国北部（包括东北、西北）边疆卡伦的分布、设置等做了全面、细致、深入的考评，翔实剖析了清代卡伦具有的各种职能，并从与卡伦相关的设施，清政府对卡伦的监督、守卡官兵的拣选及其生计、坐伦等多个角度考察了清代卡伦管理制度的形成过程。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41]首先考察了清代驿传在地域范围上的变化，并从功能学的角度，对清代驿传管理制度中的物质供给、信息传递、交通运输等方面制度变革的内容、背景进行了分析，进而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时代背景下，研析了清代驿传的近代转型，探讨了传统驿传是如何在功能方面被电报、近代邮政逐步取代，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刘文鹏于2019年又出版专著《清代驿站考》[42]，80余万言。全书以嘉庆朝《清会典事例》为依据，对清代每个驿站的设置时间、地点、配置沿革等内容进行了严谨考订，涉盛京、吉林、黑龙江、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陆地边疆省区。
有关新疆开发的论著也多有问世。邹礼洪《清代新疆开发研究》[43]是一部专题性论集。涉及新疆开发研究的有：左宗棠新疆开发思想初探，新疆的骆驼养殖与驼运史管窥，近代新疆禁鸦片述论，左宗棠西北禁鸦片述论诸题。
（三）边疆管理机构研究
关于清代边疆管理制度与措施的研究，早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已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当时就有荆三林《近代中国经营边疆史》[44]、陈炳光《清代边政通考》[45]等著作出版，与此同时先后发表了力保汉《近代边疆政制述略》《近代边疆政制述略（续）》[46]、佘贻泽《清代之土司制度》[47]、王文萱《清代边疆行政》[48]、玄默《清代边政通考》[49]、楚明善《清代之治边制度与政策》[50]、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51]、陈芳芝《清代边制述略》[52]等论文。1949年以来，发表了不少有关清朝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辖机构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理藩院研究
清代的理藩院是主管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三四十年代发表何建民《蒙古概观》[53]、郭冠杰《清代中央官制之略述》[54]、王文萱《清代蒙古政制研究》[55]、郑鹤声《前清康乾时代之理藩政策》[56]、罗应荣《中俄蒙的接触与清代的理藩政策》[57]等论文和论著，分别对理藩院的创设、性质、沿革、职掌作了论述。这个时期对理藩院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50—60年代，出版了陶克涛《内蒙古发展概述》[58]、佘元安《内蒙古历史概要》[59]、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60]等著述。这一时期的理藩院研究，一方面较前一时期有所深入，出现了研究理藩院的专题论文。但此时研究，资料使用上仍很不充分、完备，因而其研究中所提出的某些观点，难免有些失之于偏颇。
70年代，台湾学术界发表了一批有关理藩院研究论著、主要有吕士朋《清代的理藩院——兼论清代对蒙藏回诸部的统治》[61]、何耀彰《满清治蒙政策之研究》[62]、周昆田《清代的边疆政策》[63]等。在上述著述中，吕士朋对清朝设置理藩院的意义论述较明确，文章认为：理藩院“组织的严密，事权的统一，职掌的分明，行政的不受牵制，不仅中国历代的中央治边机构无法相比，即清代中央的六部，亦因遇事诸多掣肘，且无与地方督抚的直接联系权力而相形见绌。由于理藩院的行政上具有相当的独立地位，且对驻边的将军、大臣有联系的指导的权力，故于处理边疆要政，有迅赴机宜之功，此为理藩院不同于其他中央行政机构的五大特色。”
80年代，大陆学者对理藩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64]、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65]，书中对管理蒙、回、藏事务的理藩院进行了概括介绍。赵云田《清代治理边陲的枢纽——理藩院》[66]，全面论述了理藩院的设置、沿革、内部机构，理藩院与蒙古、西藏、“回部”及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理藩院与四川土司的关系以及理藩院与中外关系诸问题。在理藩院的研究上，七八十年代有较大的发展，不仅在论著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研究领域拓宽、选题深化，使用资料更加丰富多样。值得提出的是赵云田在《清代蒙古政教制度》[67]一书中，对理藩院的设置、沿革、内部机构、职掌、历史作用及《理藩院则例》的形成等作了全面、系统、详尽的论述。赵云田还在《清代理藩院、理藩院资料和理藩院研究》[68]一文中，对近百年来理藩院研究的历程作了概括，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研究的起始时期，五六十年代是深入时期，七八十年代是发展时期。
2.地方性管理制度研究
政治体制及其有关行政管理制度的设立，是维护与实现统治权力的主要方式与工具，因而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行政管理制度的建设。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除了加强对中原地区广大汉族的统治外，随着对边疆地区的逐步统一，疆域版图不断扩大，而所辖民族地区也日益增多，为了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清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管理制度。从中央来讲由皇帝通过理藩院直接管辖，此外，又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采取区别对待、因俗而治的多种不同制度进行统治。大体而言，在东北地区，主要实行军府制度，即由中央派将军分驻奉天、古林、黑龙江三省，管理军政与民政，实行军府制下的旗、民分治。在蒙古族聚居的北疆和西北部分地区实行盟旗制度。新疆地区，主要采取军府制度，地方行政方面，因民族成分复杂，社会习俗各异，又分别采取郡县制、盟旗制和伯克制。在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制度，雍正朝开始，设立驻藏大臣，逐渐形成驻藏大臣制度。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到雍正年间，清政府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土司制度发生了变化。对上述清代边疆的政治体制与管理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总论方面。五六十年代，发表了台湾学者张兴唐《中国近代边政制度沿革及其革新刍议》[69]、李绍盛《我国历代边政机构简述》[70]、周昆田《中国边疆政治制度的沿革》[71]、田炯锦《边疆政治概述》[72]等论文。
80年代，清代边疆政治制度总论方面的研究，主要反映在近年国内出版的几部清史专著中。如戴逸主编《简明清史》[73]、郑天挺《清史》[74]等著作中都有专门章节加以论述。在专题论文方面，赵希鼎《清代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75]一文作了有益的研究，该文对西南、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台湾等民族地区的政治建置与政治制度，都作了全面的论述和介绍。
二是，盟旗制。20世纪初，《东方杂志》就刊载了关于盟旗制度的文章，如《蒙古盟旗制观》（9卷8期），《蒙古政治考》（10卷2期）。三四十年代，有关论文有王文萱《清代蒙古政制研究》[76]、扎奇斯钦《近代蒙古之地方政治制度》[77]、凌纯声《中国边政之盟旗制度》[78]、张问童《论内蒙盟旗地方制度》[79]等，凌文对旗制的起源、组织，盟制的起源、组织、部落与盟旗的关系，八旗与盟旗的关系，内属部落及回族的旗制进行了探讨。50年代以后，台湾又发表了张兴唐《蒙古盟旗制的意义和沿革》[80]和《蒙古盟旗地方行政制度介绍》[81]、金兆鸿《蒙古的盟旗制度》[82]、张国柱《盟旗制度的起源及演变》[83]等论文。
与此同时大陆学者对盟旗制度也进行了深入研究。陶克涛在这方面研究较为全面系统，他在《内蒙古发展概述》中认为：“盟旗制度……具有浓厚的军事性质，是清统治者利用蒙古旧制（军事性政治组织）而仿照满洲旗制加以制定的。”他在探讨了盟旗的起源、组织系统之后认为：盟旗制度“完全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经济之上，并在很多方面残留了原来氏族末期的原始痕迹”。“由于其分散性、孤立性、割据性和竖的方面的军事性，因而极有利于异族征服者的统治。”陈国干《清代蒙古盟旗制度的来源和性质》[84]、王湘云《内扎萨克的建立》[85]、终佳江《清代盟旗制度与吉林省的行政建置》[86]，对盟旗制度产生的性质论述了各自的看法。《蒙古族简史》[87]和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88]两部著作较全面、系统地论述盟旗制度产生的渊源、不同的组织形式，及会盟制度的意义。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盟旗制度是清朝统治者根据满族自己的八旗制度的组织原则，在蒙古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因地制宜逐步建立起来的，不宜把蒙古八旗和盟族制度下的旗混而为一。杨强《清代蒙古旗盟制度》[89]尝试将历史学、民族学、法学、政治学诸学科方法相结合，在充分吸纳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有清一代蒙古旗盟旗制进行系统阐论。
三是，驻藏大臣制度。20世纪40年代黄奋生《清代设置驻藏大臣考》[90]、丁实存《清代驻藏大臣考》[91]、《驻藏大臣述评》[92]、《清代设置驻藏大臣纪要》[93]等论文从驻藏大臣设立的起因、经过、职权、历史作用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70年代以后，台湾学者萧金松相继发表了《清代驻藏大巨之研究》[94]、《清代初置驻藏大臣经过考》[95]、《清代初置驻藏大臣原因之探讨》[96]、《清代驻藏大臣的组织》[97]、《清代驻藏大臣的职权》[98]等系列论文。大陆学者发表了一些专门论述驻藏大臣制度的论文，如王忠《中央政府管理地方制度的发展》[99]、陈鸣钟《清代前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治制度的改革》[100]。80年代以后，吴丰培《清代驻藏官员的设置和职权》[101]、顾效荣《清代设置驻藏大臣简述》[102]、张云侠《略论清代驻藏大臣的设置、职权及有关问题》[103]、曾国庆《清代驻藏大臣一览表》[104]和《清代驻藏大臣浅探》[105]等论文以及有关藏族史、清史的专著中都有专门章节论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吴丰培和曾国庆编撰的《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106]和《清代驻藏大臣传略》[107]两本专著。前一部书全面论述了驻藏大臣设置前西藏政治概况、设置的起因、设置的年代、职称、任期、员额、衙门驻地、职权等问题。作者认为，设立驻藏大臣制度意义深远，“虽然远在700年前的元代，中央已设立了宣政院，统辖西藏全区，藏中地方重大事务，如重要机构的设立，委派西藏的高级僧俗官员，采取军事措施等均由宣政院决定，究不如清政府派遣官员、军队，对藏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外交等直接管理，更较有效。中央政令，直颁藏区，对于问题解决迅捷”[108]。后一部著作共收入正副驻藏大臣136人，并编《清代驻藏大臣一览表》附于书后，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使用。
四是，新疆军府制和伊犁将军。军府制，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地区实施管辖的主要方式。18世纪中叶，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置“总结伊犁等处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并管理归附清朝的中亚地区诸部族。管守新《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研究》[109]一书对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的始末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论。阿拉腾奥其尔《清代伊犁将军论稿》[110]，导论对军府制是清王朝统治新疆的有效方式，伊犁将军是军府制的核心，以及伊犁将军研究基本史料和研究概况诸问题做了专论。并对明瑞、阿桂、永贵、舒赫德、松筠、长龄、奕山、布彦泰、金顺、志锐十位伊犁将军撰写了传稿。管守新《清代伊犁将军职掌考述》[111]指出，伊犁将军的职掌与权限是本着边疆地区“因俗而治”原则而设置的，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是不同的。伊犁将军的实际治政权比法定治政权要小，这是由清朝政府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及在边疆地区实行“因俗而治”政策决定的。
周卫平《清代新疆官制边吏研究》[112]全书以清代新疆军府制时期地方官制的建立与发展，新疆建省后地方官制的演变，清代新疆地方职官的群体特征，官制、边吏与清代新疆之变乱为题立章，前二章综论清代新疆军府制时期和建行省后的官制及其演变，后二章则分论了有关新疆边吏的两大命题，余论对军府制下伊犁将军与行省制下甘肃新疆巡抚等问题进行比较研究，视野颇有新意。书末参考文献中收录有关新疆官制和边吏的研究书目、论文和博士、硕士论文是一份有用的参考资料。该书是国内首部将清代新疆官制与边吏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
张燕等《伊犁将军治疆方略借鉴研究》[113]，对伊犁将军的设置及其历史演变（设置、发展、完善、衰落、重建、废止）进行了阐论，高度评价了伊犁将军设置的意义及其在边疆治理中的贡献，梳理了伊犁将军治疆方略中的保障措施与制度安排，总结了清代伊犁将军治理新疆的思想、功过及其对当代的借鉴意义。
相关论文还有：周卫平《清代新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设置与变迁》[114]，刘文鹏《清代南疆办事大臣职权考》[115]等。
五是，伯克制度。“伯克制”是我国维吾尔族和中亚一些突厥语系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官制。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新疆以后，因俗而治，在维吾尔地区继续沿用，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之成为清朝边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伯克制研究的论文有：林恩显《清代新疆伯克制度研究》[116]、冯志文《封建社会晚期新疆的伯克制度初探》[117]、刘义棠《伯克制度研究》[118]等。刘义棠考证了“伯克”的音、义，认为“伯克一称，始源于古代突厥部落，再由突厥部族渐次传播到其他阿尔泰系民族”。作者进而论述了“伯克制度”的组织、职权、员额、特征，指出：“清朝因人、因地、因教的不同，而实施各种不同的边疆政策边疆政治制度，不无其理由存在，亦不无其成功的地方。”苗普生《伯克制度》[119]一书对“伯克”一词的音、意及其语源，伯克制度的形成，清朝政府对伯克制度的改革，伯克制度的行政组织，伯克制度的废除，以及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等历史上的伯克与伯克制度均做了简洁、准确的阐论，同时还对伯克研究的史料和研究史进行详尽评介，是一部伯克制度研究的入门之书。同时，作者还有论文如下：《关于伯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120]、《论清初维吾尔族地区伯克制度的改革》[121]、《废除伯克制度与新疆建省》[122]。此外，刘志霄在其《维吾尔族历史》[123]一书中论述道：伯克制度是“构成清朝在天山南北的主要行政建制”，“它是介于札萨克制和郡县制之间的一种行政建制”，“伯克制度既避免了札萨克制过分的封建色彩，同时，也顺应了当地维吾尔居民的习惯”。相关论文还有：王莎《论〈新疆回部纪略〉与〈回疆则例〉中的伯克制度》[124]、杨亚雄《论清政府对新疆维吾尔地区伯克制度的政策演变》[125]、谢孝明《清代“改土归流”：土司制度与伯克制度的比较》[126]等。
（四）近代中国的边疆治理研究
1.综论方面
清朝政府根据“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方针，针对各个边疆地区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政策，设置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并不断完善，强化对边疆地区的管理。近代边疆危机频仍，清政府原先推行的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走向破产。同时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逐步形成，中国的经济成分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地方行政机构不断出现严重失灵和失控状态，在边疆地区表现尤为严重。清政府在边疆管理上虽采取了一系列补救应变对策，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边疆管理体制上的调整。对此问题的研究，虽远不及对清朝前期边疆政策研究深入，但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刘子扬编著《清代地方官制考》[127]对近代以来边疆地区官制，以及负责海防事务同知以下官吏的变化，作了较详尽的概述。赵云田《近代我国边巡民族中央管理机构的演变》[128]，作者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的逐步演进，国家政治机构的更替和调整的大背景出发，认为“晚清时期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构最大变化，是理藩院改称理藩部”，名称的改变，其职能也发生了变化。“理藩部对俄交涉职能的丧失，是俄国政府单方面愿望的实现，是清政府屈从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产物”。文章还对北洋时期蒙藏事务局以及它的后身蒙藏院，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的设置、沿革、职掌进行了客观述评。
21世纪以来有关近代边疆治理综论性的学术著作值得重视。
王宏斌《晚清边防：思想、政策与制度》上、下册[129]，专门研究晚清七十年（1841—1911）中国陆地边疆防务，系统考察了各个时期朝野人士对于边防问题的思考和建议，以及清廷对于边防政策的不断调适，并对清末军制改革在边疆地区的实施情况与巡边制度的海军基地进行了细致梳理。作者认为，清廷对边防思想、政策和制度进行的调适和探索尽管充满着困惑和屈辱，但它对于我们今天建立现代化的国防，仍具有重要的参咨价值。
阿地力·艾尼《清末边疆建省研究》，力图把始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统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探讨清政府是如何将边疆地区纳入同质性、排他性的“中国”秩序中的，即以清末边疆地区建省为主轴，分析探讨清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性措施将其版图逐渐整合到一元化的国家之中，如何将传统前近代国家改变为近代主权国家以及这种转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130]
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131]，以档案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国内外研究成果，对东北、蒙古、新疆、西藏新政的实施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众多复杂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既肯定了新政的历史作用，又剖析了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书中特别强调了边疆地区新政实施者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对当今中国社会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冯建勇《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变迁研究》[132]，选择辛亥革命这一具有传承意义的历史时点，从民族国家构筑的视角，考察晚清民初时期边疆地区的政治实态和民族心理，乃至该地区对中国国家的认同状况。将具有诸多共同点的新疆、西藏等，置于同时代的位置上予以探究，同时还从民族国家构筑的角度对辛亥革命前后边疆地区政治变迁的整体状况进行了阐论。
欧阳湘《清末边疆省份司法改革的特殊政策述论》[133]论述了清政府在边疆省区所推行的特殊政策：在普设法院问题上力求减少应设厅数、降低编制标准和展缓筹设期限，在司法人才培养方面施行灵活措施，以便不拘文法选拔官员并吸引省外人才，法政教育则以速成为特色；在法官考试和作用方面，法部在西部六省专设考场，录取标准也较京师考场为宽松。进而指出：这种特殊政策有助于推进边疆省份的司法改革。
2.对不同边疆地区的治理研究
由于边疆地区情况各异，更多的研究是侧重于具体地区的具体变化。
东北地区。赵云田《晚清东北军政管理机构的演变》[134]对光绪年间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三将军体制的变化，直至最终废除军府制，建立行省的演变进程、原因和作用作了论述，认为：“清代东北边疆管理机构，通过晚清的官制改革，由三将军体制演变为建行省、设督抚，在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表现出了近代国家机构的特点，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由盛到衰，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北地区社会的发展。”康沛竹《日俄战争后的清廷东北防务》[135]认为，清政府面对边疆危机加剧，在东北地区采取了相应举措，以期缓解“龙兴之地”内外交困的危机局面，其举措有三：行政体制的变革——改建行省；移民实边政策的继续推行；整军经武以固边防。文章还论述了这一时期主政东北的边吏赵尔巽、徐世昌、锡良、程德全、吴禄贞、宋小濂的政绩。刘家磊《略论清季东北移民实边政策》[136]，考察该政策由封禁到开放，由虚边到实边的发展过程。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137]认为，1904年以后，清政府在东北实行土地开放政策，使黑龙江农业开发迅速发展。刘金明《北洋政策对鄂伦春族的政策与“安边”》[138]指出，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虽然半途而废，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仍起到安抚东北边疆的某些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北洋政府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管辖，促进了鄂伦春族农业生产的初步发展，为鄂伦春族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才。”吴禄贞于1907年调迁延吉边务帮办、督办，治边颇有建树，勒大经《吴禄贞经略延边的历史功绩》[139]认为，吴禄贞是为维护延边领土主权，为延边开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高月《清末东北新政研究》[140]基于清末在传统的“满汉一家”“中外一体”的“大一统”理念已然失去效用的情况下，王朝统治者必须寻找新的统合手段，以增加王朝中央政府对全部疆域的统治力和各民族对于王朝的认同，清王朝的办法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颠覆传统体制的新政改革。该书以清末东北新政为研究对象，从疆域统合的角度切入，阐明清王朝通过在东北实施新政，意图实现疆域的均质化，以达到重新统合疆域之目的。
蒙古地区。学者们研究重点之一是清末移民实边政策和清朝政府在蒙古地区推行的“新政”。翁独健主编《蒙古族简史》[141]，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142]均有专章专节论述近代以来清朝政府对蒙政策的调整，其主要方面是：放垦蒙地、始行新政；筹蒙改制，强化统治。前书认为：“清末大规模‘移民实边’，从长远的历史影响看，对蒙古地区的进一步土地开发，是有一定成效的，对蒙古族自身农业的发展，也不无一定裨益。但是，清政府不顾蒙古地区各阶层的普遍反对，强制推行放垦蒙族土地，搜括巨额押荒银，严重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造成了社会动荡。充实边防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而且增加了许多新问题，使危机日益加深，给俄日帝国主义对蒙古封建上层的蛊惑煽动以可乘之机”，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比较中肯的。但对这一问题学者们认识并不一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者们撰写三卷本《蒙古族通史》[143]指出：“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不管统治阶段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动机，但最终结果是造成了对内蒙古地区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更加暴露了清末统治者的腐败；‘移民实边’并没有起到充实地方、抵御帝国主义入侵的作用”。卢明辉《清代蒙古史》也认为：自推行“移民实边”和“新政”以来，致使蒙旗札萨克以下皆有所失，而无一所得，对广大蒙古族人民更加重了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一论题的论文还有田志和《论清末东部蒙旗地区的移民实边问题》[144]等。
乌力吉陶格套《清至民国时期蒙古法制研究——以中央政府对蒙古的立法及其演变为线索》[145]，以中央政府对蒙古的立法及其演变为线索，研究清至民国时期蒙古法制演变有关诸问题。
新疆地区。光绪年间新疆建省是新疆近代史上一件大事，是清政府巩固其在新疆统治的一个重要举措。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二册[146]和钟兴麒《新疆建省述评》[147]，对新疆建省的前前后后以及历史作用做了较详尽评述。纪大椿《论清季新疆建省》[148]指出：“由新疆建省而密切了新疆与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联系，巩固了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情谊，加速了西陲边疆的开发与发展。这些都是当时的封建朝廷和官吏未曾意识到的。”这方面论文还有：沈传经《论新疆建省》[149]、齐清顺《新疆建省及其历史意义》[150]等。研究新疆建省必然要涉及龚自珍、左宗棠、刘锦棠三个历史人物。首先提出新疆建省之议的是龚自珍。纪大椿《龚自珍和他的〈西域置行省议〉》[151]具体分析了这一正确主张的内容，认为其最大的贡献在于，“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分析了新疆实施行省制度的必然性”，所有这些“都是他超过前辈，站在时代的前列而提出的新的斗争任务”。韩式朋《龚自珍议新疆防务》[152]认为，新疆建省和移民实边有利于新疆的，而加强防务的最好办法就是移民实边。这方面论文还有：丁汝俊、马春燕《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述评》[153]，季镇淮《龚自珍简论》[154]等。左宗棠是新疆建省的实践者。杜经国《左宗棠与新疆》一书对左宗棠关于新疆建省的思想和筹划进程作了剖析，认为“维护西北边防的安全是左宗棠主张在新疆建省的根本出发点。他在这方面的一切部署，从政治、经济到边事，都是为这个根本目的服务的”。[155]同类论文还有：董蔡时《论左宗棠与新疆开置行省》[156]、牛济《左宗棠与新疆改设行省》[157]等。由于左宗棠在新疆期间，伊犁地区还没有收复，建省问题一直议而不决，直到1884年清政府才下令建省，任命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台湾学者陈旺城《刘锦棠研究》[158]全面、详实地评述了刘锦棠治疆生涯。管守新《刘锦棠在新疆建省》[159]认为：“新疆建省的完成，不仅结束了长期以来所处的‘藩部’地位，而且统一了与其他各省的政体，成为清朝的第十九个行省。在新疆建省及其建署最后完成的过程中，刘锦棠作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新疆建省的最终执行和完成者——刘锦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另外，于维诚《新疆建置沿革与地名研究》[160]对于了解近代新疆建置、地名的变化，是一部很有实用价值的参考书。
晚清时期清政府的治疆还有四部著作值得一读。
潘志平《浩罕国与西域政治》[161]虽然是一部关于中亚浩罕国的历史著作，且这个汗国早已覆灭并永远地消逝，但二百多年前它崛起之时，甚至一度盛名中亚，汗国以其国都浩罕为名。清代乾嘉年间浩罕成为清帝国的附属国，听命于清驻喀什噶尔、叶尔羌的军事大臣。19世纪20年代后浩罕崛起，脱离了对清的依附，在道光、同治年间，浩罕成了新疆伊斯兰权贵和卓势力的支持者，不断窜犯骚扰南疆，到了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阿古柏的“哲德沙尔”政权侵占新疆长达十余年时间。该书是国内第一部探研这一段历史的学术专著。
苏德比力格《晚清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政策研究》[162]，以边疆内地政治一体化作为中心论题，研究晚清政府在新疆、蒙古和西藏等边疆地区推行的政策和措施，并对其利弊得失，力求做出客观的分析和总结。
童远忠《近代新疆防务建设研究》[163]，以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为线索，着眼于“防务”这一独特的视角，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疆防务形势和防务建设为重点，从清朝统治当局治边理念、边防政策、边防制度和边防效果等方面，对近代新疆防务进行系统考察，概述其兴衰历程，揭示近代新疆防务建设的特点、规律和成败得失，总结其历史启示和经验教训。
徐中煜《交通态势与明清经略新疆研究》[164]，通过深入研究交通运输与中央政府经略新疆之间的关系，探寻交通运输形势与治理模式之间蕴含的逻辑关系，进一步厘清“交通运输”的概念、内涵，并对研究历史时期的交通运输提供一定的参考维度。
西藏地区。清朝驻藏大臣制沿革的研究始终是清朝西藏管理体制的一个研究重点。吴丰培、曾国庆《清代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165]指出，1845—1911年是驻藏大臣职权松弛时期。驻藏大臣制度研究离不开驻藏大臣研究。吴丰培、曾国庆《清代驻藏大臣传略》[166]和贺文宜《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167]是两部颇见功力的资料性研究著作。前者为有清一代正、副驻藏大臣36人立传，后者则辑录了从康熙四十八年正月（1709年3月）到宣统三年（1911）共202年间派往西藏的148位正、副大臣计182任的驻藏事迹1370余条目，内容主要有：签掣达赖、班禅的呼毕勒罕，看视达赖、班禅坐床，颁赏金册，任免西藏地方政府重要官员，制订藏内各种章程，办理对外交涉，调遣营伍，巡阅边防，抗击外寇，抚绥地方，监制钱币，稽查财政，等等。朱先华《清末西藏新设机构及其活动概述》[168]从研究清政府在藏地推行“新政”的角度指出，晚清政府的“筹藏”政策不够健全和完善，虽对推进西藏地方各项工作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脱离了西藏地区的历史特点和社会实际。因而“不仅没有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相反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它使西藏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日趋尖锐，使帝国主义乘机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华民族几度面临西藏被分裂出去的危险”。但也有研究者对晚清政府在西藏的活动予以肯定。张世明《清代前后期藏族地区开发比较研究》[169]对清代后期清政府对藏区开发评价甚高。陆莲蒂《简论清末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关系》[170]通过对光绪十三年日喀则僧俗“恭贺皇帝亲政”藏文文书考释，认为此举“有力地说明了清末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继续行使国家主权的史实”。对晚清驻藏大臣的个案研究中，比较一致的是认为升泰和有泰“可谓是昏聩无能之徒”的典型代表，但对琦善、张荫棠和联豫评价存在分歧。吴丰培《试论升泰和有泰》[171]通过对他们二人为官西藏的历史考察，认为这二人劣迹多端，丧权辱国，媚外苟延，贪婪昏聩，乃驻藏大臣昏聩之最，是破坏汉藏人民团结的罪魁。文中引述了有泰1904年有关与英国交涉经过的日记，实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罕见史料。关于琦善，吴丰培、曾国庆在《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一书中认为，琦善在强调驻藏大臣地位的某些职权的同时，放弃了“财务督权”和“部分兵权”，因此，“驻藏大臣自琦善之后有一定程度的削弱”。邓锐龄《关于琦善在驻藏大臣任上改定藏事章程问题》[172]则认为，琦善以驻藏大臣任期内“积极坚决地行使驻藏大臣的权力”，因此，“说琦善在任期间做了什么事就能促使此后驻藏大臣的权力萎缩，还是一个疑问”。徐君《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1876—1886）为例》[173]，以丁宝桢十年督川治边为例，探讨了晚清政府在海防、塞防俱紧背景下川藏经营思想的形成，以及“固川保藏”“筹边援藏”等边防策略的实施情况。1906年出任驻藏大臣的张荫棠治藏政绩得到多数研究者的肯定。许广智《张荫棠“查办藏事”始末》[174]认为，这是西藏近代史上一次重要事件，是一场值得充分肯定的进步的改革，为后来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赵富良《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及其治藏方针》[175]指出，张荫棠“惩治腐败，肃清吏治，使得全藏人心振奋，他锐意改革，推行新政，虽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完全实施，但其治藏的思想方针和推行新政的改革精神仍具有不可抹煞的历史意义”。冯丽霞《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的性质》[176]也认为，张荫棠“查办藏事”是“一场值得充分肯定的进步的改革”。但余子明《论晚清政府在西藏的若干政策》[177]却认为，张荫棠推行“新政”随心所欲，操之过急，直接给西藏上层分裂分子造成口实，难辞其咎。总之对张荫棠在藏实施“新政”的评价是褒多贬少。关于联豫，一般认为其人刚愎自用、排斥异己、独揽大权，对十三世达赖出逃及后来清朝政府与西藏地方矛盾的激化负有责任。但张世明《联豫在清末新政期间对西藏的开发》[178]认为，联豫在西藏实行新政终致失败，但他“对西藏的开发建设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功不可泯”。
云南地区。秦和平《清末民初对滇西北地区的治理与开发》[179]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毗邻西藏和四川，界连缅甸、邻通印度的今云南怒江州和保山市近代以来的历史进行研究后指出，面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末民初孱弱的国力与动荡的政局，对滇西北治理开发行动的继续多有制约，但云南地方当局对此已尽最大努力，并取得相应的积极后果”。陈元惠《从国防与外交机构到特别行政区——清末民国时期云南对汛督办的设立与演变》[180]指出，云南对汛督办的作用和影响除稳定边疆、巩固国防外，还在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河口、麻栗坡对汛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台湾与海南。台湾建省是近代边疆治理一件大事，陈在正《台湾建省方案形成过程的考察》[181]概述了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沈葆祯奏请闽抚移驻台湾起，至光绪十三年改设台湾郡县、领取福建台湾巡抚关防止，前后十三年间台湾建省方案的形成过程后指出，“正是由于加强海防的需要，才促进了台湾建省的实现，这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加紧对我国边疆的侵略，海疆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实现的。其目的主要是加强台湾及东南沿海的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因而，具有明显的爱国性质”。近代对台湾的治理和开发，岑毓英和刘铭传是有功的。黄振南《岑毓英与台湾防务》[182]，对岑毓英的治台政绩做了分析，指出：在台湾期间“除了进行与军事防务有直接关联的工作外，还亲自指挥创办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又与台防有间接关系的公益事业”。刘铭传是台湾建省后首任巡抚，姚永森《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以较长篇幅评述了刘铭传治台经历，指出：“刘铭传是一个巩固祖国统一的促进派，一个台湾近代化的先驱者，也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183]，萧克非等主编《刘铭传在台湾》[184]，是1985年召开的“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结集，反映了近代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水平。陈国强《台湾建省初期刘铭传与高山族》[185]则从另一视角，通过刘铭传治台政绩研讨了近代清政府对台湾的管理。关于台湾海防问题研究还有：许良国《左宗棠与台湾海防》[186]、杨彦杰《沈葆桢与台湾海防》[187]、陈在正《1874—1875年清政府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与对台湾地位的新认识》[188]等。海南岛是我国海疆的第二大岛，何瑜《近代海南开发》[189]重点论述了光绪年间以来海南岛各族人民开发海南的各个方面，特别对以琼籍华侨为主的海外华人在海南开发中的贡献进行了分析。一些学者还通过海南和台湾开发的对比研究，透视了清政府对海南的治理和开发，如司徒尚纪《海南岛历史开发对比刍议》[190]、何瑜《清代台湾与海南经济开发之异同》[191]和《清代海南开发述略》[192]。
石光明主编、国家图书馆分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边疆史料稿抄本汇编》全50册，收入的史籍包括：1.沿革官制（机构设置、地理沿革等），2.军事（防御、团练、兵营设置等），3.经济（地方财政、户口赋税、地方土物产等），4.文化（地方艺文、金石志、逐记等），5.民族民俗（民族风情、地方志等），6.大事记（对外交涉、各类案件等）。史料的重要性如马大正在为该书所著序中所指出：“这批珍贵史料早日揭开‘面纱’，走出‘深闺’，为众多研究者所渴望，广大读者所企盼。”“必将推动中国边疆史、清史诸研究领域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实是学术界喜事，更是清史研究界的盛事！”[193]
二 清朝边疆民族政策研究
（一）边疆民族政策研究
随着清史研究的开展，有清一代民族政策研究达到相当广度和深度，既有总论清代民族政策，也有分论各朝的，还有以地区民族为研究对象，论述清政府是怎样处理与东北、新疆、西藏、蒙古、西南及至台湾、海南等地区少数民族关系的。专著方面，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一、二册），李洵、薛虹主编《明清史》[194]，周远廉《清朝兴起史》[195]，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阎崇年《努尔哈赤传》[196]，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197]，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198]，孟昭信《康熙大帝全传》[199]，冯尔康《雍正传》[200]，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201]，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202]，白新良《康熙大帝传》[203]等专著对清朝民族政策均有较翔实的评述，为人们认识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几代制定和实行有关政策，提供了多角度的研究成果。余梓东《清代民族政策研究》[204]，成崇德《清代边疆民族研究》[205]，吴元丰《满文档案与历史探究》[206]，乌云毕力格《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民族研究》[207]和《满蒙档案与蒙古史研究》[208]，黑龙《满蒙关系史论考》[209]和《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210]，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211]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和不同层面对清代民族政策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特点、政策体系结构、政策本质等问题进行了探研。
至于研究的专题论文，更是呈现出纷繁多彩之势。郑昌淦《明清之际的历史潮流和清王朝的统治政策》[212]，将民族政策列为清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认为清王朝统治者，采取政策的出发点是：“在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尽量拉拢各族的上层分子，给予程度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保持各族的旧的剥削制度——不管其多么落后、绝不加以改革和改变——共同压迫和统治各族人民，坚决镇压各种反抗力量和分裂势力。”赵希鼎《清代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制度》[213]，在分论了西南、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台湾诸地区的政权设置和统治措施后，指出清王朝，特别是在统治前期，“在辽阔的边疆地区，制定了就当时封建社会条件来说，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如在祖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逐步实行‘改土归流’，强化了中央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管理，使少数民族脱离落后状态，走向进步，对民族融合起着促进作用。加强对东北地区、外蒙古、新疆、青海等地的行政体制，密切了边疆地区和中央的联系，得到各族的拥护，由中央紧握军事和外交的大权，收到了统一的实效”。马汝珩、马大正《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214]通过清政府对安置土尔扈特种种措施的深入分析，指出清政府民族统治政策的基本内容为：一、“众建以分其势”；二、“兴黄教而安蒙古”；三、“因其俗而统驭之”。赵云田、成崇德《略论清代前期的“因俗而治”》[215]认为，清前期民族成分复杂，各民族人口数量不平衡，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不平衡，各民族宗教信仰不同，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针对上述民族特点，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统治政策。马汝珩《清代边疆民族政策浅谈》[216]提出：“清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统治的内容很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边疆居民（包括汉民）的统治；二是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开发；三是抵御外来入侵的筹边措施。这三者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卢明辉《略论清初对北方边疆少数民族的安抚政策》[217]，伍新福《试论清前期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218]，曾庆瑛《从避暑山庄的兴建看康熙乾隆的民族政策》[219]，李国梁、布尼阿林《试论康熙、乾隆的民族政策》[220]，覃延欢《试论康熙的民族政策》[221]，陈汉楚《论康熙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采取的措施》[222]，黄瑶《试论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对民族关系的处理》[223]，李景屏《清初民族政策初探》[224]，李治亭《清入关前的民族政策》[225]，刘先照、周朱流《试论清王朝的民族政策》[226]等。上述论著中，大都肯定了清朝民族统治政策在清代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传统王朝边疆治理的重要思想和理念之一，在指导历代王朝的边疆治理实践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清代这一作用更为彰显。李治亭《论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227]、《清帝“大一统”论》[228]，孟繁勇《清代“大一统”思想与东北边疆地区行政管理体制创制》[229]，邹建达《专家学者研讨清代“大一统”与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230]等文，从不同视角阐论了“大一统”思想在指导清王朝制定并实施边疆民族政策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伟大意义。另外，范传南、佟大群《清代中前期北疆治边政策及其影响》[231]一文，在肯定清前中期边疆民族政策为“大一统”疆域形成与奠定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对清代北疆治边政策中存在的滥用武力、地域封禁与民族隔离、阶级压迫与落后的宗教因素等消极作用也给予了批判。孟繁勇《清代盛京将军崇实东北边疆治理及其历史意义》[232]，对晚清名臣崇实出任盛京将军期间的治边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评述，认为他在东北边疆治理中，抓住了整顿吏治和进行改革两个关键问题，且方式方法适宜，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晚清时期东北边疆改革的序幕，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
在清朝民族政策研究中，对蒙古和新疆的研究尤显活跃。
对蒙古的治理。清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对蒙古的关系和政策，在清朝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赵云田《试论清太祖、太宗时期对漠南蒙古的关系和政策》[233]认为，首先这个时期的关系和政策“导致了漠南蒙古臣服于清朝，成为它的北部屏障和直接借助的力量”，其次，“这为有清一代的民族统治政策奠定了基础”。包文汉《清初科尔沁部与满洲的关系》[234]论述了满洲与科尔沁蒙古关系的发展对后金臣服漠南的重要性。这方面文章还有魏鉴勋《试论清入关前的满蒙关系》[235]、刘毅政《清太宗统一漠南蒙古的政策及其意义》[236]、刘蒙林《清太祖时期的满蒙关系》[237]、陈生玺《明代蒙古各部族的分合与后金对漠南蒙古征服》[238]、郭成康《皇太极对漠南蒙古的统治》[239]、张羽新《努尔哈赤对蒙古族的政策》[240]、张成学《试论清太祖、太宗时期与漠南蒙古的关系》[241]等。
清入关后的对蒙政策研究。袁森坡《试论清代前期的多伦会盟》[242]剖析了清统一漠北喀尔喀蒙古部的历史过程及清对外蒙古的统治政策。蔡志纯《清政府对蒙古的民族政策》[243]论述了清政府统治蒙古民族政策的七项措施及其特点。有关论文还有华立《试论清顺治朝对蒙古的政策及其作用》[244]、赵展《论清朝政府对漠南蒙古的政策》[245]等。另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宝音朝克图《清朝对漠北喀尔喀统治政策的失误及其影响——以兵役制度为中心》[246]一文，独辟蹊径，从兵役制度视角探讨了喀尔喀蒙古归清后，清廷对喀尔喀四部臣民所实施兵役政策失误的原因，认为这一政策严重违背了对喀尔喀的“恩惠”之策，兵役负担名目繁多，严重超出了四部人力、财力实际承受能力，使其陷入困境，“高压政策酝酿出强烈的抗拒心和反清情绪，进而导致边防松弛和民族涣散”，成为外蒙古最终走向分离的重要内因。这一认识与以往学界对清廷“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的认识大为不同，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研。
清朝对蒙古民族政策还包括军府制度、王公制度等，在这些方面曾发表了如康佑铭《满蒙贵族联盟与清帝国》[247]、佟佳江《清代蒙古爵职琐谈》[248]等论文。
对新疆的治理，是清政府统治边疆地区的一个重要方面。新疆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清朝统一新疆后，针对当地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特点，建立了军府制下郡县制、札萨克制、伯克制相结合的统治体制。对此，《新疆简史》第二册作了简略概论。这方面的论文有赵云田《清代前期统治西北地区的政策的措施》[249]、陈汉楚《论康熙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采取的措施》[250]、潘志平《论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朝在天山南路推行的民族政策》[251]、纳比坚《十八世纪清朝与哈萨克的关系》[252]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清朝制定政策的原则、具体措施，以及实际效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卫拉特蒙古历史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出版了近10部专著，论述范围十分广泛。[253]还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一书，该书从行政隔离、军事隔离、经济隔离、社会文化隔离几个方面论述了清朝治理新疆的政策。作者的结论是：“论及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之成败及其影响，若就清朝统治利益言，于治标上不失为一个可行方策，在新疆地方言，有保护之利，闭塞之害，利害各半；在整个中国、大中华民族言，阻碍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实百害而无一利也。”[254]相关论文还有：杨恕、曹伟《评清朝在新疆的隔离政策》[255]，张荣《哈萨克问题与清朝乾隆时期西北边防体系的构建》[256]，王希隆、马贵林《额敏和卓后裔与清代新疆》[257]等。
（二）边疆宗教政策研究
清朝边疆宗教政策研究也颇受学者关注。宗教政策是清朝边疆统治政策的一部分，也是清代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本源《清王朝的宗教政策》[258]认为：清朝统治者是扬儒而抑佛、道传统宗教的。至于清王朝对待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和基督教的态度完全是从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出发，因时因势地加以看待和处理的。张羽新、张云《乾隆时期清政府的宗教治理与边疆安全探析》[259]探讨了乾隆时期清政府的多元宗教治理措施，认为乾隆时期在边疆治理中其宗教治理是比较成功的，“坚持了政教分离原则，并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宗教和不同民族采取恩威并施、因俗而治的宗教政策，积极推行常态化、制度化的宗教管理，维护了清朝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维护当今国家安全和边疆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在清朝边疆宗教政策中，最有影响的是对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的政策。对此也有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如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扎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260]，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金峰《呼和浩特召庙》（蒙文）[261]，张羽新、张双智《清朝塞外皇都——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研究》[262]等。上述关于藏传佛教的著作对清朝的喇嘛教政策均有翔实的评述。此外，在一些边疆民族史专著，如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和《蒙古族简史》《藏族简史》，马汝珩、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论集》[263]、《承德避暑山庄》[264]、《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265]等也都重点论述了这一政策。论文方面，先后发表了王辅仁《关于西藏黄教寺院集团的几个问题》[266]，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267]，王辅仁《达赖五世朝清考》[268]，商鸿逵《论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269]，张羽新《皇太极时期后金（清）政权的喇嘛教政策》[270]，赵云田《清代前期利用喇嘛教政策的形成的演变》[271]，张羽新《康熙在加强国家统一过程中是如何对待喇嘛教的》[272]，马汝珩《黄寺与达赖五世朝清》[273]，孟庆芬《第五辈达赖喇嘛朝清述论》[274]，闫清、张羽新《康熙对西藏佛教的政策》[275]，巴赫《准噶尔地区黄教及其寺院研究》[276]，蔡家艺《西藏黄教在厄鲁特蒙古的传播和发展》[277]，陈生玺《皇太极对喇嘛教的利用和限制》[278]，赵云田《章嘉和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279]，柳升祺、邓锐龄《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280]等。
上述关于清代喇嘛教政策的论文和著作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1）早在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就确定了笼络和争取喇嘛教是清朝的一项既定国策；（2）在顺治朝，清朝在西藏实行宗教和政治分开的政策，册封达赖五世为西藏宗教领袖；（3）清朝崇奉喇嘛教也是为了统一蒙古各部；（4）康熙、雍正、乾隆各朝，既有利用喇嘛教也有限制喇嘛教的政策，清前期喇嘛教政策的历史作用；（5）金瓶掣签制度；（6）清朝喇嘛教政策造成不少于蒙藏社会发展的严重后果。
16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已成为新疆南疆地区的唯一宗教信仰，清朝统一新疆后，因俗而治，制定了适合当地的伊斯兰教政策。在清代宗教政策研究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以往研究论著较少。1976年以后，有关论述才渐见于史坛，先后发表了王治来《论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发展》[281]，李泰玉《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其对社会历史的影响》，陈慧生《试论清代白山派和黑山派之间的斗争及其影响》[282]，马明达、白文固《试论清朝前期的伊斯兰教政策》[283]，马汝珩《略论新疆和卓家族势力的兴衰》[284]，苗普生《关于清朝政府对新疆伊斯兰教政策中的几个问题》[285]，陈国光《清政府统一新疆前对待伊斯兰宗教民族问题上的态度与政策》[286]，潘向明《略论清政府在新疆地区的宗教政策》[287]等论文。上述苗普生文就政、教分离政策，清政府对白山派与黑山派的态度，清政府的宗教政策特点进行了剖析。苗文认为：“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一方面避免了宗教人员掌握世俗权力，滋生事端；另一方面又给宗教人士从事活动的自由，甚至连不应该属于宗教人员的司法权，也未给予过多的干预，照顾当地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习惯，这对于安定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潘向明文中指出：“作为‘齐其政而不易其俗’这一关于边疆民族地区统治总方针的具体内容之一，清政府在南疆地区的宗教政策，包括尊崇保护和管理限制两个方面。就管理限制而言，虽然比较严格深刻，其中或难免某种消极色彩，但它在客观上所起到的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消除分裂因素的作用，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对无碍于其统治的传统宗教习俗的尊崇和保护，更属明智之举。”
（三）清代联姻研究
在清代历史上，满蒙联姻，即清朝的满族统治者与蒙古王公之间长期持续的通婚活动，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作为有清一代奉行不替的基本国策，而成为清代民族统治政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288]，对满蒙联姻的产生发展过程、基本特点及作用，均作了较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清代的满蒙联姻，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它与清代相始终，历时二百余年。其中又因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在目的、做法及实施效果上有所差异，显示出相对的阶段性。从其发展过程看，可以大致划为四个阶段：努尔哈赤（包括建元天命以前）为发生阶段，皇太极至福临初为发展阶段，康熙至乾隆是趋于完善阶段，嘉庆以后至清末属因循保持阶段。”文章进而分析了清代满蒙联姻的特点有三：一是清代满蒙联姻“其出发点与归宿，始终落在建立和巩固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之间的政治联盟上，以联姻促进联盟，用‘姻好’巩固‘盟好’”；二是“满蒙联姻是大规模、多层次的，持续的互通婚姻”；三是“通婚手段与其他手段并用，互为补充”。因此，“这种政策使蒙古王公，不仅从心理和血统上，又从政治、经济利益上与清统治集团结成牢固的联系”。论述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满蒙联姻的还有王冬芳《联姻政策在女真统一中的作用》[289]，金元山、戴鸿义《试论努尔哈赤、皇太极与科尔沁部的联姻关系》[290]，宝日吉根《清初科尔沁与满洲的关系》[291]、袁森坡《撒满“珍珠的草原”》[292]等。秦永洲《满蒙联姻——汉唐和亲之比较》[293]，在对比两者不同点后，认为：第一，汉唐是两国之间的和亲而清代则是君臣间的联姻；第二，汉唐是与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时战时合的单向和亲，而清代则是满蒙上层持续不断的相互通婚；第三，汉唐的和亲带有不稳定性、偶发性，而清代满蒙联姻则已制度化。赵云田《清代的“备指额驸”制度》[294]则具体分析了清朝统治者在蒙古王公贵族里选择额驸（驸马）的“备指额驸”制度。道光初年，清政府制定了备指额驸制度“正式规定满洲贵族选择蒙古额驸，只局限于漠南蒙古七部十三旗范围”，与清前期大规模推行蒙满联姻相比，形成鲜明对照，所以文章认为，“随着清政府在蒙古地区统治的稳定，蒙古王公的作用日益降低，清统治者对她们的感情，也日渐疏远，这是满洲贵族选择蒙古额驸问题上的表现，是数量的锐减和地域、部族范围的缩小。与此相适应，就是‘备指额驸’制度的产生”。其他还有张占生《清代满蒙和亲浅析》[295]，王学愚《娥眉遣嫁为靖边——旧呼和浩特公主府公主的考证谈到清对蒙古的和亲政策》[296]，郭美兰《恪靖公主远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国汗部述略》[297]等。
有关有清一代满蒙联姻，200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是几十年来清代满蒙联姻研究的汇集成之学术专著。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幅，二十五章，近65万字。分别阐论了：蒙古各部与清廷联姻史事，满蒙联姻诸制度及相关史事，满蒙联姻之作用与影响。书末附有：满蒙联姻总表，引用及参考资料。
（四）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制度。一般认为，始于元、盛于明、衰于清。其盛行的地域分布桂、滇、湘、鄂、甘、青等省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一论题的论文已过百篇。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佘贻泽《明代之土司制度》[298]、《清代之土司制度》[299]、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300]等论文，凌文在论及清代土司制度时指出：“清代对于土司制度，一仍时制，甚少积极建树，其消极之统治策略有四：曰改土归流，曰分土降袭，曰改土为屯，曰重流轻土。”之后，胡耐安在《明清两代土司》[301]一文中认为：“清代的土司制度，虽说也是‘踵明故事’，可是清代的‘版图’的‘疆地’较之明代却有其大同中的小异，因之清代土司的建置，也自然不全尽和明代类同，而且在体制上，比明代似乎更欠完整。”他通过对比明清两代土司制度中的官职、官位、地区、员额，认为明代是土司体制完成的朝代，清代是土司体制瓦解的朝代。
20世纪60年代初，江应梁、杜玉亭、张永国等先后发表了《略论云南土司制度》[302]、《元代云南的土司制度》[303]、《试论云南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见教于江应梁先生》[304]、《也谈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向杜玉亭同志请教》[305]，还有尤中《简论“土司制度”》[306]等，就土司制度形成的时间和特征、土司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对历代封建王朝施行土司制度的具体措施及评价等问题，进行了争论和探讨。但十年动乱使土司制度的研究中断。此后，土司制度研究得到很大发展，既有论述一朝一代土司制度发展演变的，也有论述各个不同地区土司制度不同特点的。1986年《贵州文史丛刊》还专门开辟“关于土司制度问题的讨论”专栏，研究处于方兴未艾之势。
20世纪90年代以降，如下三部学术专著值得关注。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和成臻铭《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
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307]，全书以雍正改流前的土司制度，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清代土司制度，土司制度考为题立章，前三章为论，后一章为考。计25万字。该书理论和方法都有创新。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是一部学术性、资料性著作。该书对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消亡作了较系统、全面的论述；对元、明、清王朝先后设置的2569家土司一一作了纂要，即将每一家土司的治所地望作了考订，族属作了识别，承袭作了清理，事迹作了核实；凡是重大、关键性问题，都作了初步研究，全书近120万字。著名民族史学者马曜在序文中指出：“《中国土司制度》这部专著，不仅填补了对元明清民族政策研究的空白，而且对新时期民族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308]
成臻铭《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全书设十章，即土司区的变动与土司城的变迁，清代土司城的地理分布与建筑布局，清代土司的政治文化互动，清代南方土司区的社会政治阶层与等级，清代土司家族政治文化，清代土司贵族生活方式，清代土司衙署，清代土司政府的机构及其职能，清代土司地方行政系统，清代土司的政治文化特点，在导论中分别阐论了土司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概况、意义、价值、内容和方法，近65万字。该书的优点如李世愉所作之序二中所指出：“不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提高，而且从研究视角、研究层面、研究领域诸多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就制度层面而言，作者对土司的分类，对土司机构职能的归纳总结，对土司地方行政系统的探讨，都将土司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深入。更为可喜的是，作者以极大的篇幅论述了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土司与地方政权、社会阶层的关系，土司与土司的关系，土司宗族内部的关系，以及数百年间土司的生活方式。通过本书，我们对土司制度这一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本书填补了清代土司制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无疑是近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的力作”。[309]
现仅就清代土司制度演变与雍正时改土归流研究做一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对于土司制度衰于清代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张捷夫《清代土司制度》[310]认为：清代，特别是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不过是清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打击土司的一系列措施之一，并没有废除这一制度。这就是在雍正年间大规模进行改土归流的同时，也还设置了许多新土司的原因。清代不仅土司总数和职衔比明代多，制度也远比明代完备。有清一代，清政府在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实行这一制度，对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所以作者认为，不应忽视对清代土司制度的研究。并指出，从清军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讨平三藩之乱，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处于动乱，清王朝提出土司问题，但未能解决。平定三藩以后，这一问题才正式被提到日程上来，康熙陆续颁布有关法令，土司制度才最终得到确立。清代土司职衔和承袭办法，基本上因袭明制，只是更加明确具体，土司的文职隶吏部，武职隶兵部，西北地区的少数土司隶理藩院。鉴于历代土司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作用及他们彼此之间长期互相仇杀，反叛朝廷造成的社会动乱，清王朝规定了土司应尽的义务，颁行奖惩和抚恤制度。清朝对土司的政策，各朝不尽相同，顺康年间以抚绥为主，部分地区进行了改土归流；雍正年间，一方面大规模地进行改土归流，另一方面又新设置大量土司；到乾隆年间，对土司采取了较优厚的态度。尽管如此，整个清代，对土司实行限制政策。清代，随着地主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与土司制度相适应的封建领主经济进行了有力冲击，严重地动摇了土司制度的基础，各地各族不断爆发的反土司斗争，也使清代土司制度出现危机。
雍正年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是清代治边政策一项重大改革。冯尔康《雍正传》[311]一书中立有专节进行概述，作者立论是：“这一次改流，打击了土司割据势力，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一定程度废除土司、土舍凌虐属民制度，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政体的统一，使得民族杂居地区减少了战争，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为民族联系的加强，提供了条件。一句话，它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王钟翰《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始末》[312]认为：“雍正西南改土归流，恃以有成者。在于‘恩’、‘威’并用，即‘剿’、‘抚’两手并用，而又‘剿’在‘抚’先，‘抚’以善其后而已。”文章对鄂尔泰改土归流措置做了详尽分析后指出：“是知鄂尔泰对西南三省之改流，削弱当时西南土司之割据势力以加强王权方面，起有一定进步作用。然则雍正年间西南改土归流一事，从长远历史效果着眼，从祖国统一大家庭着眼，其具有进步意义或即在此。”张捷夫《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313]则从政体统一、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肯定了改土归流的历史地位，并具体分析和批驳了对改土归流作用持否定态度的几个观点：认为改土归流是“通过武力，即强制性手段完成的”；认为改土归流“取消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权’”；认为改土归流“取消了少数民族某些风俗习惯”。张捷夫《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314]以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包括哪些地区，改土归流过程是否即是残酷的战争过程，做了补充的辨释。李世愉《清雍正朝改土归流善后措施初探》[315]一文，则从雍正朝五省改流的总体情况出发，指出了清政府的五项善后措施：（1）对革除土司的处理；（2）对新设流官的选任；（3）对各族人民的控制与管理；（4）对各种旧制陋规的禁革；（5）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开发。作者的结论是：“清政府在善后工作中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顺从于改流的最终目的，即在政治上要稳定边区、安靖地方，巩固和加强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在经济上要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思想文化上要以汉族的传统观念影响西南各民族，达到‘以汉化夷’。一句话，就是要使边区同内地一样，无条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多年以后，作者在《改土归流与国家治理》[316]一文中，又从国家治理的高度深化了这一认识，同时也指出了改土归流中也有国家治理失误的地方。该文发表后被《新华文摘》2018年第13期全文转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陈维新《鄂尔泰与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朱批奏折选件》[317]，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第一手资料朱批奏折出发，探研了鄂尔泰与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推行过程中的“君臣对话”，不仅揭示了雍正与鄂尔泰之间良好的君臣关系（鄂尔泰是雍正皇帝最为喜爱的能臣干吏），而且更彰显了鄂尔泰在雍正皇帝极为信任和大力支持下，对云南土司审时度势而又大刀阔斧地进行“改土归流”的丰功伟绩。这一论题的论文还有：吴永章《清代土司制度》[318]，罗友林《评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319]，石邦彦《清朝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320]，范同寿《西南各族土司制度的瓦解与清代前期的改土归流》[321]，林建勇《试论“改土归流”政策形成、推行的几个阶段》[322]，尤佳《分袭制度中的土司职衔——兼论清政府在土司地区统治手段的选择》[323]，马亚辉、王巧娟《清前期西南边疆民族政策的动态考察》[324]，常建华《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325]，衣长春《论雍正帝西南边疆治理方略》[326]等；分论各地区土司制度的还有：吴永章《清代广西土司制度》[327]，覃树寇《清代广西的改土归流》[328]，玉时阶《清代广西的改土归流》[329]，侯绍庄《清代贵州“改土归流”试探》[330]，程昭鑫《贵州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331]，龚荫《关于明清云南土司制度的几个问题》[332]，徐铭《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初探》[333]，李茂郁《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334]等。
三 陆地边界交涉及海疆政策研究
（一）陆地边界交涉研究
百年来，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本题仅以边疆危机与陆地边界交涉为重点，对20世纪前半叶的研究作一简要回顾，重点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相关的综论方面研究略作综述。
早在191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苏演存《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并附图一册。作者在序中明言：“曩尝欲将交涉档案约章条文界线沿革厘订一书，使国人晓然于版图之伸缩，而秉政者亦得惩前毖后，以固吾圉。”全书分十编，第一、二编为概念和边徼之山川形势，余各编为分述中俄边界、中日边界（实为中日关于中朝界务交涉）、中英边界（实为中英关于云南、西藏界务交涉）、中法边界（实为中法关于广西界务交涉），以及中葡关于澳门的交涉。继此之后较有影响的著作可举谢彬编《中国丧地史》[335]和葛绥成编著《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336]。
《中国丧地史》叙述清朝极盛时的版图，近代以降领土的丧失、外国在华的行政管理地域和军港租界地等，涉及范围广泛，但其中最重要的是阐述列强对中国领土的蚕食鲸吞，包括俄国占领中国黑龙江、吉林、新疆和科布多等沿边一带，英印占领拉达克等地及英国租占香港、九龙；葡萄牙租占澳门；日本割占台湾和澎湖列岛等。中华书局向读者推荐该书时说：“列强之侵占，国境之变迁，靡不详载，阅之不特可以知祖国缔造之艰难，并可发愤图强，为外交之一助。”当然，此书也有它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对“藩属”的叙述，明显带有“天朝上国”的思想影响。《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分为中国与苏联、英、法、葡、日等章，“每章叙述条约，除叙述他名称的异同和缘起外，并于条约不容易明了的地方，参用前人已有正确的发现，间且自抒己见，以资明确。又条约中丧失固很注重，而对于我们还可依据约文收回权利的：如日本海航权、江东六十四屯、乌素、帕米尔、江心坡等，尤特别详说，使阅者得惩前毖后，以图挽救”（见编者赘言）。该书作者在结论中痛心疾首近代以来国土之沦失：“帝国主义者层层压迫，今日刻我一块地方，这一段的国界就定；明日削我那一块地方，那一段的国界就定，于是全国国界逐渐明确了。换句话来说：现在我国的边界，是列强分割的余脔，用他的办界，来彰明我的国界罢了。”基于此，作者在绪论中明言：作为中国人，“对于国境边界问题，理应彻底了解，为外交后盾”。
在评述20世纪30年代有关近代中国边患与边界问题综论之作时，还有一位研究者很值得注意，此公名华企云，是新亚细亚学会成员，笔耕颇勤，在30年代有关边疆的著译，即有十余本之多，论文有：《中国边疆问题之概观》[337]《中国边疆之沿革与现况》[338]《中国边防的过去与将来》[339]《中国近代边疆沿革史》[340]《中国近代边疆经略史》[341]《中国近代边疆政教史》[342]《中国近代边疆界务志》[343]《中国近代边疆失地史》[344]《中国边疆之勘界与失地》[345]《中国边地丧失经过及远东民族之奋起》[346]《中国近代边疆外侮志》[347]《中国近代边疆民族志》[348]《中国近代边疆藩属志》[349]《中国边境各民族之对华历史与受治帝国主义的经过》[350]等。华企云《中国边疆》一书[351]对中国近代边患、丧地及有关中外交涉作了评述，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了中国边疆的历史与勘界失地的始末，以及中国边疆跨境民族和邻国的概貌；下篇详论：国际角逐下之东三省、外蒙之独立，新疆之三大问题（帕米尔问题、伊犁问题、回民问题），英人侵略下之西藏、云南之界务问题。该书作者在书序中明言自己研究中国边疆的目的是：“诚能及今努力，以固吾圉，则譬如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国人中岂有意研究边疆今昔之实在状况而谋补罅漏之策乎？则本书源委俱在，不仅可以考见晚清以来之边患，且可兴国防民族安危之思焉。”作者在1934年岁末，还写有《一九三四年边疆之回顾》[352]，对于1934年中国边疆上“触目惊心之大事”分别论次，指出：“东北，自民国廿年九月十八日暴劫以来，迄今已存三周年有奇。中国因遭亡省之辱，东北更受失国之痛，原则上中国自未放弃东北，国际亦未承认伪邦，然关外土地长此沦陷本复，久非善策”；“蒙古，自民国廿一年要求自治以来，今已如愿以偿，以目下日伪之进窥西蒙，则中央与蒙古亟应切实合作。由中央扶助蒙古建设，而蒙古尽力保卫国土，然后可以应付当前之国难。”“新疆，自民国廿二年政变以来，迄无宁日，汉回本无恶感，乃因贪官污吏之苛政虐民，遂引起逞兵作暴动反叛，自相残杀，赔笑列邦。今日南疆虽已澄清，元气犹未恢复，秉政者应如何肝脑涂地，安养吾民，及开诚布公，辑睦各族，皆分所应有事也。”“西藏，今年中央加派大员入藏宣慰以来，廿余年隔阂之中藏关系，大告疏通，此诚为可喜可贺之现象。查西藏为喇嘛教之发源地，喇嘛教在边疆各地颇称推行，我人虽非提倡迷信，然喇嘛教为西藏固有之文化表现，应有加以保护之必要”；“云南，自今年英兵以武力开采班洪附近矿产以来，滇边存在有失地之可虞。”
20世纪50—70年代，近代中国的边患和边界问题研究，随着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近代史的深入开展，成果斐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们撰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2卷）[353]，《沙俄侵华史》（第1、2、3、4卷）[354]，《日本侵华七十年史》[355]和《19世纪的香港》[356]可视为这一领域的权威著作。8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视角的扩大，中国近代边患与边界问题日益被学者们置于中国边疆整体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成果更显多彩。张振鹍《近代中国的边患与边界问题——一个简要的回顾》[357]从宏观上回顾了近代中国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海疆告警到边界普遍危机，进而发展到危机深化的历程，指出“一部中国近代史终与中国边患密切联系在一起，后者构成前者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近代边患的直接结果，“一是中国丧失了大量领土，二是历史积累了许多边界问题”。而“这许许多多边界问题，正如中国领土的丧失那样，大多是帝国主义（主要是俄、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包括侵略中国和侵略中国的邻国）造成的，与近代中国的边患紧密相连。因此也可以说，这是多年边患的历史给新中国留下的一份遗产，当然是一份负担沉重的遗产”。唐承丽、周国华《近代中国疆域的变化及其历史的教训》[358]认为近代中国疆域变化的特点是：领土丧失的时间较晚、速度较快，领土丧失由边疆向内地深入，又主要集中于北方边疆，领土丧失与不平等条约紧密相连。张锡群、吴真明《中国近代割地简史》[359]，郑汕、傅元祥主编《中国近代边防史（1840—1919年）》[360]，郑汕主编《中国边防史》[361]，则分别从丧土失地和边防史角度，对中国历代，特别是近代边患和边界问题作了综论，应引起学者重视。
进入21世纪，中国近当代边界史研究硕果颇丰，如下四部学术著作尤需重视：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下卷）[362]，刘恩恕、刘惠恕《中国近现代疆域问题研究》[363]，齐鹏飞《大国疆域——当代中国陆地边界问题述论》[364]，聂宏毅《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365]。
《中国近代边界史》分上、下卷，近65万字。主要叙述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边界变迁的历史。全书分十九章，前十五章为陆路边界部分，叙述中国与朝鲜的边界，中国与俄国—苏联的边界，中国与蒙古国的边界，中国与阿富汗的边界，中国与印度的边界，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边界，中国与尼泊尔的边界，中国与锡金的边界，中国与不丹的边界，中国与缅甸的边界，中国与越南的边界，中国与老挝的边界。后四章为海疆部分，叙述中国与葡萄牙关于澳门地区领土主权的交涉，中国与英国关于香港地区领土主权的交涉，中国的南海诸岛和中国东海海疆台湾。作者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观察和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详细和准确地阐述了近代中国边界变迁的全部历史过程及其前因后果，回答了中国近代边界是怎样形成的，帝国主义列强是如何割占中国领土的，腐败的中国政府是如何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中国人民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是怎样进行斗争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该书是继1931年葛绥成《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出版70余年以来，首部全面阐论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历史的学术专著。[366]
《中国近现代疆域问题研究》，在历史地理学学科框架内，对边界问题的历史、现状和前景进行了有益探索。如桂遵义为该书所写序言中所指出：“《中国近现代疆域问题研究》一著完成的学术创新价值则在于：舍弃了中国传统历史地理著作以陈述写成一部体例严谨的考证体论著。”“我相信《中国近现代疆域问题研究》的出版，一定会为中华学术史增砖添瓦。”[367]所云甚是矣！
《大国疆域——当代中国陆地边界问题述论》全书由引语、结语和四章组成，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签订并公开发表的有关19个双边陆地边界协定、条约置于附录中，近75万字篇幅。作者从外交史的大视野，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周边邻国通过双方政府平等的谈判，而正式划定和勘定双边陆地边界线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新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进行关于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双边陆地边界问题之政治对话和外交谈判，以及双边陆地边界划定、勘定“暂时搁置”及其在解决之前“维持现状”时期；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是新中国与周边邻国进行关于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双边陆地边界问题之政治对话和外交谈判，以及双边陆地边界划定、勘定“第一个高峰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新中国与周边邻国进行关于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双边陆地边界问题之政治对话和外交谈判，以及双边陆地边界划定、勘定“被迫停滞期”；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21世纪初，是新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进行关于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双边陆地边界问题政治对话和外交谈判，以及双边陆地边界划定、勘定的“第二高峰期”。从而为新中国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之和平外交，为新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之睦邻、安邻、富邻、强邻外交，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为新中国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奠定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和谐的周边环境之坚实基础。该书作者克服了“选题所涉之外交政策的极端敏感性”和“基础研究资料的支撑力不足”两大似乎不可逾越的难点，大胆求索，填补了“研究60余年的新中国外交史，如果‘无意’甚至是‘有意’地忽略掉了陆地边界问题这一部内容”的空白。[368]
《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全书分八章，近28万字，并收录了中国历代疆域变迁图8幅，中国历史上部分领土争端示意图13幅。该书运用“权力转移理论，采用历史文献法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从陆地邻国的政策属性对中国处理领土争端时的态度影响这一角度，系统地研究中国与陆地邻国领土争端问题。”同时，运用统计分析与比较研究方法对案例进行统计分析，对影响中国态度成因的其他主要竞争性解释变量进行逐一剖析，实证分析了中国在处理与陆地邻国领土争端问题时宽和与强硬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成因。该书的出版，说明了中国边疆问题，当然包括边界问题的研究的深化，需要突破历史研究的范畴，而采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可行性，从而也印证了构筑中国边疆学对于深化中国边疆研究的必要和重要。
另外，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369]是一部80余万字的专题性学术论文集。这是一部由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所撰写的有关中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研究论文的结集，共收论文59篇，其中有关中俄边界问题的论文有：宿丰林《〈从尼布楚条约〉到〈恰克图条约〉——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片断》，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1911—1915）》，于晓丽《中俄“争议岛屿”问题论析》等。
近百年来，中国近代界务问题的个案研究始终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但研究者的步履却颇艰辛，研究的进程呈现波动式发展轨迹。
20世纪前半叶，由于外敌入侵，国土沦失、民族危亡，在此大背景下的界务问题个案研究面覆盖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和海疆。前面提及的华企云，他除了写了大量有关近代界务研究的综论之作外，还著有关于界务问题的个案研究之作。诸如，《满洲与蒙古》[370]、《满蒙问题》[371]、《新疆问题》[372]、《西藏问题》[373]、《云南问题》[374]等。关于云南界务交涉，还另有《云南界务问题之研究》[375]、《滇缅界务之实况》[376]、《重勘滇缅南段界务的认识》[377]、《滇缅南段勘界之现状》[378]等。华企云的著作与文章有两大特点，一是综合性强，对所述地区界务纠纷始末都有清晰、简明的阐述；二是现实感强，有感而述，以史为鉴。诚如华企云在《云南问题》一书自序所言：“满蒙、西藏问题诚属重要，而云南问题亦未可忽视也。……自缅亡于英、越并于法，云南已觉藩篱尽撤，强邻逼处。滇越文界以大山大水为多，尚能拒人于外；而滇缅之犬牙相错，实属无所依恃，所幸者，犹有野人山之天险，可以限隔中外，作为天然长城，然而即此一地，英人尚属不肯放松，必欲划入其版图而后快。清季之进占片马，最近之侵略江心坡，皆为英人侵略野人山显著之例。野人山而为英人所占，则非特云南唇亡齿寒，即北邻之川藏诸省，必亦若不安。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若不广为宣传，则将何以惩以往越缅之失。此所以有《云南问题》一书之编著也”。其他如“间岛”问题的研究也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所谓“间岛问题”挑起事端所引发。先有出版于1918年由留日学生编译社编《间岛问题》，续有吴大征《吉林勘界记》、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书》、匡熙民《延吉厅领土之解决》，宋教仁《间岛问题》、周维桢《调查延吉边务报告书》等问世，1908年前后的《东方杂志》《地学杂志》等刊物也刊出多篇关于“间岛问题”的论文和调查，这些都成了后人研究的史料名篇。
20世纪50年代以降，除了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角度论及近代中国国土丧失外，涉及中俄、中朝、中印、中缅、中越等历史上的界务纠纷，由于受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的制约，成了研究的禁区，直至60年代以后，随着沙俄侵华史研究的蓬勃开展，上述研究禁区才得以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80年代以后，在政治家和研究家的共同努力下，近代界务中的个案研究才得以缓慢地发展，人为制造的禁区渐被打破。在中俄、中哈（哈萨克斯坦）、中吉（吉尔吉斯斯坦）、中塔（塔吉克斯坦）、中尼、中锡（金）、中不（丹）、中缅、中老、中越、中朝等国边界交涉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叙述，可参阅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之第十一章。
（二）海疆、海防政策研究
清代的海疆政策在很多方面因循了以往历代的要素，同时在某些方面有所变化。对此，何瑜撰文《清代海疆政策思想探源》[379]进行了研究，文中将清代的海疆政策纳入其整个治边政策中加以研究，认为其政策的思想基础与整个清代的治边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清代海疆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宁靖海疆、保卫海疆；同时“还有一个高层次的发展目标，虽然它不是封建统治者既定和追求的目标，但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那就是不断地开发海疆，发展海洋经济，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以达到富国强兵、提高综合国力的目的”。文中将清政府无法实现其目标的思想根源归纳为：1.“在继承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同时，依然用传统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去对付从海上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2.清朝统治者均重西北陆路边疆而轻视东南海疆；3.日益强调“天子守在四夷”的“守”字，使得其海疆政策中防范和限制的内容更加突出，集中反映在“禁”与“防”上。此外，何瑜《康乾盛世与海疆政策》[380]和《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381]、许毅《试论清代前期对外贸易政策与海禁的性质》[382]、范东升《浅谈清初海禁对台湾开发的作用》[383]、孙海峰《略论明朝的海洋政策》[384]、李德元《海疆迷失：对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反思》[385]、庄国土《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386]、刘俊珂《清前期海疆治策之检讨》[387]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
在关于清代海防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将重点放在了晚清时期。李少莉《论清末洋务派的海防建设》[388]认为纵观洋务派二三十年的经营，其筹办海防，创建海军，基本宗旨是抵御外侮，并且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此应予肯定。
从海防的角度来揭示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沈波《从清朝海防看鸦片战争失败原因》[389]、赵国通《晚清近代海防意识与甲午海战的失败》[390]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前文认为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中国传统国防战略危机日重，较之于陆防，加强海防日益迫切。清朝落后的水师体制、原始的装备、陈旧的战术以及和平时期水师训练的严重不足，是其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后文认为在外强侵略的刺激下萌发的晚清、近代海防意识，由于缺乏历史的继承、晚清封建统治的腐朽、以防为核心的海洋观，致使晚清海洋观和海权意识与同时代的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甚大。进而造成其海防建设、海军发展都缺乏宏伟的长远规划，战略思想狭隘保守。文中指出晚清时的中国不具备培育近代海军并使之正常发展的根本条件。而董丛林《湘、淮派系因素与晚清海军、海防》[391]、戚其章《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392]两文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前文研究了湘、淮派系“同源异流”的基本关系，指出在晚清海军、海防的影响上两派系表现为既有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一致性作用的一面，又有相互排斥、分离而产生消耗或特异性作用的一面。后文将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萌发（1840—1861）、重倡（1861—1874）、趋实（1879—1879）、深化（1879—1884）和高潮（1884—1894）。文中对晚清海防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海防问题与中国社会近代化问题密切相关，海防思想由理论走向实践，不仅带来海防建设的现代化，而且也启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何平立《略论晚清海防思想与战略》[393]、黄顺力《鸦片战争时期传统海防观的影响与扬弃》[394]、孙占元《近代海防观的萌发与海防议》[395]等多篇论文也就海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此外，清代以来涌现出一批具有不同海防思想的历史人物，如林则徐、魏源、姚莹、李鸿章等，对他们的海防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马金旗《中日两国近代海防理论和政策之比较》[396]和苏小东《林则徐、魏源海防战略思想之异同及其影响》[397]两文提出大致相同的观点，即认为林则徐和魏源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消极防御论，对此施渡桥撰文《林则徐、魏源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消极的吗？》[398]则提出不同观点。刘爱文《〈海国图志〉海防思想研究——兼析〈海国图志〉的若干新观念》[399]一文剖析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反映出的完整的海防思想，包括敌我力量的对比，“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战略防御，采用近战、以小制大、以近制远的机动灵活的战术，修筑防御工事以及整顿和改革军队，这些海防思想博大精深，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该书作者高度评价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强调其意义在于讲求战争实效，不盲目模仿；讲求经济实效，军用与民用相结合，军工生产与民用生产相结合。戚其章《姚莹的海防思想与海国研究》[400]一文认为姚莹提出“保固藩篱，守定而后议战”的积极防御战略，并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正是由于姚莹敢于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其海防思想得以在实践中奏效，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取得辉煌战果。该书认为姚莹撰著的《康輶纪行》是继《海国图志》之后，另一部以探求“制夷之策”为宗旨的重要著作，在主张对英国要作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强调发动群众抗击侵略者的重要性，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均比魏源更加深刻。张良俊《论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的思想价值[401]》一文认为在《条议海防事宜》中，郭嵩焘提出海防、塞防并重，主张循习“西洋政府”以为中国自强的“本源之计”的方策，冲破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使寻求救国真理的认识水平提到了新的高度。
对李鸿章海防思想的研究不仅成果较多，而且分歧颇多，学术上的争鸣既推动了对李鸿章海防思想的研究，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清末中国海防问题的思考。史滇生分别撰文《李鸿章和北洋海防》[402]和《李鸿章左宗棠海防思想比较》[403]，前文认为李鸿章是海防以北洋为重点的倡导者、是北洋海防方针的制定者、是北洋海防近代化的推进者，但由于其消极防御的海防战略、没有建立统一的海防指挥系统、忽视实战性训练、轻视和贬低人民群众在海防中的作用，所以他又是导致北洋海防崩溃的重要责任者。后文则指出李、左海防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的海防主张，他们在海防问题上有益的认识，对清政府在国防战略中确立海防地位、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和发展等方面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他们海防思想的许多方面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方针、途径和速度，产生了不利影响，特别是他们奉行的消极防御的海防作战方针，对中国近代海军反侵略作战，更是造成了直接的危害。文中认为李、左二人在海防思想上的差异，既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也不是湘淮集团间的利害之争，而是他们在海防实践，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认识和引进上，在接受林则徐、魏源思想影响上有差异。
张炜《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刍议》[404]一文将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概括为：其对战略形势判断为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其海防战略为“三洋布局，海口防御”，在海防兵力建设上主张外海水师与沿海炮台相为表里，在海防兵力使用上为“守定不动”和“挪移泛应”两法，而19世纪末，“远东海上威慑”则标志着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发展。文中认为以海防“守疆土”、以外交“保和局”的两手铸就了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定势和逻辑，也规定了其后海防战略思想的发展走向。文中指出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具有鲜明的国家战略意识，同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具有致命的缺陷。刘申宁《李鸿章海防思想与晚清变局》[405]一文认为李鸿章的海防主张与其说是当时为加强海防而提出的具体措施，不如说是晚清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它使自强的意识更加具体化。文中认为阻于朝枢、囿于清议、穷于饷源是造成李鸿章海防思想未能全面实施的原因。苏小东《李鸿章的海军威慑思想及其对甲午海战的影响》[406]一文认为海军威慑是李鸿章海防思想的核心内容，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李鸿章对海军威慑的片面理解以及运用中的失误，最终造成甲午海战的被动和北洋海军的覆没等严重后果。于海君《试论李鸿章的“和戎”与“海防”路线》[407]一文认为李鸿章的“和戎”之议是恪守“万国公法”，保持大清国残局；“海防”之议是师夷之技与之抗衡。其“海防和戎”路线，没有给中国打下“求富求强”的政治基础，实际上却产生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之中国的作用。
史学界对于近代中国海军建设和海防思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19世纪洋务运动发端至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覆灭这一时期，对于甲午战争之后海军的建设和发展则鲜有论及，黄乘矩撰文《甲午战后的海军建设和海防思想》[408]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甲午战后的海军建设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随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发展，表现了清政府在中国必须保持海上武装力量的问题上有所认识，对海军建设依赖于国家经济总体实力、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必须保持海军建设的开放性等方面的认识更加深刻。李国华《清末海洋观与海军建设》[409]一文认为清末海洋观的特点是以海防为中心，“守”始终是清末海防论的核心思想。其主要目的是寻求军事上的自强，以解除来自海上的威胁，因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但它缺乏对经济利益的揭示和追求，所以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对海军建设产生了影响，成为清海军在甲午中日海战中失败的根本原因。苏读史《甲午战争与晚清海防方略》[410]一文认为在晚清的海防方略中有较为明确的御侮自强的目标，它既对付西方列强，也对付日本侵略，同时偏重防口自守。文中认为确立海防建设的决心、创建近代海军、培养海军人才是晚清海防力量建设的主要举措。张仁善《简析近代中国海防实践失败的原因》[411]一文认为：由于海防发展的被动性、海军组建的割据性、海防建设的依赖性以及海防战略的保守性，成为近代中国海防实践失败的主要原因。孙占元《近代海防观的萌发与海防议》[412]一文认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余年中，由于中国海疆备受列强侵扰，海防问题受到国人关注，不仅萌发了近代海防观，而且通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海防之议，促成了中国近代海防的不断加强，从而冲击了传统的漠视海防的观念，但传统的以守海为主的海防观束缚了近代海防观的深化，制海权意识的淡薄为甲午战败埋下了伏笔。此外，季云飞《光绪乙酉年间“海防筹议”述论》[413]等也从不同角度对海防问题进行了探讨。
[1] 《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按：毛传：“中国，京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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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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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
[222] 《人文杂志》1982年第1期。
[223] 《贵阳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
[224] 《北方民族关系史论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25] 《中国古代史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26] 《中国民族关系史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7] 李治亭：《论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28] 李治亭：《清帝“大一统”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229] 孟繁勇：《清代“大一统”思想与东北边疆地区行政管理体制创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230] 邹建达：《专家学者研讨清代“大一统”与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光明日报》2016年1月20日第014版（理论周刊·史学）。
[231] 《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232]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233]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234] 《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
[235] 《北方论丛》1982年第5期。
[236] 《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237]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238] 《南开学报》1987年第1期。
[239]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5期。
[240] 《满族研究》1988年第2期。
[241] 《松辽学刊》1988年第1期。
[242] 《清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243] 《历史教学》1981年第10期。
[244] 《历史学刊》1986年第3期。
[245] 《四平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246]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47] 《南开学报》1986年第2期。
[248] 《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
[249]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250] 《人文杂志》1982年第1期。
[251] 《民族研究》1986年第6期。
[252] 《中亚研究资料》1988年第2期。
[253] 有关这一问题研究概况，可参阅马大正、蔡家艺《卫拉特蒙古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200页。
[254]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3页。
[255]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2期。
[256]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4期。
[257]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
[25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59]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260]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6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62] 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
[263]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64] 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26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66] 《世界宗教研究》1979年第1期。
[267]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268] 《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
[269] 《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
[270]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271]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272]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273] 《燕都》1989年第6期。
[274] 《民族研究》198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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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新疆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77] 《民族史论丛》第一辑。
[278] 《历史教学》1986年第11期。
[279] 《西藏研究》1987年第2期。
[280] 《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
[281] 《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82] 《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动态》1980年第37期。
[283] 《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2期。
[284] 《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2、3期。
[285] 《新疆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286] 《西部学坛》1987年第4期。
[287] 《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288] 《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
[289] 《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
[290]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291] 《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
[292]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293]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294]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4期。
[295] 《河北省历史学会第三届年会史学论文集》，《河北师范学院学报》增刊，1983年。
[296] 《内蒙古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
[297]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298] 《禹贡》1936年4卷第11期。
[299] 《禹贡》1936年5卷第5期。
[300] 《边政公论》1943年2卷第11—12合期，1944年3卷第1、2期。
[301] 《大陆杂志》1959年19卷第7期。
[302] 《学术研究》（云南）1963年第5期。
[303] 《学术研究》（云南）1963年第7期。
[304] 《学术研究》（云南）1964年第1期。
[305] 《学术研究》（云南）1964年第3期。
[306] 《学术研究》（云南）1964年第5期。
[30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08] 《中国土司制度》序，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309] “序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310] 《清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311]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12] 《文史》第10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313] 《清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314] 《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315] 《民族研究》1984年第3期。
[316]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317] 《思想战线》2018年第4期。
[318] 《南方民族研究集刊》1985年第1期。
[319]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320] 《吉首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321] 《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322] 《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323] 《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324] 《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
[325] 《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326] 《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4期。
[327] 《学术论坛》1984年第4期。
[328]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329] 《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330] 《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
[331] 《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
[332]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333] 《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
[334] 《西藏研究》1984年第2期。
[335] 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版。
[336] 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
[337] 《新亚细亚》1930年10月1卷第1期。
[338] 《新亚细亚》1930年10、11月1卷第2、3期。
[339] 《新亚细亚》1937年4月13卷第4期。
[340] 《新亚细亚》1935年4月9卷第4期。
[341] 《新亚细亚》1934年9月8卷第3期。
[342] 《新亚细亚》1934年10月8卷第4期。
[343] 《新亚细亚》1935年2月9卷第2期。
[344] 《新亚细亚》1934年6月7卷第6期。
[345] 《新亚细亚》1931年5月第2卷2期。
[346] 《边事研究》1935年11月2卷第6期。
[347] 《新亚细亚》1935年3月9卷第3期。
[348] 《新亚细亚》1934年11月8卷第8期。
[349] 《新亚细亚》1935年10月10卷第4期。
[350] 《新亚细亚》1931年2卷第3—4期。
[351] 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版。
[352] 《新亚细亚》1935年1月9卷第1期。
[353] 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354] 人民出版社1978、1978、1981、1990年版。
[35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5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357] 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9—72页。
[358]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359]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60]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6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362]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63]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364]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
[365] 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366] 参阅吕一燃《中国近代边界史·前言》，该书第1—8页。
[367] 该书序言，第5、6页。
[368] 参见齐鹏飞《大国疆域——当代中国陆地边界问题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
[369]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70] 黎明书局1932年版。
[371] 大东书局1931年版。
[372] 大东书局1931年版。
[373] 大东书局1930年版。
[374] 大东书局1931年版。
[375] 《新亚细亚》1933年5卷第4期。
[376] 《边事研究》1935年6月2卷第1期。
[377] 《东方杂志》1935年32卷第11期。
[378] 《新亚细亚》1937年2月13卷第2期。
[379] 《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380] 《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
[381] 《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
[382] 《财政研究》1992年第7期。
[383] 《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384] 《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385] 《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86] 《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
[387]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2期。
[388]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389] 《杭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390] 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编：《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纪念甲午海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军出版社1995年版。
[391] 《军事历史》1991年第5期。
[392] 载《鸦片战争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93] 《上海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394] 《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395] 《浙江学刊》1995年第5期。
[396] 《军事历史》1992年第4期。
[397] 《史学集刊》1995年第3期。
[398] 《军事历史》1992年第4期。
[399] 《史学集刊》1995年第3期。
[400] 《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
[401] 《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402] 《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
[403] 《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404] 载《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纪念甲午海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405] 载《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纪念甲午海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406] 载《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纪念甲午海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407] 《东疆学刊》1996年第2期。
[408]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
[409] 《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410] 载《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纪念甲午海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411] 《历史教学》1993年第3期。
[412] 《浙江学刊》1995年第5期。
[413] 《学术界》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