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习凿齿生的卒年考
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其生年失载，但以现有的文献资料不难给予一个合理的推定。与习凿齿相去不远的刘义庆在其《世说新语》中谓：“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1]同条注引晋檀道鸾著《续晋阳秋》曰：“凿齿少而博学，才情秀逸，温甚奇之。自州从事岁中三转至治中。”均谓习凿齿深受东晋权臣桓温器重，官职于三十岁前一年中连升三级。唐余知古《渚宫旧事》载：“桓温，穆帝永和元年自徐州刺史代庾翼为荆州征西将军，都督荆、雍、梁、益六州，辟习凿齿为西曹主簿。”[2]《晋书》也载桓温于穆帝永和元年（345）八月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出镇荆州。翌年十一月，桓温率荆州孤军进伐割据蜀地的成汉政权，三年三月灭成汉，随后又平定当地邓定、隗文发动的叛乱，四月振旅还江陵。[3]《晋阳秋》载：“习凿齿为桓温主簿，令于蜀，致星人，既至，问国家祚运修短之期。”[4]可见永和二年，习凿齿随桓温伐蜀时已在州主簿任上，平蜀后短暂出任过蜀郡（辖成都、广都、繁、江原、临卭、郫六县）之一县令，将蜀地一知名星相师请至江陵，为桓温预测其政治前景，或即留在江陵，当年升任治中。
史载习凿齿受到桓温格外青睐主要得益于新结识的好友袁乔的举荐。袁乔在永和二年秋才到达荆州任江夏相，支持桓温伐蜀并亲自担任伐蜀先锋，永和四年八月因功封湘西伯，不久死去，在荆州任职时间只有大约两年。年轻、出身阳夏（今河南太康）高门的袁乔与襄阳地方豪族出身的青年习凿齿此前应未曾谋面，两人在地位、声望、事业上相差巨大，从相识到欣赏无疑也需要一些时日。[5]由此不难推断习凿齿自州从事→西曹主簿→蜀令→治中三连升大约发生在永和三年（347）期间，因此成为当时政坛上崭露头角的新人，其时不到30岁，但离30岁也不会过远，若以最大值29岁推算，习凿齿大概生于元帝太兴二年（318），或此后1—2年。[6]
关于习凿齿的卒年，唐许嵩《建康实录》有明确记载：“太元九年（384），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月，前荥阳太守习凿齿卒。”前秦苻坚派征南大将军苻丕于379年攻陷襄阳，习凿齿与释道安被掳至长安，受到苻坚厚待。不久，凿齿以罹疾为由获准返回襄阳。太元八年（383）苻坚兵败淝水，次年4月“襄、邓反正，朝廷欲征凿齿使典国史，会卒，不果”[7]。其时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襄阳耆旧传》等著作应已完成并蜚声海内，苻坚的器重又使其身价倍增，应是造成朝廷在甫一收回襄阳就立即征其典国史的原因之一，另一主要原因则是其于临终前所上《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为晋朝设计的一套新的建政理论引起了朝廷重视，但当孝武帝的诏书到达襄阳时，习凿齿已驾鹤西归，《晋书》本传亦有如是记载，以此推算，习凿齿享年应为68岁左右。
二 习凿齿的家世履历
《晋书》本传载习凿齿出身于襄阳大族，为荆楚郡姓，属当时的次门，其怪名或来自雅致的《诗经》（见附录）。习凿齿年少时即以博学多才、文采炳焕闻名当时，依两晋州郡佐吏例从当地豪族优秀子弟中辟除辟为荆州从事，被桓温提拔为西曹主簿、蜀令，后又累迁治中、荆州别驾，习凿齿曾在给桓温笺中感激其知遇拔擢之恩无疑出自真心，桓温可谓是其一生仕宦生涯的恩主。
别驾一职事繁责重，但凿齿应付裕如，莅事有绩，前后在州十年，职业中还结识了一众高朋，“时清谈文章之士韩伯、伏滔等并相友善”,[8]在门禁森严的两晋门阀政治生态中，仅出身乡豪的习凿齿蹿升为举足轻重的大州上纲，依势交结王侯将相与当世名士，实属非凡。
史载习凿齿在荆州工作十年以后，遭遇两次仕途挫折，被桓温“左迁”户曹参军和出为荥阳太守，二者孰前孰后，史无明文。但从前引《续晋阳秋》和《世说新语》的记载顺序看，习凿齿是先左迁户曹参军，后出为荥阳太守。对于习凿齿在荥阳太守任上开始撰写《汉晋春秋》，并从荥阳病归襄阳，史籍记载一致，仅与涉笔便误的《晋书》有所扞格。以此推之，习凿齿系先任户曹参军，后出为荥阳太守。[9]
今按，“左迁”说值得商榷。州署别驾是由州刺史自辟的理民佐吏，年俸约百石，而诸曹参军乃军府、王府属官，须经中央任命、板除，或要履行中央的任命、板除手续，地位远在州府属官之上。户曹参军职司桓温势力范围内的兵役、赋税，非经验丰富之干才不能堪此重任，非腹心忠贞之士不会轻授此要职。太守乃朝廷的封疆大吏，虽无将军称号，但官品直升为五品，秩约二千石，何“左迁”打击之有？循州治中、别驾→军（王）府诸曹参军→郡守之路升迁的两晋南朝官吏极多，仅从桓温麾下循此路径晋升的就有多位，时人皆无左迁之说。习凿齿以一介勤勉文人出任郡守明显属于显任，无疑得益于桓温生前的最后关照，至于习凿齿出镇荥阳有没有带将军职尚不能以简单的一句“出为荥阳太守”论断，况且其时没带将军号的郡守虽属少数但并非没有。
洛阳自永嘉五年（311）被刘曜攻占后，永和十二年（356）桓温北伐一度被短暂收回，东晋于其地设置辖河东、荥阳、陈留三郡的司州，与习凿齿离开荆州出任荥阳太守的时间相合。兴宁元年（363）“慕容炜寇荥阳，太守刘远奔鲁阳”[10]，荥阳再度丢失。故习凿齿离开荥阳回到襄阳的时间当在隆和元年（362）刘远出任荥阳太守之前，“才学有父风”[11]的儿子习辟强应于其回乡前后依例继仕荆州，使其得以安心完成《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的撰写，并与昔日好友谢安等频有书信往来。其时，佛教方兴，明帝极力推崇并躬自虔诚礼佛，习凿齿遂于兴宁三年（365）邀请道安法师僧团来襄阳传教，还为其创造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弘法、译经环境，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尤其在印度佛教中国化方面起到过重要推动作用。其间还被苻坚一并礼请至长安一段时间，最后寿终于襄阳。
三 习凿齿的主要著述
在史学勃兴的六朝时期，正史较野史更为繁荣，晋史见于记载的有23家之多，其中纪传体《晋书》见于《隋书·经籍志》有九家，尚不包括梁时郑忠所撰《晋书》七卷、庾铣《东晋新书》七卷。编年体《晋纪》九家，除裴松之《晋纪》外，皆见于《隋书·经籍志》，孙盛的《晋阳秋》、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和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尚不包括在其内。
史载习凿齿“博学洽闻”“史才不常”,《隋书·经籍志》载其主要著述有《襄阳耆旧记》五卷、《习凿齿集》五卷。[12]《新唐书·艺文志》载有《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襄阳耆旧传》五卷、《逸人高士传》八卷、《习凿齿集》五卷。[13]
《汉晋春秋》不少材料或来源于刘珍等人的《东观汉纪》、孙盛的《晋阳秋》、干宝的《晋纪》等史书，一些内容甚至与《晋阳秋》《晋纪》雷同，如“刘禅乐不思蜀” “羊祜增修德信以怀吴人”见载于《晋阳秋》。“诸葛诞兵败淮南，其手下百人视死如归”，高贵乡公被杀后，“陈泰要司马昭杀贾充以谢天下”见载于《晋纪》。这些雷同应是来自相同史源之故。《汉晋春秋》的行文风格也与其先的《晋阳秋》《晋纪》等编年体晋史大体一致。
《汉晋春秋》应破稿发凡于习凿齿出守荥阳期间，主要写作完成于病归襄阳习家池以后。习凿齿写作《汉晋春秋》的目的，《续晋阳秋》认为是“斥温觊觎之心也”[14]，为历史上绝大多数史学家所采信，只有唐刘知几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哪有通过用改写魏蜀吴三国的政权性质和朝代兴替的五行运行规律，专门撰写一部史书、用以劝谏其主子不行篡逆之事的？事实上，《汉晋春秋》成书之日桓温早已不在人世，其抱病给孝武帝呈上其《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长疏，暗示朝廷应防止权臣篡政更在桓温逝世十余年之后，何裁正桓温篡政野心之有？从习凿齿著述本身观察，其“取戒当时”的意图固然彰明昭著，主要目的则是想将晋朝从名不正、言不顺的魏晋禅让的建国理论中解脱出来，以“定正邪之途，明顺逆之理”[15]，达到改变三国正闰的根本目的，是一位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当世学者，无意间为皇权专制政治制度建立了一条根本原则，有巨大的历史指导意义。
《汉晋春秋》起自汉光武，终于晋愍，将东汉、三国、西晋三代近三百年的历史融于一史之中，却冠以《汉晋春秋》的书名，表明汉晋是两个前后相继的王朝，明白无误直截了当地否定三国为一个历史朝代，为了解决缺失中间这一段的技术难题，他将蜀亡以前的三国历史设定为东汉政权的延续，刘备所建的蜀汉割据政权为其继承者，是为正朔，在《汉晋春秋》和《襄阳耆旧传》将蜀亡前的三国称为季汉、或蜀；将曹魏定性为反动的篡逆政权，孙吴为混水摸鱼的分裂割据势力，踢出中国历史的帝王序列；将蜀亡后的魏吴史归入晋史。于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地上了《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长疏，将他为晋朝新创的一套建政理论呈献给孝武帝，反复论证魏晋鼎革后的晋政权是一个正义势力完全依靠自身的智谋消灭一个反动罪恶势力的伟大政权，并完成了统一大业，它比逆取政权的周朝正义，比借助多方力量执政的汉朝伟大，希望以此新论取代过往那个名实不符、漏洞百出、使晋朝“侧足不正”的所谓“禅让”理论，从根本上解决晋因国统不正而受到的多种束缚、有可能动摇国本、不能昭示后世的巨大政治问题。
历史上维持儒家封建纲常名教的不乏其人，但为挽救现实政权危机，不仅为此专门撰写一部史书，还为之创建一套新的建政理论的，习凿齿当属第一人且是唯一一人，可谓空前绝后，煞费苦心。由于其理论本身存在着诸多严重缺陷，又受多种政治因素制约未被当朝采纳，但其所表达的史学思想和其本身具有的史学价值却备受后世推崇，他提出的以蜀为正的正统史观引发了中国古代正统与非正统问题的长期论争。唐初王勃作《大唐千岁历》断魏晋至周隋均非正统，唐所封元魏、北周、隋之“三恪”应予废黜，将习氏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16]刘知几对习凿齿的史学观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李德林认为习氏《汉晋春秋》“欲使三方所峙，同为霸名”,“正司马炎兼并，许其帝号”[17]。但在此数百年间，还仅是少数学者的持论，直到南宋，这一史学理论才占绝对统治地位，不少史家还不惜重写三国时期的历史以正闰，如宋萧常、元郝经二人撰写《续后汉书》，明谢陛著《季汉书》，体例上均“以蜀承汉统，而列魏、吴为世家”[18]“讲学家以为申明大义，上继春秋”[19]，成为封建政治的不易纲常和史学轨范，其史学意义被不断发扬光大，罗贯中正是在这一思想观念指导下写就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使这一理论播扬天下。因此，与其说习凿齿是一位历史学家，不如说他是东晋时期一位没能登堂入室的政治理论大家。
《汉晋春秋》在体例上采用《春秋》三传的编年体，仿照其笔法叙事，在记载一个历史事件后，对其中重要人物、事件用儒家的思想观点予以臧否，这也是稍早于习凿齿的东晋诸史家的共同做法。《汉晋春秋》品评卓越主要体现在其“彰善瘅恶，以为惩劝”[20]的尖锐评论上。刘备是习凿齿崇拜的人物，但他对刘备的评价褒贬恰当、实事求是。当刘备拥众南逃江陵，仅能日行十余里而导致兵败当阳时，他赞誉其“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21]。在刘备用阴谋手段夺得益州时又谴责曰“今刘备袭夺璋土，权以济业，负信违情，德义俱愆”[22]。认为其听法正之言，纳宗侄刘瑁之妻为后有违“人伦之始，王化之本”,“而违礼教”[23]，更是重大过失。他批评曹操因一时得意，对张松态度傲慢，导致前功尽弃，统一大业功败垂成，实在不值。告诫统治者要始终谦和谨慎，否则容易以小失大。
叙事周详，注重伦理道德，品评卓越是《汉晋春秋》的过人之处。裴松之赞誉“孙盛、习凿齿搜求异同，罔有所遗”[24]。为我们保存了不少极有价值的稀见史料。张承宗据现存《汉晋春秋》辑文统计，裴松之“在他为《三国志》注中‘用《汉晋春秋》曰’的形式补充史料70条，又用‘习凿齿曰’形式，提供史论16条，合计达86条”,“在南朝的史著和史注中引用习氏《汉晋春秋》有沈约《宋书》的《礼志》《五行志》《州志》，梁刘昭为司马彪《续汉书》所作的注补，刘孝标为《世说新语》所作的注等”,“唐宋类书中引用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的有《群书治要》《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开元占经》《白孔六贴》及《太平御览》等。史注中引用《汉晋春秋》的有李贤为《后汉书》所作注，此外还有《文选》李善注亦有所引用。其中以《太平御览》引用最多”,“《太平御览》保存习氏《汉晋春秋》中的史料19条，另有史论1条《别周鲁通诸葛论》”[25]。这些著录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如蜀建兴七年（229）孙权称帝，“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26]。当时，蜀国群臣咸要公开声讨孙权僭越之罪，诸葛亮则力排众议，从实际出发，再次阐明与吴结盟的重要性，精辟地分析了继续结盟与绝交的利弊，说服了众人，“乃遣卫尉陈震庆权正号”[27]。这是研究吴、蜀关系的重要史料。关于诸葛亮的相关史实，《三国志》记载颇为简略，而《汉晋春秋》则保存了很多历史细节。如《诸葛亮传》仅记“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汉晋春秋》则详细记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28]。建兴六年（228），诸葛亮北伐，《三国志·诸葛亮传》只有寥寥数语，而《汉晋春秋》则详细记载了当时朝廷中的争议和诸葛亮的析答，从而使我们对这次北伐的缘由和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有一个清晰的理解。[29]诸葛亮讨伐南中，《三国志》只记了“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汉晋春秋》则记载了马谡告诫诸葛亮，对南中的征讨要以攻心为上，续述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故事，事虽或不实，但仍不失为研究蜀对边疆和少数民族政策的重要资料。[30]建兴九年（231），诸葛亮再次北伐，《三国志》只记了22个字，而《汉晋春秋》则以近四百字的篇幅详细记述这次战役的全过程。[31]
《汉晋春秋》所用史料也有一些失察失实之处，如上面提及的“七擒七纵孟获，南人不复反”事，清人曾予质疑：“夫一阵之顷，固无七纵七禽之理。若纵之去而复为阵战以禽之，则蛮烟瘴岭之间如是七往返，势必旷日持久，何能春出而秋还？亮之表又云：并日而食矣。三军储偫何所取资？此实事之必无，而世反以此讶之为至神，仰以为至奇，耳食口传，群然不以为怪。”[32]当代学术界对此事也基本持怀疑否定态度，缪越称其事“是不合情理的”,“也是不合事实的”[33]。引用《汉晋春秋》最多的裴松之对习凿齿的一些记载的真实性亦持谨慎态度，还指出过《襄阳记》和《汉晋春秋》在记载董恢以宣信中郎副费祎使吴时，一些内容自相抵牾：“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的也。”[34]
《汉晋春秋》叙事语言也较司马迁、班固辈琐碎，正文往往与夹注互混，保留有当时史家的通病。其体例黜魏帝蜀，现存辑文中却多是直呼昭烈皇帝为“刘备”“刘玄德”“先主”，称曹操为武帝、曹丕为文帝，兹或是引用者的疏忽所致，亦可能是魏晋禅让是当朝建政的法理依据，仍不得不以官方意见叙之。
《襄阳耆旧记》是一部记述一地人文史地的著作，主要记述襄阳的地理山川、先贤名士、风土物产、古迹传说，意在“矜其乡贤，美其邦族”[35]。裴松之注《三国志》作《襄阳记》，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作《襄阳耆旧传》,《隋书》作《襄阳耆旧记》，新旧《唐书》作《襄阳耆旧传》,《通志》《说郛》、郡斋本作《襄阳耆旧传》，宋《崇文总目》卷3《正史类》谓《襄阳耆旧传》三卷。而《文献通考》、元脱脱之《宋史》仍作《襄阳耆旧记》，这些作者未必真的看过原著，其记述可能都转引自《隋书》。
《郡斋读书志》谓：“《襄阳耆旧记》，右晋习凿齿撰，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隋书·经籍志》曰《耆旧记》、《唐艺文志》曰《耆旧传》。观其书，纪录丛脞，非传体也，名当从《经籍志》云。”[36]一直是权威结论。事实上，此书的内容不仅限于郡书，也有家史、地理、都邑等，所记襄阳山川、城邑与牧守也不能以襄阳之耆旧视之，以《传》名此书确有不妥之处，名之《记》更为准确，故许多史籍在引用该书时，皆称之为《襄阳记》，引用《襄阳耆旧记》最多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无不以《襄阳记》称之，稍有不慎，极易与所谓郭仲产的《襄阳记》混为一谈。不过，笔者以为郭仲产并未撰写过《襄阳记》，乃是后人见《襄阳耆旧记》载有习凿齿身后事，遂误传、误信其后的郭仲产曾撰有《襄阳记》，其所谓的郭仲产《襄阳记》的文字应该是好事者续写之《襄阳耆旧传》，或许原本就是郭仲产《南雍州记》的文字，郭仲产撰有《襄阳记》或其续撰过《襄阳耆旧记》的理据阙如。
汉魏六朝时，出现了大量传录乡邦贤达、风流名士的“郡国之书”，如《兖州先贤传》《徐州先贤传》《交州先贤传》《益部耆旧传》《鲁国先贤传》《汝南先贤传》《陈留耆旧传》《会稽先贤传》等。不过，诚如刘知几所言，著作虽多，其“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37]。《襄阳耆旧记》无疑是其中的一部能“见美来裔者”。
习凿齿撰写《襄阳耆旧记》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襄阳习氏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通过对岘山一带襄阳大族和荆州刺史偶遇二十多位中央中级官吏会集一起之所谓“冠盖里”的描写，点明习家池乃是地灵人杰的风水宝地；通过对习融、习郁、习珍3个习氏先祖的重点塑造，辅之以对习温、习承业、习祯等人嘉德懿行的简单勾勒，巧妙地为襄阳习氏创造了一个华丽的先世世系；通过对习英习、庞林妇、习蔼等人的描摹，为襄阳习氏树立了一个家教谨严、诗书传家、尊重礼法的门风形象；运用、创作典型事例，精心刻画两晋襄阳诸牧守形象，拉近了襄阳习氏与东晋朝野的密切关系，对襄阳习氏久列六朝仕林无疑有所帮助。收录襄阳习凿齿生前人物中，习氏人物多达13人，他们分别仕宦于蜀汉、吴，以蜀汉为多，活跃于曹魏政权的习授则遭摈弃，见于史籍的习忠、习隆尚未算在内。书中多有溢美襄阳习氏人物之辞，录入习氏女性一位，此类做法实不多见，家乡、家族情结之重不难概见。其所记人物中，庞德公、羊祜、杜预、刘弘、山简等人的史料几乎被《晋书》全文采用，被采纳尚不知晓者不知凡几。吴庆焘辑录的第三卷“山川”部分14条中3条与习家池有关，其中2条有直接关系。第四卷“城邑”部分共有8条，其中的6条内容实与城邑无关，当是内容散失难觅加之吴庆焘辑补不慎所至。第五“牧守”部分8条，妙笔生花地对胡烈、羊祜、山简、刘弘、皮初、桓宣、邓遐、朱序等九位当朝名宦进行倾力描写甚至创作，影响最大，以羊祜、山简写得最为鲜活感人，也是《晋书》中的精彩之笔。
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儒家的道德价值观、清雅的审美取向，平实清淡、信息量大的简短语言，循序渐进、丝丝入扣的叙事手法，独特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方式，将一个个并不鲜明显赫甚或是极为普通的人物、事件描写得鲜活夺目，形象丰满，颇有志人小说的味道，深得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叙事作文手法之精髓。《襄阳耆旧记》不仅是一部早期的地方史著作，还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无名氏将其收入《五朝小说大观》，颇具真知灼见。
《习凿齿集》五卷内容无考，从书名看，《与桓祕书》《与释道安书》《与谢安论释道安书》 《与谢侍中书》 《与褚常侍书》诸信函，政论文《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别（削、侧）周鲁而通诸葛论》及小诗《灯》《诸葛武侯宅铭》《南征赋》等均应该是其《集》中的内容。朱胜非《绀珠集》卷五“蟾蜍辟兵”条称文字来自《习凿齿集》[38]，诚如此，其书应该包括刘知几所称“杂记”和“地理书”方面的内容。[39]《习凿齿集》虽然散失严重，然就单篇文字而言不少篇什却相对完整，本书辑录其政论文2篇，尺牍5函，诗赋（含片段）3篇，杂记（含片段）7条。习凿齿的史学思想在《集》中阐释得更为清晰系统，其所具有的深厚佛学功底与文学才能在《集》中得到较为充分的反映，并有一定的佛学和文学研究价值。
新旧《唐书》载习凿齿还撰有《逸人高士传》八卷，[40]却没有留下可以凿信的只言片语，[41]即使有，也因未标明作者而无从辨识，对该书内容、体例乃至该书是否真的存在皆无法准确判断。我们若从习凿齿的其他著述引用频率都较高，桓玄曾以其世荆楚无“肥遁之士”为憾，出资让皇甫希之专门创作荆楚隐逸人物故事，被时人讥为“充隐”的故事看，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之外，另撰有同类性质的《逸人高士传》的可能性不大，本书亦无从辑录。
四 习凿齿著作的流传
《汉晋春秋》约于唐末五代时散佚。周必大《文忠集》云《汉晋春秋》 “徒见于《唐·艺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览》之目，逮仁宗时修《崇文总目》，其书已逸，或谓世亦有之，而未之见也”[42]。清末，始有黄奭以人物为中心的辑佚本一卷，收《汉学堂丛书》中，汤球以编年形式辑为三卷，收《广雅书局丛书》中，黄本主要收辑史事，极少收录评论；汤本则史事评论并收，兼及有关论议。我们现在所见的是清人汤球、黄奭二人辑录的佚文百余条不足二万字的版本。王仁俊辑本虽号称一卷，实则只有简单一条，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中，尚未刊行，稿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乔治忠先生将汤球《汉晋春秋》辑本予以整理校注，收入《众家编年体晋史》中，198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并将黄奭辑佚本中所有汤辑本漏略的部分内容作为补遗收录。近年，阎步克将汤球《汉晋春秋》辑入其《众家编年体晋史》中，仍为三卷本，被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录入其2001年开发的汉籍检索系统。黄尚明在汤本基础上进行了校勘和注译，其《汉晋春秋今注今译》2011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余鹏飞对几个辑本进行了校补，其《校补汉晋春秋》2012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刊出。这些辑佚的内容可能连原书内容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不过如前所述，已足以窥探其体例风格与内容之大观。在乔治中先生辑校的《众家编年体晋史》中，《汉晋春秋》所占的篇幅最大，说明习著质量高于大多数编年体《晋书》。
学术界一直认为南宋时《襄阳耆旧记》原著依然存在，南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由襄阳太守吴琚“刻于郡斋”，深惜其本未能传世。事实上，在绍熙前百余年的北宋，皇甫选看到的《襄阳耆旧记》已非原本，他说：“习凿齿《襄阳耆旧传记》，书曰五卷，载先贤事迹及山川地理，末有贺铸题疑，记述无伦贯，非全书云。”[43]书后已有北宋著名词人贺铸所题“记述无伦贯”的书评和其书并非原作的发疑。明神宗时，襄阳宜城进士胡价为临海县令，于曾参与编修《湖北通志》的陈曾佑即所说之学生处获得钞本，刻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称此底本来自宋以来传世的三卷本，或当是《崇文总目》所言之三卷本。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任兆麟对其家藏的一册郡斋刊本《襄阳耆旧传》予以整理，删节后人续补部分，厘订为三卷，收入其《心斋十种》本中（见附录序二）。光绪二十五年（1889），自称吴琚族裔的襄阳吴庆焘做了进一步的校补考订，简单粗糙不乏讹错地增入内容单薄的山川、城邑两卷，以补足原书之五卷。今人武汉大学黄惠贤先生著《校补襄阳耆旧记》,“在‘人物’、‘守宰’的三卷以心斋十种本为底本，参考吴庆焘本，着重于校勘；‘山川’、‘城邑’二卷，参考清人王谟辑习凿齿《襄阳记》和吴本，着重在于辑补，附带作点校勘”[44]。湖北大学舒焚、张林川的《襄阳耆旧记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吴本为底本，对该书每篇都做了校订、注释与全文翻译，同时补充相关史籍，旨在尽量恢复原貌，为读者省去翻检相关资料与字词书之辛劳。两个版本的作者都对该书的辑录、翻刻、流传等做了详细考证。
2013年笔者于上海图书馆偶然发现与任兆麟家藏版大约相同的郡斋本《襄阳耆旧传》善本。其所谓的右漕司是吴琚任襄阳太守时的襄阳右漕司藏本，还是南宋初任四川转运（漕司）副使井度的收藏本，已不得而知。职居漕司副使的井度临终前将其丰富的藏书一并送给了晁公武。晁氏于任合州、恭州、荣州知州时，以井度所赠加上自己的藏书，撰成《郡斋读书志》，共得书二万四千五百余卷，其中便记有“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纪录丛脞，非传体”的五卷本《襄阳耆旧记》。但无论是哪个漕司版本，肯定被吴琚重新编辑订正过，因为现在所看到的，明嘉靖间重刻的这部被认为是“已佚”的郡斋本《襄阳耆旧传》已无山川、城邑和牧守，也没有编目和分卷，听任后世好事者主要据现成史书简单删节抄袭续写至五代汉时的襄阳耆旧和守宰，文字粗糙，讹误甚多，几无价值可言，所选人物粗疏不全，亦非皆为襄阳郡姓，如齐末名宦襄阳令沈约、张弘策、梁雍州刺史萧纲皆未入传，而先贤中居然还夹杂有习凿齿本人的小传。书中晋夏侯玄、唐孟浩然“俄而玄宗至”之“玄”字，均避宋真宗附会赵氏始祖为玄朗讳，改“玄”为“元”，为避宋太祖赵匡胤父追尊宣祖武昭皇帝弘殷讳，改晋“刘弘”为“刘洪”、唐鲍防条“桑弘羊”为“桑洪羊”。为避宋仁宗“赵祯”讳，唐尹怦条将唐太宗“贞观”年号写作“正观”，可见这本让大家深为期待念念不忘的所谓“郡斋本”，并非皇甫选和贺铸所见“记述无伦贯”的《襄阳耆旧传（记）》，这应是吴琚或他人对皇甫选和贺铸所见或井度收藏的郡斋本加以删节续写并改称《襄阳耆旧传》的改写本，文献中屡见将《襄阳耆旧记》称为《襄阳耆旧传》，所记人物往往晚至习凿齿身后数世等诸多混乱现象皆当根源于此。任氏所谓其家藏的一册《襄阳耆旧传》正是明神宗时重刻的宋吴琚刻于襄阳郡斋的郡斋本，他删除郡斋本所记习凿齿身后人物，加以简单编目，订正补充数处，厘定为三卷本，这即是清吴庆焘及其他当代学者整理时用作底本的基础版本，而非习凿齿原书之三卷本，此次辑校恢复其原貌，以斯释疑解惑。
在此书付梓初校期间，笔者又找到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无名氏重校的抄本《重校襄阳耆旧传》，厘订为上下两卷，讹错脱漏极多，不足为本次校注之参考，著名藏书家黄丕烈为之作记（见附录《题跋》），直呼是书为伪书，应伪于宋时，并提及当时的另一藏书大家陈鳣（1753—1817）新收了一本由吴琚专刻于郡斋的《襄阳耆旧传》，该书见录于清初藏书大家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知吴琚所刻郡斋本曾分别为陈鳣的向山阁和钱谦益的绛云楼所收藏。绛云楼藏书焚毁于顺治七年（1650），向山阁藏本或即是笔者所见上图收藏之郡斋本，黄丕烈称为汇刻本，亦是本书校勘之底本。至此，传说已佚失的宋明清诸版本之《襄阳耆旧传》硕果犹存。
本书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次对《汉晋春秋》 《襄阳耆旧记》《习凿齿集》合辑为《习凿齿文史合集校注》，仍属于传统的“校正文字，解字注音，阐释典故，解析文意”范畴。本书的特点一是首次完成对习凿齿全部著述的辑校整理，鉴于当代检索技术的巨大进步与广泛应用，注文均未作深入广泛的收集堆砌。二是郡斋本《襄阳耆旧传》虽非习凿齿原著，但说其是伪书并不确切，审诸文字，习氏生前部分文字语言与习氏的书法风格完全一致，可以与其他史籍注引的零星资料相对照，自是习氏原作，只有极少条目被后世窜乱，如将早于习凿齿的习嘏条附于习凿齿条之后，将孙盛评论司马炎灭蜀讖语的文字放入向充传内，其窜乱续写时间当发生在五代之汉而不是黄丕烈所说的宋，不仅不是伪书，正是其书为历代所重才引致好事者将其续写至五代之汉，仍可视为《襄阳耆旧传》的祖本，对近几十年辑校的几个版本也有所匡正和补充，如流传本蔡瑁条文字：“魏文作《典论》，以蔡瑁成之”，于文义不通，郡斋本作“魏文作《典论》，以蔡瑁诫之”，则文义明白晓畅，故笔者仍以其作底本，保持其不分卷原貌，仅增加序号和人名作简目，后附吴庆焘等辑补的山川、城邑两卷，及明陆长庚、清任兆麟、黄丕烈、吴庆焘四个序跋。三是提出了习凿齿的仕进与仕宦生涯都得益于桓温的关照，“裁正桓温篡政野心说”凿空等新解。
习凿齿的著述是治汉晋史的必备案头资料，本书首次予以合辑与简单校注，并作极少量的考证，冀能方便汉晋文史学者的研究。
书稿初稿完成于2014年，今始得本校襄阳历史文化研究院资助付梓，秦军荣院长对出版给予了鼎力襄助。靳进老师负责了《襄阳耆旧传》习凿齿身后增补部分和附录二、三的校注，以及参考文献、人名地名索引和少量校对任务，其余由叶植完成并最终修改审定。
[1]（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下《文学第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8页。
[2]（唐）余知古著，袁华忠注译：《渚宫旧事译注》卷5《晋代》，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3]《晋书》卷98《桓温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569页。
[4]（隋）虞世南：《北堂书钞》卷73《主薄》“三十年看儒书不如诣习主薄”条，引檀道鸾《晋阳秋》。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266页。四库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薄”作“簿”。四库本“至”作“致”。
[5]参见黄惠贤、柳春新《〈晋书·习凿齿传〉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
[6]参阅黄惠贤《习凿齿事迹丛考》,《襄阳师专学报》（社科专号）1988年第3期。
[7]《晋书》卷82《习凿齿传》，第2154页。另见附录。
[8]《晋书》卷82《习凿齿传》，第2153页。
[9]《晋书》卷82《习凿齿传》，第2153页。
[10]《晋书》卷8《哀帝纪》，第207页。
[11]《晋书》卷82《习凿齿传》，第2158页。
[12]《隋书》卷33《经籍志二》，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975页；卷35《经籍志四》，第1068页。
[13]《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459、1480页；卷60《艺文志四》，第1588页。《旧唐书·经籍志上》《文献通考·经籍考·史》所载同。
[14]（清）汤球、黄奭辑，乔治忠校注：《众家编年体晋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15]（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7《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2页。
[16]《旧唐书》卷190上《王勃传》，第5006页。
[17]《隋书》卷42《李德林传》，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1196页。
[18]《江南通志》卷169《人物志·隐逸·徽州府》,《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影印版，史部，第511册第852页。
[19]《通鉴问疑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88,《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影印版，第2册第811页。
[20]《晋书》卷82《列传第五十二》史臣曰，第2159页。
[21]《三国志》卷32《先主传》裴注引习凿齿语，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878页。
[22]《三国志》卷37《庞统传》裴注引习凿齿语，第956页。
[23]《三国志》卷34《二主妃子传》裴注引习凿齿语，第906页。
[24]《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第925页。
[25]张承宗：《〈汉晋春秋〉在史学上的影响》,《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6]《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第924页。
[27]《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第924—925页。
[28]《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第911页。
[29]《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第923—924页。
[30]见《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第921页。
[31]参见张承宗《〈汉晋春秋〉在史学上的影响》,《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32]《书蜀志诸葛亮传七纵七禽事》，载《御制文集二集》卷31《书事》,《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影印版，集部，第1301册第475页。
[33]方北辰：《三国志全本今译注》缪越作《序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第8—9页。
[34]《三国志》卷39《董允传》裴松之案语，第987页。
[35]（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0《载述》，第275页。
[36]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37]（唐）刘知几撰，赵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之《内篇·杂述篇》，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82页。
[38]（宋）朱胜非：《绀珠集》卷5《嘉话录》“蟾蜍辟兵”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影印版，集部，第872册第368页。
[39]（宋）朱胜非：《绀珠集》卷5《嘉话录》“蟾蜍辟兵”条，第872册，第368页。
[40]《旧唐书》卷46《经籍志·经籍上》，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2002页；《新唐书》卷58《艺文志》，第1480页。
[41]《太平御览》卷532《礼仪部》有“习凿齿《逸民高士传》曰董威辇，不知何许人，忽见于洛阳白社中。”《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影印版，子部，第898册第69页。笔者案：董威辇见于洛阳白社中事逸出荆楚、逸出襄阳的地理范围，其事见于《晋书·隐逸传》《神仙传》《晋阳秋》等，以出于《晋书·隐逸传》最为可信。
[42]《文献通考》卷191《经籍考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23—1624页。
[43]（宋）王应麟：《玉海》卷15《地理·地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
[44]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