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治性”的迁移：“保守”与“革新”变奏下的日本战后地域研究[1]

潘妮妮

【内容提要】日本学者普遍认为，“非政治性”是战后地域研究的根本性特征。这决定了日本地域研究有强烈的道义色彩和学术独立性，但是“非政治性”又并非不涉及“政治”。因此，本文试图从“非政治性”这个意识入手，通过聚焦战后政治环境变迁与学科“非政治性”的迁移，将战后地域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非政治性”的直接动机是回避激烈的保革政治冲突，确立地域研究的“基础研究”地位。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由于日本政治本身“去政治化”，“非政治性”的内涵也转向在学术方法上关注“全球地域”，超越民族国家政治。而在全球问题日益复杂化的今天，第三阶段也出现了萌芽，研究者对“政治”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非政治性”理解的分歧。

【关键词】日本地域研究；非政治性；政治变奏；再政治化

【作者简介】潘妮妮，政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政治、媒体政治、大众文化与传播。

各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无疑都和“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就狭义的“政府”而言，区域国别研究受到对外战略和政策需要的推动；而就广义的政治，即“国家”而言，一定时期内的研究者对何为“区域”的认知、研究的方法手段以及边界，都会受到同时代的社会意识、集体行动取向，以及可动员的社会资源等的影响。因此，全球的区域国别研究者都需要处理政治影响与学术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意识通常是潜在性的。不过，日本在这方面具有特殊性，日本有自身独特的概念“地域研究”，以表现与美国研究（Area Study）的区别。强调它尽管“是从美国引进的，但非政治化是其研究前提这一点在日本得到普遍认可”[2]。“非政治性”在日本地域研究中是一个被放置在前台的首要问题，是研究者的集体意识而非特定学者的个人/小团体取向，是“战后地域研究的支柱和区别于‘战前’的根本性特征”。[3]

毫无疑问，“非政治性”在文字上传达出很强的道义色彩，但由于“地域研究”是“通过学术研究来面对现实世界诸问题的路径”[4]，“非政治性”不可能单纯理解为不涉及“政治”。实际上日本地域研究也并没有脱离国家政策和资源，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通过课题的设置批准引导作用、委员会机制的广泛存在，以及学者直接参与国家对外关系图景的不断扩展，引发了日本地区研究不可避免的变化”，学者的兴趣和主题与“日本国内政党更迭、现实国家对外政策变化在无形中越来越密切”。[5]然而，日本学界对“非政治性”的强调，似乎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伪饰”，因为日本地域研究的很多优势和创造性，确实与“非政治性”有直接关系。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对一手知识的重视和分享、对跨学科研究的提倡，以及对欧美中心主义的反思。

因此，本文试图从理解“非政治性”入手，对日本的地域研究做一些粗略的考察和梳理。关注重点在于，鉴于“政治”有丰富的层次，那么“非政治性”所“非”的对象，是哪一层次的“政治”？同时，政治环境的时代变迁，是否也影响了“非政治性”的目标选择。在日本战后政治中，“保守”（右）与“革新”（左）的关系是一种基本的旋律。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将“‘保革对立’环境”“地域研究的‘非政治性’目标转移”和“研究方法论变革”三个要素连接起来，把“非政治性”的地域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的萌芽蕴含在第二阶段的进程中。[6]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为战后地域研究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期。“非政治性”的直接动机是回避当时激烈的保革政治冲突，学科方法上表现为脱离战时研究的“组织”形式，确立地域研究的“基础研究”自主地位。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由于日本政治本身“去政治化”，研究者对“政治”的敏感度降低。于是，“非政治性”的内涵，也从回避政治冲突，转向了强调在更为“纯粹”的学术方法论层面，超越现实政治，即主张用一种新的“全球地域社会”意识，应对跨境的全球问题，克服美式区域国别研究中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视野。这种对“非政治性”内涵的重新阐释，在学术逻辑上是自洽的，也的确再次解放了知识生产力。但同时，由于对所谓“全球地域社会”的界定是开放性的，研究者受不同现实背景的影响，对“非政治性”的理解也会趋于多样和泛化。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日本国内政治全面右倾化，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强调意识形态站队的倾向，学术研究与“政治”的关系又再度敏感起来。于是，在第二阶段的进程中，第三阶段也出现萌芽。当前，“非政治性”仍然是研究者坚持的原则共识，但是对于要“非”哪一种具体“政治”，要想象哪一种“全球地域社会”，这种选择又反映了潜在的“政治”态度。某种意义上，在政治领域淡化的“保守”和“革新”冲突，在“非政治性”的地域研究中反而重新浮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