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我们进行任何研究，都必须要有文献和数据的支撑。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陈寅恪的这段经典论断常常被学者们反复引用，因为它揭示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路径，那就是用新材料探求新问题才能成就一代学术的新潮流。
我们知道，王国维曾经提出过著名的二重论证法，虽然它的目的在于揭示论证的方法与理念，但最根本的问题依旧是材料的发现与使用。王国维指出：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2]
从王国维的这段关于“二重证据法”讨论可以看出，所谓“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与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新材料的获得。在王国维的时代，人们开始意识到考古发现的重要性，所以他提出要将考古发现与纸本文献进行比对和核实，而这样做的目的还是要获得新材料。只有在获得确凿无疑的新材料之后，才能对新问题下断言，最终领航时代学术的新潮流。
在强调新材料的获得的同时，我们做研究还要注意新问题。而新问题的发现，它的学术基础，笔者认为是要追求当下性，要有时代意识。
就今天的古代文献、文化以及文学研究发展情况来看，13—14世纪丝绸之路纪行文献与文学研究诚可谓代表当代学术新潮流之一。诚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敦煌学代表了20世纪学术的新潮流：“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3]，13—14世纪丝绸之路纪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自17世纪以来便吸引了全世界优秀学者的目光。诸如东亚的日本、韩国，北亚的俄罗斯、蒙古国，西亚的伊朗，欧洲的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瑞典，美洲的美国等国家的学者从考古、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学、艺术、中外交流等诸多领域加以关注。那些享誉世界的东方学家像多桑、雷慕沙、亨利·玉尔、斯坦因、那珂通世、沙畹、箭内亘、巴托尔德、伯希和、韩百诗、岩村忍等，都是丝路文献尤其是13—14世纪丝路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著名学者。在中国，自18世纪西北边疆历史地理学研究和元史研究兴起，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即吸引了代表他们自己所处时代最优秀的学者，诸如钱大昕、徐松、魏源、张穆、洪钧、李文田、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张星烺、冯承钧等，都颇有贡献。
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3年中国政府“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倡议的提出，包括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献与文学研究在内的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最新潮流。
一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13—14世纪的丝绸之路研究，而且还要加上“13—14世纪”这么一个时间限制呢？因为13—14世纪是传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从13世纪初蒙古国的建立到13世纪中叶蒙古国的分裂，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统治的大元王朝和四大汗国确立起13—14世纪世界格局的基本框架，东、西方之间的通道被全面打通，从陆地到海上，亚、欧大陆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互联互通体系得以逐步形成。13—14世纪 “丝路”纪行文学的创作是伴随着蒙古国的崛起而大规模密集出现的，它与蒙古人征服世界的进程，尤其是他们的三次西征密切相关。
我们可以先来回溯蒙古人的世界征略进程。首先是成吉思汗时代统一蒙古高原及对世界的征略。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之前，高原上分布着几个强大的游牧部落，如塔塔儿部、篾儿乞部以及漠北中部的克烈部和西部的乃蛮部，等等。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铁木真先依附中部的克烈部，打败蔑儿乞部，在逐步扩大势力和影响之后，于1196年，打败强大的塔塔儿部，统一蒙古草原东部，然后在1203年打败克烈部。再凭借其超凡的军事领导能力和在草原征战过程中建立的训练有素的军队，于1204年前后打败西部最强劲的乃蛮部，从而完成对蒙古草原的控制，并于1206年的忽里勒台大会上被尊为“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帝国相继向东、向西扩张。向东：从1205年起对西夏发动了五次攻战；从1208年起，对金朝发动1211—1217年、1217—1223年两个阶段的蚕食侵略之战。向西：自1211年开始，逐步使蒙古西部的区域诸如哈剌鲁部、西辽（蒙古人称喀喇契丹）、花剌子模、吉利吉思、康里等地并入帝国的版图，进而形成以蒙古为中心，横贯中亚区域，包括黑海以东至印度河以及钦察草原的广大地区的帝国疆域格局。向西的征略行动尤其以1219—1223年征花剌子模（又称第一次西征）而著名。蒙古军队的第一次西征使蒙古势力深入中亚、东欧等地，为后来的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窝阔台时代蒙古人对世界的征略。窝阔台一生的征略主要体现于灭金和长子西征，同时还包括继承父亲未竟的灭西夏扫尾工作。1227年，在成吉思汗去世不久，西夏灭亡；1234年，金朝灭亡。灭金使得蒙古人在中原和中亚建立了巩固的统治。1235—1236年，窝阔台又组织发动由拔都率领的“长子西征”，又称第二次西征。战争从1236年春蒙古军队集结完毕向西推进开始，直至1241年窝阔台去世，以15万之众横扫欧亚，从保加尔边境一直打到亚得里亚海东岸，一路战胜了保加尔、钦察、罗斯、波兰、匈牙利，并攻入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波希米亚以及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近郊，西征的结果，蒙古的版图从太平洋至亚得里亚海，从北冰洋到波斯湾，欧洲各国此疆彼界、相互隔膜的情形被大大改变。
蒙古人大规模的世界征略进程在蒙哥汗去世后最终结束。在蒙哥汗的规划经略之下，发动了对南宋、大理以及西亚的征略活动。蒙哥令其二弟忽必烈于1252年率大军远征大理，三弟旭烈兀1253年率军攻打西亚地区，旭烈兀的军事行动又被称作第三次西征。1258年，蒙哥亲率大军攻打南宋，等等。到1259年蒙哥去世之际，蒙古人所征略的地域包括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印度、欧洲东部、伊朗高原至阿拉伯以及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地[4]，帝国就疆域面积而言，东濒阿姆河，西临地中海，北界里海、黑海、高加索，南至波斯湾；所控制区域北起蒙古高原，南达东南亚，西至匈牙利平原，东濒日本海，亚欧大陆首次在一个游牧汗国的控制下被联结为一个整体。蒙古帝国控制的区域与国家有：南朝鲜、北朝鲜、越南、缅甸大部、老挝大部、巴基斯坦东北部、印度北部、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大部、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大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总面积约4500万平方公里，诚可谓“征尘落尽即为家”。
蒙古人的世界征略军事行动给世界人民和世界文明带来巨大灾难和毁灭的同时，也使东西方世界之间实现了极为广泛且密切的交流，“蒙古人西征，将以前闭塞之路途，完全洞开，将各民族集聚一处”[5]。我们知道，在蒙古人的大型军事行动之前，东、西方世界的政权国家和区域长期处于“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6]的割据之态，而蒙古三次西征的最大结果，即“使全体民族，使之互换迁徙”[7]，这不仅仅指蒙古人打破了各个政治统辖的疆界，更指蒙古人对于东、西道路拓通的贡献。
蒙古时代开启之后，“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个驿站的费用和供应做好安排，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8]，这些拓通的驿路在蒙古人的征略大军过去之后，“开放给商人、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9]。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创作的巨大繁荣正是建立在壁垒扫清、驿站畅通的基础上的。从成吉思汗的征略时代开始，帝国的驿站即以漠北（又称岭北，指中国北方沙漠、戈壁以北的广大地区，现分属于今俄罗斯、蒙古国、中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为中心由东北部向中亚区域密集地铺设开来。漠北交通线大体为：由中原北上，经漠北、和林，再趋金山，折而南下至别失八里，然后沿阴山（今天山） 北麓抵阿力麻里，由此西向塔剌思，向西北可达欧洲，向西南则入波斯，此路在13 世纪上半叶是连接华北与西域的主要交通线路。在征服西夏和金并控制关中地区之后，自先秦至唐代中期中、西方世界间的交通干线，即由中原经河西至西域并向西延伸的交通线路被拓通[10]。
成吉思汗之后，他的子孙不仅继续着父辈的开蕃建汗事业，更重要的是将成吉思汗时代开启的东、西方“丝路”拓通事业制度化、细密化。先是窝阔台汗，他不仅拓通了中原通往漠北以及东欧诸国的道路，而且第一次将驿路命名为站赤，并使其建设制度化。窝阔台曾经这样总结自己一生的功业说道：“灭金，立站赤，设诸路探马赤，无水处使百姓凿井，朕之四功。”[11]在窝阔台汗时代，由于灭金以及第二次西征的拓展，蒙古又增设了从蒙古本土通往察合台和拔都封地、从和林通往中原汉地的驿站。察合台的封地，史载“自畏兀儿之边（hudhud）伸展到撒麻耳干和不花剌止”[12]，就是说察合台的封地从畏兀儿之边到阿姆河地区的草原地带[13]（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至中亚的草原地带）；拔都的封地：东起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西到斡罗思，南起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到北极圈附近（即今天的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及周边区域）。
在蒙哥汗时期，大理被灭，云贵高原并入帝国版图。西征军拓疆几万里，先后攻取波斯南部的卢尔人政权，再攻灭波斯西部的木剌夷国，再灭阿拔斯王朝，灭亡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攻占了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在东路军与南宋的交战中，南宋辖下的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区也被蒙古人攻占。西亚及西南丝绸之路得以拓通和兴盛。蒙哥汗去世后，由蒙古国分裂出来的元朝更加加强了驿站的布局。《元史》认为蒙古人对驿站重要性的认知以及对驿站建设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而站户缺乏逃亡，则又以时签补，且加赈恤焉。[14]
从这段话知道，元朝的驿站有陆站和水站，以官方制作的符牌为凭证，如果负责驿站的民户有不够或者逃亡的，要及时签补，而且要妥善贴补赈济，让站户安心服务驿站。正因为这样，元代驿站所发挥的作用也比前朝要大得多，堪称13—14世纪之最：“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15]
二
在蒙古人的东拓西征以及密集的驿站建设背景下，13—14世纪的世界达成广泛的互联互通。海、陆丝绸之路的便利不仅实现了人们的世界行走之梦，更让13—14世纪欧亚大陆包括以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圈、东南亚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在内的四大文化圈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广泛的中外交流推动了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的繁荣。
所谓“丝路纪行文学”，首先要弄清楚“丝路”的概念。“丝路”是“丝绸之路”的简称。“丝绸之路”的说法，最早来自19世纪（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著作《中国》一书的定义，是指中国与中亚、印度等古代西域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交通路线。20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中，又将丝绸之路拓展，认为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而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海路和陆路两道；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他1967年出版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中初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所以综合历来东、西方学者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与定义，“丝绸之路”可以泛指古代中国与世界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区域与道路，它实际是一片交通路线网，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经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等社会区域，而来往于这片交通网络的人有士兵与海员、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奴婢和使节、得胜之师和败北将军以及寻找出路的迁徙人群等，很显然，这些东、西方之间发生的事件、往来的人群赋予了“丝绸之路”丰富的意味[16]。比起中国以其他商品与世界贸易而形成的交通路线，丝绸之路更加绵长，历史更为悠久，而且丝绸所具有的利润含量、技术成分、文化意味更高，更能刺激中国以及世界的神经。斯文·赫定说：丝绸之路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17]。
“纪行”，是指记载旅游路上的所见所闻的创作，与最早见于南北朝之际“行记”的意思相近。“丝路纪行文学”，是沿承我们古代大文章学的概念，包括由“丝路”出行而产生的诗词、散文以及道里记、风俗记、游方记、异物志、杂传、地志等，凡僧人用来记西行求法，使臣用来记行程道里，奉命交聘者用以记外交通聘，从驾征行者用以记征途行役以及商旅之士载记其道里行程、所见风物等多在其列。以作者的身份而论，有僧人纪行、聘使纪行、文臣纪行、个人纪行之类；以体式而论，常见的有纪传体、行录体、笔记体、综述体；内容上多述行程经见、山川道里、风俗民情，传奇述异，境界奇绝，异彩纷呈，内涵丰厚；写法上常以第一或第三人称口气叙事写人，写景抒情，所有丝路纪行文学兼具围绕丝绸之路而产生的地理志、人物记和游记、杂记等文体要素与著述的特征。
13—14世纪的丝路纪行文学创作极其丰富，这与我们刚刚解释的世界格局改变，海、陆丝绸之路拓通的背景密切相关。我们可以看到，在13—14世纪，独立成卷的“丝路”纪行作品计百余种，其中汉文文献80余种，外文文献近30种。值得注意的是，《金》《宋》《元典章》《大元一统志》《经世大典》《宪台通纪》《元史》《新元史》等史著中诸如市舶志、地理志、食货志、外国传、驿站和列传以及国外史书诸如拉施特丁《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哈沙尼《完者都算端史》《瓦撒夫史》等著作中，也包含了大量内容丰富的纪行创作篇章，非常值得探研与辑录。我们这么罗列的意思是要告诉大家，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创作数量，远远超过从汉朝到北宋九个多世纪所有“丝路”纪行文学文献数量的总和，非常值得研究。
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13—14世纪间，东、西方世界的密切往来，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并不能拘囿于中国范畴，它是世界性的，实际需要用“13—14世纪时期的文学”才能指称清晰；这种世界性特质是围绕丝绸之路而展现的，它在创作上表现为纪行创作的巨大繁荣；它的创作群体包括走出中国腹地的中国作者和进入中国领域的人们；这些创作所带来的影响也具有相当程度的世界性。因此我们也可以说，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是其时中外之间广泛交流的见证与体现，而“中外交流与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研究”这门课程的开设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也正是建立在中国与世界之间频繁而深入的对话基础之上。这是课程的魅力所在，也是研究的意义所在。
[1]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1年版，第219页。
[2] 王国维：《古史新证》，《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3]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第219页。
[4] 曾向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导言”第8页。
[5] 《白寿彝文集·中国通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319页。
[6] （东汉）班固：《汉书》卷九二《西域传》，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30页。
[7] 《白寿彝文集·中国通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319页。
[8]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J.A.波伊勒英译，何高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2页。
[9] [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0页。
[10] 闫国疆：《蒙元初期的丝绸之路与国家治理》，《河海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11] 柯劭忞：《新元史》卷四《太宗本纪》第1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12] 《世纪征服者史》（Tarik-i Jahangusha），可疾维尼波斯文刊本，卷一，第31页，转引自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页，注释17。
[13] 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70页。
[14] 《元史》卷一〇一《兵志四》，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册，第2583页。
[15] 《元史》卷一〇一《兵志四》第9册，第2583页。
[16] 邱江宁：《13—14世纪“丝绸之路”的拓通与“中国形象”的世界认知》，《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17] [瑞典]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