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早期国家的形成

距今6000年前后，在农业成为强大经济基础的前提下，中国各史前文化区同步进入跨越式发展的灿烂转折期。以大规模中心聚落为核心的区域聚落等级化形成，大型公共建筑兴修，宗教观念发展，宗教仪式中心建立，大型墓葬出现。专业化生产的精致玉器和象牙器标识出身份和等级分化，表明早期礼制初备。各地区开启社会复杂化进程，形成众多“古国”，呈现“满天星斗”之势。各地密切互动，形成“最初的中国”。距今5000年前后，良渚文化完成早期国家构建。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形成。

一 “满天星斗”的“古国”

“古国”是中国学者依据中华文明起源实际提出的重要概念，被定义为“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用来描述距今6000年以来各地区跨越式发展形成的复杂地方政治组织。此前，经典理论中关于父系社会和军事民主部落联盟的论述，难以充分描述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起源进程。有学者引入西方流行的“酋邦”概念，也如隔靴搔痒，难以激发认知中华文明特质的研究。“古国”之称，意在表明此类政治组织在地域范围、社会组织以及治理方式等方面已具备三代时期“国”的基本内涵。

仪式中心兴起 在西辽河地区，红山文化（距今6000—5100年）形成，并持续发展达到顶峰。

红山社会发展首先表现为聚落数量和总面积急剧增加。在内蒙古敖汉旗，红山文化遗址多达500余处，其前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遗址加起来不过100处。对敖汉旗蚌河下游史前遗址系统调查共发现和确认红山文化遗址23处，遗址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此区域内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遗址数量分别只有5处和6处、遗址总面积分别为3万多平方米和6万多平方米。更重要的是，红山文化各个遗址面积由2000平方米至21万平方米不等，形成以大型中心聚落为核心的等级化聚落群，这被称作“区域聚落等级化”，是考古学判断高等级社会组织出现的重要指标。

图1-9 红山文化玉人

红山文化最重要的社会发展证据，来自大凌河流域辽宁建平和凌源交界处的牛河梁仪式中心。此是一处方圆50平方千米的与世隔绝的“圣地”，该范围内至今未见居住性聚落，集中分布着祭坛、积石冢和“女神庙”，大型墓葬随葬有特殊内涵的玉器。

牛河梁16个地点发现墓葬70余座，与仪式性建筑紧密联系，几乎只随葬玉器，玉器主要为猪龙形器、勾云形器、斜口筒形器、鸟、昆虫、玉人等具有宗教内涵的器类。墓主人明显属于掌握宗教权力的特殊阶层。墓葬在结构、规模、位置、随葬玉器的种类和数量等方面，有明确等级差异。最高等级者为积石冢的中心大墓，位于冢的中心位置，有带阶梯的墓圹和石棺，随葬玉器种类更特殊、数量更多。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即是其中代表。该墓上面的积石冢覆盖面积约90平方米，墓圹在基岩上开凿，长3.9米、宽3.1米、深4.68米，北壁有台阶。墓底的石棺以石板砌成，内葬一位年龄40—50岁成年男性。墓中随葬6件玉器和2件绿松石坠：墓主头顶下枕1件长20多厘米的回首敛翅玉鸟，右腹放1件玉斜口筒形器，左盆骨处放1件玉人，另有3件玉环，分别在右臂和下腹部。玉器数量虽不多，但玉鸟和玉人均仅见于此墓，斜口筒形器也是最高等级墓葬的标志。

图1-10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祭坛和积石冢

红山文化的仪式性建筑包括所谓“女神庙”、祭坛、祭祀坑和祭祀平台。牛河梁第二地点的圆形和方形祭坛是天圆地方观念的表现，三重圆圈组成的圆形祭坛蕴含太阳在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运行轨道的复杂天文知识。祭祀设施和积石冢与周围山川共同形成这处仪式圣地的神圣景观。在第一地点向南远望，可见正面有三座山峰聚集在一起，形如猪首或熊首。考虑到红山文化对猪有特别崇拜，有学者推测此山可能是整个红山祭祀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牛河梁第一地点仪式活动的祭拜对象。

红山社会中，宗教权力具有特殊地位。红山宗教信仰与宇宙观密切相关。其核心内容包括：天极位居天顶中心，是天网枢纽，为控制宇宙关键；天极之神掌控天极，维护宇宙正常运转；天极之神的动物形象为虎，常以獠牙神面表现；北斗之神猪龙和神鸟均有辅助天极之神能力；特殊形态和功能玉器是助力通神的必要装备，也是宗教能力和等级身份标志；社会上层是能力最强的神巫，佩戴特殊玉器，如同昆虫蜕变和羽化，与神鸟和猪龙交流，甚至合体，与天极之神沟通，维护天体运转，四时变化，风调雨顺，作物丰产，因此获得威望和权力。

上述考古发现充分反映出红山文化社会高度复杂化的状况。蚌河流域聚落群应该代表着基本社会组织，已经达到“古国”标准。建设牛河梁这样大规模的“仪式圣地”，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可能要几百个村落支持，也就是说需要几十个像蚌河下游这样的“古国”群体。仪式中心不由某个聚落或“古国”独享，而是周边多个“古国”的共同圣地，并形成以宗教凝聚的古国联盟。

以玉通神 江淮之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是来也突然，去也突然，只留下惊鸿一瞥的重要遗址。

遗址蔓延在长江支流裕溪河岸高岗之上，面积160万平方米，最高处为墓地和约1200平方米的人工堆砌祭坛。祭坛下层为黄斑土，中层为含有石块、小石英粒和粗黄沙的胶泥状土，顶层平整，由包含卵石、小石英颗粒、小黑色玛瑙颗粒的黏土铺成。墓葬就分布在祭坛之上及其周围，此外还有积石和祭祀坑等遗迹。

墓葬成排分布，目前发掘了50余座，呈现明确等级差别。大型墓随葬品多在100件以上。随葬品最丰富的大墓中，填土里埋有一件长72厘米、重达88千克的玉猪，为中国史前时代最大的玉雕作品。该墓共有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约200件、石器97件和陶器31件。墓主头部附近放置20多件玉环，大环套小环，环直径4—9厘米不等；胸部放置10件玉璜和34件玉玦；在腰部的位置发现象征龟体的玉斜口筒形器，里面放置玉签。玉钺、斧4件和石钺9件，放置在墓主身上；锛和凿分7排铺在墓底。

图1-11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高等级墓葬

以上大型墓特征明显。玉器比重很大，超过2/3；石器、陶器数量相当少；与红山文化一样表现出对玉器的重视。

玉器中蕴含丰富的宇宙观知识，或具有昆虫蜕变内涵。玉版外表呈方形，侧视中部略凸起，上面刻画着复杂图案：中心为两重圆圈，内圈里有八角星纹，两圈间有形态如绳索的图案连接，外圈和玉版的四个顶点间有同样的“绳索”相连。双重圆圈代表圜天，玉版方形的轮廓象征大地，中心的八角星纹代表天极，绳索一样的图案表示不同层的天之间和天地之间有绳索相连。这与《楚辞·天问》中“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等词句表现出的宇宙观非常符合。玉版被放置在分体玉龟的腹甲和背甲之间。背甲和腹甲边缘都有穿孔，可以用绳子穿接，表明玉版和龟均与宇宙观密切相关。大型玉猪应是北斗之神。胸有八角星纹、双翅为猪首的玉鹰表明，凌家滩人宇宙观中，天极之神是由神鸟驮负的，北斗环绕天极旋转，是宇宙秩序标识。6件玉人，都是头戴“介”字冠，双膝微曲，腕带套环，双手背朝外放在颌下，为作法通神的巫师形象。

凌家滩墓地背后的政治组织应达到了“古国”发展阶段，宗教权力占有重要地位，以钺代表的世俗权力同样重要，玉器成为表达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其使用开始制度化。

以陶为礼 被称作“海岱地区”的山东和江苏北部地区，距今6000年之后，进入大汶口文化早期。聚落的资料非常缺乏，但墓葬资料丰富。

大汶口墓地第二次发掘的46座墓葬已经表现出明确的等级差别。随葬品少的仅数件，多的可达百件以上，大墓集中分布。一座大型成年男性墓中，随葬品104件，包括觚形杯10件、豆19件（其中多件内有猪下颌骨）、高足杯7件、鼎3件、三足钵2件均盛猪下颌骨、三足盆各2件分别盛猪下颌骨和牛头，另有石钺2件、骨两端器24件、象牙器柄1件、獐牙6枚。江苏北部邳县大墩子遗址的一座大型成年男性墓中，随葬品52件，包括鼎6件、杯5件、大口缸1件、石钺1件、獐牙勾形器1件和獐牙4件，另随葬狗1只。

以上墓葬表现出大汶口社会复杂化的几个重要特点：一是随葬品数量和种类有明显差别，是社会等级身份的标志。二是随葬品以日用陶器为主，大墓中鼎、豆、杯等炊器、食器和饮器都是多件同出，食器中经常放置猪头等食物，并常见大口缸，表明宴飨或用酒食祭祀的仪式活动在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是展示身份的重要场合。三是有獐牙器、石钺等标示身份和权力的特殊物品。四是有龟甲、骨筒形器等与宗教仪式有关的物品。大汶口骨筒形器与上文所说的红山玉筒形器一样，是龟体的抽象表现。龟崇拜继承了源自贾湖，经北辛文化延续的传统，又有所发展。但此类器物数量少，仅见于随葬品不丰富的中型墓，表明宗教活动和宗教权力在社会中远不如世俗礼仪和权力重要。五是一些大墓墓主为未成年人，表明身份和权力可以不由个人能力而由血统获得。

大型墓葬所属的政治组织符合“古国”标准。以世俗礼仪和权力为核心展示个人身份、获得和维护权力是大汶口社会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

陶玉结合 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此时正当崧泽文化时期。

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是其所在区域的中心遗址，周围有小型聚落，形成明确的聚落等级分化。东山村遗址墓地分两个区，一区为平民墓区，随葬品多在10件以上，个别的有26件之多，较少的仅两三件。27座墓共有陶器、石器、玉器等140多件。二区为社会上层墓区，发现9座目前崧泽文化的最高规格墓葬。

图1-12 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墓葬M90随葬陶豆和陶鬶

编号为M90的墓葬，是迄今发现的崧泽文化墓葬中规模最大和随葬品数量最多的一座。随葬品共67件，包括5件大型石钺、2件大型石锛、19件玉器以及38件陶器等。玉器为环、玦和璜等装饰品。在头部的右上方出有1件石锥、1件砺石以及一堆石英砂，推测是一套制玉工具。石锥磨制光滑，有明显使用痕迹。陶器包括2件大口缸，1件为圜底，1件为尖底，另有9件细柄陶豆。

东山村遗址和墓地对应的政治组织正是该地区“古国”的代表。

长江下游地区虽然分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在陶器类型以至形态上有很强共性，社会发展道路也有共性。成套的玉饰是表现身份和财富的重要标志，形成与凌家滩相似的以玉为载体的“礼”制，但又都缺乏凌家滩那样有宗教内涵的玉器。钺成为表现权力的重要标志，大墓多随葬多件玉钺和石钺。大墓随葬玉料和玉、石加工工具表明对高级物品的原料、生产技术、工匠，可能还包括分配控制。这些是本地区社会上层获得财富和权力的共同手段。

宗族利益 仰韶文化在距今6000年进入庙底沟类型时期，以豫西、晋南和关中盆地为核心，覆盖整个黄土高原，并将河南东部和南部纳入势力范围。其独具特征的以弧线三角、圆点、曲线、花瓣和鸟形为基本元素的彩陶扩张到广大地区，显示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大型遗址、大型公共建筑和大型墓葬的出现，更表明强劲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开始。

河南灵宝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该地区的聚落数量从仰韶半坡类型时期的13处增加到21处。更重要的是，遗址总面积从44万平方米急剧增加到近190万平方米，并出现大型遗址和区域聚落等级化。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

图1-13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大型半地穴房屋

西坡遗址核心部位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系统钻探表明，该聚落东、西有河流，南、北各有一条壕沟，将整个聚落环护起来。聚落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广场，广场的四角各有一座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北角的房屋室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外有回廊，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是当时最大的单体建筑。房屋规模、装饰方式和重要位置均表明，其不是普通人居所，而应是举行大型公共活动场所，是庙底沟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西坡遗址南壕沟外发现一处庙底沟类型最晚期墓地，发掘的34座墓葬表现出明确的等级分化。最大的墓葬长5米、宽3.4米，现存的深度近2米，出土量约20立方米，可以在墓上堆成底部直径5米、高3米的封丘，为目前发现的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单体墓葬。墓室上面以木板覆盖，板上再覆盖麻布。墓圹全用特制的泥填埋，泥中还有意掺杂芦苇、枣、酸枣、旱柳、五蕊柳和野茉莉等十余种植物。墓主为青年男性，随葬品只有9件陶器，除一对标志身份的大口缸，其余为釜灶等一般日用器物。其他大型和中型墓中随葬有玉钺和象牙筒形器等标志身份的特殊物品，但数量不过十余件。

图1-14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大墓随葬陶器

对西坡各墓主腹部土样检测发现，大型墓主样品的寄生虫卵数量远远多于其他墓主，是墓主生前食用猪肉较多的证据。对人骨内氮15含量的分析显示出同样的结果：大墓墓主骨骼的氮15含量明显偏高，生前食用猪肉较多。猪肉在当时是奢侈的美味，只有在重要活动中才食用，大墓墓主明显是“肉食者”，比一般人主持和参加了更多享受消费肉食的重要活动。

庙底沟社会明显以与其他地区社会迥异的方式完成社会发展。社会上层重视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用于公众仪式的大型公共建筑，组成大规模聚落。重墓葬规模，而忽视表现个人财富和地位的奢侈品，极少仪式用品，大墓与中小型墓同在一区域。这继承了仰韶文化早期重视亲属关系的传统，表现出浓厚的注重宗族整体团结和福祉的社会发展道路。铸鼎原周围聚落群表明类似红山文化聚落群规模的“古国”在庙底沟社会也已出现。

城垣初起 长江中游此时西部为大溪文化，东部为油子岭文化。

湖南澧阳平原的系统调查表明，大溪文化时期该地区遗址数量和面积均急剧增长，遗址数量达到50处，并出现区域聚落等级化。澹水上游以澧县城头山城址为核心聚落。城墙由黄色黏土垒筑而成。城外为宽12米的壕沟。城和围壕建设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有学者推测要100人工作半年时间才能完成。城内发现一处面积约200平方米的祭坛，上面有祭祀坑、瓮棺葬和土坑墓，周围还有40多个祭祀坑，表明核心性聚落在仪式活动中占有更重要地位。

更清晰的等级分化资料仍来自大量墓葬。

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土坑墓有215座，其中168座有随葬品，从1件到30多件不等，以陶器为主。随葬品10—20件的12座，20件以上的仅2座。随葬品最多有27件，为2件玉璜和25件陶器。陶器包括7件豆和4件盘。墓主左上臂边放置1个儿童的头骨。墓底有零星朱砂。油子岭文化湖北龙王山墓地中，墓葬等级差别更加明显。一座高等级墓葬有随葬品169件。陶器154件、陶纺轮4件、猪下颌骨11个。陶器中有鼎47件、小罐35件、豆11件。

长江中游与其他地区一样，开启了社会加速发展的进程。城头山城址是大型公共建设工程的代表，以该遗址为核心的聚落群可以作为本地区“古国”的代表。各墓地中社会上层墓葬的随葬品组合表现出强烈的“世俗”取向，主要以成套日用陶器表现身份和等级，钺是重要的权力标志；极少量可能与仪式活动有关的龟、鱼等物品并未出现在社会上层墓葬中；虽然城头山遗址出现祭坛，但未见与复杂宗教仪式有关的遗迹和用品，高庙文化开启的宗教传统似乎并未得到充分发扬。

二 交流碰撞催生“最初的中国”

与各地区同步跨越式发展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更加密切和深入的区域间交流，这促成跨越千里的“社会上层交流网”形成，至迟在距今5300年前后，催生出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雏形——“最初的中国”。

相隔1000余千米的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现出深度相似，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的坚实证据。归纳起来，两个文化相似的玉器种类包括玉人、写实玉龟、龟的抽象表现形式玉筒形器、勾体龙形器、双联璧、玉环、玉镯和玉璧等。玉人头戴矮冠、双手回放在颌下、腰束窄带、双膝微曲这些细节都酷似，玉筒形器在斜口、象征龟腹甲一面较平整、象征龟背一面凸起等细节上也相似。龟、鸟、猪等虽表现方式有差别，但蕴含着相似的内涵。凌家滩有胸负八角星、双翅为猪首的玉鹰，红山文化有鸟驮獠牙兽面的“枭形勾云形器”，同样表现出神鸟维护天极主题。

以上重要玉器蕴含着同样的宇宙观，直接交流是对这些相似性的合理解释。鉴于交流内容涉及玉器之类珍贵材质和宇宙观及相关仪式活动等高级知识，再考虑到居于红山文化和凌家滩之间的大汶口文化并未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宗教倾向，交流可能是通过掌握特殊物品和神秘知识的红山及凌家滩社会上层人物亲身旅行所完成。

距今5000多年的跨越1000千米的长途旅行可能出乎不少人的意料，但在西方民族学界和考古学界已经是一个被长期探讨的话题。对巴拿马早期酋邦社会的经典研究中，就发现酋长之子在继承酋长大位前要长距离旅行，到宗教圣地朝圣和学习高级知识。社会上层的亲身旅行至关重要：一方面，通过游学可以掌握本地民众难以获得的神秘知识和物品，使自己超凡脱俗；另一方面，充满传奇的长途旅行本身也是值得夸耀的传奇经历，是塑造自己英雄形象的最佳方式。考古资料显示，远距离交流不仅发生在红山和凌家滩社会之间，而是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的普遍现象，各地新兴社会上层展开密切交流，形成远距离交流网。交流的证据包括龟的抽象形式筒形器、盛储仪式用酒的大口缸、象牙器、表达权力的钺等。最重要的交流内容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对维护其权力至关重要的知识，也涉及高级原料的贸易。目前的考古资料所揭示的只是交流的部分内容，当时发生的交流一定更加深入和广泛。

距今6000年以前，中国各地史前文化多元发展，虽有交流，但尚未形成文化共同体。距今6000年以后，各区域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尤其是社会上层的远距离交流，促成各地区共享文化精粹。上述区域不仅具有很多相似文化因素，而且相互作用，彼此汲取社会发展实践的成功经验，放眼整个东亚地区，它们已经自成一体，地处历史时期中国地理核心，成为秦汉王朝统一国家的雏形。因此，有学者将之称作“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

三 良渚早期国家

距今约5300年，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领导者有目的地借鉴和融合“最初的中国”内各地区“古国”政治实践经验，完成早期国家的构建。该地区社会之如蝉如蚕般的蜕变和羽化新生，从太湖东部，崧泽文化核心地区开始。江苏昆山张陵山和赵陵山为良渚文化早期重要墓地。

余杭良渚遗址群偏居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西南一隅，却随后成为良渚文化最大的聚落群体和文化、宗教和政治中心。近年来，在浙江余杭良渚的大雄山周围，发现重要的良渚早期聚落和高等级墓葬。官井头遗址有10座良渚早期贵族墓，玉器为随葬品主体，单墓随葬玉器23—53件，种类包括璜、镯、圆牌、小勾龙、镂空牌饰、玦、梳背、锥形器、管、珠、隧孔珠等十多种。一些玉器前所未见，可见良渚人创制新玉礼制时的最初设想。北村遗址发现一座良渚早期女性贵族墓，出土随葬品72件，其中玉器66件，包括1件写实的蝉。

图1-15 良渚古城平面图

距今5000年前后，以作为都邑的良渚古城形成为标志，良渚早期国家建立。古城可按照功能和结构划分为四重。

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墙东北角和西南角分别借助雉山和凤山的自然山体，其余部分以泥土堆筑而成，下面以特意挑选的碎石为基础。内城最中心，为高约1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台基，其上又兴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3个高土墩，并发现泥沙相间的夯土层、成排的大型柱洞、土坯和大型方木等建筑遗迹。大莫角山上确认的建筑基址有7处，面积在300—900平方米。整个莫角山范围应为宫庙区，此为第一重。

图1-16 良渚文化水坝（可见草包泥块痕迹）

莫角山周边，南有皇坟山和池中寺。前者应为重要建筑所在，后者为仓储区，发现大面积碳化稻谷堆积，约相当于20万千克水稻。锶同位素分析表明，这些水稻来自良渚文化不同地区。西有反山和姜家山，前者为王陵所在，后者为贵族墓地。北有毛竹山、朱村坟、高北山等台地，可能为高等级行政管理区和贵族居住区。东有钟家港古河道，在其边缘发现大量玉料、玉钻芯、黑石英片等与玉器制作相关遗存，以及漆木器坯件、骨器残料等，说明此区域存在着王室专属的专门制作高等级玉石器、漆木器和骨器的手工业作坊。区域面积约110万平方米，此为第二重。

内城城墙之内与第二重之外，主要为手工业作坊区，以纵横交错的水网连为一体，面积近300万平方米，此为第三重。内城之外，北侧有扁担山、和尚地，东侧有美人地、里山、郑村，南侧有卞家山，均为人工堆筑长条土台，隐然如“外郭”城，囊括面积超过600万平方米，此为第四重。城内的毛竹山、高北山、沈家村等地点和城外的盛家村、金家头、美人地等地点的良渚文化生活废弃堆积中，发现与制作玉器、石器相关的成品半成品和加工玉石器的磨石、燧石，充分证实良渚古城核心区外同样存在各类手工业作坊区，尤其是玉石器作坊。

城址区以外为面积近40平方千米为“郊区”，调查和勘探工作比较充分的区域内，确认姚家墩、梅园里、官庄和下溪湾等聚落群组，各有台地中心聚落，每组占地面积约50万平方米，可能是等级低于古城城址区的社会组织。据此可以推测，整个“郊区”的聚落总数可能会超过600处。

图1-17 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内反山墓地高等级墓葬M12

良渚城址区和“郊区”共同构成城乡结合的都邑。古城周边有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包括阻挡山洪的土筑水坝和引水渠道，水利调节面积达100平方千米以上。整个古城系统土石方工程总量1005万立方米，在当时位居世界前列。

都邑范围内的瑶山、反山等墓地，更充分地反映出社会等级的“制度化”和王权出现，此两者，是国家级别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

反山墓地在莫角山西北，是人工堆筑的土丘，高约7米，面积约2700平方米。丘顶偏西部发现良渚文化墓葬11座，分为两排。随葬品以玉器为主。陶器共出37件。石器54件均为钺。玉器3072件（不含片、粒），种类包括标识宗教权力的琮、璧、三叉形器、锥形器、冠状器和璜等，还有标志王权和军权的钺，另外有嵌玉漆器和象牙权杖等。最“豪华”的12号墓位于南排较为居中位置，有独木棺，随葬品658件，其中647件为玉器（不计大量玉粒和玉片）。冠状梳背、三叉形器、锥形器等组成最高等级头饰组合；半圆形器为王冠上的装饰；钺仍是权力象征，被称作“钺王”的玉钺1件，长17.9厘米、刃宽16.8厘米，有精美的配套钺柄端和柄尾玉饰，雕刻有完整的神人兽面图像。另有石钺5件。琮的数量达到6件。其中最大者重达6.5千克，被称作“琮王”，上面刻有完整神人兽面图像。由随葬玉器组合推测，保存较好墓葬中，仅两座墓主为女性，其余7座均为男性。男性对权力的掌握更加牢固，但女性地位并未丧失。

反山墓地被称作“王陵”，男性墓主应是良渚早期国家的王者。总体而言，与此前高等级墓葬相比，大量玉料、复杂器型、繁缛纹饰被用来宣示王权和神权。钺和琮、璧大规模使用，表明王权和神权并重，是良渚王者树立威望，管理国家的重要依托。

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社会基本符合中国考古学对“国家”社会发展程度的定义，形成比一般“古国”更加成熟、可以称作“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2019年，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表明世界对其文明发展水平的认可。

良渚文化主体人群是本地崧泽文化先民，如上所述，崧泽社会采取的是世俗权力为核心的发展道路。玉钺或石钺，是崧泽文化和同时期凌家滩、大汶口、仰韶等文化表达王权和军权的共同标识。良渚时期，与钺相关的礼制明显更加规范化，最高等级墓葬的玉钺有以玉饰装饰的精美漆木柄，并随葬大量次级玉钺和石钺，可能与当时的军事组织相关。但是，良渚早期国家的权力结构明显是以神权为核心。玉钺上都有典型的“神人兽面”纹饰。以宗教为中心凝聚大规模人群和构建早期国家方略，明显是融合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成功社会实践的结果。

图1-18 反山M12随葬“琮王”

良渚遗址群中，瑶山和汇观山遗址均经过对自然山体的改造而成，兼具高等级墓地和祭坛功能。瑶山遗址外围有石磡环绕，山顶祭坛中心呈较规整方形，铺垫红土，其外有方形灰土沟环绕，沟外铺垫黄土并覆盖砾石。汇观山遗址同样有外围石磡和近方形的以灰土沟界定出中心区域。有学者提出两座祭坛都与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日出和日落方位观测有关，是与牛河梁遗址群一样的神圣空间构建。

良渚玉器上精细刻画的“神人兽面”图像，表现的是良渚王者在通灵状态下，与神鸟沟通结合，成为“人面神鸟”，托负猛虎形象的天极神兽，维护宇宙正常运转，这是自高庙文化时期已经出现，经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发展成熟的、以对天极之神的崇拜和沟通为核心的宗教观念。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也是良渚宗教的重要内容。良渚文化早期的北村大墓和中期的反山大墓中都随葬有玉蝉。

良渚文化晚期，盛行有精细刻画图像的高等级陶器。千姿百态的鸟纹是最重要的图像主题。其中有的鸟纹身如弯钩，更有回环蜷曲之体附着鸟首的图像，被称作“蜷体鸟纹”，有些式样与红山文化玉器相似；有些则与庙底沟类型彩陶相似，包括：大鸟和小鸟组成的双鸟、三鸟和四鸟组合、群鸟齐飞场面，以及网格纹空白处的鸟纹等，均暗示良渚陶器刻画图像的鸟纹主题与庙底沟类型彩陶图像间有密切联系。

在广泛借鉴和融合的基础上，良渚社会上层将原始宗教发展到新高度，更规范的玉器形制和玉器上更整齐划一的刻画图像，更高水平的制作技术，以及在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广大范围内的广泛使用，均表明宗教观念和仪式制度化。此外，象牙器和漆木器的发展达到新高度，是物化宗教观念和显示身份地位的重要载体。象牙权杖成为最高等级墓葬中的标志性随葬品。上海青浦吴家场大墓中的象牙权杖上，精雕繁缛细密的蜷曲地纹和层层叠起的神人兽面纹，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丝绸很可能已经出现，有学者推测，对昆虫蜕变和羽化之力的崇拜，使得丝绸服饰成为具有特殊法力的宗教用品。

四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考古实证

从进化论角度观察，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从世界文明多样性角度观察，文明是包含特定基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综合体。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直是指导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经典，在“文明”的定义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认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认为文明起源的实质，是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基础上，原始社会氏族制度解体，建立国家组织的历史进程。在认定国家形成标准上，中国学界最初受到英国学者柴尔德对两河流域文明的研究，和英国学者丹尼尔综述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著作《最初的文明》影响，提出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说。若此，中国在殷墟时期才出现国家，形成文明。

20世纪80年代，面对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大发现，更多学者认为以殷墟为中华文明起点，低估了距今5000多年即已经明确开始的史前社会跨越式发展。1991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不应局限于“三要素”之有无，只要有足够反映“国家”“实质”的考古证据，就可以认定国家出现、文明形成。21世纪初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持续开展，尝试提出文明起源的“中国方案”，取得广泛共识的内容包括：一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剩余食物积累，人口显著增加，社会分工明确，考古证据为大型水利设施、大规模农田建设、大量粮食的集中存储、出现制玉、鞣漆、丝织和高等级陶器制作等高级手工业。二是阶级和等级分化制度化。考古证据为墓葬悬殊的等级化，出现随葬品丰富的“王墓”，以用钺制度彰显王权和军权，以具有宗教内涵的玉器彰显宗教权力。三是出现都邑性城市。考古证据为城墙环绕的超过20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遗址，规划严密，有宫殿、仓储、仪式场所等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的大型公共设施，为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四是区域聚落等级化发展，呈现城乡差别。考古证据为在广大范围内，形成都邑、主要中心、次级中心和一般村落的多级聚落结构。五是文化发展。考古证据为玉器和刻画图像反映的“天极宇宙观”及相关天文知识，各种复杂建筑、高级手工制品、复杂的符号系统等。六是各地区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发生密切互动，共享文化精粹，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奠定历史时期中国的基础。

前五项内容，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公认的文明认定标准，但其考古证据则契合中国考古资料；第六项更是着眼于中国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按照此“中国方案”可以认定，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同步跨越式发展，各地区相互交流碰撞形成被称作“最初的中国”的文明体，良渚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后形成早期国家，中华文明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

五 各地区的动荡整合

灿烂的转折期后，“最初的中国”范围内各文化区并未继续共同发展，在距今5300—4300年，文化格局开始呈现东西对峙之势，两大地区发生不同的社会变革：在西部第二阶梯，仰韶文化及红山文化核心地区突然衰落，引发大规模人群流动和动荡整合；在东部第三阶梯，虽然发生凌家滩社会解体，但总体而言并未停下社会发展步伐，良渚文化大放光彩，成为新政治实践典范，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会复杂化加强并大规模西进，油子岭文化演变为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持续发展并强势北进。所有这些波澜起伏的变化，都应以“最初的中国”视角来观察和理解。

西部地区 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区豫西、晋南和关中盆地地区，本时期进入仰韶文化晚期，呈现衰落态势。在灵宝铸鼎原周围地区，遗址数量由庙底沟时期的21处减到8处。更令人诧异的是文化面貌的突变：红陶为主变为灰黑色陶为主，彩陶急剧减少，残存者图案简单。出现由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岭文化传播而来的豆和背壶等器物。

距今4800年后，本地区转入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距今4800—4300年），文化面貌发生改变，灰陶占绝大多数，彩陶消失，鼎流行，出现三袋足器斝，窑洞成为主要居住形式。墓葬资料更反映出社会复杂化程度降低。庙底沟遗址发现本时期墓葬145座，仅两座有随葬品。此后数百年间，昔日彩陶灿烂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核心地区一直保持初级复杂社会状态，直到陶寺文化在临汾盆地的崛起。

处于西部和东部交界的郑州和洛阳地区，巩义双槐树遗址出现短暂的高度发展。该遗址有三重环壕，面积100余万平方米。内壕中发现大型院落和大型夯土建筑。该遗址周边聚落密布，形成大规模聚落群，被称作“河洛古国”，但不久便在大汶口文化西进的浪潮中衰落。

包括天水、平凉、庆阳及宁夏南部的陇山东西两侧，一直是仰韶文化的重要分布区，仰韶文化晚期聚落数量大幅度增长。渭河北侧支流葫芦河流域的调查显示，遗址总面积由347.9万平方米增加到770.5万平方米。

天水秦安大地湾遗址分布在清水南岸的阶地和山坡上，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在仰韶文化之前即已出现，此后历经仰韶早期和中期的发展，至此时期达到高峰，为其所在流域“古国”中心。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聚落主体分布面积50万平方米，发现房屋56座，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房屋有3座。编号为F901的大型房址，是面积420平方米的地上建筑，由中心主室、东西侧室、主室后面的后室和前面的附属建筑共五部分组成。主室面积131平方米，内有直径2.5平方米的灶。此建筑位居遗址高处，周围近1000平方米无其他建筑，为公共活动广场，明显是举行大规模公共活动的场所。甘肃庆阳南佐遗址为该区域“古国”都邑。发现面积约700平方米、由前厅和后堂组成的超大型夯土地面建筑。废弃时被大型夯土台精心覆盖，所以保持完好。附近一座附属房屋中发现精致白陶器和大型彩陶等特殊器物。

距今4800年前后，常山下层文化取代甘肃东部地区的仰韶晚期文化。文化面貌发生改变，彩陶比例很少，流行各种单耳和双耳罐，多见蓝纹。居住形式为窑洞，流行竖穴侧室墓和屈肢葬。葫芦河流域调查显示，遗址数量从仰韶晚期的67处增加到80处，遗址总面积略有增加到800万平方米，但遗址平均面积实际有所减少，文化堆积总体积更是从1561.1万立方米急降到880万立方米，表明遗址数量虽多，但聚落连续使用时间缩短。大地湾遗址这样的中心遗址被废弃。

庙底沟核心地区人群西进脚步并未止步于陇东地区，而是直达此前人烟稀少的甘肃洮河流域，并扩散至河西走廊东部及青海的湟水流域，在其他地区彩陶纷纷衰败形势下，逆势而上，创造了以绚丽彩陶为特征、持续千年的马家窑文化（距今5300—3900年，从早到晚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3个时期）。

由临洮境内洮河流域资料看，17处马家窑期聚落可以分为三级，最大的寺洼遗址面积可达100万平方米，为中心聚落，朱家坪和马家窑遗址面积约数十万平方米，为二级聚落，其余为普通聚落。

更能反映马家窑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是墓葬资料。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发掘墓葬222座，其中部分属于马家窑期及其向半山过渡期。由发表的资料看，随葬品均只有数件。一座高等级墓葬中，墓室以石板封盖，墓主左腕有精致的臂穿，为骨筒形器表面粘贴绿松石制成；颈部有项链串珠，但此外只有两件彩陶器。随葬著名的彩陶集体舞蹈人盆的墓葬，只有4件彩陶。

半山时期墓葬显示出以随葬品数量为标志的等级化略有加强。青海民和阳山半山类型墓地，发现218座墓葬，分为北区、南区和东区。北区为一个亲属集团，流行屈肢葬，此区又可以分为3群。南区和东区属于另一个亲属集团下的两个分支，均流行俯身葬，南区下又分3群，群下还可以分组；东区下分4群，群下也可分组，每组对应一个家族。墓地中有35座合葬墓，合葬人数2—5人。以上都是半山社会中重视亲属关系的证据。随葬品方面，各墓有所差别，绝大多数都超过5件，但超过20件随葬品的多为合葬墓，因此单人平均随葬品的差别不是很明显。

总体观之，强势进入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创造马家窑文化人群在马家窑期继承庙底沟社会发展模式，即形成大规模聚落，有规模较大、结构复杂的墓葬，但不用丰富随葬品表达身份。宗日舞蹈彩陶盆生动描绘出集体仪式活动场景，阳山墓地发现仪式活动遗迹，马家窑彩陶中的蛙纹等纹饰被认为具有宗教或巫术内涵，但马家窑社会明显更加“世俗化”，阳山墓地表现出对亲属关系和祖先祭祀的重视，是维系社会的重要力量。

东部地区 大汶口文化此时进入中期和晚期。济南焦家遗址发现大汶口中期和晚期房址116座。中期开始即出现夯土围墙，将遗址中心部位围护起来。中期的47座房屋为半地穴式，面积5—15平方米，分组聚集，但无等级差别。晚期69座为地上连间排房，也无等级差别。

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是目前唯一被完整清理的大汶口晚期聚落，面积8万平方米，有宽阔的环壕围绕。壕内有排房式地面建筑，可以分为20个对应扩展家庭单元，整个聚落居住人口约300人。房屋形制无等级差别。

大汶口社会更明确的等级差别证据仍来自墓葬。大汶口墓地第一次发掘的133座墓葬均属于大汶口中期，排列规整，大体可分为3个区，墓葬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大中型墓聚集分布。一座大型墓中有61件随葬品，包括11件陶器，1件精美象牙梳形饰，1件石钺及柄端的骨饰，3件象牙“琮”形饰品，2件石锥形器（发饰），猪獠牙束发器、1副龟甲，双手握獐牙器。规格最高的一座墓葬长4.2米、宽3.2米，结构复杂，有木制葬具痕迹，墓主为50—55岁女性。随葬品中，陶器就有93件，包括彩陶、白陶和精致黑陶，多成对放置，陶瓶达38件。玉石器10件（套），头部佩戴27枚石片和31颗石珠组成的2串发饰，颈部绿松石1串（19枚），佩戴玉质臂环、指环，有玉钺1件即骨制柄饰。骨角牙器7件，包括完全相同的象牙筒形器2件和象牙梳型发饰1件，双手握獐牙器，另有鳄鱼骨板84片（为以鳄鱼皮制作的“鼍鼓”的遗迹），猪头2个。

这些墓葬表明大汶口社会继承早期开启的传统，并更加制度化。宴飨或用酒食祭祀仪式活动在社会中仍占有特殊地位，所用器具更加精致而独特，涉及礼仪更加繁缛，在葬仪中会用更加奢华和复杂的方式表达出来。

蓬勃发展的大汶口文化中晚人群开启夸父追日般的强劲西进。移动的人群或沿汶水和泗水南下，从微山湖东侧抵达淮河干流，或由大汶口文化的传统区域苏北直接沿淮河西进，在皖北建立大量聚落；再溯颍水、涡河而上，到达豫东，而后则主要沿颍水及其支流贾鲁河到达豫中的平顶山、许昌、郑州地区；继而西进至豫西的伊、洛河流域，部分大汶口人可能沿淮河支流到达信阳、新蔡、南阳等地区。

长江中游在距今5300年以后进入屈家岭文化时期，至距今4600年前后演变为石家河文化。自屈家岭文化时期开始，遗址数量大规模增长，并出现很多有城垣和壕沟环绕的大型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在屈家岭时期即出现面积约180万平方米的城址，持续使用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周围有一系列遗址环绕，构成本地区最大的“古国”级别遗址群。其他面积在10万—100万平方米的城址，遍布各地。核心遗址内有大型仪式活动遗迹。部分遗址发现屈家岭文化的管状大型陶器连续套接遗迹，周围密布祭祀坑。石家河遗址三房湾地点发现大规模石家河文化红陶杯堆积，陶杯数量达到惊人的200余万件。石家河遗址一座灰坑中，发现巫师抱鱼和鱼尾之鸟的陶塑。以上都是仪式活动的遗存。但整体而言，世俗权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墓葬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等级化。湖北沙阳城河遗址墓地等级差别明确。大型墓的面积均在10平方米左右，墓室深达2.5米，随葬品数量最多的可达60余件，以陶器为主，还有少量漆器、象牙器和玉、石钺等。

江汉地区人群势力强盛，占据南阳盆地等河南南部地区，南阳黄山遗址发现的屈家岭时期大型墓葬中，随葬400余件猪下颌骨，并有玉钺和长弓劲矢，尽显北上的江汉人群首领之勇武豪迈。

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早期国家的解体，如一石入水，激起万顷波澜，各地区竞相发展，热烈互动，进入龙山时代（距今4300—3800年）。中华文明迎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