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古代史·第十卷:奥古斯都帝国(公元前43年至公元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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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战争准备:公元前32年

几乎可以肯定,三头同盟的第二次任期截止到公元前33年12月31日。[253]这一次显然不存在续任的问题,即使现在三头同盟已经变成了双头政治。虽然这不会让安东尼和屋大维的法律地位失去支撑,[254]但是这种地位确实让他们两人感到尴尬,相比之下,屋大维显得更加尴尬。屋大维近来一直在致力于尊崇罗马传统与罗马共和宪政的活动;屋大维将在意大利展开活动,因为在这里法律问题可以激发起人们更大的兴趣。而在东方,安东尼则单纯地将自己作为神、君主、行省总督或者三头之一进行统治,法律问题无关紧要。不过,法律在意大利可能更加重要。从另外的角度看,屋大维的地位显得很微妙,因为如果三头同盟任期届满,那么执政官的职位可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公元前32年的执政官将由C.索西乌斯和 Cn.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Cn.Domitius Ahenobarbus)两人担任。他们不仅是安东尼的支持者,还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多米提乌斯,关于他所肩负的共和国政治重任的记录和他所出身的古老家庭的重要性,更是令人难以忘怀。在追随安东尼而不是屋大维的老共和派中,如此显赫的人不只他一个,还有加图的孙子L.卡尔普尔尼乌斯·比布鲁斯(L.Calpurnius Bibulus)以及其他一些人。[255]可是,这一问题并非只取决于一方的罗马追随者们的资历。它将取决于双方的军事实力:安东尼及其军队比屋大维遇到过的任何军队都要强大。回想起来,我们太轻易地认为屋大维注定会胜利。历史或许选择了屋大维,但是许多关键因素却显得并非如此。自从公元前37年以来,屋大维的确做了大量的补救工作以摆脱逆境,在此之前局势一直对安东尼十分有利:屋大维的政治手段更加精明;他进行的战争更加耀武扬威;他的支持者正在逐渐增加,其中包括那些家族显赫和功绩卓越的人。[256]然而,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那些有利的可能性仍然掌握在安东尼一边。

好戏很快开始了。全副武装的执政官带着来自安东尼的一份急件,上面详细陈述了安东尼的“政令”(acta),并请求得到元老院的批准,尽管在法律上他并不需要这种批准,[257]但他知道寻求这种批准是明智的,或许这份急件还包含了某些放弃三头政治的进一步提议。[258]的确,在1月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这一切;当时经验丰富的多米提乌斯执掌“束棒”(fasces),他认为还是将安东尼政令中的某些内容适当地抑制一下为好。但是,到了2月1日这一天,[259]索西乌斯接过“束棒”,并对屋大维发动了一次公开抨击。最有趣的是,他对屋大维发起责难的动议竟然被一位保民官否决了:仿佛罗马共和政制再度复活了一样。可以推断,如果反过来这一动议得到通过,就足以证明安东尼在元老院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但这样的推论是不牢靠的。提出这项动议是非常极端的做法,假如索西乌斯对自己的动议能否顺利通过心存疑问的话,他肯定会对否决权事宜进行预先谋划,这才不失为精明之举。

眼下,屋大维十分理智地离开了罗马城。可是几个星期之后,他就在元老院以武力展示的方式进行反击:在一支全副武装的卫队的簇拥下,他来到了元老院,无论他的法律地位如何,他都把自己的座椅安置在两位执政官中间。尽管罗马早已习惯了各种各样的暴行,但这绝不是屋大维希望人们看到的他所恢复的那种传统;不过,这种武装行动立即产生了威力:两名执政官逃向了安东尼,与他们同行的还有许多元老——大约有几百人。[260]安东尼把他们组成了“对立的元老院”(counter-senate),从而宣称他才是共和宪政的拥护者。在遭到武力驱逐的执政官面前,这一宣称并非荒诞可笑。不过他们飞快地逃离意大利这一举动,却为屋大维实现其宣传目的清除了障碍,他终于将一场私人战争转变成一场国民圣战。当然,这是一种嘲弄。两位执政官待在罗马城或许对安东尼更加有利,毕竟他们可以随时提醒人们,站在安东尼一边的人,除了那位东方女子以外,还有更多的支持者。

他们在以弗所找到了安东尼,[261]安东尼正在组织把军队运往希腊半岛。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安东尼的军队最终有10万余人,其规模之大至少与帕提亚战争时期相差无几。[262]显然,安东尼一直在东方征集兵力,据推断,他们当中既有土著的东方人,也有居住在东方的意大利人。[263]他的舰队由800艘战船组成,差不多有300艘被用于运送军队,[264]但若将全部军队运达希腊,这些战船的数量的确不足,它们必须多次往返于波涛汹涌的爱琴海。不久,安东尼及其随员抵达萨摩斯。为了打发时间,就像通常在战争中所做的那样: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以他们惯有的独特风格举办各种庆典活动。于是,这些庆典很快就出名了。[265]当然,他们的种种行为也为屋大维提供了更多口实,以满足他制造公众舆论的需求。

安东尼还面临着更严峻的抉择。战争似乎将在公元前32年年底之前爆发,那么,是让克莱奥帕特拉待在这里投入战争,还是让她返回埃及?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和其他人都力劝安东尼把她送走,而坎尼狄乌斯·克拉苏(Canidius Crassus)却主张让她留下来——故事是这样展开的,可能这不只是一个故事。因为,多米提乌斯刚从罗马城逃出来,他知道,屋大维正在策划使克莱奥帕特拉能够留在这里。其他富有政治经验的将领,包括普兰库斯,也都明确地坚持类似的观点。同样地,即将担任陆军指挥官的坎尼狄乌斯自然要强调克莱奥帕特拉留下来进行军事援助的重要性——她至少拥有200艘战船(可能还配有船员)以及她所能提供的巨大的财力支援。[266]这真是一个艰难抉择,因为在罗马军团和同盟军队中还存在着战斗士气的问题。正像屋大维煽动的那样,意大利人将把这场战争视为反对东方的一场圣战,而诸多的东方人肯定认为这是向罗马报仇的一次机会。[267]这些人将为他们的女王而不是一位罗马将军作战。克莱奥帕特拉必须留下来。

安东尼的军队终于在初夏时结束了缓慢的西方之旅,抵达雅典。[268]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刻来到了,安东尼给屋大维娅送去了离婚书。也许安东尼别无选择。当战争打响的时候,屋大维娅依然作为他的妻子,装作端庄地照料着一个公敌(他完全有可能被宣布为公敌)的房屋和家人,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屋大维似乎公开敦促他的姐姐与这个好色的、不忠诚的丈夫离婚已有一段时间了,[269]屋大维娅不会再继续拒绝其弟的劝告了。在雅典,他们离婚的前景早已成为公众戏谑的话题。[270]就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屋大维娅在宣布她离婚决定的地方,发表了语气严肃和悲伤的讲话,这是将其弟的宣传推向高峰的一次感人而优雅的讲话。对于安东尼来说,他自己先提出离婚比较好;现在了结此事的时机也再好不过了。

必须把屋大维娅休掉,把克莱奥帕特拉留下来,这两个步骤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每一个步骤对于安东尼来说都是一场艰难抉择,因为每一个抉择都会为屋大维的攻击火上浇油,并使他与那些提供宝贵支持的意大利盟友不断疏远。在早期,由于庞培、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原因,安东尼在东方的事业进展顺利,他不仅获得了东方的支援,也没有失去罗马人对自己的坚定敬意。这一次截然不同了。即使对安东尼那些最受尊敬的将领们来说,屋大维的嘲弄似乎也有了真实的核心内容。这种女人问题可能象征着某些更深层的含义。安东尼“的确”更像一位东方的优胜者和令人不舒服的傀儡统帅。他的将领们可能对此产生了意见分歧。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多米提乌斯,到目前为止,他似乎成了一些“罗马党派”的领袖。[271]他尽量克制自己不在公开场合粗蛮无理地对待克莱奥帕特拉:[272]那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做法。其他人则显得更加果断坚决。普兰库斯是安东尼支持者中最资深的一位执政官,[273]他的侄子提提乌斯——杀害绥克斯图的人——是一位候任执政官。[274]大约就在此时,[275]他们两人投奔到屋大维那边去了,毫无疑问,屋大维欣喜地接纳了他们:他欢迎每一位改换门庭的罗马人前来效忠于他,尤其像这样杰出的人物,东西方的阵线变得越来越清晰了。然而,普兰库斯和提提乌斯在叛逃时并没有同行的追随者,或者是我们根本没有听说。安东尼的支持者们或许出现了一些麻烦,但是大多数人依然坚定地留在了安东尼一边。

在元老院里,普兰库斯发表嘲笑安东尼的演讲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276]两个背叛者需要提供更具轰动性的策略。他们建议,安东尼保留在维斯塔贞女殿里的遗嘱或许值得研究。将一位仍然在世的人的遗嘱公开是不合法的;不过这不是问题,屋大维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独自把遗嘱打开。[277]遗嘱上的条文非同寻常:安东尼去世后,将被安葬在亚历山大里亚;承认恺撒利昂是恺撒之子(尽管很难说明这完全是安东尼的遗愿);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所生子女将获得大量遗赠。这些都是屋大维期望的遗嘱内容。为什么会有这样巧的事情?有可能是屋大维自己撰写的遗嘱内容,或许他确实这样做了,至少他写了部分内容:[278]维斯塔贞女不可能知道这份遗嘱的具体内容,所以,屋大维可以宣读他所期望的那些内容。他是一个高手,完全能够将这些遗嘱的条文巧妙地断言为:这是安东尼渴望维系东方的支持而立下的遗嘱,安东尼将发现,不管他对这些遗嘱的内容承认与否,其结果都会令他焦虑不安。

甚至安东尼正在进行的战前准备——其规模之大令人担忧——也可以成为被利用的因素。可能就在8月初,安东尼的军队抵达希腊西海岸。[279]安东尼是否打算进犯意大利?这是否将他对罗马的背叛自然而然地推向了顶点?[280]事实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屋大维稳固控制了意大利南部的两个重要港口:塔林顿港与布伦狄西乌姆港,而对于安东尼来说,多次往返于海上运送大量军队,并使他们在充满敌意的海岸登陆并非易事。[281]罗马内战总是在希腊地区进行,其确切原因是:其中一方自然会逃往东方并利用那里的资源,但是随后就会发现,实际上不可能强取一条通道返回处于防御状态的意大利。

然而,意大利的公众不是战略家,他们对听来的消息越来越感到惊恐万分。显然,他们迫切需要一位优胜者,这个人只能是屋大维,可是屋大维的地位依然不确定。他不再称自己为三头之一(顺便说一句,安东尼并没有这样的顾忌);[282]尽管屋大维不容置疑地保留了众多行省的“统治权”(imperium),可是他想要更多的东西——可以明确地证明他是罗马及其传统的捍卫者的实际行动,从而表明这才是内战最具道德意义的行动。意大利的有产阶层纷纷为他提供支援。在公元前32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组织一场追随他个人领导权的“宣誓”:[283]宣誓的对象遍及整个意大利,事实上遍及所有的西方行省(可能仅指这些行省中的罗马公民而已)。

整个意大利的居民出于自由意愿,向我宣誓效忠,并要求我作为赢取亚克兴战役胜利的将军;高卢行省、西班牙行省,还有非洲、西西里和撒丁尼亚行省都进行了同样的效忠宣誓。

——《奥古斯都功德录》(Res Gestae25.2)

这种立誓仪对屋大维的合法地位并没有任何改善,但是它所内含的道德意义却非同寻常。这是针对屋大维个人效忠的宣誓。尽管有一些民间宣誓的先例,[284]但事实上与效忠誓言最相似的是军人誓言,这种誓言是来自战士对其将军效忠的决心:它适宜地体现了意大利和行省“请求屋大维作为这场战争的将领”的呼声。除了这是为屋大维提供支持的一种方式外,也是让意大利人为即将开始的战斗做好心理准备的一种方式。无疑还有其他的方式:例如,在《奥古斯都功德录》中继续提到,有700余名元老“在屋大维麾下供职”,[285]这种语气可能是要回归到这些事件的本身。当然,在此之前多次发生过呼吁“意大利人应同心合意”(consensus Italiae),体现了全体意大利人团结一致的情感。[286]像以往一样,公众现在的感受无疑变得更加复杂了。一方面,即使按照过去20年的财政标准衡量,屋大维新的财政要求也是十分苛刻的,意大利人正在发出抱怨。[287]如果认为这种宣誓效忠完全是自觉自愿的,那就太天真了。屋大维确实让一些社区“免于宣誓”,例如,安东尼的老兵殖民地。[288]另一方面,宣称和谐不仅仅是一种粉饰。例如,在这些事件的最后阶段,很多元老似乎站在了屋大维一边;[289]在安东尼的老兵殖民地中,好像只有少数殖民者利用了屋大维的许可。[290]早在公元前40年,这些老兵们确实拒绝过互相开战,但是,这一次显然不同了。终于,几乎整个意大利都坚定地支持屋大维了。

尽管夏季渐渐过去,采取行动的时间正在逼近,但是现在看上去好像没有在这一年下达决定的迹象。实际上这对屋大维有利:安东尼早已准备好了进行决战的大军,况且他还有东方各种财力的支援作为坚强后盾;而屋大维正在为金库的空虚而焦虑不安。[291]但至少可以说,屋大维在政治上的准备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在这一年的夏末,他可以宣战了。屋大维知道,他应当采用正确的宣战方式——向克莱奥帕特拉单独宣战,毕竟她才是罗马的真正敌人。于是,他根据最典型的罗马方式进行宣战:屋大维重现,甚至伪造了一个古老“外事祭仪”(fetial rite)的场景,将一支矛投向了象征敌方的土地上,其场面生动逼真。[292]当然,安东尼并没有被忽略:他被剥夺了在下一年出任执政官的权力以及“其他权力”[293]——大概是他仍然宣称的三头执政者的权力,一个比较可能的观点是,他仍然拥有这一权力。不过他还没有被宣布为公敌,可是这一时刻很快就到来了。[294]决战中,安东尼肯定会站在克莱奥帕特拉一边:那么,他还不承认自己是罗马的敌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