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公元前30年至公元前17年
尽管，亚克兴战役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便于记载的标志性事件（狄奥说，我们应该将新统治者的“君主政体”的开端定在公元前31年9月2日），[15]对于胜利者来说，这也是一个适宜的象征，但这场战役绝不是内战结束的标志。一场针对埃及的战争必须进行，[16]公元前30年8月1日“攻陷埃及”（Aegypto capta），紧接着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双双身亡，这才是内战真正结束之日。
“恺撒”[17]现在还不满30岁就拥有了所有权力，但他尚未有——即使有的话——一种“从此一劳永逸”的感觉，因为不存在对他的权力的必然默认。共和国政治生活的先决条件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消失，尽管许多人已经丧生，许多幸存者迅速投向胜利者一边，但是反对派没有立即消失。这一事实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充分重视，以至于学者们在“反对派”中寻找直至公元前17年所发生诸多事件的关键点，[18]但是最好不要夸大这个事实：这样的反对势力，没有足够的权力基础来强迫恺撒采取任何行动或制止任何行动。或许，这是一个如何使用合适的语言来表述的问题，因为恺撒必须面对他需要考虑的诸多因素。胜利的荣耀，伴随着眼下所有的问题和制定所有未来的方针政策等，一股脑儿地抛在他的肩上。他只要能使国家政体中的各方力量都满意，就能牢牢地抓住政权：就军队而言，大部分军人渴望以优厚的条件复员；[19]就其支持者而言，是他们推动恺撒将胜利变成了现实；就罗马平民而言，他们人数众多、政治目的鲜明且反复无常，绝不能对他们掉以轻心；[20]就幸存的统治阶级而言，要是没有他们也难以维系一个帝国。而且，还有先前的组织结构，为了稳住政权，恺撒必须将自己与原有的组织结构联系起来，他不希望这些组织结构消失，比如事业前程与“保护制”（clientelae）。
随着克莱奥帕特拉之死，恺撒采取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对一位重要的支持者给予事业奖赏，或许这种解释过于老套，但我们的叙述还是从这里开始。埃及是罗马承担的一个新责任。问题是，将如何统治这片国土？答案是，它将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但是行省总督则由一位骑士而不是一位元老来担任。当时，做出这种抉择的目的也许很明显：这完全是对成功打赢埃及战争的胜利党成员的一份重大回报。至于盖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加鲁斯[21]只是一个骑士（eques）的事实，或许并不重要，或者无须考虑。像狄奥和塔西佗那样，[22]我们以后见之明发现了从此将埃及委托给骑士的一项原则：对于罗马来说，埃及的谷物至关重要，这一资源绝不能落入反对者手里。但是，加鲁斯完全有能力应付，在两个王国中，古老传统的那部分——上埃及，它与托勒密王朝作对，并受到克莱奥帕特拉的蛊惑。所以，加鲁斯肯定动用了武力将上埃及与其他地区结为一体。与此同时，由于罗马占领了埃及王室宝库，这就意味着罗马摆脱了资金短缺的困境，可以为退役老兵支付购买土地所允诺的款项。
在罗马，由于他的缺席，他委任了盖乌斯·麦凯那斯作为代表对其实施严密控制。麦凯那斯也是一个“骑士”，是胜利党人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麦凯那斯镇压了由雷必达——被黜免的三头之一的儿子——组织的一次所谓行刺恺撒的阴谋，考虑到恺撒身处海外，这确实是一个不足以令人信服的故事。任何寻找关于这些一举掌权的新统治者们进行篡权和从事违宪活动的人，都无须再寻找了，因为根本没有迹象表明麦凯那斯拥有任何正式的权力，而且在罗马城还有两位完全合法的在位执政官：尽管如此，这里依然“没有道德，没有法律”（non mos，non ius）。[23]虽然，人们投票决定把某些新的宪法权力授予缺席的恺撒，包括“雅典娜表决权”（Vote of Athena）或“赦免权”，[24]“援助权”（auxilii latio）或像一位保民官一样为罗马城的公民提供帮助的权力，[25]以及“应邀进行审判”的权力[26]（现代学者在寻求皇帝司法权的宪法基础时，就利用了这一点），我们最好将这些权力视为荣誉标记，公元前30年完全不是一个制定宪法的时刻，因为恺撒不在罗马城；我们或者将这些权力视为是给予恺撒在东方某种法律权威，因为这涉及安东尼党派或恺撒本人从前的追随者。[27]（参见第一章的尾注2）
恺撒并没有表现出对事情急于求成的迹象。就像他在前一年第四次就任执政官时是在东方而不是在罗马城一样，他仍然是在东方就任了他的第五次执政官官职（公元前29年），他之所以逗留在东方，是出于外交活动的需要和对方针政策的深思熟虑（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迫使他下决心留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本人在东方被追崇为“新的解放者”“带来和平安宁的人”和“恩主”。[28]关于官方崇拜，恺撒对此面临着轰炸般的提议，这种崇拜符合希腊化世界的惯例。狄奥告诉我们，恺撒所做的决定是：在东方的罗马公民，按照规定可以在以弗所和尼西亚的罗马与神圣优利乌斯神殿进行官方崇拜；规定非罗马人进行官方崇拜的范围，是位于帕加马和尼科麦狄亚（Nicomedia）地区的罗马与他本人的神殿。[29]狄奥说，这种做法成为后来官方崇拜普遍模式的一个先例；像埃及辖区以及其他诸多方面一样，在特定背景下做出的瞬间决定发展为一项固定不变的政策。
元老院在公元前29年召集的第一次会议上，为这位仍然缺席的胜利者设计了更多的荣誉：他有权使用“最高统治者”（Imperator）的称号，并将这一称号永久地冠在他名字的首位；[30]正式批准他在东方进行的外交安排；在1月11日这一天，关闭了亚努斯神殿大门，以示罗马完全进入了和平时期。（通过狄奥的记叙，[31]我们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在西班牙、高卢和非洲，战争仍在继续。但是，罗马人意味的和平是与他们有关的和平，共和国那些雄心勃勃的领袖“一如既往”地求取对外战争的胜利，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历经三头同盟时期，现在仍然继续发生着。）
恺撒悠然自得地回家了。他是在8月回到意大利本土的[维吉尔和麦凯那斯在阿泰拉（Atella）为他诵读《农事诗》（Georgics）]；[32]在8月13日、14日、15日，他只举行了他曾经要举行的三次凯旋仪式：庆祝公元前35年至公元前33年的达尔马提亚战争、亚克兴战争和埃及战争的胜利。他姐姐的儿子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和他的继子提比略·克劳狄·尼禄，这两位都是生于公元前42年的同龄人，与这位三头当中最后的英雄一起乘坐在凯旋战车上。还有各种角斗士表演和野兽表演，并给罗马公民每人发放400塞斯退斯（Sesterces），让人人都能得到“战利品”，给退役士兵每人发放1000塞斯退斯作为奖赏。8月18日举行了另一场庆祝典礼：为罗马广场上刚刚竣工的颂扬优利亚家族荣誉的两座建筑物举行落成典礼，[33]即南端的神圣优利乌斯神殿和北面的新元老院议事大厅（Curia Iulia）。新元老院大厅收藏了来自塔林顿的胜利女神雕像和恺撒特意购买的阿佩利斯（Apelles）的作品“维纳斯诞生”的雕像，在新建的神殿外面安放了在亚克兴战役中掳获的“船首演讲台”（rostra），与广场另一端的“船首演讲台”相对应（它们位于新恺撒的特定区域）。注意这些细节并不是要陷于对琐事的叙述；而是因为它们是凭借视觉纪念物反映政治主张诸多范例中最重要的部分。
恺撒和阿格里帕——恺撒的所有合作者中最重要的人物，一起被授予了“监察官权”（censoria potestas），这是监察官所拥有的权力，公元前28年两人还担任了当年的正式执政官（the consules ordinarii，或“名年执政官”——译者注），并于这一年举行了自公元前70年以来最隆重的“罗马人民祓除仪”。他们重新修订了元老院名单，即进行“选任元老”（lectio senatus），迫使许多元老离任。这是清洗元老等级的几场行动的开端，但是人们应该意识到，根据恺撒与阿格里帕在那次“选任元老”中，把护胸甲穿在托加里的故事得出的推断是轻率的。当然，暗杀总是有可能的，但关于公元前28年的清洗是为了彻底根除安东尼党人的残余势力的观点，却过于简单化，因为这种政敌势力根本不可能只是将他们排除在元老院之外就可以被镇压的。众所周知，元老院曾经一度引进其他阶层的人——被视为社会地位低下的人，而使得元老数量急剧膨胀，正如我们将看见的那样，元老院正在恢复“从前的状态”（status quo ante），即恢复符合元老阶层本身利益的一个规格化元老院。此外，如果恺撒将着手组建一个从元老中抽签选出的委员会，以便在提供公共事务的预案中发挥一些作用，[34]就首先需要摒弃元老院的不合时宜之处。在这里，狄奥提到了一条新规则（这是管理元老事务的诸多新规定中的首要一条），即未经恺撒允许，所有元老不得擅自离开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在此之前，一直都是元老院自己把持着这一特许权。[35]
就在公元前28年，一些计划开始逐渐成熟并加以实施。终于到了我们要面对的那个难以回避的话题，即元首制的政体问题：该问题将在第三章中得到解决，但是在目前按照时间顺序所做的叙述中，最好把发生的事情描述为“改革后一如既往”，这是整个罗马想要的和所期望的。“在我第六次和第七次担任执政官期间，在我平息了内战战火之后，顺应了所有人的 [希腊版本为：‘我的同胞公民们的’] 心愿，取得了一切事务的控制权，我将国务（res publica）[希腊文本：不是politeia而是kyrieia，即‘至高无上的权威’（supreme authority）]从我的权限中转交到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仲裁之下。”[36]我们可以马上注意到，这里没有发生“公元前27年宪政协议”的类似事件：奥古斯都说，“在我第六次（公元前28年）和第七次（公元前27年）担任执政官期间……”[37]这个过程被认为是在历经几年的异常现象之后向正常状态的一种稳定回归。公元前28年，恺撒以传统的方式，与他的同僚按照月份分享着执政官束杖（毕竟，他现在是在罗马，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宣称三头同盟的政令——包括他自己颁布的政令，大概在早已失效的情况下——从年底开始被废止。[38]眼前发生的事情，正是安东尼和恺撒在三头同盟时就允诺要做的事情。他们曾经为了共同担任公元前31年的执政官而对此进行了展望：[39]很遗憾，这一愿望的实现被内战推迟了，于是，恺撒暗示人们，现在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时候了；在罗马，人人都能够预料到，“统治者们”将会在得到恢复的秩序中为自己保留特殊地位。所不同的是，现在罗马只剩下一位“统治者”了，不用说，这是很大的不同。
可是，在公元前28年，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令罗马公众兴奋的事情。首先，在5月、7月和8月举行了不少于三次“一如既往的”行省总督的凯旋仪式；在接下来的9月，罗马举行了“亚克兴竞技赛会”（Actian Games）的首次庆典；10月为帕拉丁山上白色大理石建造的阿波罗神殿举行竣工仪式。[40]这一神殿体现出鲜明的象征性意义：亚克兴的阿波罗将成为一个新时代的首席守护神，成为一个融希腊与罗马、军事与艺术元素的合成者，他的华丽神殿屹立在醒目之处，内部藏有著名的雕像原作，两侧围以图书馆，并且这座神殿与恺撒的宅邸连接起来，从而真正成为宅邸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些象征性符号中，显示出整个故事不断重复的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恺撒努力地复兴“西庇阿时代”罗马昔日的辉煌；另一方面，他也努力地使新观念、新建筑物和一种“相对应的术语”（parallel language）迅速发展起来，[41]这些努力是同时进行的。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些现代学者的观点：恺撒在台伯河（Tiber）岸边修建的巨大陵墓早在公元前28年就已经竣工，并且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那么这种自相矛盾便愈发明显了；所以，这一观点或许是不正确的，[42]而且人们关于恺撒陵墓应该有何象征意义也存有异议。的确，这座陵墓并不能唤起人们对朴实无华的愿望的追忆，但是，共和晚期的罗马人在修建坟墓时，难免相互竞争、彼此攀比，或许恺撒陵墓只是那种竞争和攀比中的一个佼佼者。[43]
恺撒没有亲自出席“亚克兴竞技赛会”：他生病了。在历史学家那里，关于恺撒生命中前40年间不时遭到病魔折磨的问题，普遍持有怀疑态度：据推测，恺撒的这些疾病是在紧急形势下的心理反应，甚或是具有欺骗性的和已经计划好的。由于自公元前23年以后，恺撒以原本良好的健康状况一直活到很大年纪的事实；[44]由于在含糊不清的根据中，缺少医学史家成功诊断的记录的事实——假如有相关诊断记录的话，那才是他真正的麻烦；还有我们已知的当提比略扬言要隐退时他筹划了一场危机——而提比略并未被吓住——的事实，这些事实促使这种怀疑愈发加深。不过，怀疑有些过度了。在古代，疾病和早逝在权势阶层中肆意蔓延。[45]优利乌斯·恺撒是癫痫病患者；庞培每年都生病，[46]公元前50年他在那不勒斯大病了一场；至于我们的恺撒，他在十几岁的时候险些丧命，公元前42年，他在迪拉基乌姆（Dyrrhachium）和腓力比都染病在身，甚至从那里传出他去世的谣言。公元前33年，他病于达尔马提亚。公元前28年，在“竞技赛会”之后的整个冬季，他都被病魔缠身，直到次年5月，他仍然没有康复。公元前26年，在第一次西班牙战争之后，他在塔拉科（Tarraco）突发疾病，可能在公元前25年和公元前24年期间，他也是在病中度过的；因为公元前24年6月他在罗马患病，其病情完全有可能持续到公元前23年7月他辞去执政官职位为止：众所周知，当时人们以为他又一次面临死神的召唤。可以确信，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有了修建陵墓和撰写《自传》的打算——后来他终止了《自传》的写作，即《奥古斯都功德录》（Res Gestae）早期的文本。恺撒病情不稳定的危险状况，以及他确信自己的病情很严重，都是我们在考虑“宪政协议”时必须牢记在心的因素：完全有可能，整个故事真的会突然终止，他必须抓紧时间为身后留下一些稳定的东西。
在公元前27年年初，他所拥有的全部特权都被废除了，恺撒和阿格里帕再度共同担任执政官。1月13日，恺撒在元老院的一场小心谨慎的执政官演说中，把整个罗马国家交还到元老院和人民的手中，由他们决定未来政府的性质：这充分展示了他履行承诺的姿态。元老院的回应看上去不太可能是经过小心翼翼准备好的，或者是受到监控的：[47]这一回应是元老院将一项“行省统治权”（a provincia）授予了恺撒——传统上元老院有权这样做。但是，那个被称为“恺撒行省”的行省统治权，却在恺撒的新秩序中发挥了一种压倒性作用，因为这一行省地域辽阔：它囊括了西班牙、高卢和叙利亚地区（实际上再加上埃及，它直到公元前30年才成为一个行省，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元老院没有任何权力来干预埃及事务），恺撒开始了统治这一行省10年的最长任职期。恺撒没有表示要辞去执政官一职的意愿，因为它是由罗马人民授予的；假如他选择继续每年提出自己参加执政官选举，毫无疑问他会正常当选的：他将以执政官的身份掌控这个地域辽阔的行省，或者，他无论何时卸下执政官职位，都将以行省总督（proconsul）的身份掌控这个行省。根本不需要对罗马世界其他行省的传统安排进行变革。斯特拉波的确强调了这一点——这意味着在此时此刻——恺撒接受了“霸主地位”并成为和平与战争的终身仲裁者，但是对于这项声明的重要性要做出限定，其原因将在下文第三章中阐述。[48]
于是，恺撒为自己获取的正式权力是如此之大，从总体上看，这的确是有悖于共和政体的；然而，这是他在那些鼓动人心的常规观念中——主权归属于元老院和人民，以及与“先人惯例”（mos maiorum）相符的政治结构——获得压倒性优势的一种表达方式。对于那些重要人物当中可能会受骗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巨大的骗局吗？相反——假如，恺撒在结果上做出了正确的政治推断——这正是大多数人都急切相信的事实；再者，这种做法是试验性质的和具有固定期限的。最后，假如他死了，传统共和国（res publica）将不受侵犯地屹立于原地。
可是，随即发生了相对应的、自相矛盾的事情。在1月16日这一天，在恺撒的追随者们的提议下，他被赋予了众多新的荣誉称号，尤其是他荣获了“奥古斯都”这一称号；这是一个奇妙的创新，这一称呼被叫了两千年之久，尽管对我们来说，那个称号的冲击力已经减弱了。在此之前没有人被冠以这一称号，因此它所象征的范围宽广、意义重大。在史料中保留了这样一个传说，恺撒，或他的一些顾问们，或恺撒和顾问们，首先考虑想要使用的称号是“罗慕路斯”（Romulus）。[49]对此，一些学者表示怀疑，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奥古斯都”是由反对势力强加给他的一个二等称号；但他们还是达成了一致，因为他们都认同恩尼乌斯的记载：“……通过令人敬畏的占卜仪式，著名的罗马城从此建立起来。”恺撒还获得了其他荣誉：授予他“拯救罗马公民的荣誉花冠”——橡树叶制成的“市民花冠”；授予他“代表勇气、仁慈、公正以及对神明对祖国忠诚之盾”（virtus，clementia，iustitia and pietas erga deos patriamque），[50]以此颂扬奥古斯都的特殊品质（当然，这也是统治者“想要”展示的品质）；还有安放在他住宅门口两侧的月桂树。[51]作为不同文化的后代，我们可能对那些荣誉的陈述感到不耐烦，好像它们在政治上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在那样一个时代，你要成为一位伟大人物，就必须得到普遍的认可和诸如此类的炫耀，这些让你拥有权力的名誉、花冠和奉献，作为标志传递了两方面的信息：你被授予了何种权力；你被期待行使何种权力。
在第六个月（或8月），奥古斯都身体再次欠佳，但他还是动身前往高卢和西班牙。事实上，在15年间，他完全坚持了“三年赴行省巡查，两年待在罗马”的一种统治方式，[52]苏维托尼乌斯是这样评论的，除了非洲和撒丁尼亚外，奥古斯都亲自视察了罗马的每一块领土，[53]我们无须将激发百余年后哈德良进行亲自视察和巡游的热情归因于他。至少从实验进入高潮这一意义上来说，摆脱反对势力也许更加重要；同时还希望让人滋生出“一如既往”的感觉：这位总督到他的行省去赴任，元老院和人民就成了罗马城的最高统治者。不过，这个“国家”早已烙上了“一个已经变革的世界”的印记，“统治者在哪里，罗马国家就在哪里”（ubi imperator，ibi Roma）。现在，罗马只有一位统治者，这个世界必然向他的所在之处进发。
“一如既往”包括了9月为M.瓦莱利乌斯·麦萨拉·科尔维努斯（Marcus Valerius Messalla Corvinus，他是提布鲁斯的保护人，或许也是李维的保护人）举行一次凯旋仪式，即“高卢战争凯旋仪式”（ex Gallia），但是在那之前的7月，还为马尔库斯·利奇尼乌斯·克拉苏举行了“色雷斯和盖提斯战役的凯旋仪式”（ex Thracia et Getis）。克拉苏（优利乌斯·恺撒的三头同僚之一的孙子）曾经是绥克斯图·庞培的一个党羽，之后又是马可·安东尼的一位追随者，尽管如此，他作为公元前30年的正式执政官，由于单枪匹马亲手杀死一名敌方首领，向奥古斯都请求举行“无上荣耀”（Spolia opima）的凯旋仪式。奥古斯都根据一个可能是捏造的理由驳回了这个请求：[54]没有人会获准得到比统治者本人曾经获得的荣誉还要大的军事荣誉——的确如此，不久以后，就连凯旋仪式也不允许任何“神圣家族”成员之外的人举行了。然而，将这一事件推断为，是一个不甘心失败的安东尼党派发动的“对篡权者的一场挑战”，是“新秩序的一场危机”，那是完全不合适的。实际上，克拉苏举行了一场壮观的凯旋仪式，他后来“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不见”这件事，并不能证明或质疑他怀有险恶用心。更有甚者，他所从事战争的历史非但没有遭到查禁，反而被某人详细地记载下来，因为狄奥对这些战争的记叙就显得过于冗长。[55]
大约在这一时期消失的另一位人物，恐怕更具有悲剧性：公元前26年，[56]诗人、战士、奥古斯都胜利的局部设计师、第一任埃及行政长官盖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加鲁斯自杀身亡。最新的——或重新评价的——证据，[57]导致了对这个比较陈旧故事的修正，即加鲁斯自恃在统一埃及的战争中赢得了毋庸置疑的胜利而变得自高自大，因而他丧失了奥古斯都的“友谊”（amicitia）。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肯定失去了这种“友谊”，同时失去了“友谊”为他提供的保护，因而使自己暴露在一份元老院声明中——他遭到了起诉。苏维托尼乌斯声称，奥古斯都因为加鲁斯的自杀而深感悲痛，因为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结果；[58]现代学者将其进一步解释为，加鲁斯之死并不是他的“老主人”的预谋，而是“反对派”的预谋，对于这些人来说，把埃及委任给一个骑士来管理，简直就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于是他们抓住了加鲁斯的某些“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式的致命弱点，一举将他毁灭。这里提供的根据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其细节内容并非完全吻合；但是，既然恺撒的这位亲信已经失宠了，我们也许能够理解元老院本身胆敢宣称“一位埃及的行政长官和其他总督一样不能免于起诉”具有合理性。如果我们推断加鲁斯的失宠是由于他具有更大的雄心抱负，例如他渴望进入拥有高层地位的元老院，或许也并不离奇。无论如何，就这次事件中反对派的插手程度而言，完全没有让奥古斯都气馁，他继续把埃及委托给骑士阶层（并且不让他们得到进一步晋升）。
在这里的叙述引起人们的质疑，其叙述内容包括，由一个逐渐强大和胆大妄为的反对派对篡权者一方发动的攻击，导致了这个“党派”瓦解，并迫使这位统治者重新思考他在公元前23年的成果，即他所获得的全部地位，甚至包括奥古斯都的西班牙战争——这场战争的意图是展开政治宣传，可是这一目的并没有实现。[59]直到公元前26年为止，西班牙北部地区多年来始终是有利于追逐胜利的战场，但现在它似乎作为一个贵金属的产地并最终被罗马吞并。有证据表明，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重任：奥古斯都曾打算亲自指挥一场胜利战争，他让马凯鲁斯和提比略与他一起担任军事保民官，可是，他在塔拉科生病了，战争不得不由他的副将指挥，这场战争没有获得适当的、决定性的结果。这场病为奥古斯都这些年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最佳答案：奥古斯都已经怀疑自己活不长久了。他对死亡的恐惧（Timor mortis）而不是对反对派的恐惧，抢先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公元前27年和公元前26年，奥古斯都在罗马的执政官同僚是马尔库斯·阿格里帕（Marcus Agrippa）和提图斯·斯塔提利乌斯·陶鲁斯（Titus Statilius Taurus），他们都是他信赖的人。结果，他还是无法摆脱公元前26年来自西班牙的那种不安全的感觉，他发起了另一项尝试，即任命受人尊敬的“凯旋者”（triumphator）麦萨拉·科尔维努斯为罗马城市长官（即都城长官——译者注）。[60]城市长官的职位在共和国时期的历史记载中有些模糊不清：在久远的过去，如果两位执政官必须离开罗马城在外出征，他们就任命一位行政长官负责罗马城的治理，而优利乌斯·恺撒不在罗马城的时候，同时任命了几名行政长官。在元首制时期，罗马城市长官注定要成为一种固定官职，具体负责罗马的治安问题，因而城市步兵大队亦由城市长官支配；事实上，这一官职开始成为元老事业的顶峰。但在公元前26年，罗马城有一位在任执政官，因而麦萨拉在接受城市长官官职6天后便放弃了这一职位。[61]这令人很奇怪，假如他认为这一官职有悖于“先人惯例”，那么，当初他为什么还会接受这一委任呢？学者们认为，这是来自他周围元老贵族的压力，导致他辞去职位——这又是一场“反对派的胜利”——或者是，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这位统治者所操纵，并跟随他卷入了充满凶险的新奇事物的旋涡之中。或许可以更明确地认为，奥古斯都打算把这一官职增补到“荣誉录”（honours list）中，由此麦萨拉才接受了这一官职，随后他了解到（从某个类似于李维的人那里？我们必须记住一点，罗马人对他们古代的历史知道得并不多），这一官职是在历史的非常时刻设立的。没有迹象表明，他因辞职而丧失了奥古斯都对他的敬重，也没有当时这一官职不再继续存在了的迹象。按照塔西佗的记载，斯塔提利乌斯·陶鲁斯成功地取得了这个职位，但因为他是一位执政官，所以没有立即上任；我们无法确定，奥古斯都是否曾经打算把罗马城市长官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官职。
当领导者不在罗马城的时候，阿格里帕便积极地投身到“马尔斯原野”（Campus Martius）上新的公共建筑物与休闲空间综合一体的建筑活动当中。这一建筑活动是逐步占领罗马公共空间的组成部分，是新统治者象征意义的组成部分。当然，这一活动也提升了罗马平民的素养，并维持了阿格里帕本人平民党派的形象，即他在公元前33年出色地担任市政官时开始树立起来的形象。[62]在新型的综合性建筑群中，特别重要的有：优利亚选举大厅（Saepta Iulia），这是一座有屋顶的、规模巨大的大厅，用于选举（这是优利乌斯·恺撒提出的一项建筑计划）；几座新的公共浴室并附带一个花园和一座新的大神殿——万神殿（Pantheon）。[63]现在这样一座神殿是以希腊式和君主式神殿作为先例而建造的，学者们从中再次探察到反对派活动的蛛丝马迹，因为我们得知，阿格里帕希望把他创建的这座建筑物称为“奥古斯都神殿”（Augusteum），并计划在里面安放一尊奥古斯都雕像，以便向罗马城直接灌输对统治者进行个人崇拜的宗教因素。这一想法被奥古斯都拒绝了，当时要不是奥古斯都处于压力之下，他肯定会对个人崇拜的每一步都要进行试探和摸索的；他不在罗马城将有助于避免一些尴尬局面。
关于宣扬罗马辉煌胜利的公共空间创建活动，也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全面展开——例如，在“奥古斯塔-普莱托利亚殖民地”[Colonia Augusta Praetoria（Aosta）]和“奥古斯塔-埃麦利塔殖民地”[Colonia Augusta Emerita（Mérida）]建立起新兴的重要城市，这两个殖民地都是退役士兵殖民地。再度关闭亚努斯神殿大门，标志了这场称不上大获全胜的西班牙战争的重要性。[64]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使节都聚集在塔拉科：帕提亚人、斯基泰人（Scyths）、印度人和来自希腊诸城的众多代表。毋庸置疑，这里成为罗马制定方针政策的地方；而这也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奥古斯都不在罗马城带来了不利影响，因为他在塔拉科甚至无法佯装元老院参与了政策制定。顺便提一下，奥古斯都的妻子李维娅·德鲁西拉，无论是巡游，还是在家里，总是与他形影不离。但是他们的那场婚姻却没有留下一个子嗣，这是一个让人感到神秘不解的事实。
对于一直生病而逗留在塔拉科的这位统治者来说，他亟待考虑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明天去世了将会怎样？”他得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答案（绝非李维娅·德鲁西拉建议的）：让两位与他血缘最近的亲人结婚，一位是他的女儿——14岁的优利娅，另一位是他姐姐的儿子——17岁的马凯鲁斯。公元前24年，马凯鲁斯以早已担任过大法官一职的资格和可以提前获得执政官职位的许诺，获准进入元老院。公元前23年，他被任命为市政官，以便提高他的公众形象，在奥古斯都的赞助下，他举办的市政官赛会尤为引人注意。[65]对于谨慎地建立在官职选举表面原则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所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感到迷惑，奥古斯都的所有继承人，其中包括道德高尚的马尔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都是站在专制王朝的角度上来考虑权力继承问题的。虽然这是自相矛盾的问题，却并不是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相反，它起源于共和时期统治阶级的思想活动，出身上层阶级、怀揣远大抱负的年轻人，在他们各自所处的那个时代，必须为赢得民众选票来担任官职而展开激烈竞争，以便“待在这个圈子里”（stay in the club），但他们意识到自己是通过血统而获得竞争者的资格，况且那些名门望族也希望为他们的子孙谋求最高荣誉。当时，奥古斯都的解决方案是进行“必要修正”（mutatis mutandis），这是一项传统做法：保证他正常的王朝继承人能够被安置在合适官职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奥古斯都在继承权的问题上，体现了极其严格的“家族遗传”（genetic）观念：他的家族血统将胜于一切。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是很难做到的，也就是说他必须做出共和时期“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曾经做过的选择，而且必须让人们看见他对这种选择所肩负的责任。例如，李维娅·德鲁西拉的儿子提比略，他与马凯鲁斯是同龄人：你认为他怎么样？答案是，他必须屈尊次要地位。公元前24年，他作为候选人被选为公元前23年的财务官——低于马凯鲁斯的官职——并被允许作为更高官职的候选人，这比正常情况提前了5年。或者，你认为阿格里帕这位胜利的建筑大师、地位牢固的担保人和平民支持的核心人物怎么样？无论如何，他没有子嗣。如果死神现在降临在奥古斯都的头上，他能够令人信服地独自一人将他们共同设计的政治制度继续进行下去吗？他能够始终以马凯鲁斯和优利娅的名义保持忠贞不渝吗？还好他愉悦地主持了两位年轻人的结婚典礼，这表明他赞成和实施了这种解决方案——可惜奥古斯都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他身边这些最亲近的人的感受。
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5年年末挣扎着返回家中。就在从西班牙通往罗马的路上，他开始了第十次执政官的任期；就在那一天，公元前24年1月1日，元老院宣誓支持他的政令（acta），他向元老院通告，他将为每一位罗马平民发放400塞斯退斯（sesterces）作为礼物。根据狄奥的记载，元老院因此给予他的回复是“他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强制”，[66]依据狄奥进一步的记叙，这就意味着，奥古斯都将作为“他本人和所有法律的掌控者，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不做任何他不喜欢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狄奥的相关评论，[67]即这位皇帝可以“免于法律约束”——这就是他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宪法原则。如果这一原则再加上他可以“为所欲为”，奥古斯都被宣称享有特权的日期应当是从公元前24年1月1日这一刻开始，而不是公元前31年、公元前29年、公元前27年、公元前23年、公元前19年或公元前2年等其他日期，这一日期将被认定为罗马君主立宪制的正式开端，因为全盛时期的帝国所体现的两大法律原则，即“皇帝不受任何法律制约”和“令皇帝满意的事具有法律效力”都蕴含在狄奥的叙述当中。现代学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的异议是有道理的；因为，即使根据《关于帝位的韦伯芗法》（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推断出这些法律原则中的第二条确实已经适用于奥古斯都的那些学者们，[68]也不得不以此类推地承认，同样的“法令”显示，在一般情况下，奥古斯都并非完全“不受法律约束”。[69]此类特权不可能是由元老院单独授予的，我们最好把这种所谓的授予作为一项提议来看待，它只是在奥古斯都在外期间以及他生病期间提出来的，并从未超出元老院职权之外。重新定义宪法的工作正在进行，不过它将采取截然不同的转向。
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40岁了，这是他面临危机关口的时刻。就在这一年，奥古斯都差点儿就去世了，而马凯鲁斯却真的去世了。对于被狄奥确定为发生在公元前22年的两起事件，即“马尔库斯·普利穆斯的审判”（trial of Marcus Primus）和“凯皮奥与穆莱那阴谋”（conspiracy of Caepio and Murena），[70]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重新认定。他们将两起事件发生的时间确定在了公元前23年，他们宣称，这些事件的发生再加上阿格里帕对马凯鲁斯的晋升感到不满的假设，共同构成了那些反对派日益胆大妄为、不断成功的漫长叙述的高潮，这几乎使整个政体陷于灾难之中，迫使奥古斯都接受了一项立宪妥协。他们认为，奥古斯都的病情是一种假象，是推动他的“党派”加强自身团结的一种强烈刺激。基于方法论上的原因，这种变化（以及对这一变化所得出的全部推断）不在下文中加以阐述。[71]
早在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就没有期待自己能够活下去。毫无疑问，这一状况使得一些人欣喜若狂，可是，这位统治者出人意料地迅速康复了，这也让他们倍感失望。但在危机时刻他把处理国家公文的权力交给了他的同僚执政官，并把私人印章交给了阿格里帕。这是一个审慎的、合乎程序的举动。而且，他没有发出收养马凯鲁斯的王朝信号，甚至在他的遗嘱中也没有提到此事——就像他渴望向人们保证的那样。[72]事实上，他康复之后，就立即着手重新确定权力，首先是重新确定阿格里帕的权力。他通过了一项法令，授予阿格里帕大概有五年任期的行省总督统治权（imperium proconsulare）：[73]这并不是为了军事行动，而是仅次于奥古斯都的显赫声望的一次任命[但肯定不是“统治大权”（maius），就连奥古斯都还没有拥有它]。阿格里帕获得新的“统治权”（imperium）之后，立即起航前往东方，由于没有特别的军事活动，他把总部设在莱斯博斯（Lesbos），并由自己的副将管理叙利亚。古代的历史学家早已经对奥古斯都这种怪异行为做出了解释：为了不挡住马凯鲁斯这位后起之秀的前进道路，阿格里帕已经自动卸任，或者说他是在愤怒和耻辱下接受了“总督统治权”而被迫出局的，或者是他忠实地与奥古斯都进行了合作。现在，主张“危机说”（Crisis）的历史学家宁愿认为，阿格里帕被派去“控制东方”是反对势力所鼓动的。比起上述这些解释，更好的解释是，阿格里帕去东方赴任是在最高权力上设置双位统治者观念的一种尝试：一位统治者在西方；另一位统治者在东方。据推测，奥古斯都逐渐康复，无人知晓他就一定不再被重病缠身了。况且，罗马城里经常流行瘟疫。
无论如何，给予阿格里帕这一项新的委任，只是公元前23年“宪政协议”这场更大变革中的第一步。7月1日，奥古斯都辞去了他第11次就任的执政官职位，当时他一定明确表示，在随后几年间，他在正常情况下将不再作为这一官职的候选人；由于人们采纳了另一项方案，把他因放弃执政官职位而放弃的各种权力又授予了他。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弄清楚，各种权力与统治权力之间是有区别的。奥古斯都并不忙于接受或婉言拒绝或修正这种统治权力：把握实际大权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他满足统治阶级、平民和军队的总体利益，他就会完全拥有那种统治权力。正在被他接受或拒绝或修正的是对那种统治权力的表达，这将解决使用权力的预期范围、统治者行为的预期范围，以及在他的权力下所容许的“暂时妥协”（modus vivendi）的范围。因而，这不是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退缩与妥协，而是为了谋求最可能为人接受的“暂时妥协”。在公元前23年必须着手进行的首要大事是，归还贵族所享有的最高社会荣誉——执政官官职，使其具有充分的有效性，[74]这一官职已经被奥古斯都独占了多年，也被另一个人——阿格里帕独占了两次。[75]遵循“既定方针”是贵族期待与奥古斯都进行合作的筹码。苏维托尼乌斯记载了一项未标明日期的奥古斯都的提议，即在他独自担任执政官的任何年份中，都将设有其他两位执政官，这项提议被驳回了：[76]尽管有人倾向将这项提议的时间确定在公元前19年，但是，它或许是属于公元前23年的一项提议——它可能是在元老院的指导委员会上尝试性提出来的，而得到的回应却令人十分沮丧。另一种选择是统治者放弃这一最高职位。
与此相反，奥古斯都被授予了终身保民官权（tribunicia potestas）（至少在同时），这是一年一度被选举的平民保民官所拥有的权力。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他其实很需要这种保民官权力，以便能够合法地召集元老院会议并提出立法议案，的确如此，奥古斯都充分运用了这一权力。将这一权力视为君主专制重要掩饰物的一些历史学家称，“保民官权”是一种“含糊不清”（Vague）并“包罗万象”（au-embracing）的权力：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原因是“保民官权”与含糊不清的“统治权”（imperium）完全不同，它是一系列被明确定义的权力。以下事实证实了这一点：[77]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在所有元老院会议上提出正式动议的权利（这是一种不属于共和时期保民官权力范畴内的权利）。塔西佗试图从不同方面寻找这种保民官权的主要意义：“奥古斯都创造性地将保民官权作为至高无上权力的头衔，以避免自己采用国王或独裁者的称号，而且迄今为止还不曾有一种合适的称呼将他本人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统治者地位表示出来。”[78]因此，塔西佗将这种权力视作一种荣誉象征而非一种实际权力，考虑到其他两个因素，我们得出了类似的推断：第一，它被用来作为奥古斯都时代的统治特征；[79]第二，它成为授予“统治者同僚”（collega imperii）——在这位统治者任期内被选为同僚的人——的最高荣誉标志。当然，在一个习惯于象征性标志的时代，保民官权还隐含了一种与平民大众受保护权之间的关联性；尽管这在多大程度上打动了他们，至今还有疑问。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们希望的是更丰富、更能令人热情洋溢的东西。
奥古斯都的“统治权”（imperium）被重新定义了：它变成了“统治大权”（imperium maius），这使他拥有了在任何冲突中超越其他行省总督职权范畴的绝对权威。然而，它只是行省总督的“统治大权”（proconsular imperium），并没有授予他在罗马城里拥有这样的权威，诸如他曾经拥有的执政官权力[尽管，仅仅是出于实际情况的方便，允许他“永久性”拥有这种大权，其意义仅限于：他不必在每次进入罗马城“城界”（pomerium）时就卸下这一权力，每次离开时再恢复它]。[80]对于这一重新定义，一些学者的解释是，这是补偿奥古斯都所失去的、传统上由执政官拥有的凌驾于整个罗马世界的“所有统治大权”；可是，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种解释，实际上，他们对这种执政官“统治大权”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而且再一次显示，这种新设计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起到了让奥古斯都的“统治权”有别于阿格里帕新获得的“统治权”，并使他的这种“统治权”凌驾于阿格里帕的“统治权”之上的作用。
因此，“宪政协议”是对公元前23年变革的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描述；不过，要补充一点才算公平，即事实证明“总督统治大权”和“保民官权”（imperium proconsulare maius and tribunicia potestas）这两种因素，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罗马皇帝行政权力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
关于文件处理就说这么多；在我们的绘图板上没有描绘的世界中，自然的、人为的因素也在扮演着各种角色：疾病和死亡，火灾、洪水和饥荒都对政权的稳定性产生了影响。公元前23年和公元前22年是整个意大利瘟疫肆虐的年份。其间，马凯鲁斯去世了（他是否死于瘟疫，我们不得而知），他的婚姻并没有留下一个子嗣；这让奥古斯都第一次想为自己任命继承人的愿望彻底破灭了，尽管当时统治者本人好像已经脱离了险境，此愿望并非急迫。眼下更加急迫的问题是罗马平民的状况，阿格里帕已经培养了他们对统治者的友善。随着平民数量的巨大增长，他们已经取得了某些政治影响力，特别是被释奴隶阶层的影响。[81]那种认为奥古斯都依赖于这一政治影响力，或者他曾经将权力主要建立在这一政治影响力之上的说法，是言过其实的。但是，平民影响力却具有极大的“阻扰价值”（nuisance-value），这一影响力必须得到控制，避免从中涌现出民众领袖。随同瘟疫流行的是粮食的严重短缺，[82]平民大众愤怒了，他们醒悟了。他们要求统治者取消审慎进行的文字工作，并且要求他取得比他曾经拥有的更加充分的政府权力。
实际上，公元前22年是一个险象环生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了多起叛国罪，这些案件不得不在规定的法庭内进行审理与判决。[83]其中就有对马其顿行省总督马尔库斯·普利穆斯（Marcus Primus）的审判，因为他无缘无故、未经任何许可便向色雷斯的奥德吕塞（Odrysae）开战，他在受审时声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得到了“奥古斯都或马凯鲁斯”的命令，奥古斯都出席法庭，否认自己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被告的辩护律师质问他，他的出庭到底站在何种立场之上？他为自己辩护的回答是，“他是站在公众利益的一边”：即那个众所周知的故事。[84]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严重事件，尤其是因此而引发的对普利穆斯的定罪结果所存在的非议和不同意见；然而，这一事件被调换到公元前23年，也许可以被赋予一种超越事件本身应该具有的重要意义。更确切地说，奥古斯都的回答，属于一种“著名的巧辩”（famous repartees），令人回想起伯里克利（Pericles）的那句话，即“为达到必要的目标需付出代价”。[85]
除此之外，还有一起由两个人策划的阴谋，据推断，这是一起本质上并没有获得成功的阴谋。[86]其中一个人是完全默默无闻的法尼乌斯·凯皮奥（Fannius Caepio），[87]另外一个是被确定叫作“穆莱那”（狄奥是这样称呼的）的人，[88]他是一个与统治者身边的那群人有关系的人：他是麦凯那斯的妻子泰兰提娅（Terentia）[89]的兄弟，或同父异母兄弟，他也是奥古斯都另一位骑士朋友——盖乌斯·普罗库雷乌斯（Gaius Proculeius）的兄弟，他还是在马尔库斯·普利穆斯的审讯中，力图为难奥古斯都的那位辩护律师。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控告仅仅是由奥古斯都捏造的。[90]对他们的叛国罪进行了一次正式审判，[91]并将他们定罪，但是，这又一次引发了异议。关于这个故事的灾难性结局就在于，对于被宣告有罪的人，不允许他们依照传统方式逃离罗马陷入流放，而是将他们逮捕和处死。[92]或许，他们未能及时脱身。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麦凯那斯曾示意他的妻子，提醒她的兄弟逃走，[93]人们一般推测，从那一时刻起，他就失去了与奥古斯都亲密无间的地位（尽管我们不确定他的地位是否是突然失去的，何况泰兰提娅根本不需要自己的丈夫作为传递信息的中间人）。奥古斯都作为一个胜利者，庆祝他从这场阴谋中顺利脱身（据推测，是一起行刺他的阴谋），同时也对这次定罪没有引起共鸣而感到愤怒。
在罗马，疾病和饥饿导致了示威游行。奥古斯都去了东部（其原因，我们将在下面看到），但是，这场动乱非常严重以至于不容忽视，况且阿格里帕也不在罗马，于是奥古斯都匆忙返回罗马。处于城市平民沉重压力之下的元老院，为他提供了独裁官的权力，[94]这一权力让人想起了优利乌斯·恺撒；元老院还提议授予他终身监察官权力，以及像他的保民官权那样“年度的却是终身的”执政官权力。如同优利乌斯·恺撒在牧神节（Lupercalia）上的行为一样，奥古斯都也戏剧性地上演了一个公开拒绝的场面。[95]他不可能是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图谋那些职权，其中任何一项权力都具有正式的宪法权威，尽管认为公元前23年的安排是由于反对派的压力而被迫做出让步的那些人还认为，奥古斯都策划这场公众的强烈抗议，是为了给自己恢复宪政地位制造理由。假如我们不相信这是他处心积虑的安排，那么将其推测为是奥古斯都谋划谢绝这些职权的一次机会，似乎更加合理一些。或者是，他的政敌们试图将他引诱到一种他们正当地诛杀暴君的险境之中？或许，双方的目的都是直截了当的，因为事件的背景是需要一个重要人物来想方设法为人们提供面包，而奥古斯都确实接受了“谷物监察官”（cura annonae）一职，负责谷物供应，总而言之，认为那种权力是对全部权威的一种伪装，以及粮食短缺本身就是为获取那种权力而策划出来的想法，实在让人难以捉摸和无法理解。面包很快得以充分供应，[96]出于今后的打算，奥古斯都着手进行了一个并非十分激进的尝试，以便改善免费粮食的发放：设立由资深元老组成的新年度委员会，即“谷物供应长官委员会”（praefecti frumenti dandi）。
公元前22年9月，奥古斯都离开罗马，并在外逗留了三年之久。而阿格里帕则在东部地区。在罗马城里，既没有被任命的城市长官，也充满了城市平民的愤忿：执政官必须面对一群难以控制的平民。公民会议（Comitia）上，人们拒绝为公元前21年选举出一个以上的执政官；同样，奥古斯都从萨摩斯岛（Samos）的来信中，表示拒绝接受这一空位。直到公元前21年年初，人们才顺从地选举出另一位执政官。
是什么原因将统治者带入东方，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这位统治者一定是人们期待的能取得出奇制胜的外交效果的那个人，他是奥古斯都，而不是阿格里帕。于是，阿格里帕成为可以与他适当交换位置、可以返回罗马、（最重要的是）可以与寡妇优利娅结婚的那个合适人选（奥古斯都的继子提比略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提携：事实上，奥古斯都打算让他在重大的公共服务事业上崭露头角，而不是让他居于高位）。如果推测阿格里帕在罗马的暂时出现，平息了平民动乱，阻止了目前尚未决定的执政官官职落入不正当的人手中，那么，他的成功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在公元前20年，公民大会再次拒绝选举除盖乌斯·森提乌斯·萨图尔尼努斯（Gaius Sentius Saturninus）以外的另一位执政官，在公元前19年初期，萨图尔尼努斯就发现自己必须独自面对一位“人民的拥护者”、一位引人注目的“马尔库斯·埃格那提乌斯·鲁弗斯”（Marcus Egnatius Rufus）的兴起。
关于埃格那提乌斯·鲁弗斯的断章取义的传说，[97]归结如下：此人是一位元老，他在担任市政官期间，曾因组织了一次消防行动而赢得罗马平民的支持；这就促使他直接取得了大法官（praetorship）职位，受此鼓舞他才有胆量在公元前19年成为执政官候选人，这一说法也许是公正的。[98]在我们的史料来源中，埃格那提乌斯的行为被算作反对奥古斯都诸多阴谋的“权威目录”上所列举的内容之一，[99]这一点令人费解。因为，奥古斯都在东方[而阿格里帕在西班牙，他经过一整年的战役，正在准备最后征服坎塔布里亚人（Cantabrians）]，无论什么样的问题，都是由执政官和元老院坚定且成功解决的。这位执政官拒绝了埃格那提乌斯的候选人资格，并且在发生民众叛乱时，他依照元老院最终决议（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将其镇压，还处决了这位野心勃勃的平民领袖。下面这种天真的猜测可能是正确的，即平民已经发掘到一位新的“克罗狄乌斯”（Clodius），而这一事实是危险的——不只是针对统治者的，而是针对整个精英阶层的。于是，精英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假如像一些作者认为的那样，奥古斯都一直希望，平民的政治动乱将会促进他个人权力的扩展，那么，他似乎不会依靠一位煽动家来谋求自己的地位；假如他仅仅是害怕平民受到诱惑弃他与阿格里帕而去，他就有了一个试图除掉埃格那提乌斯的更加明显的动机。无论如何，他和阿格里帕都没有意识到匆忙赶回罗马的必要性。[100]
奥古斯都声称，他的东方一行取得了显著成果。关于帕提亚和亚美尼亚王国事务的背景将在下文第四章中进行描述。[101]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介入东方事务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与帕提亚政府之间达成了一项外交协议，从罗马的角度来看，这是巩固领土权力的最佳方式。毫无疑问，这是双方都乐于接受的一项协议，它促使双方建立了平等权力和官方边界之间的条约关系。此外，帕提亚还向罗马人交还了从马尔库斯·克拉苏和马可·安东尼那里缴获的罗马军团大旗。奥古斯都充分利用了这一事实，并大获成功，他将其作为一场军事胜利，向罗马人展开了大肆宣传和灌输，其实这并非一场军事性胜利。一个机会也降临到了提比略·克劳狄·尼禄的身上，奥古斯都的这位继子通过任命一位罗马的拥护者登上亚美尼亚王位，从而获得了外交或军事声望——经证明，这是轻而易举之事，因为当时的君主在提比略到来之前就被暗杀了。但是，“返还军旗”这一事件，却成了罗马重申“宽恕被征服者和打败妄自尊大者”的历史权利这一观念复兴的基石。[102]
在东方行省，奥古斯都还着手进行了其他政治部署。例如，他剥夺一些城市享有的“自由城市”地位，而提升另一些城市的地位，他完全不顾及（如同狄奥指出的那样）一些行省所具有的特殊性，例如像亚洲和卑斯尼亚（Bithynia）这样的特殊行省，它们是专门由总督进行统治的“罗马人民的行省”（provinciae populi Romani）。[103]而奥古斯都却凭借他拥有的“统治大权”插手东方行省的政事。另外，根据狄奥的记载，[104]他还给元老院送去了一封信，提出一项奇怪的政策，这一政策与塔西佗提到的奥古斯都在公元14年留下的指示一样：“将帝国领土保持在边界线以内。”在这个关键时刻，从即将从事的大规模扩张来看，这一指示确实令人惊讶：也许这是与帕提亚之间维持协约关系，以及在东方继续任用“附属国王”（client kings）的一个理由而已。
奥古斯都经由雅典航行返回罗马，在旅程中，维吉尔满怀敬意地陪伴在他的身边[在陪伴他返回罗马的旅途中，维吉尔不幸在布伦狄西乌姆逝世：这一年对罗马诗坛而言，是悲痛的一年，因为这期间人们还经历了提布鲁斯（Tibullus）去世的痛苦]。罗马官员们和元老院成员都前往坎帕尼亚，迎接这位从东方回来的统治者，这一出迎因此成为一种先例；[105]他“自动”（proprio motu）任命了另一位执政官填补空位。于是，他既展现了拒绝改变方针政策的坚定信念，又表现了他凭借绝对“权威”（auctoritas）大刀阔斧地解决棘手问题的无畏精神：很显然，他的做法没有受到质疑。
在卡佩那大门（Porta Capena）附近，竖立起一座“命运女神祭坛”，即“带你回家的弗尔图娜”（Fortune the Bringer Home）祭坛，并举行了一场“回归庆典”仪式（reditus），关于奥古斯都归来的庆祝活动的许多细节都在《奥古斯都功德录》（Res Gestae）中提到了。[106]然而，奥古斯都拒绝为自己举行一场凯旋仪式，而是接受了“凯旋装饰”（ornamenta triumphalia）的荣誉，这是一种不需要仪式的勋章。[107]此后，凯旋仪式将会很少举行了，部分原因是，举行凯旋仪式的一个先决条件——总督（proconsular）在军事指挥上的独立性——已经逐渐消失；部分原因是，凯旋仪式就像公共表演一样，与统治者塑造个人形象相互抵触：阿格里帕率先谢绝举行凯旋仪式，以实际行动引领了这种节制。在公元前19年3月，鲁奇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巴尔布斯（Lucius Cornelius Balbus）为非洲战争的胜利，举行了一场盛大而庄严的凯旋仪式，这是在“凯旋者年表”（Fasti Triumphales）中记载的最后一次凯旋仪式，也是由“神圣家族”（divine family）以外的人举行的最后一次凯旋仪式：对于其他人而言，“凯旋装饰的荣誉”成为他们获得荣誉的通常限定。可能就在那一时期，在神圣优利乌斯神殿（the temple of Divus Iulius）附近开始建立凯旋门。在神殿的内墙上刻有“卡皮托利年表”（the Fasti Capitolini）和“凯旋仪式年表”，分别描绘着罗马历史上的庆典盛况；[108]一时间，军事胜利与霸权主义的思想遍布整个罗马：这一思想将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得到引导。
公元前19年，元老院进一步向奥古斯都授予了诸多宪法权力，对此狄奥列举出这样一份清单：“道德督导官权”（应该是来自拉丁语，praefectura morum）、“监察官权”（censorial authority）、多数学者解释为“终身执政官权”的权力，以及可以不经公民大会而颁布任何他想要颁布的法令——称为《奥古斯都法令》（Leges Augustae）——的权利。[109]这是“以退为进”（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的“马基雅维里权术”的一个胜利成果吗？是民众的煽动为奥古斯都提供了最终接受他所觊觎的全部正式权力的机会吗？尽管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但并不一定正确；在本章的下文中，将提出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根据《奥古斯都功德录》的记载，奥古斯都竭力拒绝接受所有的正式权力：但是，在随后几年的进程中，他却致力于立法程序的制定，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恢复罗马人民的传统规范才是尤为重要的。这样的立法意图肯定是通过元老院小组委员会的商议而预先为人所知的。我们可以猜测，“道德督导官”权力是关于奥古斯都将要履行的正式权力的一项尚未决定的建议，监察官权力和颁布《奥古斯都法令》的权利是另外两项建议；尽管，所有这些权力都被奥古斯都婉言谢绝了，但是，这些提议却以某种方式作为被接受了的事实得以记载下来。[110]“执政官权力”是一个更加复杂且确实存有争议的问题。目前，大多数学者[111]愿意相信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9年接受“终身执政官权力”这一说法，因为这一权力为他采取的某些行动提供了正当理由，除此以外，他们再无法找到其他根据了。无论如何，除狄奥的相关叙述以外，我们没有发现其他的明确记载，如果我们正确地解读狄奥的说法，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不同含义：“……他取得‘终身执政官权’，其权力达到了随时随地利用12根束杖（fasces）的威严，以及在所有场合中都坐在执政官中间的权威座椅上的程度。”[112]在《奥古斯都功德录》中，奥古斯都告诉读者，他“凭借执政官权力”完成了对元老院名单的修订工作：其确切含义是，这是一种“特别权力”（ad hoc）的授予，因而暗示他并没有永久性地拥有这一权力。在这里，狄奥正在告诉我们的是，“终身执政官权”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种荣誉；因为某种“社会”规则肯定被发明出来了，既然奥古斯都每年不再担任国家两个最高官职中的一个，那么，在正式场合中，相对于那两位执政官来说，他究竟应该置身于何种地位？他将拥有何等荣誉标记？我们还记得，关于“三个执政官”的想法是如何缺乏吸引力而被放弃的事实。
事实上，那些喜欢了解由“宪政协议”强调的奥古斯都整个统治期间的前三分之一时期的人们，或许更有可能对公元前18年而不是公元前19年产生兴趣（尽管，我们在公元前18年即将了解到的情况，并没有为他在公元前19年已经取得某种“全部权力”的任何一种看法提供支持）。在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的“行省统治”权限期满：关于这一点，他肯定采取了一些行动，实际上，这一权限又被适度地延长了5年。与此同时，阿格里帕的“总督统治权”也被同样延长了5年，他另外取得了5年的保民官权力。[113]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宪政创新举措：一种基于同僚统治权观念的原始的、试验性的安排。现在，阿格里帕和优利娅生下一个儿子，另一个婴儿也即将出生，于是，王朝的延续再度得到了保障。对统治者及其政权来说，过去的10年是动荡不安的时期；现在，到处洋溢着乐观主义和黩武精神，罗马将要重新恢复她的征服者与世界霸主的角色了。
因而，公元前18年和公元前17年推行的一项公共的、私人的社会改革方案，成为这期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其中包括对元老院名单的再次修订，还有公元前17年举行的“世纪庆典”（ludi saeculares），这是罗马的一个重大节日，用以颂扬罗马的复兴和传统的价值观。
关于奥古斯都在这一阶段颁布的社会法令的细节问题，将在下文第三章和第十八章中加以探讨。[114]奥古斯都没有同意将颁布的法令作为《奥古斯都法令》的提议，而是凭借其保民官权力建议将这些法令提交给人民，因此这些法令成为《优利亚法》（leges Iuliae）。一般而言，这些法令涉及两个主题：第一，国家与法律机制应更加公平和更加顺利地运转；第二，家庭婚姻和出生率，特别是社会上层（ordines）即元老阶层的家庭婚姻和出生率问题被奥古斯都视为至关重要的大事。第一个主题之下的主要元素是，“《优利亚法》的两个法庭——公共法庭与私人法庭”（leges Iuliae iudiciorum publicorum et privatorum），实质上，这是一项关于组建审判法庭的法规（可能其中包括了一项重申古老的公民上诉权的法规）。其他元素包括了一部《关于阴谋窃取官位的优利亚法》（a lex Iulia de ambitu）和一部《关于同僚的优利亚法》（a lex Iulia de collegiis）。[115]这组元素显示，公共生活的传统体制将会一如既往地运行，并将取得更好的实际效率。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对“选任元老”（lectio senatus）也是采用了同样手法。这是将元老院缩减到前苏拉时期原有人数——将近300人——的一次尝试，尽管奥古斯都并没有成功地使元老人数低于600人。但比削减人数更为重要的是，他首次规定了元老的财产资格，即规定一个要进入或留在这个令人敬畏的团体里的人所应具备的最低财产等级。[116]奥古斯都想要的是一个老式的元老院，它的成员除了不时地接受新的委任以外，还将继续在实质上掌握国家所有重要的行政职权、军事指挥权和行省总督职权。
关于公元前18和公元前17年立法的第二个主题是《优利亚反通奸法》（the lex Iulia de adulteriis），对性犯罪行为，包括男人与自由身份的女人发生婚外性关系和通奸行为，建立起一个新的刑事法庭，还有《关于等级通婚的优利亚法》（lex I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它为那些生育孩子的人提供奖金，对那些不生育孩子的人予以处罚，这项法令遭到了现代人的严厉批评：它意味着，否认自由的法律魔爪已经伸向了当时属于私人道德和家庭关系方面的事务之中。这项法令的确起到了这样的震慑作用。除非我们注意到国家干涉私人事务并不是新鲜事物，而是共和国古老传统的组成部分，其中既有针对淫乱行为（stuprum）的公民大会的审判，还有禁止奢侈的法令，例如《奥皮亚法》和《沃科尼亚法》（the Oppian and Voconian laws），最重要的是带有身份“标识”（nota）的监察官对社会上所有不端行为进行的监督，否则，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117]罗马人与希腊人一样，他们不相信存在任何与共同体的普遍利益相分离的私人道德领域。奥古斯都既接受了古希腊立法者的衣钵，又接受了曾经授予他的罗马监察官的职责，但不是在正式的头衔下。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精英阶层找到了合乎自己口味的法律，尽管，奥古斯都在《功德录》中声称，元老院赞成他的举措。[118]
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在罗马。优利娅已经生下第二个儿子，这两个小男孩，即奥古斯都的外孙们，现在被他正式收养为自己的儿子，并取名为盖乌斯·恺撒和鲁奇乌斯·恺撒，这就明确地向那两位继子提比略·克劳狄·尼禄和他的兄弟尼禄·克劳狄·德鲁苏斯发出了正式通告：对于他们来说，未来是无法把握的，尽管这两个男孩得到政治继承权应该是十余年之后的事情。
一场新的“鲁斯特鲁姆”（lustrum，祓除仪式）祭仪——事实上，这更像是罗马的一个新纪元（new saeculum）的到来——于公元前17年5月31日在胜利的气氛中举行了，[119]贺拉斯专门为这一庆典创作了官方颂诗《世纪颂歌》（Carmen Saeculare），这部颂诗作为摆在罗马人民面前的一个思想纲要再好不过了。从根本上削弱官方的必胜信念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风尚，而且这种情况具有十分充足的理由。但是，历史上大多数统治阶级对控制他们行为的企图深怀不满：过去，奥古斯都要面对平民的不满，现在，他要面对元老们的不满。狄奥（肯定是来自他所参照的史料）强调，在那段时间里，奥古斯都是不受欢迎的，以至于使公元前18年成为反对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诸多阴谋活动的开端，他们的地位引起了人们的怨恨。[120]假如，像我们通常被教导的那样，奥古斯都最杰出的才能莫过于他那娴熟的政治手腕，凭借这一手腕，他试验性地将自己拥有的“实质上”（de facto）至高无上的权力与人民所期望的那种政治构架相适应，或融入其中，那么，直到“世纪庆典”的10年间，他似乎没有收获到那种所谓的“才能”带来的诸多成果。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直到公元前16年的执政官上任为止，我们才注意到了这种成果。[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