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著作

柏拉图流传下来的著作包括30多部对话录和13封书信。他是古代世界第一位不仅创作颇丰，同时其著作又得以完整流传下来的哲学家。这是柏拉图的幸运，更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幸运。有鉴于此，黑格尔感叹这简直是神的恩赐：“柏拉图的著作，无疑是命运女神从古代给我们保存下来的最美好的礼物之一。”[20]这个赞誉一点都不过分，因为这个现象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众所周知，柏拉图之前或同时期的哲学家们，有些人（比如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是述而不作的，而有些人（比如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则是惜墨如金，还有一些人（比如德谟克利特）虽然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但绝大部分作品都遗失殆尽。结果是，近世德国哲学史家第尔斯（H. Diels）和克朗茨（W. Kranz）辛苦搜集而成《前苏格拉底残篇》[21]，在那里面，几十位哲学家的言论记述的篇幅加起来只赶得上柏拉图著作的零头，更何况其中还有不少本来就取材于柏拉图的著作。反差之大，可见一斑。

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人们并非一直都是如此幸运地拥有柏拉图的众多著作。实际上，自从希腊哲学完全陷入凋零的处境之后（以公元529年雅典的柏拉图学园被强行关闭为标志），早期基督教教父以及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所认识的柏拉图，仅仅借助于一部甚至没有完整翻译过来的拉丁文《蒂迈欧》，而这半本书曾经是中世纪的学识阶层——包括号称“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奥古斯丁在内——在长达七八百年的时间里唯一能接触到的柏拉图著作！直到12世纪中期，《斐多》和《门农》总算被翻译过来，又过了一百多年（13世纪末），才有人翻译《巴门尼德》。欧洲中世纪对于柏拉图的隔膜程度，可见一斑。后来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靠着阿拉伯人的帮助，各种希腊文原典才慢慢重新流入西方。但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最大好处的，并不是柏拉图，而是亚里士多德，后者通过托马斯·阿奎那的阐发最终被钦定为基督教的官方思想，并独享“哲学家”（Philosophus）的称号，也就是说，人们在各种场合谈到“根据哲学家的观点”的时候，意思仅仅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从此以后，基督教内部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的斗争，包括推崇柏拉图主义的圣方济各教派（Franciskaner）与推崇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耶稣会（Jesuiten）之间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随着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人们越来越希冀摆脱“官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于是很自然地到柏拉图那里寻找思想资源，这导致柏拉图的地位不断攀升。当时最著名的文化名流，比如诗人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哲学家费西罗（Marsilio Ficino）和皮柯（Pico della Mirandola），都成为柏拉图的铁杆拥趸。尤其是1453年之后，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东罗马帝国灭亡，大量拜占庭学者流往西方，终于带来全面的柏拉图的希腊文著作。1484年，费西罗把柏拉图的全部著作首次翻译为拉丁文。1578年，亨利·斯蒂凡（Henricus Stephanus，1531-1598）于日内瓦编辑出版了拉丁文-希腊文对照的《柏拉图现存著作全集》（Platonis opera quae existant omnia）。这套三卷本的柏拉图全集的影响无比巨大，直到19世纪早期都被广泛采用。此后，随着欧洲各个国家陆续用本民族的语言来翻译柏拉图全集，斯蒂凡的版本虽然不再被直接使用，但它的希腊文本页码编号却成为一个通用标准，任何语言文字的柏拉图的著作版本（通俗读物除外）都必须标注相应的“斯蒂凡页码”，以供查证。由于斯蒂凡版全集分为三卷，每卷的页码都是从头开始编排，所以严格意义上的“斯蒂凡页码标注”除了注明页码之外（有的甚至精确到第几行），同时还必须要指明著作名称，这样才不至于混淆。比如“Ion 530b”指相应引文出自《伊翁》，具体位置在斯蒂凡版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第530页的b段落，而“Rep. 530b”则是指相应引文出自《理想国》，具体位置在斯蒂凡版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第530页的b段落。反之，如果仅仅标注“530b”，除非上下文有清楚的交代，否则我们不知道它是指哪一卷的第530页，不知道出自哪一部对话录。总的说来，通过斯蒂凡页码，无论我们阅读或引述什么语言文字的柏拉图著作，都可以很方便地查证原文或与其他学者进行交流。

近代语言的柏拉图全集译本首次于1699年出现在法国，而英国则是直到1804年才有译自希腊语的柏拉图全集。[22]至于德国，其第一个柏拉图全集译本是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的。[23]迄今为止，德国已经拥有十多个版本的柏拉图全集译本，至于各种单行本更是如过江之鲫，这在近代所有语言文字里面都是最多的。这些德语版本各有其优缺点，绝大多数到现在都仍然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对于学习者和研究者而言，以下几种版本是最流行的：

1. 施莱尔马赫的译本。这是第二个德语译本，也是最经典的一个德语译本，迄今一直被众多出版社大量翻印。施莱尔马赫基本采取“硬译”原则，而这恰恰塑造出一种朴素隽永的文字风格和独特魅力，而且这种“硬译”非常有利于我们查证和学习希腊原文。自从施莱尔马赫的译本出现以来，尽管也有批评的声音，但绝大多数人包括很多顶尖学者都对其推崇备至，比如博克（August Beockh）就宣称：“唯有我们德意志民族——通过施莱尔马赫的功绩——才揭示出了真正的柏拉图。其他民族做不到这一点，将来也做不到。”同样，耶格尔（Werner Jaeger）也在1920年说道：“这个作品〔施莱尔马赫译本〕意味着最伟大的希腊哲学家的全面复兴，德意志民族第一次真正拥有了柏拉图的精神财富。”[24]但需要指出的是，施莱尔马赫译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集”，他没有翻译《蒂迈欧》、《克里提亚》、《法律篇》以及书信。

2. 埃克勒尔（G. Eigler）编辑整理的8卷本希腊文-德文对照《柏拉图全集》：Platon：Werke in acht Bänden. Griechisch/deutsch. Übersetzt von F. Schleiermacher. Hrsg. von Günther Eigler. Darmstadt 1977。德文部分采纳施莱尔马赫的译本，至于施莱尔马赫没有翻译的那些篇目，则以缪勒（H. Müller）等人的翻译为补充。这个版本由于集合了施莱尔马赫的译文和法国Les Belles Lettres出版社考订出版的柏拉图希腊原文，二者相得益彰，因而成为德国学界最为频繁使用的一个柏拉图全集版本。

3. 阿佩尔特（Otto Apelt）翻译的7卷本《柏拉图全集》：Platon：Sämtliche Dialoge in deutscher Übersetzung. Hrsg. von Otto Apelt，in Verbindung mit K. Hildebrandt，C. Ritter u. G. Schneider，Leipzig 1923. Nachdruck Hamburg 1993。阿佩尔特的翻译讲究意义上的忠实，而不是在字句方面对原作者亦步亦趋。他的译本文笔优美流畅，被誉为阅读体验最佳的柏拉图译本，其在德语译本里受欢迎的程度仅次于施莱尔马赫的译本。

4. 鲁芬纳（Rudolf Rufener）翻译，吉贡（Olof Gigon）编辑并写作导言的八卷本《柏拉图全集》：Platon，Sämtliche Werke in acht Bänden，übersetzt von Rudolf Rufener，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Olof Gigon. Zürich/München Artemis Verlag，1960。鲁芬纳的翻译以精确、平实、自然著称，深得众多柏拉图研究者的信赖。尽管Artemis出版社后来没有继续重印鲁芬纳翻译的《柏拉图全集》，但很多出版社（尤其是DTV出版社）还是以单行本的形式重印了鲁芬纳翻译的众多柏拉图对话录。

5. Reclam出版社的袖珍丛书版。Reclam出版社没有专门的“柏拉图全集”，但它实际上已经以单行本的形式出齐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其译者包括霍瓦尔德（E. Howald）、弗拉斯哈（H. Flashar）等十多位当代著名学者。Reclam出版社的袖珍版本的柏拉图著作集不仅便于携带（大大有利于德国人在任何场合都掏出书来阅读的习惯），而且每个单行本都附有详细的导读和注释，加上价格便宜，因而十分畅销。

6. 海奇（Ernst Heitsch）和缪勒（Carl Werner Müller）主持翻译并评注的美因茨科学院版《柏拉图全集：翻译和评注》：Platon：Werke. Übersetzung und Kommentar. Hrsg. im Auftrag der Kommission für klassische Philologie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zu Mainz von Ernst Heitsch und Carl Werner Müller. Göttingen 1994 ff。这个版本集合了当代众多学者，主要因为其详细的评注而受到重视。与此同时它的缺陷在于，一方面放弃了柏拉图的希腊原文，没有采取希腊文-德文对照的方式，另一方面又在考据和注释中大量涉及希腊原文细节，令读者有点无所适从。这个版本目前仍在进行之中，暂时已出《苏格拉底的申辩》、《斐多》、《斐勒布》、《高尔吉亚》、《斐德罗》、《吕西斯》、《普罗泰戈拉》、《大希比亚》、《法律篇》（1-3卷）等卷。

此外，关于柏拉图全集的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译本等信息，可参阅埃尔勒（Michael Erler）在“宇博威格哲学史”系列丛书（Ueberweg：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柏拉图》卷中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25]就我们汉语学界而言，中文版的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的一个）《柏拉图全集》是王晓朝完成的，200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之前，柏拉图的《理想国》（张竹明翻译）以及《巴门尼德篇》（陈康翻译并注释）早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除此之外，如严群、朱光潜、杨绛、王太庆、谢文郁等学者也零星翻译过柏拉图的若干作品。近十年来，主要在刘小枫的推动下，一批更年青的学者重新翻译并注疏柏拉图的各篇对话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围绕着柏拉图的著作本身的一些重要问题。

事实上，关于柏拉图的众多著作，自古以来就颇多是非。其中最尖刻狠毒的莫过于“剽窃说”。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古代名哲言行录》的记载，逍遥学派的阿里斯托色诺斯（Aristoxenos）宣称，柏拉图的整部《理想国》都是抄袭职业智者普罗泰戈拉的著作；[26]也有人说，柏拉图委托朋友狄翁花了100个金币（另一说是花了40个金币）买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三部著作，[27]然后以之为蓝本撰写了他的《蒂迈欧》；[28]还有人说，柏拉图（还有更早的恩培多克勒）参加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术讲座之后，不但把他们的思想据为己有，而且泄露给别人，因此被该学派禁止参加以后的讲座，[29]如此等等。这些传说的可信度是很低的，鉴于阿里斯托色诺斯作为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的代言人对于柏拉图学园派的仇视态度，这些说法很有可能是他在派系斗争中为了贬低柏拉图的人格而散布的谣言而已（前面提到的关于柏拉图企图搜集并销毁德谟克利特的著作的说法也是来自于阿里斯托色诺斯）。从现存文献来看，柏拉图遭受的“人格中伤”可谓无分巨细，相当之多，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些情况表明，从柏拉图在世期间直到去世两千多年后，他都是既有大量的崇拜者，同时也有着众多的死敌和对头，后面这些人千方百计要贬低他的哲学和人格。

当然，“剽窃说”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严肃对待。近代以来，学术界真正关注并展开激烈争论的，是柏拉图的著作的“真伪问题”和“分类-排序问题”。

关于“真伪问题”。其实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于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著作的真实性都是深信不疑的。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通过众多卓越的德国学者如沃尔夫（F. A. Wolf）、芬戴森（Ch. G. Findeisen）、巴斯特（F. J. Bast）、施莱尔马赫（F. D. Schleiermacher）、贝克尔（I. Bekker）、斯达尔鲍姆（G. Stallbaum）等人的工作，人们才把“文本批判”方法应用到柏拉图的著作上面。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阿尔基比亚德（上下篇）》、《泰阿格斯》、《大希比亚》、《米诺斯》、《竞争者》、《厄庇诺米》等等被宣判为伪托之作，迄今都未得到学界主流的承认。这股疑古风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达到了顶峰，以至于连《克拉底鲁》、《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尤叙德谟》、《门农》、《智术师》、《政治家》、《巴门尼德》、《斐勒布》、《法律》、《克里提亚》等一系列重要对话录以及全部书信等都被这个或那个学者指为伪作。[30]在这种情况下，只配拥有少数几部著作的柏拉图的形象变得破碎不堪，而柏拉图作为自古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说服力也大打折扣。

然而不管怎样，疑古风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除了疑古派学者在论证时多有穿凿和武断的做法而不能令人信服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那些被指为“伪作”的作品因此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

1. 将这些“伪作”剥离出去，等于从柏拉图的哲学版图上割让出大片领土，柏拉图哲学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严重受损，这对很多人来说，即使从感情上也是难以接受的；

2. 即使它们真是“伪作”，但其中包含的深刻哲学思想却不是伪造的，其思想价值未变；

3. 再次，列出一批包含有深刻思想的“伪作”，却又找不到它们的真正作者，这等于承认有一批匿名的、甚至可以比肩柏拉图的重要哲学家，从学术研究的便利原则来看，是极不可取的。

所以，疑古风终于没有坚持下去，更何况那些用来证伪的“证据”本身很多也是站不住脚的，转而遭到驳斥。事实上，经过一番唇枪舌战的动荡之后，学术界又恢复了秩序，将那些柏拉图的著作和书信，除了少数个别情况之外（比如《泰阿格斯》、《米诺斯》、《厄庇诺米》等就内容而言相对不太重要的对话录），重新逐一接受下来。对于现今绝大多数学习和研究柏拉图哲学的人而言，已经不必再去考虑柏拉图著作的“真伪”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看柏拉图的著作的“分类”问题和“排序”问

题。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知道一个基本事实，即柏拉图的每一部著作都没有标明写作和发表时间。然而这一堆著作在客观上又要求我们按照某种方式对其进行排列。相比之下，古人更关心“分类”而不是“排序”，尽管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最早对柏拉图的众多著作进行分类组合工作的是拜占庭语文学家、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后者把柏拉图的著作划分为一系列的“三部曲”（），比如《理想国》、《蒂迈欧》、《克里提亚》组成第一套三部曲，《智术师》、《政治家》、《克拉底鲁》组成第二套三部曲，如此等等。[31]然而比这更著名的分类法是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的另一种分类方法，即“四部曲”（）式组合。第欧根尼·拉尔修转述学园派哲学家特拉叙罗斯（Thrasyllos）的说法，认为柏拉图的写作是故意模仿悲剧的四部曲式结构，[32]把每四部对话录构成一组。虽然这个说法未必就是柏拉图的本意，但我们可以看出，归于同一个“四部曲”之内的对话录在文本背景（相关的历史事件、同样的对话者）或所讨论的问题（同样的、延续的）等方面的确构成了一个相对衔接得当的整体。具体说来，柏拉图的著作被分为这样九组“四部曲”：

第一组：《尤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斐多》。记载了苏格拉底面临指控、法庭上的自辩、被判刑后拒绝越狱，并最终在狱中服毒去世的整个事件。

第二组：《克拉底鲁》—《泰阿泰德》—《智术师》—《政治家》。柏拉图在其中讨论概念和名称，尤其是后三部对话录由同样的人参与（苏格拉底、埃利亚客人、特奥多罗、泰阿泰德、小苏格拉底），在时间和主题上严密衔接。

第三组：《巴门尼德》—《斐勒布》—《会饮》—《斐德罗》。前两部对话录讨论“理念”及“一和多”，后两部对话录不但讨论理念，而且讨论“爱”等重要问题。

第四组：《阿尔基比亚德》（上）—《阿尔基比亚德》（下）—《希帕科》—《竞争者》。记载了苏格拉底对年轻后辈的谆谆教导。

第五组：《泰阿格斯》—《夏米德》—《拉刻斯》—《吕西斯》。苏格拉底和许多年轻后辈一起追问各种德行（“节制”、“勇敢”、“友爱”等）的本质。

第六组：《尤叙德谟》—《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门农》。记载了苏格拉底和众多著名职业智者之间的较量。

第七组：《大希比亚》—《小希比亚》—《伊翁》—《美内克塞诺》。苏格拉底在“美”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责难各位职业智者和诗人。

第八组：《克莱托丰》—《理想国》—《蒂迈欧》—《克里提亚》。这个序列表明，苏格拉底的“理想国”曾经在远古历史中存在，而蒂迈欧和克里提亚相继勾勒描述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起源和结构。

第九组：《米诺斯》—《法律》—《厄庇诺米》—《书信》。撇开凑数的书信不论，这三部对话录都是以“法律”为讨论的对象。在最重要的《法律》里，克里特人克里提亚、斯巴达人梅吉罗斯，还有一位来自雅典的客人在克里特岛上对理想中的国家玛格尼西亚（Magnesia）的法律制度进行了详细规划。[33]

自从特拉叙罗斯提出“四部曲”式分类法之后，这个模式被中期学园派及新柏拉图主义广泛接受，成为一种主流的看法，而且在整个中世纪都占据支配地位。然而自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分类法逐渐产生怀疑，认为它根本不是柏拉图的本意。在这种情况下，斯蒂凡在1578年整理出版他那套划时代的《柏拉图现存著作全集》时，已经不再遵循“四部曲”的结构和顺序，此后各种版本的柏拉图全集也都采纳了斯蒂凡的这个做法。迄今为止，在现当代学界，除了伯内特（John Burnet）主编的牛津古典文库版柏拉图全集[34]仍然保留“四部曲”式分类法之外，其他版本的柏拉图全集都抛弃了这个排列方式。

除了“四部曲”式结构之外，稍晚于特拉叙罗斯的中期学园派哲学家阿尔比诺（Albinos von Symrna）提出的分类方法也值得一提。大体说来，阿尔比诺按照各个对话录的“特性”尤其是它们的“功能”，把它们分为两大类，然后又在每个类下面继续作出细分：

1. 宣教类（明确宣讲柏拉图的各种哲学主张）

2. 探讨类（提出各种疑问，没有或很少给出明确的答案）

不可否认，古人的上述分类方法对于我们具有一定启迪意义，尤其是有助于我们对柏拉图的各个对话录的论题和功能获得一个概观。当然，古人除了对柏拉图的著作进行“分类”之外，也注意到了“排序”的问题。比如第欧根尼·拉尔修就曾经提出，《斐德罗》是柏拉图的第一部著作（理由是其中还有许多不成熟的痕迹），《法律》是柏拉图最后的未完成的著作。至于更多细节，第欧根尼·拉尔修并未进行交代。[36]另一方面，相比厘清柏拉图的著作的严格的“创作顺序”，阿尔比诺更关心我们的“阅读顺序”，因为他认为，我们只有按照一个合适的顺序去阅读柏拉图的著作，才能掌握柏拉图想要传达的意思。正是基于这个立场，阿尔比诺批评特拉叙罗斯的“四部曲”排列组合，因为它没有揭示出柏拉图哲学的门径和结构。与此同时阿尔比诺又认为，柏拉图哲学的入门之径并不是唯一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比如天资聪颖与否、是否经过基本训练、年龄的大小、求学的目的等等），选择柏拉图的一部著作作为阅读的开端。对于那些真正具有哲学天赋并且有志于哲学的人，阿尔比诺推荐的阅读顺序是：从《阿尔基比亚德》开始，经过《斐多》、《理想国》，最后以《蒂迈欧》结束[37]。

阿尔比诺对于柏拉图著作的阅读顺序本身及其多样性的强调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有趣的思想。当然，我们的阅读顺序和柏拉图本人的创作顺序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重合的，虽然按照近代以来通常的做法，我们在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的时候，最好是按照他的创作顺序来阅读他的各种著作。因此从19世纪初开始，德国学者滕尼曼（W. G. Tennemann）、施莱格尔（F. Schlegel）、施莱尔马赫、赫尔曼（K. F. Hermann）、阿斯特（Friedrich Ast）再次把柏拉图的对话录的创作顺序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在这里出现了三种代表性的主张：

1. 施莱尔马赫和施莱格尔认为，柏拉图在创作对话录时，已经具有一个整体的构想，然后按计划依次撰写各个对话录，循序渐进，把这个构想逐步展开。

2. 而在赫尔曼看来，柏拉图是根据自己的思想进展来进行写作的，每一部对话录都是柏拉图当时达到的思想认识的具体写照。

3. 至于阿斯特的观点则是，柏拉图既没有什么明确的总的写作计划，也不是通过写作来记载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毋宁说他是在各种偶然的机缘巧合之下创作了那些对话录。

我们可以把这三种观点分别称之为“整体规划说”、“思想发展说”和“机缘说”。策勒尔（Eduard Zeller）谴责这三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但他自己的做法（承认三种观点在某种情况下都有一定道理）实际上也没有提供什么积极的解决方案。[38]

在某种意义上，上述三种观点都是围绕着作者的主观意图做文章，与此相反，英国学者坎贝尔（L. Campbell）和德国学者迪腾贝格尔（W. Dittenberger）、肖茨（M. Schautz）、里特尔（C. Ritter）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采用的“文体风格分析和统计”方法，则是从客观的文本本身着手，提供了一个看似“科学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当电子计算机的使用也加入到这份工作里面之后。简言之，他们首先依据一些确诊无疑的史料，分别确定了柏拉图的最早的和最后的著作，然后统计和分析柏拉图的各个对话录对于某些字词（小品副词、虚词、不变词等等）的使用频率和习惯，由此把它们归为风格类似的三大组，然后再根据各组对话录的内容和题材，把它们分别看作是柏拉图的三个创作阶段（早期、中期、后期）。当然，这个划分只能是大致如此，并不是绝对的。比如《斐德罗》究竟属于“早期”还是“中期”，《巴门尼德》究竟应当划归“中期”还是“后期”，都是有争议的。至于更具体的细节，比如每一组对话录内部的排序问题，更是难以断定的。实际上，“文体风格分析和统计”方法尽管看起来比较科学，但它距离客观真理还很遥远，它的结果也不能被看作是一劳永逸的定论。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斯勒夫（H. Thesleff）、郝兰德（J. Howland）、奈尔斯（D. Nails）、冈萨雷斯（F. González）等越来越多的学者更是对这种方法提出质疑。[39]但另一方面，这种方法揭示出来的各组对话录的类别及其特征还是值得信任的，尽管怎么对此进行解释是另外的事情。正因如此，虽然存在着争议，文体风格分析和统计的结果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在这个基础上，通常学者在列举柏拉图的著作的分期时，情况都是大同小异的。作为一个例子，我在这里列出德国哲学史家赫尔希贝格（J. Hirschberger）的划分方法：

第一组（所谓的“早期对话录”）：《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伊翁》、《普罗泰戈拉》、《尤叙弗伦》、《拉刻斯》、《夏米德》、《大希比亚》、《小希比亚》、《克拉底鲁》、《尤叙德谟》、《美内克塞诺》、《高尔吉亚》、《门农》；

第二组（所谓的“中期对话录”）：《斐多》、《斐德罗》、《会饮》、《理想国》、《巴门尼德》、《泰阿泰德》；

第三组（所谓的“后期对话录”）：《智术师》、《政治家》、《斐勒布》、《蒂迈欧》、《克里提亚》、《法律》。[40]

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基本承认柏拉图的对话录大致可以区分出风格和主题近似的三组，但必须警惕或至少谨慎地对待这样一种做法，即把三组对话在绝对的意义上分别界定为“早期”、“中期”和“后期”。这些时间状语很容易给人一个暗示，仿佛柏拉图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仿佛这个过程是可以按照对话录的创作顺序而梳理出来的。我们看到，在前面提到的那三种起源于德国学术界的观点亦即“整体规划说”、“思想发展说”和“机缘说”里面，由赫尔曼、索赫尔（J. Socher）、斯达尔鲍姆提出的“思想发展说”是文体风格分析和统计方法的最大受惠者。后来的德国学者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弗里德伦德尔（Paul Friedländer）、耶格尔[41]不仅用这个方法来阐释柏拉图，甚至把它运用到亚里士多德研究上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里德伦德尔和耶格尔流亡到美国任教，从此以后，他们主张的“思想发展说”诠释方法不仅在其祖国德国，更在英美学界以及主要向英美学习的中国学界[42]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影响至今，甚至演变为一个仿佛不证自明的真理。人们不仅用这个方法来考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甚至把它套用到了哲学史上的每一位哲学家上面，因为这不愧是哲学史研究里面最为便捷易用的一个诠释模式，即可以把研究中的一切疑难归结为哲学家本人思想的发展变化。实则这里面有很多老生常谈的成见。就以柏拉图为例，比如泰勒（A. E. Taylor）认为，“早期对话录”表明柏拉图仍然处于苏格拉底的影响之下，尚未具有独立的哲学思考。[43]至于另外一种流传甚广的解释模式则是这样的：“早期柏拉图”的思想尚未成熟，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尚未获得明确知识，经常陷入“困窘”，而“中期柏拉图”进入成熟阶段，作出了许多系统的和明确的论述，最后，“后期柏拉图”又陷入思想危机、自我批评、独断宣教、思想实验等等……

实际上，只要人们执着于“早期”、“中期”和“后期”这种时间段意义上的划分，并且有意无意地夸大这种划分的意义，那么他们很难正确地和准确地评估柏拉图的“早期的”和“后期的”对话录的内容和哲学意义。一方面，他们太轻易地把“早期的”和“不成熟”画上等号，却没有反省一下，柏拉图在写作所谓的“早期对话录”的时候已经是40岁左右的年龄，这位如此伟大的、极具天才的、而且积累了二十多年游学经历的哲学家，如何可能在40岁的时候尚且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对于一系列根本的乃至简单的哲学问题尚未获得清楚认识？他们没有想想，当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早期对话录”里面每每陷入“困窘”的时候，这是意味着特定语境下的苏格拉底的“无知”呢，还是意味着柏拉图本人的“无知”？或者只是意味着柏拉图在这里故意保留了他的答案，并没有将其书写下来？另一方面，这些学者太容易断言柏拉图的“中期对话录”和“后期对话录”之间存在着“矛盾”（比如《巴门尼德》对理念学说的批评，《法律》里的“法治”取代《理想国》里的“人治”等等），然后又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处理了这些矛盾，亦即把它们归结为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的演变发展，仿佛这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而既然如此，读者究竟是更喜欢“中期柏拉图”还是更认可“后期柏拉图”甚至“早期柏拉图”的观点，或者紧盯住柏拉图的“自相矛盾”不放，就纯粹取决于读者各自的兴趣了。[44]但问题在于，这些地方真的存在着“矛盾”吗，柏拉图从“早期”、“中期”到“后期”真的又经历了什么思想转变吗？他真正坚持、从未转变的思想是什么？柏拉图的写作和他所具有的认识究竟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那些坚持“思想发展说”的学者考虑得并不够充分。因此我们在这里同意埃尔勒对他们的批评：“这个构想预设了两个前提：首先，柏拉图分别在每个对话录里都讲述了他当时所知道的全部的东西；其次，人们可以像阅读普通学术论著一样来阅读对话录，能够在对话角色于各种场景的言论中清楚明确地辨认出作者柏拉图自己的观点。考然而虑到对话录这种形式，也考虑到柏拉图宣称的对于知识的保留，上述两个前提恰恰都是有问题的。”[45]

我们在这里批评“思想发展说”这一研究方法，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它的意义，而是想要指出，对于这种方法的使用必须是非常谨慎的，尤其是当把它用在柏拉图研究中的时候，一定不能把自己的某些朴素天真的想法算在柏拉图的头上。就此而言，我们虽然也承认柏拉图的对话录大致可以分为三组，但我们更愿意从类型差别的角度而不是从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分组。而且，即使我们也采纳了“早期对话录”、“中期对话录”、“后期对话录”这样的说法，那么这只是意味着我们对于柏拉图写作众多对话录的先后顺序有一个大致的看法，而不是指我们认为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经历了这三个发展阶段。正如埃尔勒指出的，如果对于柏拉图的独特的写作方式缺乏了解，那么由此出发来构造柏拉图的思想发展是一个大有问题的做法。

关于柏拉图的独特的写作方式，本书随后会进行一些较为深入的讨论。这里只是简单谈谈如何处理柏拉图的繁多著作的问题。诚然，一般说来，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都经历了一个形成过程，柏拉图也不例外，但关键在于，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指出的，我们不能先天地把这个过程和柏拉图的创作顺序等同起来。换言之，即使这个创作顺序真的已经确定下来，我们暂时能够接受的，最多只是柏拉图表述其思想的顺序，而不是柏拉图的思想本身形成的顺序。至于这个顺序是按照一个有目的的整体计划逐步展开的（就像施莱尔马赫断定的那样），还是纯粹取决于各种偶然情境（就像阿斯特相信的那样），这不是我们一开始就能确定的；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么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这个顺序来研读柏拉图的著作，而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我们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或实际情况随机挑选柏拉图的著作来阅读。从系统性研究者的理论旨趣来说，施莱尔马赫的那种解读方式是更吸引人的，问题只在于，他所说的那个“整体计划”——表述人的灵魂的塑造过程——是不是真的符合柏拉图的本意？诚然，我们已经先入为主地断定，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这个思想在他的不同著作里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领域那里呈现出来；与此同时，在柏拉图这里，考虑到他的著作的繁复性，我们很难相信他的那个核心思想的呈现一定是遵循着某个刻板的、线性的顺序，像剥洋葱一样逐层展现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是，柏拉图的那个贯穿所有著作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什么呢？很显然，为了掌握那个思想，我们没有任何别的捷径可走，而是只能老老实实地去阅读柏拉图的全部著作。也就是说，无论是否遵循一个严格的顺序，阅读柏拉图的全部著作乃是研究和理解柏拉图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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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古以来，尤其是在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影响下，人们认为柏拉图从人格到思想都与阿波罗有密切渊源。至今仍有学者从这个角度出发阐释柏拉图的哲学，比如舍费尔（Ch. Schefer）的《柏拉图的不可言说的体验》（Christina Schefer，Platons unsagbare Erfahrung. Ein anderer Zugang zu Platon. Basel 2001.）就是如此。至于苏格拉底和阿尔忒弥斯之间的生辰联系，根据柏拉图《泰阿泰德》的叙述，很明显与苏格拉底及其母亲的“助产师”身份有关，因为永守处女之身的阿尔忒弥斯虽然自己不生育，但却司职助产术（Tht. 149a-e）。

[2]Diogenes Laertius，Leben und Meinungen berühmter Philosophen（“Diog. Laert.”），III，5. Hamburg 1998.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按希腊的神话传说，天鹅是阿波罗的神鸟，因此苏格拉底的这个梦同样暗指柏拉图与阿波罗之间的联系。

[3]维希曼（O. Wichmann）认为，柏拉图在《会饮》（Symp. 215b-222a）中描述的阿尔基比亚德对于苏格拉底的惊叹和热爱之情实际上完全表达了柏拉图本人对于他的老师的那些感受。Vgl. Ottomar Wichmann，Platon. Ideelle Gesamtdarstellung und Studienwerk. Darmstadt 1966. S. 40.

[4]阿里斯提波曾经和柏拉图一起去过西西里岛。叙拉古国王狄奥尼索斯送给他不少金钱，同时仅仅送给柏拉图一些书籍，当后来有人为此挖苦阿里斯提波时，他回应道：“很正常，因为我本来就缺钱，而柏拉图确实需要多读书。”（Diog. Laert. II，81.）在一次宴会上，狄奥尼索斯下令让客人轮流穿着一件紫红色的衣服跳舞，柏拉图拒绝道：“我怎么能够披上女人的服饰呢？”反之阿里斯提波则是欣然从命，还一边翩翩起舞，一边挖苦柏拉图说：“恪守妇道的女人即使是在酒宴上也不会被玷污的。”（Diog. Laert. III，78.）

[5]Diog. Laert. III，35.

[6]Diog. Laert. VI，40.

[7]Diog. Laert. VI，53.

[8]Diog. Laert. II，41.

[9]可参阅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相似说法（Rep. 473c-d）。

[10]Diog. Laert. III，21.

[11]Michael Erler，Platon. Ueberweg：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ie Philosophie der Antike. Band 2/2. Basel 2007. S. 52.

[12]Vgl. Julius Stenzel，Wissenschaft und Staatsgesinnung bei Platon（1927），in Konrad Gaiser（hrsg.），Das Platonbild. Zehn Beiträge zum Platonverständnis. Hildesheim 1969. S. 104-105.

[13]Diog. Laert. V，2.

[14]Diog. Laert. V，3.

[15]Diog. Laert. III，28.

[16]Diog. Laert. IX，40.

[17]Diog. Laert. III，40.

[18]Michael Erler，Platon. Basel 2007. S. 57-58.

[19]Alfred North Whitehead，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on Cosmology. Cambridge 1929. S. 63.

[20]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52页。

[21]H. Diels und W. Kranz，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DK），Hildesheim 1952.

[22]参阅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鲁旭东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505页。

[23]Johann Friedrich Kleuker，Werke des Plato. 6 Bände. Lemgo 1778-1797.

[24]Vgl. Th. A. Szlezák，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und das Platonbild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In：Protestantismus und deutsche Literatur（Münchner Theologische Forschungen，Bd. 2），herausgegeben. von Jan Rohls，Gunther Wenz. Vandenhoeck & Ruprecht，Göttingen 2004. S. 125-144.

[25]Michael Erler，Platon. Basel 2007. S. 578-579.

[26]Diog. Laert. III，38.

[27]Diog. Laert. III，9；VIII，84.

[28]Diog. Laert. VIII，85.

[29]Diog. Laert. VIII，55.

[30]Vgl. Eduard Zeller，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Stuttgart 1912. S. 129-130.

[31]Diog. Laert. III，61-62.

[32]古代悲剧诗人经常把三部悲剧（Dionysiois，Lenaiois，Panathenaiois，都是在狄奥尼索斯祭拜仪式上演出）加上一部收尾的萨提尔戏（Chytrois）组成一个“四部曲”整体。

[33]Diog. Laert. III，56-61.

[34]Ioannes Burnet，Platonis opera. 5 Bde. Oxford 1899 ff.

[35]Albinos，Eisagoge eis tous Platonos dialogous. 3 = Heinrich Dörrie，Platonismus in der Antike. Bausteine 48.2.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90. Vgl. Michael Erler，Platon. Basel 2007. S.20.

[36]Diog. Laert. III，37，38.

[37]Albinos，Eisagoge eis tous Platonos dialogous. 4-5 = Heinrich Dörrie，Platonismus in der Antike. Bausteine 50.1.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90.

[38]Eduard Zeller，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Stuttgart 1912. S.131.

[39]Michael Erler，Platon. Basel 2007. S.24.

[40]Johannes Hirschberger，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and I：Altertum und Mittelalter. Die 12. Auflage. Freiburg im Breisgau 1980. S. 74-76.至于那些基本已被确定为“伪作”的对话录，比如《阿尔基比亚德》（上下篇）、《希帕科》、《竞争者》、《泰阿格斯》、《克莱托丰》、《米诺斯》、《厄庇诺米》等等，则未进入这个名单。

[41]参阅维尔纳·耶格尔《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朱清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42]参阅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0页。

[43]A. E. Taylor，Plato. The man and his work. London，1937.

[44]过去的哲学史研究重视完整的系统表述，所以柏拉图所谓的“成熟时期”的“中期对话录”更受重视；而近数十年以来，人们因为排斥“成熟的体系”，转而推崇那些“不成熟的”、“未完成的”、“片断式的”东西，所以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录”和“后期对话录”更受欢迎。这种研究兴趣的转变不仅发生在柏拉图这里，而且在绝大多数哲学家那里都是如此。

[45]Michael Erler，Platon. Basel 2007. S.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