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未成文学说”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先例

柏拉图批判书写著作，推崇口传，同时在他那里存在着一种成文著作之外的“口传学说”或“未成文学说”。这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吗？

其实，在人类的几大古老文明传统中，不着文字或吝于文字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中国，孔子述而不作，我们只是通过他的学生记载的“子曰……”才了解其思想大概；在印度，释迦牟尼同样也只是给他的门徒们留下了“如是我闻……”之类说教。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孔子或释迦牟尼的思想，都是他们的不折不扣的“未成文学说”。唯一的差别在于，孔子或释迦牟尼那里只有“未成文学说”，此外无他，而柏拉图除了未成文学说之外，还有书写在著作中的学说。

就希腊而言，根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工作，尽管基本断定希腊文字诞生于公元前16至前14世纪之间，但希腊文明的最初的精神载体——荷马史诗——则是直到公元前8世纪才被书写下来。在此之前，荷马史诗由游吟诗人们口口相传，完全不着文字。人们不是没有文字，但他们并不重视，而且除了一些日常生活事务（比如记账和记事）之外也不需要文字。相反，人们对于言语和口传的崇拜则是无以复加。正因如此，肩负着传承知识职责的诗人们都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当然他们并不是逐字逐句的精确背诵，而是记住整个叙事框架和结构以及许多固定修饰搭配，然后可以在实际吟唱中作一些即兴发挥。[13]但即使这样，在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一项无比艰巨的工作，因此诗人的记忆力被看作是一种超凡的天赋，是诸神和缪斯的恩赐和特别眷顾。正是通过口口相传，诗人们把现在和过去（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活生生地呈现在当代人面前），把人和神（把神的法则和禁忌传达给人们）联系在一起。诗人的崇高地位就是这样奠定的。当然，随着文字和书写的出现和传播，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但在希腊的各个城邦，特别是在民主的雅典，言语和演讲在公众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压倒性的作用。当面对参政院、法官和公民大会的时候，决定着人们对一件事情的判断的关键因素，往往是发言者的嗓门大小和辩论才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普罗泰戈拉等职业智者们之所以大受欢迎，就是因为他们投其所好，专门教授人们演讲和辩论的本领。在雅典，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坐下来阅读什么东西，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口头交谈获得一切信息。在那个狭小的城邦里，公共场所就那么几个地方：广场、神庙、剧院、运动场，大多数公民几乎都相互认识，口头交流是非常便利的事情。职业智者兴起之后，他们在整个希腊进行巡回演出，在形形色色的听众面前围绕着各种问题作公开演讲或私人讲座，将口传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因此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希腊文明是“闲聊的文明”，同时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绝大多数希腊人都是文盲，或至多只能识别少数文字，读懂一些简单的信息。[14]综上所述，至少在当时，要想让思想发生影响，言谈是比书写有效得多的一种方式。

此外还需注意到的是，就古代的物质生产条件而言，书写创作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制约。据说埃及人在公元前3000年前就发明了“纸”（）——这种东西取材自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一种类似于芦苇的植物。人们把它的秆外面的硬皮剥去，把里面的柔软的内茎晒干、压平，然后经过裁剪并穿在一起，就成了所谓的“纸”。这种“纸”在工艺和成本上远远逊色于我国东汉时期蔡伦发明的纸浆造纸术，不仅非常昂贵（至少在柏拉图那个时代是如此），而且极易受损，因此也难以大规模地普及。

除此之外，柏拉图对于书写著作的批判和对于口传的推崇，在希腊本土还有更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柏拉图的两个“榜样”亦即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来说明，除了对于书写著作的本质认识之外，为什么柏拉图要在群众面前保留他最重要的学说，为什么柏拉图只是将它们口头传授给特定范围的精英圈子，而不是书写在人人可得的对话录中。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70—前480）及其学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带有浓厚宗教性质的学术和生活共同体。其他人对他们的称呼，比如“异端”（Häresie，来源于希腊文，本意为“精选”）和“邪教”（Sekte，来源于拉丁文sequi，本意为“追随者”）等等，在当时并不是一些完全贬义的称谓。不过话说回来，现代通常认可的“异端邪教”的几大特征，比如严格的成员限制、绝对的领袖崇拜、严密的等级制度和组织结构、共同的精神信念、不合常规的生活方式、超强的优越感意识和精英意识、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等等，却无一不适合于毕达哥拉斯的那个教团。[15]

不过我们在这里最感兴趣的还是毕达哥拉斯对于传授其学说的态度。从事实来看，毕达哥拉斯自己没有撰写任何著作，而只是在团体内部口头讲授其学说。此外，根据亚历山大的克莱门斯（Clemens von Alexander）的报道，毕达哥拉斯也有书写著作，但其内容却是奥菲欧教派的学说，而且署名不是他的真实名字，而是“奥菲欧”（Orpheus）。（DK 36B2=KRS 262）[16]假若这个报道是真实的话，我们可以推断，这些书写著作里包含的并不是毕达哥拉斯最根本最重要的学说，而很有可能是一些他赞成或者认可的，值得更宽的受众范围接触的内容（我们可以在此联想到柏拉图的那些从来不以自己的名字发言的对话录，也许具有同样的功能）。另一方面，根据扬布里柯（Imblichos）的《毕达哥拉斯生平》（Vita Pythagorica）一书的记载，毕达哥拉斯对那些希望成为他学生的人提出的考察要求之一乃是“五年的沉默”，因为“控制自己的舌头是所有的自我克服中最为困难的事情”。[17]的确，多年的沉默乃是毕达哥拉斯教团的主要标志之一，并且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就已经得到人们（比如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伊索克拉底）的证实。在流传下来的记载着毕达哥拉斯言论的残篇里，也有不少关于“沉默”的教导，比如：“在所有别的人面前管紧你的舌头，跟随诸神！”以及：“你们年轻人，在虔敬的尊重里对所有这一切保持沉默！”[18]很显然，学派对于沉默的严厉要求并不是出于苦行主义的目的，而是出于对待毕达哥拉斯的根本学说的神圣态度：口传、保密。至于某位门人因为泄密而遭到被扔进大海喂鱼的惩罚，这是由来已久的著名传说。我们当然难以想象，一个对于秘传和沉默如此极为强调的人，会把他的根本学说托付给书写下来的文字著作。迄今为止，所有毕达哥拉斯教团成员及其后人记载的大宗师本人的学说都是“声闻学说”（）[19]，亦即毕达哥拉斯的“口传学说”；相应地，声闻家（）在教团里面的地位也在数学家之上，只有他们才被看作真正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门人。（KRS 280）这些都证明，毕达哥拉斯的最重要的学说只存在于口头讲授，而不是存在于书写著作当中。

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历史事实是，毕达哥拉斯的教团是一个人员众多，而且具有等级结构的组织，单是其内部的核心人员，据不同的记载（阿波罗尼奥、扬布里柯、第欧根尼·拉尔修等），就在300-600人之间，至于外围群众更是多不胜数。鉴于门生们的不同资质以及问题本身的艰深，我们很难想象，毕达哥拉斯会以同样的耐心和精力向所有这些人传授他的根本学说。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形是，毕达哥拉斯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主题范围，向不同的学生口头传授他的学说。这是任何口传学说——考虑到受众的数量和不同资质时——必须采用的办法，相反，固定下来的书写著作就不具备这样的灵活性。

柏拉图长久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基塔斯交往，而且靠着他的周旋才被狄奥尼索斯二世释放，但是他的全部书写著作里却只有两处地方（Rep. 530d，600b）分别提到“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而且持嘲讽的态度。有人推测，这种敌意的沉默表明柏拉图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看作自己的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尽管如此，这种竞争对立并不排除柏拉图在相当程度上学习借鉴对方的学说以及哲学活动的态度和方法。事实上，像《斐多》、《蒂迈欧》等对话录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讲述着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以至于甚至有人指责《蒂迈欧》是柏拉图花钱买来毕达哥拉斯派学者的著作之后改写而成的。[20]不管怎样，毕达哥拉斯这个榜样以及他和柏拉图的密切关系说明，如果柏拉图效仿毕达哥拉斯，把他最重要最根本的学说仅仅口头传授给少数学生，这并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更何况柏拉图对书写著作持以深刻的批判态度，更何况所有学者都承认，在柏拉图那里口头讲授相对于书写著作具有根本的优先性！

然而促使柏拉图决定性地采取口传学说和“秘学内传”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实践对他的影响。

苏格拉底没有书写任何著作。[21]他一生中的时间除了吃饭睡觉以外都是在唾沫横飞中消耗掉的。他从不放弃任何与人交谈的机会，聆听别人，教导别人。苏格拉底不但放弃了对于宇宙世界的思辨，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完全不是那种“思辨哲学家”的模式（孤独的沉思加上勤奋的写作）。不难理解，恰恰是这样一位热衷于交谈的人将“说话的艺术”——辩证法——而不是将书写的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

“辩证法”（或）这个词来源于“谈话”（），本意为“说话的艺术”，可见辩证法天然地就起源于口头交谈。据亚里士多德说（DK 29A10=KRS 328），埃利亚的芝诺是“辩证法”（）的发明人，目的主要是用于雄辩和驳难，比如对于同样一个事物，既能把它说成好的，也能够把它说成坏的，既能够把它说成美的，也能够把它说成丑的，等等（也参阅柏拉图《斐德罗》对此的批判）。著名的职业智者比如普罗泰戈拉、希比亚、高尔吉亚等等皆精通此类“辩证法”，并收费传授这项技术，使之广泛地运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辩证法”在很多场合成了“诡辩术”（Eristik）的代名词。

苏格拉底的贡献在于净化了辩证法的功能。根据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申辩》里的记述，苏格拉底为了验证德尔斐神庙的神谕“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走访了诸种人等（官员、诗人、技术专家），和他们交谈，号称是希望证明他们比他更聪明，实际上却是为了揭露他们的无知。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的这个验证检讨（Ζὴτειν）的方法：验证检讨他人，验证检讨自己，验证检讨事物自身。这三个元素只能存在于对话交谈之中，因为苏格拉底的主要目的既不是要宣传“一种学说”，也不是为了驳斥某项具体的观点，而是随机地从各种偶然现象出发，通过不停的提问、回答、验证检讨——无论你说什么我都可以把你导入困境——来证明人们的无知。这是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辩证法）的当下的、直接的目标，因为他重视的并不是向后人传达他对于什么问题有些什么样的具体观点，所以书写著作对于他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东西。

当然，真正困难的不是揭露人们的无知，而是带给他们正确的认识，至少指明这种认识的方向。苏格拉底的具体做法是求事物的定义，即通过“归纳的交谈”和“一般的规定”。[22]也就是说，通过许多具体的、特定的例子（比如各种“美”的事物）上升到普遍一般的认识（“美”是什么）。苏格拉底自己运用这种“归纳的交谈”到了何种程度，可以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录（比如《普罗泰戈拉》、《尤叙弗伦》、《门农》）中略知端倪。很明显，这个求知的过程同样符合前面所说的“验证检讨”的程序，因此也只能存在于对话交谈而不是任何固定书写下来的文字当中。

柏拉图不但在形式上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种方法，并且在“归纳的交谈”之外又发明了“划分法”（）[23]，将辩证法深化发展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认识论，同时也继承了其口头交谈的本质。然而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在实践上的巨大差别在于，苏格拉底整日在大街小巷中逡巡，随便拉上一个人就可以进行辩证交谈，[24]而柏拉图却明确地宣布：“我从来不和普通民众进行辩证法的交谈。”（Gorg. 474a-b）诚然，这种贵族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作风招来了许多嫉恨，但我们仍然不得不赞同，哲学本来就不关普通民众的事，反之只有职业智者才热衷于去献媚群众——通常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告诉群众，哲学“浪费时间”、“没有用处”、“没有能力探求真理”、“不好玩”等等，以此换得群众的喝彩以及由群众颁发的“原创性哲学家”头衔，同时顶着这个头衔大肆兜售他们的廉价“智慧”，大获其利。

事实上，根本的原因是苏格拉底走“大众哲学”路线的悲惨遭遇所给予柏拉图的反面教训。根据柏拉图的记载（Apol. 19b，24b-c；Phaid. 96a ff.），苏格拉底被指控“研究天上和地下的事物”、“把坏的事物说成好的”、“毒害青年”、“颠覆城邦的宗教信仰”，并因此而被判处死刑。如果我们仔细留意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些指控恰好分别牵涉到苏格拉底的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听众、结论，尽管指控者颠倒黑白，但苏格拉底毕竟落下了把柄和口实。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苏格拉底“有教无类”、来者不拒的态度，也不管对方之老少、贫富、贵贱、智愚、善恶，一律可以唧唧歪歪。（Apol. 33a-b）尽管苏格拉底多次声称自己不是他们的老师，声称自己不对听众的人品和言行负责，但公众社会并不这样看。事实上，苏格拉底也承认，他的这些公开活动已经为自己树立了很多仇人（尤其是那些被他揭露出无知本质的官僚、技术专家、诗人），这些人最懂得如何假借群众之手，以莫须有的罪名除掉那些侮辱了他们的人。苏格拉底坦言，真正杀死他的凶手并不是美雷托斯和阿吕托斯这两位原告，“而是群众的罪恶流言和群众的嫉恨。这些东西已经消灭了很多杰出的人，将来也还会如此。很明显，这种事也不会在我身上结束”（Apol. 28a）。明眼看到这一切的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了一个真理：

无论是谁，只要他坦白诚实地对待你们或者其他的人民群众，努力阻止国家里的各种不公和违法犯罪，那么他的生命就是没有保障的。事实上，谁要是真的希望做正义的战士，而为此还要保障自己这短暂的一生，他就必须彻底地将自己限定在私人交往中，放弃参与公众事务。（Apol. 31e-32a）

这个真理所告诫的对象无疑是哲学家。同样，《理想国》（Rep. 517a）也指出，当那见过理念世界的哲学家想要解救那些永恒束缚在黑暗洞穴中的群众的时候，群众反而想把他灭之而后快。因此，柏拉图在《第七封信》（Epist. VII，326a）里谈到，苏格拉底事件是他的生命中的一大转折点，从此他“退回到对真正的哲学的研究中”，走上与苏格拉底的大众哲学根本不同的道路。柏拉图看到，苏格拉底“有教无类”的后果是，相当多的听众（尤其是年轻人）在他身上学习的根本不是“善”、“美德”，而是他的辩证法的诡辩的外在形式（比如“把坏的事物说成好的”），然后到处去不事正途，所以苏格拉底才会不无责任地落得一个“毒害青年”的罪名。（Apol. 23c-e）试想，柏拉图的辩证法的技巧更远胜于苏格拉底（纯粹从技术上说，柏拉图的诡辩才能绝不逊色于任何一位顶尖的智者），柏拉图的思想远比苏格拉底深奥晦涩，如果不对自己的学生和听众作严格的遴选和限制，如果再出现一些滥用柏拉图哲学的害群之马，他又将如何担当这随时可能降临的“颠倒是非”、“毒害青年”的罪名？因此，柏拉图的哲学拒绝群众参与，自然也不会把他最重要的学说书写下来拿给群众亵渎（更何况在一个连言论都要获罪的时代与社会，书写著作这样的“铁证”自然更为危险），而是只有少数学生才能够聆听它们。

另一方面，哲学研究（正如世界上一切阳春白雪的事物）在客观上就排斥普通民众。考虑到哲学的难度，考虑到“普通民众的愚昧”（Soph. 216e），柏拉图“从不与群众进行辩证交谈”的做法是完全无可厚非的，因为他必须“极为严肃”地处理这类问题，严格挑选合适的听众和对话伙伴。而且，即使是在这些入选者里面，针对他们的资质和性情的不同，柏拉图还得采用不同的传授方法，因为这是对作为灵魂引导师的辩证家（哲学家）的基本要求。[25]柏拉图哲学的艰深程度，可以从前面柏拉图的一些言论看出，甚至那些追随他三十年以上的学生都必须反复聆听他的讲授，才能理解那些学说。可见，后人居然以为“得对话录即得柏拉图”，这就是一种很纯朴的天真了。且不说对于对话录这种公开散播、群众伸手可得的书写著作，对于这种既不能选择自己的对象和交流方法，也不能保护自己的不可靠的媒介，柏拉图在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问题上必然已经有所保留（前面已经详述理由），更何况，所谓的“对话录”所记载的并不是真实发生的辩证交谈，而只是“游戏”意义上的虚构。[26]试问，柏拉图的学生们（斯彪希波、塞诺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在和柏拉图进行真正的辩证交谈的时候，会笨到像对话录中的那些傀儡一样，被一路牵着鼻子走，不住地说“完全正确”、“正是这样”、“我完全同意”之类？！夸张点说（当然也只是夸张地说），假若柏拉图真的打算在书写著作中完全传达他的根本学说，那么只需记录下他和学生（比如亚里士多德）的真实交谈的内容，其价值恐怕都要超过现存全部对话录的总和。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当时的文化背景，还是从一些与柏拉图关系密切的历史先例来看，加上柏拉图本人对于书写著作的批判和对于口头传授的推崇，我们可以断言，柏拉图完全有可能、有必要、有能力对他的思想表述方式作不同处理：既有书写成文的对话录，也有未成文的口传学说；前者虽然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柏拉图的思想，但并不是柏拉图哲学的充分载体，而后者则是包含着柏拉图对于许多核心问题和最困难的探讨对象的最终答案。实际上，当对话录的根本性和绝对性的神化光环消去之后，我们并没有损失什么，因为我们仍然牢牢地掌握着对话录，仍然需要阅读对话录。另一方面，由于把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纳入到我们的视野，我们反而额外获得了一系列新的思路和新的认识。

因此，为了完整而正确地理解柏拉图的哲学，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这个界定并不是我们后人的发明，而是亚里士多德明确告诉我们的。[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