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两种思维的故事
最近，我和妻子一直在研究购置一辆什么样的新车。最终，我们决定把选择范围缩小为两款车型：第一个方案是选择一款性能可靠的老款汽车，第二个方案是购置一辆充满时尚气息但市场上褒贬不一的新车型。在尝试做出最终选择时，我对妻子说：“我对这件事有两种看法……”
但是，当这句让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话一经出口，被它所包含的深邃道理便震撼了我。
在现实的大部分时间中，我们的行为确实听命于两种思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而不只是优柔寡断式的左右为难。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两种思维的差异相当于不得不勒紧“难以驾驭的情绪野马”的“理性车夫”。而弗洛伊德则把两种思维并存的现实描述为自私性自我（selfish ego）与自觉性自我（conscientious ego）之间的差异。[2]很多东方哲学家都曾谈到必须以自律和专注来训练的“猴子思维”（心猿），[3]而基督教神学中也有“精神之心”与“肉体之心”的区别。[4]
近几十年来，人类所依存的两种思维之间又出现了一种更重要的新区分——这种区分深刻改变了我们对决定人类判断的根源及其如何影响人类判断的理解。然而，在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领域中，这种思想修正的重要性尤为显著。实际上，形成这个研究领域的根源，就是人们已深刻地认识到传统经济学理论并不能解释导致人们做出决定的原因。
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界的逻辑分析始终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在面对任何选择时，人类都会做出最理性、最合理的选择。在经济学领域，这个假设被称为“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
但相反的证据比比皆是，我们只需看看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即可找到足够证据说明我们经常会做出有悖常识甚至是自私原则的决定。在现实中，我们往往会做出完全不合常规的非理性决策，这些决策不仅会有损我们自身利益，甚至荒谬至极。于是，行为经济学家开始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5]
行为经济学的两位创始人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最早以系统方式对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假设提出质疑，并提出以新的视角理解人类思维。[6]其中，卡尼曼对这个领域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人类具有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观点。这两种思维决定了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进而影响到我们的决策方式。[7]
基于卡尼曼的观点以及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和理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的研究成果，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均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即我们每天依赖的两种思维分别被称为“探索性思维”（inquiring mind）和“本能性思维”（instinctive mind）。
由于大多数顽固的观点、判断和信念均来自我们的本能性思维，因此，两种思维的区别非常重要。在《影响力是你的超能力》（Influence is Your Superpower）一书中，来自耶鲁大学的学者佐伊·查斯（Zoe Chance）指出，在我们的全部决策和行为中，多达95%的决策和行为决定于本能性思维。[8]哈佛大学市场营销教授杰拉尔德·萨尔特曼（Gerald Zaltman）对此深有同感。她表示，我们90%以上的想法、情绪和学习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9]
虽然这些数字或许难以验证，但显然不容忽视。显而易见，在我们如何应对外界环境和处理人际关系时，本能性思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以循环再生水这个故事为例，尽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再生废水没有任何危害性，但本能性思维最初还是让圣地亚哥人做出了拒绝的决定。此外，多年以来的大量研究也表明，选民在投票箱前做出决定时，往往也依赖于他们的本能性思维。因此，很多人决定投票依赖他们的直觉，比如，他们是否喜欢某个候选人的外表，或者他们是否对候选人抱有好感。[10]
无论是选择把选票投给谁，还是我们平均每天要做出的35000个决定中的任何一个，本能性思维对我们认识自身思维和行为的影响力之大，远远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11]
那么，这两种思维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它们如何运行呢？
探索性思维[12]
探索性思维通常与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思考”相关。它具有如下特征：
1.谨小慎微——在处理信息时，充分体现细节和准确的重要性。
2.艰难吃力——探索的过程既费力又耗时。
3.自我意识——思维过程易于理解，因为它们是线性的和顺序性的。
4.合乎情理——处理信息的过程就是运用逻辑与理性的过程。
5.深思熟虑——发挥探索性思维需进行积极主动的选择。
6.理性明智——避免直觉性反应，以怀疑的心态看待事物。
7.细致入微——把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视为高水平思维的关键要素。
本能性思维[13]
不同于讲求方法并具有批判性的探索性思维，本能性思维具有如下特征：
1.迅捷快速——高效快速地处理信息。
2.毫不费力——在心理上不会造成任何负担。
3.悄然无声——我们在通常情况下完全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
4.情绪使然——想法带来的感受取决于我们如何评价这个想法。
5.自动自觉——在动用本能性思维时，我们无须做出任何决定。
6.依赖直觉——以感觉印象和心理倾向为核心。
7.简单明了——任何歧义或细微差别均可忽略不计。
虽然以本能性思维进行思考和决策有局限性，但我们之所以还会这么做，当然有充分理由。首先，和使用探索性思维相比，在运用本能性思维时，我们需要投入的努力和专注度更低。对此，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我们的大脑不仅很忙碌，而且很懒惰。[14]或者可以引用卡尔·荣格（Carl Jung）经常说的一句话：“因为思考很困难，所以，大多数人只做判断。”
但我们不应把这视为对人类思维习惯的批评。实际上，沃顿商学院教授凯蒂·米尔克曼（Katy Milkman）的观点更接近问题本原：对阻力最小路径的心理依赖性，会让我们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我从不把懒惰看作人类的内在缺陷，相反，我认为，这是一种拥有很多优点的特征。”[15]心理学教授尤尔金·德沃斯（Erin Devers）和贾森·鲁尼恩（Jason Runyan）对此表示赞同，他们指出，在使用本能性思维时，我们不必消耗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对某些事情进行漫长而深入的思考。他们建议：“深入审慎的思考是一种有限资源，因而需要我们有策略、有选择地去使用。”[16]
行动中的两种思维
在畅销书《助推》（Nudge）中，著名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研究了人类的这两种思维在现实中如何发挥作用。
为此，他们在书中提到了一些现实的案例，比如，面对意外飞向自己的球，你会下意识地做出躲避动作，或者在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狗时，你会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这就是本能性思维在发挥作用。在淋浴或马上入睡时，我们的大脑里可能会出现某些自发性或创造性想法，这同样源自我们的本能性思维。
相比之下，如果你要计算17乘34的得数、弄清如何在一个陌生城市从A点导航到B点或讲一门非母语的语言，此时，你就需要让自己的探索性思维活动起来。[17]尽管本能性思维有其天然禀赋，但它也有很多我们不能忽视的缺陷。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试着阅读下面这段文字。在阅读过程中，请关注任何能吸引到你的情节：
A BIRD IN THE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你注意到这三句话有什么异常吗？
或许你可以试着再读一遍这三行文字。你肯定会注意到第一行结尾的“THE”，在第二行开头位置再次出现。此时，由于你开始运用自己的探索性思维，于是，这个异常情节变得显而易见，是吧？
在轰动全球的畅销书《黑天鹅》（The Black Swan）中，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指出，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之所以对如此明显的错误视而不见，是因为在无意识状态下，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启用本能性思维。[18]这个例子表明，我们更习惯于使用本能性思维解读事物——或者说，我们只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事物，而且会对我们看到的事物笃信不疑。但这不仅会让我们难以客观看待事实，完善自己的结论，而且很容易让我们得出不准确甚至错误的结论。[19]
先入为主的本能性思维
我们大脑中的两个处理信息的方式的顺序对我们的决策影响重大。如果我们率先激活探索性思维，那么，它必然会阻止本能性思维对我们的决策和思维过程产生过多影响。
相比之下，当我们的本能性思维形成一种印象、倾向或难以逆转的确定感时，这就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影响，而后，我们的探索性思维则会在逻辑上对它们予以强化。[20]这种逆向工程（reverse-engineering）的推理过程必然会带来固执。
来自昆士兰大学批判思维学研究院的彼得·埃勒顿（Peter Ellerton）博士认为，说服或影响他人的关键就是要遵循与对方相同的思维模式。因此，我们首先要创造、完善或强化他人的本能性思维愿意接受和向往的故事，然后为他们提供基于探索性思维的理由，从而为验证其判断准确提供依据。[21]
行为心理学家苏珊·威辛克（Susan Weinschenk）通过研究发现，在影响他人这个话题上，本能性思维与探索性思维的启动顺序非常重要。威辛克认为，启动错误的“头脑”或采取错误的顺序，都有可能导致我们尝试说服他人的努力适得其反。[22]
销售员最清楚这一点。比如，如果销售员在向你推销汽车时，他们首先会介绍能让你感到心潮澎湃和物有所值的性能。他们会让你想象坐在车里体会到的美好感受——当你驾车沿着街道行驶时，或者汽车发动机爆发出轰鸣声时，路人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这样，他们就会让你把注意力集中于外观和声音等感性要素，并逐渐上升到决策的逻辑要素层面——譬如燃油的经济性和安全等级等。当然，这个销售员肯定也知道，如果从理性分析出发去考虑是否购买这辆车，那么很难让直觉成为激发客户做出购买决策的动力。[23]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说我们的本能性思维在思考和决策方面始终处于劣势。相反，有的时候，我们的本能也会帮助我们做出最优决策，并得出最明智的结论。
这也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畅销书《眨眼之间：不假思索的决断力》（Blink:The Power of Thinking Without Thinking）中所诠释的核心主题。格拉德威尔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基于本能做出的决定往往是最优的决定。“有的时候，尤其是在面对巨大压力时，匆忙并不意味着浪费，在这种情况下，从直觉出发做出的判断或形成的一种印象，或许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更优方式。”[24]
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本能性思维并没有很好地服务于我们，甚至有可能会违背我们的最大利益。
当本能性思维背叛我们时
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记者向著名科学教育家比尔·奈（Bill Nye）博士提出问题：“当代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比尔·奈博士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气候变化的加速。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形势变化的速度。”他对人们关于采取拯救行动的冷漠感到悲哀。“我们正在引发人类的第六次大灭亡事件。”[25]
比尔·奈博士的观点确实难以反驳，但我们或许会意外地发现，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要争取人类社会在行动上对气候变化做出切实承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行动本身，而是行动过于缓慢。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的本能性思维还没有能力处理抽象、复杂和缓慢的信息。他指出：“我们可以在几毫秒内躲开一个球，我们之所以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者，正是因为这样的特质，但我们所面对的威胁源于数十年的积累，而非突兀而至，因此，我们的大脑警报系统已对这些威胁麻木不仁，以至于习以为常。”对此，吉尔伯特得出的结论是：“很多环保人士表示，气候变化发生得太快。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反而是它发生得太慢了。正因为它发生得不够快，所以才未能引起我们的注意。”[26]也就是说，人类本能性思维的注意力也只能到此为止。
针对同样的主题，格雷格·哈曼（Greg Harman）在《卫报》（The Guardian）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本能性思维并非“天生就能轻易对付变动缓慢的大规模威胁”。而且它不太善于评估极端性风险发生的概率——极高风险事件或极低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正如科技媒体记者利亚姆·曼尼克斯（Liam Mannix）所指出的那样：“很难想象0.00009%的发生概率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本能性思维）自然会认为这就是所谓的‘风险极低’，但实际的风险可能远低于这个水平，换句话说，风险概率不存在底线。”[27]
除此之外，我们的本能性思维还容易把概率和可行性混为一谈。简单地说，仅仅因为某件事具有可行性（即或许有可能发生），并不一定意味着它确实可能发生（即很可能发生）。这就可以解释，在我们当中，为什么很少有人在开车时会三思而后行，但大约40%的人却会在登机时感到紧张。尽管有统计数据表明，人类死于车祸的概率为1/84，而在飞机失事中丧命的概率却仅有1/15000。同样，每年因楼梯摔倒致死的概率也远远超过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但这确实和人类固有的恐惧感无关。[28]
理查德·塞勒和卡斯·桑斯坦的研究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本能性思维为什么倾向于把概率与合理性混为一谈。在《助推》一书中，塞勒和桑斯坦为实验对象提供了如下两种情境，并要求他们预测每种情境发生的概率或可能性：
·在未来一年，北美某个地区发生大规模火灾，导致1000多人身亡。
·在未来一年的某个时候，加利福尼亚州发生地震，造成1000多人身亡。
考虑到加利福尼亚州本身横跨圣安地列斯断层，因此，加利福尼亚州发生地震的判断似乎更合理，但是从统计数据看，发生第一个事件的可能性更大。但仍会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发生第二个事件的概率更高。
这项研究揭示出，人类的本能性思维及其判断力具有重大局限性。通过在情境中加入更多的限定性细节，我们对可行性的认识会有所改进，但这也会导致情境的实际发生概率相应降低。这实际上就相当于说，在做出决定时，增加细节未必有助于澄清事实或者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相反，这些描述事件貌似更有可能发生的文学叙述，反倒会欺骗我们的判断力。[29]
思维解剖学
除认识大脑的两个自然属性之外，我们还有必要认真研究它们在生理学层面的解剖学特征。
例如，我们的探索性思维通常由大脑中的额叶主导，生物学家会告诉我们，从进化学角度看，额叶是人类大脑中最新进化而来的部分。额叶与理性思考、关注力以及规划等功能有关。由于这些活动需要投入必要的专注力、自我控制力和精力，因此，我们的额叶往往是思考和决策过程的最后一站。
相比之下，我们的本能性思维则依赖于人类大脑中某些更“原始”部位的推动和指挥。其中最主要的当属我们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这里是大脑负责引发很多原始本能性冲动的部位。
1952年，美国神经科学家保罗·麦克里恩（Paul MacLean）首次提出人类大脑边缘系统这个概念。边缘系统由杏仁核、海马体和基底神经节等大脑区域构成。[30]边缘系统深埋于大脑的后部及大脑皮层的下方，它们在处理情绪、群居意识以及战斗/逃跑反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31]
本能性思维是人类安全的保护伞
从功能上说，人类本能性思维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保护我们的安全。归根到底，一旦面对威胁信号，我们的边缘系统，尤其是杏仁核，便会在第一时间采取行动。
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无论这种威胁作用于我们的身体还是心理，我们的本能性思维都会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做出反应。在面对威胁性信息或想法时，我们的神经本能就是严阵以待、退缩防守。
在发生这种情况时，再坚不可摧的本能，即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和逻辑，往往也无能为力。对此，领导力作家、牧师安迪·斯坦利（Andy Stanley）指出，尽管行动可能比言语更有感召力，但是在我们的本能性反应面前，这两者都要退避三舍。为考察这个反应过程的机理，埃默里大学心理学家德鲁·韦斯顿（Drew Westen）进行了一项研究。在实验中，他向实验对象提供了有关他们所支持政党或候选人落选的不利信息，与此同时，研究人员监测他们的大脑，看看哪些部位会发光。按照韦斯顿的预测，在个体处理信息并考虑如何拒绝或忽略这些信息时，大脑的额叶（探索性思维）会开始行动。
但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额叶处于休眠状态，而边缘系统（本能性思维）则被激活，并做出强烈反应。对此，韦斯顿得出的结论是，在面对否定性或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时，我们不会以真正客观或理智的态度去解读证据。相反，我们会听从本能的召唤，任偏见和情绪摆布。[32]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杏仁核劫持”（Amygdala Hijack）。
尽管大多数人不熟悉这个术语，但我们可能对杏仁核劫持的感觉并不陌生。当我们的观点或信念受到质疑时，我们都有过迅速转入防御或反攻的体会——其实，有些人已经意识到，这属于反应过度现象。但开启杏仁核劫持模式后，我们就很难重返理性轨道。此时，我们的脉搏会加快，手掌出汗，脸颊涨红。我们会发怒，甚至暴跳如雷，并随时准备做出还击。
在进入这种状态时，我们关注的视角会缩小，我们的记忆会受损，正如资深主持人戴安妮·穆绍·汉密尔顿（Diane Musho Hamilton）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会发现自己进入一种安全感最强烈的视角，并在潜意识中告诉自己‘我是对的，你错了。’”[33]
尽管这种状态是一种完全出于本能的反应，而且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反应，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数字时代，尤其是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这种状态已大大增强了我们边缘系统的“战斗”本能，我们将在第二章看到这种现象。
当然，面对本能性思维及其响应式反射，我们也不会成为束手无策的受害者。在理想的情况下，大脑的额叶会评估我们的本能反应，并实施大量的逻辑思考和判断。但加州大学神经学教授马修·利博曼（Matthew Lieberman）最近开展的研究表明，杏仁核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维持和保卫在我们内心深处已根深蒂固的信仰，并对任何“敌对行为”采取不遗余力的对抗。
有趣的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脑计划”（Brain Initiative）研究院大脑神经科学家布里吉特·奎恩（Bridget Queenan）获得的证据表明，这种对抗意识形态威胁的反应在幼儿中几乎不存在，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逐渐形成的，并在成年时期进一步增强。“孩子似乎不会因面对新环境或对抗性信息而出现情绪或认知崩溃问题。相反，他们非常善于根据新证据更新自己的思维体系和行为。事实上，发现新事物和对抗性事物对他们更有吸引力。”
针对这个发现，奎恩进行了深入思考：“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放弃这种自欺欺人的自我保护呢？我们为什么会在不经意间告诉自己：就这样吧，我已经做到了，我不想再学习了。这个世界依旧魅力无穷，依旧不可预测，依旧还有很多需要我们探索开放的事情。但是在进入成年之后，我们为什么反倒对此变得漠不关心呢？”[34]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还将在后续的讨论中深入探讨这些话题。
独处的影响
尽管拒绝威胁我们信仰与观念的想法或许是成年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但是和其他因素相比，某些因素会导致我们的本能性思维对威胁更敏感。首先就是独处。
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均揭示出社会交往的影响力与重要性。最新研究显示，独处不仅会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心血管健康和总体幸福感带来负面影响，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本能性思维自身的功能。
例如，在新冠疫情早期，芝加哥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旨在研究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对大脑造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杏仁核的增长或缩小与个体的社交活跃程度成正比。[35]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较小的杏仁核似乎对应更敏感的战斗/逃跑反应。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自然不难理解，在疫情肆虐的几年里，隔离者的基本性格特征就是一触即发的暴怒。
归根结底，我们在这里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孤独的大脑更容易爆发。独处给身体和心理带来的影响，会导致我们的本能性思维更顽固、更被动。需要提醒的是，最有利于培养健康思维的社交方式，就是面对面的交流。尽管视频电话会议和数字互动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与他人的联系，但是要真正拥有均衡、健康的大脑，这些非面对面的互动无助于解决问题。
疲劳如何让我们变得更愚蠢？
虽然孤独会阻止我们的本能性思维正常工作，但疲劳同样会引发很多问题。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揭示出疲劳会给司法裁决带来怎样的影响。这篇文章揭示出疲劳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研究对8名假释法官的决策过程进行了监测。这些法官每天都要审查大量的假释申请，这是一项令人羡慕的任务，但也是一项令人煎熬的任务。就平均水平而言，法官审议每份假释申请的平均时间为6分钟，而且平均每天仅有35%的申请会获得批准。
在其中的某一天，研究人员对这8名假释法官在一天内完成的假释评估和判决进行了检验。研究选取了法官的三次常规性休息时间——上午休息、午餐休息和下午休息。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结果显示，在每次用餐休息之后，假释的批准率都会大幅上升。全部事实表明，在所有被批准的假释申请中，居然有65%的审核工作是在休息后的短时间内完成的。
尽管有人可能会在法理和道德上提出质疑，但这一发现确实清晰地表明，人在疲劳状态下工作时，即使是最富于理性、最讲究逻辑的人，也会陷入被本能支配的陷阱中。[3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规律的休息会让我们感觉精神焕发、思路敏捷，但我们在休息时摄入的食物，同样会对我们的逻辑推理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三甲基黄嘌呤带来的麻烦
你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普通人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这种名为“1,3,7-三甲基黄嘌呤”（俗称咖啡因，存在于茶、咖啡和可可等多种植物中，也是影响茶叶味道的主要成分）的药物，而且这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药物。服用这种药物会让你容易轻信别人。反之，如果给别人服用这种药物，当然也会让他们更容易相信你。在澳大利亚社区级别的诊所里，患者就能拿到这种药品。
大多数人可能从未听说过1,3,7-三甲基黄嘌呤，但肯定听说过它的另一个名字：咖啡因。
早在2005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珀尔·马丁（Pearl Martin）便已通过研究证明了咖啡因对判断力的影响。在马丁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试图说服实验对象改变对自愿安乐死这一争议话题的看法。
这项研究所选择的参与者都认为应实施自愿安乐死合法政策，而马丁想知道的就是如何改变实验对象的观点。在开展说服工作之前，他们首先请参与者饮用一种类似果汁的橙色饮料。但这些人并不知道，一半实验对象的饮料含有中等剂量的咖啡因（相当于两杯浓缩咖啡），而另一半实验对象的饮料中则含有安慰剂成分。然后，研究者让两个实验组阅读六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而故事的用意就是不应为安乐死提供合法依据。
在阅读每个故事之后，研究者对两个实验组的态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与饮用含安慰剂饮料的实验组相比，服用咖啡因饮料的实验组对故事的接受度高出35%。[37]
在解释这一结果时，珀尔·马丁认为，咖啡因会提高人的认知觉悟，从而导致我们的本能性思维更愿意接受新观点和新信息。后期的其他很多研究也验证了这个结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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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意识到两种思维的本质和局限性意义重大，但这毕竟只是起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绝大多数根深蒂固的观点和看法源于我们的本能性思维。但我们的本能性思维由何而来呢？我们为什么会如此顽固不化呢？这些无法撼动的信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些问题也促使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下一个话题。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深入探究有助于改变思维的机理。我们将会看到本能性思维不仅会凌驾于我们的物质大脑，甚至已占领更强大的潜意识层面。
[1] Berger, J. 2020, The Catalyst, Simon and Schuster, London, p.221.
[2] Heath, C. and Heath, D. 2010, Switch, Broadway Books, New York, pp.6-7.
[3] Burow, p.et al, Behavioural Economics for Business, Peter Burow, Australia, p.14.
[4] Rom 8:6, The Holy Bible-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Star Bible Publishers, Hurst, Texas.
[5] Burow, p.et al, Behavioural Economics for Business, Peter Burow, Australia, p.2.
[6] Burow, p.et al, Behavioural Economics for Business, Peter Burow, Australia, pp.29-30.
[7] Kahneman, D. 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SG, New York, pp.20-21.
[8] Chance, Z. 2022, Influence Is Your Superpower, Penguin Random House, London, p.24.
[9] Dooley, R. 2012, Brainfluence, Wiley, New Jersey, p.1.
[10] Thaler, R. and Sunstein, C. 2009, Nudge, Penguin, New York, pp.19-22.
[11] Zak, H. 2020, ‘Adults Make More Than 35,000 Decisions Per Day,’ Inc Australia, 22 January.
[12] Kahneman, D. 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SG, New York, pp.20-21.
[13] Kahneman, D. 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SG, New York, p.105.
[14] Weinschenk, S. 2013, How to Get People to Do Stuff, Pearson Education, London, p.126.
[15] Milkman, K. 2021, How to Change, Penguin, New York, p.119.
[16] Stephens, M. 2021, The End of Thinking, Acorn Press, Sydney, p.12.
[17] Thaler, R. and Sunstein, C. 2009, Nudge, Penguin, New York, pp.19-22.
[18] Taleb, N. 2010, The Black Swan, Random House, New York, p.66.
[19] Taleb, N. 2010, The Black Swan, Random House, New York, pp.81-82.
[20] Kahneman, D. 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SG, New York, p.105.
[21] Ellerton, p.2014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may actually be wrong-here's why’,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6 January.
[22] Weinschenk, S. 2013, How to Get People to Do Stuff, Pearson Education, London, p.126.
[23] Cialdini, R. 2016, Pre-Suasion, Random House, London, p.198.
[24] Gladwell, M. 2005, Blink, Penguin, London, pp.13-14.
[25] 2014, ‘Bill Nye to climate change deniers: you can't ignore facts forever,’ Big Think, 7 August.
[26] Harman, G. 2014, ‘Your brain on climate change’, The Guardian, 11 November.
[27] Mannix, L. 2021, ‘Worried about AstraZeneca? Me too. The way we think about risk might be the problem,’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 July.
[28] Dvorsky, G. 2013, ‘The 12 cognitive biases that prevent you from being rational,’ io9, 1 September.
[29] Kahneman, D. 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SG, New York, pp.159-160.
[30] R.L. Isaacson. 2001,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Pergamon, Oxford.
[31] 2022, ‘The Limbic System’, Queensland Brain Institute.
[32]. Burton, R. 2008, On Being Certain,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p.158.
[33] Hamilton, D. 2015, ‘Calming your brain during conflic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2 December.
[34] Queenan, J. 2018, ‘How your brain is keeping you from changing your mind.’ The Rotarian, 16 May.
[35] Offord, C. 2020, ‘How Social Isolation Affects the Brain’, The Scientist, 13 July.
[36] Kahneman, D. 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SG, New York, pp.43-44.
[37] Goldstein, N. et al. 2008, Yes! 50 Scientifically Proven Ways to be Persuasive,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pp.197-199.
[38] Dean, J. 2010, ‘Caffeine makes us easier to persuade,’ PsyBlog, Nove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