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贯通：孔子政治哲学刍议

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流学术思想，也是士人人生及艺术趣味之根源。这一时期的文艺本体论、价值论、批评方法论和审美趣味论等都体现出玄学的深刻影响。玄学的“有无”之辨引导士人思考艺术本体问题，关注审美主体与对象在“道”的层面上的关系；关于名教与自然的讨论为士人设计了理想人格，在主客体交融的动态过程中呈现出从“得意”到“自适”的发展特点；玄学的体用思维及名实方法，不仅提高了文艺批评思维的水平，也启发了文

本书作者认为《论语》的编排不是随意为之，而尝试通过联系上下文，将章与章之间贯通，发现其内在逻辑脉络，还原编者当初的意图，使读者有“知其所以然”而豁然开朗的感觉，让《论语》更具可读性，也让人更自信地阅读《论语》；本书还通过参悟《论语》字里行间的深刻义理，努力发掘其蕴含的政治哲学价值，试图从中读出更多对当代人有益的启示。

本书是陈来先生近十余年关于朱子学的文章结集。正文前五篇分别考察朱熹《仁说》《克斋记》《太极解义》等文本的成文过程与版本差异，以及其中重要思想的前后变化，凸显了精深的文本研究功底。中六篇先后讨论朱熹论“四德”“羞恶”“已发未发”等儒学重要范畴的话语与它们在其理学体系中的位置，体现了对宋明理学的全景把握。余四篇将韩国朱子学与近代朱子学纳入视野，勾勒了朱子学辐射东亚的广阔范围与在剧变时代为思想学术提供的

越中素称人文渊，明代的越中地区既是阳明心学发端与成熟之地，也是文学发展重镇。王阳明作为越人，其心学思想独步当时，诗文兼有道学与文学之本色，成就蔚然可观。阳明晚年主要在乡邦传播心学，越中文士因地域优势，沾溉甚多，影响至深，由此涌现了以杨珂、陈鹤、沈炼、徐渭、陶望龄、王思任、张俗、祁彪佳等为代表的众多具有心学背景的文学活动主体，共同铸就了明代越中文学的繁荣。本书即以此为学术背景，旨在系统探究明代越中地

《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是麦大维先生积25年之力撰成的唐代儒学研究的代表作，将唐代儒学的演变与学者群体及学术机构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对学校与祭孔、经学、国家礼制、史学、文章观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每一领域独立成章，按照高祖及太宗朝、650-755年、安史乱后三个时段，依序梳理学术环境、学术活动和学术观点发生的变化，总结各领域及其子领域的学术发展轨迹，分析中央政府学术主导地位的渐趋弱化，以及学术与文学

本书以道统为主线，用中西比较的视野，对中国从古至今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发掘贯穿其中的思维方法、价值观和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解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天道观，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显著标志。西周时期，就形成了“神灵之天”“道德之天”“自然之天”的天道观，连同民本思想等作为古代思想遗产，为孔、墨、老三哲所继承。不同天道观相互渗透、互相影响，产生更加精彩纷呈的思想成果。从中外交流的大历史观看

湘潭“碧泉书院”是南宋最早的理学学派——湖湘学派创始者胡安国、胡宏父子创立的书院，在当时，影响甚大，张栻、彪居正、吴翌等人就学其中，史称“衡岳湖湘之学，皆起于此。”碧泉书院在湖湘学派以及湖湘文化乃至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非常特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和第一个学术基地，是湖湘学派的理论创新之所，也是湘学和湖湘文化兴盛之源。本书首先确立了碧泉书院在湖湘学派以及湖湘文化乃至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

本书主于《公羊》而结合《穀梁》《左传》，辨析三《传》差异，而返回公羊家的主义坚持和原则要求。汲取哲学智慧，注重形上提升，始终不失思想高度。采用文本考辨、文字校勘、字句训诂、义理阐发四维结构而治经。深刻挖掘经传文本所蕴含的现代理念，呈现经典跨越时空的价值。隐公元年是孔子编撰的鲁国编年史《春秋》记事之起始年份，具有公羊学标志意义的“元年春，王正月”，具有时间哲学、历史哲学的蕴涵，表明天地万物之气象随刚

魏晋南北朝《论语》注疏文本完整存世的只有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和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学界的研究热点也集中在此。但从魏晋玄学发展过程来看，《论语集解》处于玄学刚刚开始的阶段，《论语义疏》则处于玄学接近尾声的阶段，真正具有更多玄学思想的恰恰是居于这两者中间的《论语》注残篇。本书选取了魏晋玄学影响下的十二家《论语》注残篇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玄学内容，揭示其发展规律，充分挖掘这些残篇在魏晋玄学乃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