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谁给安德雷奥蒂投了票

谁给安德雷奥蒂[1]投了票

我虽然目前身处美国，却一直在关注意大利的情况。但由于报纸总是在第二天送来，所以我要迟一天才能看到有关消息（除非能碰巧赶上当天晚上七点半的意大利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因此，每天早晨我都会瞟上一眼《纽约时报》。然而，除非发生重大事件，这份报纸即使提及意大利，也只会把相关消息放在某张内页的深处。所以我每次拿到报纸，都必须迅速翻到第二页查询国际新闻索引。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天）的报纸索引中并没有提到意大利。像往常一样，我只是浏览到第七页时才看到一篇关于安德雷奥蒂案件的专栏报道。在三十日（星期二）的报纸上，我又在索引里翻查关于意大利的消息。标题和概要中都没有正面提到意大利，只在下方的无标题短讯中有一句“来自意大利的丑闻：一部B级电影，第十页”。看来，关于意大利的消息已经不再被当做重要新闻，顶多只能占据一小块版面，其地位已和那些无聊透顶的肥皂剧差不多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试图解释一种现象：在意大利这个“香蕉共和国”[2]里，那些原本用于救助地震区灾民的善款是如何被吞噬，而那些制定反黑手党法律的部长又是如何依靠黑手党的选票上台的。

在此，我们不妨把相应的罪责和羞愧感公平地分摊一下。美国人很清楚（但他们却试图忘记这一切），四十年来，意大利之所以会面临如此现状，他们也要负上一定的责任，这就好比他们在中美洲局势问题上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样——几十年来，他们为了牵制古巴人，资助了不少“粗俗且不争气的暴政国家”。如今的美国似乎在说：“无论如何，我们只是为了自我保护，你们才是始作俑者，罪魁祸首。”现在，他们感到愤怒了，但他们当年也参与造成了目前的这一切。如果我们翻翻历史旧账的话，甚至能觉察出美国人还曾资助意大利共产党，因为意大利政府对于共产党的恐惧感能够确保它忠于西方集团，而一个没有共产党威胁的意大利则可能会像法国一样自作主张，或试图领导整个地中海和阿拉伯地区，而不仅仅是锡格尼拉基地[3]了。

与美国的反应相似，面对不断曝光的各类丑闻，我发现在国人中也弥漫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牢骚心态。罗伯特·西尔维斯是《纽约书评》的主编，他非常了解并热爱意大利。我记得两年前他曾以美国人的天真口吻问我，为什么尽管意大利人明明知道究竟是谁在抢劫，谁在火车上安放炸弹，却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这是两年前的回答——事情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大部分意大利人都是顺民。这种顺从可以从选举结果中一窥端倪，四十年来，这些意大利公民一方面在咒骂国内的党派，但另一方面却一直给它们投票。至于他们为何如此顺从，则要用米歇尔·福柯[4]的权力理论来解释：侵吞国家财富的人群并非仅仅限于腐败的高层领导，相反，几乎所有人都在以某种方式从国家机器的运转过程中获取利益。这就好比一个向黑道人物交保护费的小商贩，尽管要损失些财产，但至少知道自己可以获得些什么，以及当附近区域的流氓前来捣乱时可以向谁寻求保护。

意大利人非常清楚该找谁去开后门，需要塞多少钱，如何免去一次罚款，如何凭借一封介绍信找到一份相对安逸的好工作，如何不通过残酷的竞争就能中标……总之，他们乐意保持现状，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会一边投票一边对那些党派嗤之以鼻了。嗨！当年到底是谁给安德雷奥蒂投了票？难道只有《宣言报》[5]的寥寥数人吗？

如今，百分之九十五的国民已经愤怒了，他们会对行走在大街上的议员大呼“强盗”。可这些民众当年都给激进党投了票吗？他们当年成立公众健康委员会了吗？或许他们当年就已表示过不满，但愤怒这么快就过去了吗？总之，我们希望看到的并非是一群针对一小撮腐败分子革命，以使整个国家恢复健康的民众，至少应该对一个大面积腐化的国家进行良知上的拷问。四月二十五日[6]的事情不能再次重演：“当时我不在威尼斯广场……”当罗塞里兄弟在法国被杀害时，你在哪里？当马泰奥蒂被谋杀时，你在哪里？而当斯塔拉切[7]高唱《黑色的小脸蛋》[8]时，你，又在唱些什么呢？

一九九三年

注释：

[1]Giulio Andreotti（1919—），曾任意大利总理，被指控与黑手党有联系，但因审判涉及行为已超出追溯期限，最终被判无罪。

[2]指经济体系单一（通常以香蕉、咖啡等经济作物作为主要经济支柱）、政府不稳定的国家，后来成为对那些有广泛贪腐和强大外国势力介入的国家的贬称。

[3]Sigonella，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军事基地。

[4]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5]Il Manifesto，意大利共产党党报，创办于一九六九年。

[6]意大利解放纪念日。

[7]Achille Starace（1889—1945），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

[8]Facetta nera，一首法西斯时期的、以鼓吹法西斯主义为主题的流行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