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蔡孑民先生与我(1)

王云五

我认识蔡孑民先生，始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下旬，但我开始听到他的大名，则是在临时大总统府成立后一二日。由于报纸刊载各部首长的名字，蔡先生被列为教育总长，其时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六七年，平素对教育的制度备极关怀，因而对新政府的新教育首长，当然想略知其历史。不久，我便探悉蔡先生是一位翰林，却具有革命思想，且曾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这时候，我已由孙中山先生邀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正在清理手边未了的事，不日便要晋京任职，绝无另行求职之意。只是积久欲吐有关教育的意见，现在面对一位可以进言的主管部长，姑且尽我言责，至于能否发生影响，固所不计。于是，我便抽出一些工夫，写了一封建议书，现在追忆起来，大约包括以下各项建议：

（一）提高中等学校程度，废止各省所设的高等学堂，在大学附设一二年的预科，考选中等学校毕业生或相当程度者入学，预科毕业者升入本科。

（二）大学不限于国立，应准许私立；国立者不限于北平原设之一所，全国暂行分区各设一所。那时候我主张，除北平原有所谓京师大学堂外，南京、广州、汉口应尽先各设一所。

（三）各省得视需要，设专门学校，其修业年期较大学为短，注重实用。

按我国清末学制，各省设高等学堂一所，其大旨系仿日本的高等学校。唯日本所设的高等学校与大学有相当比例，程度也能衔接，故高等学校毕业生多能升入大学。我国各省分设高等学堂，其毕业人数断非设立京城唯一的国立大学所能容纳，且各省高等学堂虽相当于大学预科，然因程度不齐，多未能达成预科的作用，于是实际的作用仅成为高等的普通学校。我认为不如将中等学校程度提高，完成普通教育，其有志深造者，径行考升大学直接附设的预科，预科改由大学附设，其程度自较易与大学本科衔接。不若各省高等学堂所造就者，大半不能升入大学，徒成为普通教育之额外提高，在教育的作用上不免等于一种浪费。因此，我一方面主张增设国立大学，并分区设立，以便升学；一方面主张准许设置私立大学，使那时已具基础之若干教会学校得于符合条件后升格为大学，以宏造就。至于为适应需要，应准许各省设立专门学校，为期较大学为短，与清末的高等学堂和现在的专科学校相当，与大学分道扬镳，而改进当时高等学堂的空泛效用，使更合于实用。以上便是我对民国学制改进的建议大要。

我以一个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居然提供许多关于高等教育的意见，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真想不到此一建议书，从上海邮寄到南京教育部以后，不过十日左右，我便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服务中接到由上海家里转来的蔡先生的一封亲笔信，大意是说认为我所提供的意见极中肯，坚邀我来部“相助为理”。

我既承孙中山先生的厚意，在一席谈话之后，自动委以机要之职，现在又以尚未谋面，仅凭一纸意见书，承蔡先生邀请相助为理。在鱼与熊掌之间，既不应见异思迁，又不愿放弃久怀改进教育之心而一旦获得可能实现的机会，幸而在不得已请示孙先生之际，承他老人家爱护有加，令我半日留府服务，半日前往教育部相助。于是，我才敢持着蔡先生的手书，前往教育部面谒。想不到经此一度面谒之后，我对于蔡先生，不仅做了半年左右的属员，而且缔结了三十年的深交。尤其是在抗战初期，蔡先生因体弱不能跋涉远来后方，我因主持商务印书馆，不能不往返于后方与香港之间，初时同住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宿舍，继则时相过从。蔡先生视我如手足，我则视蔡先生如长兄，在蔡先生逝世时，我成为朋友中唯一的随侍病榻送终者。人生际遇真有不可思议之处。兹更就记忆，概述蔡先生与我三十年间的关系。

且说当时的教育部，草创伊始，还未曾订什么官制。记得在教育部服务的各人，都由蔡先生致送聘书，任为筹备员。工作上虽有差别，实际上也难免要分为主办的和协办的地位，却没有阶级高低的区分，所领津贴也一律为每月六十元。由于我只半日来部办公，而且是同人中年纪最轻的（当时只有二十四岁），当然不可能成为主办人员。那时候和我一起工作的有钟宪鬯（观光）、蒋竹庄（维乔）和汤爱理（中）诸君。钟君年事很高，曾在上海开办理化研习所，闻蔡先生一度加入听讲；蒋先生曾参加蔡先生主持的中国教育会；汤先生则系日本留学生，专攻法律。我们日常的工作，多半是讨论民国的新学制和课程，唯以临时大总统孙先生下野，政府不久便北迁，在南京时代，一切规划还没有定议。

是年三月，唐少川（绍仪）先生受任为国务总理后，南京政府各机关开始北迁。蔡先生仍任教育部总长，我也随往北京任职。这时候，我奉派为专门司第一科科长，前清学部员外郎路壬甫（孝植）为第二科科长，英国留学硕士杨焕之（曾诰）为第三科科长。我们的司长林少旭（棨）是专攻法律的留日毕业生，原任学部参事。至与我在南京共同工作之钟、蒋、汤三君，均任参事。北迁后的教育部次长是范静生（源濂）先生，原系学部郎中。我在长官和同事间资历最浅，年纪也最轻，但由于蔡先生之赏识，我也能努力工作，对上对下与对同僚均甚融洽。据我的主管司长说，我以一个毫无行政经验的人，不仅处理公务有如老吏，对于公文的起草修正，也无不适合分际。在蔡先生留京任职的几个月内，我的工作记得系以对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的起草，以及对京师大学堂的协助接收为主。上述两令实际上已把我在南京政府初成立时对蔡先生的三点建议完全采纳。至对于京师大学堂的接收之事，系由我与第三科科长杨君会同办理，我以一个初出茅庐且从未进入大学之门的青年，总算应付得宜，而会同办理之杨君却一切归功于我。因此，我在当时的教育部科长中，与普通教育司的许寿裳科长（后来迭任教育厅长，终于台省教育厅长任内）齐名。许先生是蔡先生的同乡后辈，我却是一个毫无关系的后进，同受蔡先生的拔擢，侧闻蔡先生常引以自慰。

但是好景不长，是年六月间，唐内阁以责任内阁不能负责而辞职。蔡先生本来与唐少川先生毫无渊源，却坚请连带辞职，其风度与唐先生原与袁世凯总统有深切关系而不惜坚辞者，同为政治界之美谈。唐内阁辞职后，由陆徵祥继而组阁；蔡先生去职后，则由原任次长范静生先生继任，而以原任蔡先生秘书长董恂士（鸿祎）君为次长。初时一切萧规曹随，尚无何问题发生。后来，由于专门司司长林少旭先生改任高等审判厅厅长；在他以法律专才从事司法工作，当然用得其长，问题便发生在他的继任人选上。林先生一向和我相处得很好，尤其对我的能力与负责精神不断表示赞扬，他在要离开教育部时，私下曾对我有所表示，并言将力保我继任专门司司长，及至他的新任命发表，司中同人也一致认为我之继任实为当然之事。想不到最后决定，却是以第二科路科长升任。路先生平时对我非常客气，骤膺此命，形色上也表示万分不安。后来，据林先生密告我，当他保举我继任之时，范总长好像满口答应，想不到经过几日后，范先生突然密告林先生，说以我的能力和负责精神，升任司长极适当，唯经详加考虑，以路先生资历极深，原任学部员外郎，与范先生仅次一级，一旦由资历较浅如我者擢升，难免不使路先生失望；好在我年事尚轻，来日方长，暂缓升任当无问题。范先生的抉择当然未可厚非，但我毕竟少不更事，乍闻新命，心里确不免有几分难过，幸而平素遇事尚能与他人易地设想，经过了一二日，也就释然。后来因为路司长侧重保守，司中同人富于积极精神的新进者颇多不满，甚至学部旧人，夙与路司长共事者间亦有同感，遂使我甚感困惑，除极力遏抑自己情感外，还矫情转劝他人。可是矫情的结果，偶然不免落出不自然的状态。消息间接传到刚从德国回来的蔡先生耳朵里，听说他曾传述意见，劝当局把我调任北京大学的预科学长，不知何故又有人从中阻挠，否则后来一段不必要的纠纷，当可消除于无形。蔡先生爱我之深，更可于此见之。

范先生不久也去职，接任者由海军总长刘冠雄兼署，但刘总长毕竟对教育为外行，仅历月余就请辞兼职，继而兼署者为农林总长陈振先。陈先生是留美农学专家，对于教育亦甚有兴趣，此次于一九一三年三月兼署教育总长，原想实干一番。他虽是广东人，与我同乡，但因我是外江的广东人，对同乡人物认识不多，与陈先生素未谋面。因此，当他到部之初，并不知有我这一位同乡。可是我之被卷入旋涡，真想不到竟起于我平素不重视的乡谊关系啊！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江浙为文化最发达之区，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时的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与三位司长中的两位，都是籍隶江浙两省。这并不因为蔡先生是浙江人之故。兼署总长陈先生独以广东人出任最高首长，如果能与各位高级幕僚随和相处，像湖南籍的范前总长一般，那就当然不会发生问题。可是陈先生毕竟有些抱负，而且习闻美国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关系，不免实行他的总长职权。初时为着发布一篇文告，吩咐原任的秘书人员起草，经办的秘书狃于故习，不免要商询主管司的意见。结果，对于总长的主张不免有重大的修正。陈先生以身为总长竟不能指挥一位秘书，实以农林部中并无适当人员可以调来相助，向其某一小同乡（新会县籍）诉苦。他那位小同乡颇知我，力言近在教育部内的一位富有经验与能力的同乡何以不加利用。陈先生听了这段话，次日一早到部，便约见我详谈，既略知我的抱负，遂将其意欲发布的文告嘱我起草。我便在他的办公室内，花了不满两小时，写成二三千言的文告，送给陈先生核阅。他感到十分满意，因即表示要我以专门司第一科科长之职调兼总长的主任秘书。我认为既承赏识，自不难有施展抱负的机会，略不谦辞。以此兼职，我遂得出席部务会议，彼时的部务会议，系以部次长、参事、司长及主任秘书构成，主任秘书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在我参加的最初几次部务会议中，由于陈先生对各项议案不甚熟知其经过者，辄先征询我的意见，我因对部务大都熟悉，间有不甚了然者，必先调查档案，或向主管单位详询经过，于是多能对陈先生提供适当的意见，所以会议进行尚属顺利。后来却发生一项有关政治的问题，查那时候的国会议员被选资格中，包括有中央学会会员一项特殊资格。原规定颇为含糊，致有相当于专门学校的许多杂牌学校毕业生纷纷比附要求，从宽从严，应由教育部决定。在讨论此一问题的部务会议中，除社会教育司夏司长曾佑无意见外，其他参事三人（原额四人中有一人外调）与普通、专门两司司长意见一致，却与陈兼总长的主张相左。陈先生不肯屈服于多数之幕僚，而五位高级幕僚一致反对总长，致酿成僵持之局。那时候，我国的公务员服务法虽还没有颁定，但幕僚对于长官的主张虽得陈述相反的意见，唯一经长官决定，幕僚便应服从，绝不能以属员的多数团结对抗长官，此为世界一般政治的通则。因此，我不得不维护行政上的原则，力劝各参事、司长，在已尽其言责之后不宜过分坚持，想不到因此竟触众怒，认为我袒护同乡的长官。最后，全体参事、司长除社会教育司司长夏先生外，一致对陈总长以集体辞职为要挟，陈总长不为所动，皆予照准。除派我暂兼专门司司长外，并派杨科长曾诰及彭视学守正兼署参事。董次长为表示对于辞职参司五人之同情，亦请病假不到部。陈先生初时态度坚决，不予置理。我对这几位辞职的参事、司长，虽多从南京时代开始共事，平素感情也还融洽，可是为着政治上的原则，不得不支持陈总长，以免恶例一开，将来政务官不能发挥其对政治的作用，转为僚属集体把持，无异太阿倒持。如果陈先生能够坚持到底，此一原则或可确立不移。可惜得很，陈先生不知受到外间什么压力，突然请辞兼署教育总长之职，改由请假中之董次长暂代部务，不久又由汪大燮来长教部，于是已辞职照准之各位参事、司长，大都复职或转职，杨曾诰、彭守正二君也各回任本职，我只好出于辞职之一道了。此一事件发生后，在人情上，我似乎有些对不起几位从南京开始共事的朋友，尤以多系蔡先生所用之人，然而在公事上，我是问心无愧的。后来蔡先生听到此事，却未尝对我有何不满。二十年后，当我和蔡先生时相把晤之时，偶然谈起此事，我颇咎自己当时的少年气盛，但蔡先生认为我的主张绝对正确，并力言在处理公务之时，断不可顾及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