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个人选择行为的结构性制约

个人不是原子式的独立存在，而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中，生活在特定的价值观念中，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制度中。由于实施选择行为的主体——个人，所处的不是一个可以用理性来完全表述的世界，因此，个人选择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些外在结构性因素的限制和影响。换言之，个人选择行为不仅受到理性选择理论利益最大化标准的限制，受到个人心理特质的认知心理学层面的影响，也要受到自身社会关系结构（即社会资本特性）的影响、自身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以及宏观制度结构变迁的影响。这种个人行为受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影响的思想，在社会学里有很深刻的历史脉络。

在社会学早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迪尔凯姆（Emile Durkeim）在他的社会事实概念里已经指出，行为方式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存在，都会从外部给个人一定的约束。这种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结构性的存在，而个人的行为要受到其客观环境制约的。后来的齐美尔和米德也都看到了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限制和影响，认为社会结构作为现存的有组织的协调方式，限制并约束着个人的选择。并且，米德已经意识到个人选择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可能存在着互动。韦伯在他的思想中也意识到了个人行为的展开要受到制度等结构因素的制约，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互动。齐美尔等人的研究思路其实是把社会结构看做一个客观存在，然后来研究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后来布劳（Blau）也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社会结构——比如社会群体特征等——是如何影响个人之间的交往选择行为模式研究的。

吉登斯则是在批判前述理论的基础上，力图把社会结构和个人行为以及行为互动等结合起来，结束结构与行动、社会与个体的二元对立思维。吉登斯用他的结构化理论来说明行为与行为者都是内在于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结构和行动是相互依存的，而社会结构作为具有客观性的存在，对行动者具有独立性和约束性。“作为人，我们可以选择，而不是简单地对周围的事件作出被动的反应。跨越‘结构’与‘行动’取向之间的鸿沟的方法是要认识到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我们能积极地作用和反作用于社会结构”。但是，无论吉登斯如何看重社会结构与行为之间的互动，社会结构作为客观性的存在对个体选择行为形成约束和限制是不争的事实。

个体选择行为受到的社会结构性制约和影响也是有层次的，表现在宏观的制度、规范、组织等以及微观的个人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网络等结构性存在中。因此，社会结构都是外在于个体行为者的，个人的选择行为和互动行动是嵌入在一定的具有层次特征且具体的社会结构中的。这表明，在关注个人选择行为所受到的结构性制约和限制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把注意力放在宏观水平的社会结构性存在上，而应该同时注意到那些更贴近具体选择行为发生环境的结构性存在。所以，我们应该把影响个人选择行为的结构性因素的外延放大，不仅应包括那些宏观的社会制度、价值观、规范规则、组织环境等，也应该包括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和工作单位，因为它们是个人选择行为发生不可或缺的情境因素。所以，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和工作单位等因素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应该被考虑进来，以更好地符合真实的个人选择行为外在结构性的具体条件。

在这里笔者把工作单位作为一种制度来进行考察。单位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基本社会结构。单位作为社会结构的存在，其组织特征、种类划分、资源掌控以及社会认同等，都对个人选择行为产生特有的影响。因此，研究个人选择行为的时候，尤其是中国社会中的个人选择行为的时候，是离不开单位这个特有的社会组织结构的。

相似的，社会网络理论从社会网络关系和个人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和分析中观和微观层面结构性因素对个人选择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依然是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的。初期的研究中，怀特（Harrison C. White）把个人选择行为，尤其是市场上的选择行为置于社会网络的视野之下，研究社会网络是如何影响个体选择行为的。格兰诺维特作为之后对个人选择行为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提出了“嵌入性”概念，用来强调社会网络结构对个人选择行为的社会性制约作用。在他的研究中，个人的选择行为，比如求职等要受到所处的社会群体结构的影响，群体的各种结构性特征，例如异质性、群体规模等，都会对个人选择行为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博特（Burt）更是把社会网络看做一种结构性的建构，涉及个人采取选择行为之前的位置、占据的信息、结构洞等概念，这些结构性的网络存在都对个人具体的选择行为产生相应的影响。

林南则是把个人选择行为的发生与社会资本和社会结构的建构结合在了一起。在林南的研究中，个人的选择行为是要受到结构性基础的影响的。这些结构性基础包括资源、等级制、同质交往、异质交换等概念，而个人的选择行为，无论是受到工具性需要的驱动还是受到表达性需要的驱动，都必须受到这些结构性因素的客观限制和制约。当然，在这些结构机会和约束之外，个人的选择行为本身也是相当重要的，比如具有相似社会关系网络的行为者，其选择行为结果可能是不同的。当然，这种情况就又可以放到我们前述的认知心理层面来展开认识了。可以认为，社会网络理论所提供的对于个人选择行为的限制性影响，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中观或者微观的行动基础。在努力解释个人的选择行为如何以及因何发生的同时，这个理论同时也明确地展现了个人选择行为受到的网络结构性影响。

总而言之，个人行为，尤其是个人的选择行为，从其发生的实质来看是在一个社会性的范畴内进行的。无论是文化体系、价值规范、制度组织、社会结构等宏观且抽象的结构性存在因素，还是互动交往环境、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级体系、资源交换模式等微观且具体的结构性存在特质，个人的选择行为在受自身认知水平和能力即人力资本影响的同时，更难以避免地要受到这些外在的、独立于个人行为本身的客观因素的结构性影响。这种对个人选择行为的结构性影响，是社会学研究中社会结构与个体行为的二元对立思维的表现。无论如何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结构性的限制因素相对于个人行为的客观独立性是不会消除的。对个人选择行为的这些结构性影响，有的具有积极促进的作用，有的具有消极抑制的效果，表现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就是产生了丰富多样的个人选择结果。换言之，个人选择行为的结果不仅受到理性选择原则利益最大化标准的制约，受到个人认知心理体验的主观影响，还要受到客观外在的结构性影响，无论这种结构性的客观存在是宏观的还是中观的甚至微观的。

可以说，在个人选择行为的研究中，理性选择理论努力呈现出的是一种物质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原则；认知心理学则进一步考虑了个人选择行为实施过程中的心理体验，从心理偏好一直到体验效用，表现出来的是个人选择的微观层面的主观心理范畴的内容；而社会结构性的因素，无论是宏观的社会结构还是微观的社会网络结构，体现出的都是具有外在客观独立性的影响。在这些研究视角之外，感性选择作为个人选择行为研究中的新思路，作为理解并解释个人选择行为过程和结果的更符合现实生活实际的方法，已经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人们选择行为的复杂性是不言自明的，在心理的、社会的、结构的、主观的、客观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个人的选择行为偏离理性选择理论的设计预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特别的，在大量的社会日常生活中，理性选择并不是我们头脑必然的反应，而是一个逻辑思维的后期计算比较。在意识的反应中，更多、更直接的是人的感性意识。感性意识支配下的选择行为，或者说个人选择行为的感性意识研究，抑或直接称为个人选择行为中的感性选择，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被理性选择贬抑和排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在占据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基层民众中，感性选择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是个人选择行为研究中的一个日益重要和凸显的方向。

个人选择行为的感性选择，把选择行为的研究关注点回归到了中国现实生活基础中，回归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中。尽管诺斯的新制度学派、科尔曼的社会行动理论以及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理论等，把传统理性选择行为和它的对立面——非理性行为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地拓展，把风俗、习惯、价值观等也纳入了分析视角，但是这些研究方法和思路始终没有跳出理性的43逻辑思考范畴。无论怎样泛化理性选择理论，“选择目标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和选择过程的合逻辑原则是不可去除的”。所以，感性选择的研究视角能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并解释中国转型时期社会中的大量选择行为。

感性选择，作为个人选择行为的一个结果，本身是在理性选择、合理性选择以及其他本能选择和无意识选择中比较后得以彰显其意义的。感性选择突出表现在经验感性、亲情伦理、象征模仿等感性活动和感性关系中。在这些活动和关系中，人们对于什么是理性的、什么是合理的以及什么是符合自我感受的，通常没有明确的界限。换言之，理性的逻辑思维在这些活动中通常丧失了活动的自觉性。感性选择具有自己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

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变迁来说，社会变迁是从计划单位体制向市场化发展的深度变革，涉及宏观的体制转变、中观的单位组织性质变化以及微观的个体身份归属等方面的演变。因此，从结合了社会关系网络与体制变化特性的社会资本角度以及综合了个体自身认知能力与认知水平的人力资本角度来探讨个体在大变迁时代的选择行为，研究他们在新的关系场域中的变化及其社会效果，可以有助于我们对行为实质和社会变迁实质的对称理解。

关于个人选择行为的研究，从研究视野上来看，已经跳出了最初的理性选择理论的思考局限，即使是在有限理性等后期补遗中，我们也已经发现了理性选择理论所面临的原则性挑战。认知心理学则是把个人心理认知意识等发挥得淋漓尽致，从个人的偏好、态度、满意感觉一直到体验效用等，把个人选择行为的研究完全置于认知心理层面的理解，更加贴近了实际生活中的选择行为，也更好地解释了日常生活中个人选择行为对理性选择原则的偏离。相比之下，结构主义的视角显得更加宏观一些。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后期的研究更加注重社会结构和个人行为互动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个人选择行为对社会结构性因素，比如制度、组织规范等的影响建构。开放社会结构的思路、社会网络等结构性要素也就逐渐地发展起来，并形成了对个人选择行为具体的中观层次限制。而感性选择，则是为个人选择行为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超越了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认识，开始在日常生活和实践中更广泛、更具体地研究选择行为的形式与内容。把个人最符合真实生活状态的感性选择发掘出来。本书所关注的主要是基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这几个研究视野的融合和创新，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变迁中国企职工的行为及其社会效果。

在泛化的网络结构视野中，从齐美尔、怀特、布劳、格兰诺维特等人开始，逐渐把网络作为研究个人选择行为的外在结构性限制，并且这种网络从较为宏观的社会网络结构趋向于个人所从属的阶层、小群体、交往环境以及关系交往等更加具体的网络体现上。把社会网络作为个人选择行为的结构性限制，能够使研究者更加清晰地发现个人作出选择行为过程中个体之外的独立性因素作用；并且，这些因素是因为与个人自身保持着联系和连接才发挥作用的。在给出个人选择行为的微观网络结构的研究基础上，这些研究保持了社会网络研究的客观静态性，没有更多地涉及行为中的个人如何和所处的社会网络产生更大互动的问题。这就使得他们更多地关注于社会网络的结构参数建构。虽然在实证方面获得了关于个人选择行为的更大进展，但是却使社会网络和选择行为的互动偏离了社会学一直重视的社会现实意义研究。

相比之下，从科尔曼以理性选择为出发点来研究个人如何利用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来获取个人利益开始，把社会网络和个人行为的互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已经成为泛网络结构视野中的主要趋势。这个趋势的研究更加注重在社会网络的结构限制之下，个人如何利用社会网络来获取社会资源，包括获取更好的社会地位、更好的工作职位等。林南关于社会资源与社会资本的研究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路。林南从工具性使用的角度出发，研究个人在具45体行为中如何利用社会关系、社会网络来动员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源，把个人选择行为的主动性和社会网络的客观限制性结合了起来。之后的一些学者进一步推进了这种对社会网络的工具性使用的研究，把个人选择行为和具体的劳动力市场、工作变迁、工作寻找等结合在一起，更深刻地反映了个人选择行为的能动性和社会网络结构限制之间的相互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一种更符合个人选择行为的行为情境应该综合前述研究思路并结合个体自身的社会资本建构与人力资本特性。那么，从理论上来讲，这个行为情境应该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个人在具体日常生活情景中的选择行为过程，更好地解释个人选择行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