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日关系

王蔚 汪骏良

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中国北京成功举行。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所举办的最高规格论坛活动。该论坛旨在“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为实现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让 ‘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科学研判所做出的新的重大战略部署。该倡议的提出，既是中国自身利益与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世界各国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需要。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呈现出自东向西的走向，因此，东南亚、中亚、中东、欧洲甚至非洲等国家成为关注的焦点，日本等东亚地区国家往往会被忽略。但是，无论从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情况，还是两国的地缘政治特征来看，日本应当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中日关系受到钓鱼岛问题、历史问题等因素的干扰，更加需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与实施，加强两国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往来与合作。通过经济上的对话与联系，在实现两国利益共同增长的同时，推动两国关系在政治、人文等领域的发展，实现中日关系的改善。

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日本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之中，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努力管控两国目前存在的分歧，扩大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本则在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上经历了曲折的变化，从疑虑猜忌、左右摇摆，到全面策应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围堵中国，一再错失融入、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中日利益的最大化方面，需要日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看待“一带一路”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也需要中国以更包容的心态和姿态对待日本。日本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并被赋予一定的责任，有利于其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提振本国经济的发展。同时，这也有利于改善日本因历史问题等与周边国家恶化的关系。

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现实意义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发展

2013年9月～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合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政府也正式将“一带一路”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之中，并在多项顶层设计中逐渐对倡议和构想予以具体化。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4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提升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地位，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并列为今后中国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战略。2015年2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确立了一个至少由一名政治局常委、两名政治局委员和两名国务委员组成的高规格领导机构。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阐述了“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的开放态势、中国政府的积极行动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走廊被确定为今后“一带一路”的重点推进方向。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所举办的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获得了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同。同时，也有些国家对此做出了过度的解读甚至是曲解，主要有：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亚洲的马歇尔计划”，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使中国实现地区霸权；中国想要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改变现有的欧亚秩序，加强在欧亚范围内的主导权和影响力；把“一带一路”倡议归结为满足中国对石油等能源供给和运输安全及有关经贸利益的需要，尤其是中国对陆上石油供给和海上石油运输通道安全以及贸易收益的追求。

实际上，充分的开放性是“一带一路”倡议与现存的相关区域合作机制最大的不同。它在整体制度安排与框架设计上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各参与者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合作形式与模式，或者在战略框架内新设合作方式。此外，它也没有在地缘边界上做出明确的限制，这为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加入降低了门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既是中国自身利益与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互惠互利的需要。因此，它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1．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不断融入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体系，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增强，凭借着众多的人口和低廉的劳动力，成为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美国为了巩固自己“世界第一”的地位，不断采取围堵措施，比如，在贸易领域，不断地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的诉讼；在金融领域，在汇率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施压；在南海问题上，不断为非法占据岛礁的个别国家背书。奥巴马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就是想要凸显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与军事力量；同样由奥巴马政府主导并全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视为企图在经济上制衡中国的举措之一。尽管如此，美国也不可能轻易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往来。相关数据显示，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呈现出连年增长的态势，大量的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美国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均深度参与中国市场。

从2009年开始，以南海问题为标志性事件，周边国家不断与中国发生领土领海争端，当时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高调介入，加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并使得有关争议问题在国际上放大。这一系列加剧“中国威胁论”的行为使得周边国家强化了对美国安全保护的依赖，中国在本地区的和平发展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与挑战，需要进一步开拓发展的空间。“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使中国的发展空间分别向东北、东南和西南等方向延伸。中国可以借与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东盟成员签署自由贸易区的契机，在投资、金融等领域化解美国对中国造成的战略压力。而在西面，中国能够通过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化解美国施加的压力。

2．缓解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与国内经济发展转型的双重压力

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了一个增长速度相对趋缓、外部环境更为复杂、自身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结构与质量的阶段。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整体增长乏力，给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官方用“新常态”来定义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所谓经济新常态是指：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等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这一经济增长特点的转换，给中国国内带来了一定的阵痛：传统企业面临艰难转型；部分产业工人面临失业；创新需要时间和耐心，短时间内未必会对GDP增长有显著贡献。

在这样的局面下，“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减轻国际与国内经济压力。从国内经济来看，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天然气、石油等能源富集国家的合作，利于缓解国内能源供给有限与需求较大的矛盾。此外，“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更好地输出中国的产品和技术，帮助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突破。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突破中国现有经济增长的空间限制，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补性经贸合作可以为中国制造的商品出口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

3．确保国内政治经济安全的考量

中国受到地理环境、资源分布、发展基础等因素的影响，对外开放格局总体上呈现出东强西弱、海强陆弱的格局。也就是说，东部沿海地区是最为发达的地区，而西部内陆地区则发展相对较缓。我国为此曾多次做出战略上的部署，如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等，虽然这些战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情况相比，这些旨在振兴内陆和东北地区的政策效果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如此格局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经济较为落后的中国西部地区，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影响稳定的安全威胁。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已经成为中国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威胁，而“三股势力”主要聚集在中国的西部边疆地区。

基于我国“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的要求，“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与实施不仅有其经济上的意义，更对于国家的整体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中国西北方向的稳定和发展，也有助于释放中国自身体制的活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使得西北地区不再仅仅是被帮扶的地区，而且具有了战略上的意义，成为中国面向中亚的重要窗口和开放前沿，同时还成为中国重要的资源输出地。这些变化给予了西北地区重大的发展机遇，加之其与中亚、西亚地区自古以来的联系与传统，使得中国和西亚国家之间在经济、文化与安全上形成了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六大国际经济走廊的建设，中国可以和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中亚、西亚国家合作，开拓新的运输线路，进一步拓展中国的战略纵深。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东亚经济增长

东亚地区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日本和朝鲜等国家。日、朝、韩与中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有着密切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历史与经贸上均有着重要的联系。因此，中国历来注重与东亚地区各国良好关系的维护。从经济上看，东亚地区由于中国的存在，整体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加之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得东亚成为世界经济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同时，中国辽阔的国土面积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使得东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向西扩展的特点与趋势。“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进会对东亚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

1．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开始受到关注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并没有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带来明显的利益与好处，尤其是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的部署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部分国家的负担，因此这些国家需要寻找新的合作与投资机会。但是，“亚洲区域合作与欧洲和北美相比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亚洲各个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联系不紧密，对深化区域合作构成不小的阻碍。‘一带一路’将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等各次区域连接起来，有利于各区域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建立和健全亚洲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使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亚洲地区的广泛融合对于东亚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但是，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相互之间并不是完全的信赖，融合的难度较大。此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战略部署，进一步加大了东亚地区融合的难度。面对全球经济依然低迷的大环境，东亚各国需要探索促进增长的新机遇。“一带一路”恰好可以为此提供新的机遇，提升东亚地区的地位，进一步拉动东亚各国的经济，促进东亚各国的信赖与融合。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在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

客观地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亦不平衡：“‘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2015年人均GDP平均值为10274美元，其中高收入国家共有18个，平均的人均GDP为25765美元；中高收入国家22个，平均的人均GDP为6560美元；中低收入国家23个，平均的人均GDP为2186美元；低收入国家2个（阿富汗、尼泊尔），平均的人均GDP只有661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的人均GDP是低收入国家平均的人均GDP的39倍。”

尽管如此，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仍不乏亮点和特点，比如，能源优势明显。“西亚、北非地区的国家平均来说能源储备远高于中东欧、南亚等区域。细看西亚、北非地区内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与能源储备成显著正相关。”又如，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达程度与开放程度是呈显著正相关的……在缺乏丰富资源禀赋的情况下，各国的开放程度与人均GDP有很强的相关性，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水平就越为发达。”这些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具有后发优势的条件，也能够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实施与推进奠定基础。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扎实推进以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商务部钟山部长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出了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的五个主要方面：“第一，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要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第二，打造 ‘丝路明珠’，要以重大投资合作项目、援外工程为重点，打造一批综合效益好、带动作用大、各方面都受欢迎的示范项目；第三，发展 ‘丝路电商’。鼓励企业在沿线开展电子商务，开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服务，帮助 ‘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第四，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五，落实重大援外举措。”

3．周边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着强烈的需求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2020年前亚洲各国每年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约80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的发展对于东盟实现经济一体化的目标至关重要，也是东盟未来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印尼、泰国、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巨大，尤其是硬件基础设施”, “交通设施投入的不足制约了印尼的经济发展”, “如果泰国基础设施升级，将带动其价值链升级”。

二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其措施

（一）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

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其国土散布在海洋上，呈现狭长带形，具有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的地理环境特点。自2012年以来中日钓鱼岛问题不断激化，加上安倍晋三政府对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使得当前中日关系处于困难时期。领土问题、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相互交叉给中日关系转好蒙上了一层阴影。有观点认为，日本是距离“一带一路”倡议最近但却在态度上最疏远的国家。中日关系近年来的冷淡以及日本对中国倡导构建“一带一路”的猜疑是主要原因。客观上说，“一带一路”的贯通，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路，加强东西方的互联互通对日本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而日本更担心的是由此带来的中国力量更加强大和日本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化。另外，日美关系也是影响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一大因素。

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的态度颇为矛盾。“在如何对待中国的 ‘一带一路’问题上，其国内各界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但就是在这种不断的争论之中，日本政府逐渐形成了一个既有复杂心态，同时又思路非常清晰的应对措施：以一个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应对措施，既有岛国心理作用下的历史文化情结，也有现实利益上的考虑；既有对失去市场机会而引发的焦虑，也有来自现实国际关系方面的制约；既有对地缘政治变化和市场环境的恐惧，也有为将来的政策转变留有余地。”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日本的反对和抵触。日方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日本发展的挑战，是对日本和美国在军事、经济领域同盟的挑战，同时也动摇了美国支持下的日本在亚洲经济发展上的主导权。而随着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危机感进一步加重，更加需要美国的支持，而美国也对日本经济的复苏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当然，美国对日本经济复苏的支持，有其对于亚洲战略部署和对中国发展制衡的多重考量。

同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存在着竞争与重合的关系。两者在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援助方面存在竞争是在所难免的，而亚投行也会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影响。因此，日美两国都没有申请加入亚投行，而欧洲多国则纷纷加入亚投行，希望与中国加强进一步的合作。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担忧与警惕主要表现在：“其一，微观上看，中资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势必与早已开始海外投资布局的日本企业产生竞争；其二，宏观上看，日本警惕中方在东亚和世界范围内日渐扩大的经济影响力；其三，从政治层面上看，日本学界认为中国联合陆上与海上两重力量，改变地缘政治格局，有牵制日本的实际效果。”甚至有日本学者做出了这样的预言：现在仍然是美国处于优势地位，但二三十年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力量会更上一层楼，世界上会形成鲜明的“美元经济圈”和“人民币经济圈”，此种局面正是对日本不利的。

与之相对，在日本学界、商界、政界中也有人对“一带一路”倡议做出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日本知名智库富士通总研发表文章认为，“一带一路”是“与世界接轨的”加速与升级，“与世界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江源规由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以对外投资为轴，在比当年“郑和下西洋”更为广阔的地域促进区域合作、寻求共同发展，而不是日本主导时期其他亚洲国家按序追随其后，有阶段地、有差别地发展。此外，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江源规由进一步提出：欧美国家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发达国家经济已见停滞。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支撑了世界经济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如今对现有世界经济秩序质疑的国家越来越多。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表达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秩序的质疑。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主任濑口清之表示：“中国建设 ‘一带一路’的思路，与全新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脉相承。”更多的日本企业则嗅到了“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商机。“三菱重工、日立建机等企业看准商机，率先借助 ‘一带一路’来带动企业商品的销售。”日本银行业和运输业均看到了“一带一路”倡议给日本带来的机遇，如企业运输时间缩短，这使得从亚洲通往欧洲的小批量快速运输有了实现的可能。

（二）日本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所采取的对策

基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复杂态度，日本为维护其国家利益，采取了一定的应对举措：

1．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在基础设施投资上与中国开展竞争

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60年中，日本已经向多达169个国家提供了政府开发援助，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人道主义救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经济合作等多个领域。安倍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各国的援助力度。2014年，日本向缅甸提供260亿日元贷款，帮助缅甸改善电网和建设港湾等基础设施；向柬埔寨提供192亿日元贷款用于提高该国5号国道的质量。此外，日本政府还大力援助企业海外发展，与中国竞争海外基建项目。2015年4月，安倍在出访美国期间，大力推销本国高铁技术。日本介入中泰铁路建设，与中国竞争。日本还进一步扩大政府开发援助的领域，海洋、太空、反恐、网络安全等都被列入援助范围。日本还“解除了官方开发援助用于军事的禁令，增加了日本支持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国家的国防建设的可能，必将激化南海争端，给中国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行带来安全挑战”。2015年5月，亚洲开发银行在阿塞拜疆召开年会。亚洲开发银行决定增加贷款数额，更改一些处于劣势的银行条款。同时，该行还推进将贷款能力最多提高四成的相关手续，以确保其在亚洲开发援助领域的主导权。

2．迅速应对美国对TPP的变化，巩固美日同盟

TPP是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的，作为“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日本与美国于2015年10月5日完成谈判，签订了TPP。可以说，日本将加入TPP看作是巩固美日同盟，进一步依靠美国实现其自身发展，特别是在东亚地区拥有更多话语和主导权的重要举措。“TPP基本协议的达成，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这意味着继 ‘新安保法案’强行通过后，日本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等方面已全面投入美国的怀抱，日美关系更加紧密，形成以美国为首的经济 ‘北约’，美日可联手通过制定规则阻挡和干扰中国融入亚太区域合作的进程。日本积极参与TPP谈判，除了追随美国在经济上 ‘围剿’中国的政治目的外，其经济意图很明确，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是借外力推动国内改革；其二是寻求更大的外需市场。”

但是，随着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TPP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2017年1月24日，特朗普兑现了其竞选时的诺言，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从TPP的领头人到退出国，特朗普的这一举措无疑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参与国提出了新的考验。在特朗普看来，TPP会对美国的制造业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而制造业的衰落则会影响到美国人的就业。2017年3月14日，美国退出TPP后的首次缔约方相关会议在智利召开。面对美国的退出，其他缔约方仍然对协定的效力持积极的态度，日本则在此基础上依然希望美国能够重新加入，并为此做出努力。安倍晋三在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后不到十天即飞赴美国，成为特朗普胜选后会见的首位外国元首，反应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试探特朗普对TPP的态度。而就在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后，安倍仍然没有放弃劝说特朗普的念头。可见，TPP对于日本的重要意义。

3．积极推进“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竞争

“印太战略”是安倍于2016年正式明确提出的，希望日本和印度两国联合推进“印太战略”。在推进这一战略构想的过程中，两国动作频繁：提升两国关系至“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两国首脑发表联合声明，同意推动“印太战略”；两国之间还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与此同时，安倍也积极争取美国对“印太战略”的支持。经过外交沟通和安倍内阁的公开游说，特朗普政府也逐渐认可了“印太”的概念。特朗普在2017年11月的东亚之行中正式宣告“印太战略”成为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地区外交战略。

很显然，日本主推的“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比如，2015年安倍承诺对非洲投资300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安倍表示，“日本有较强的生产技术和融资能力，加上印度在非洲有成熟的贸易和商业网络，日印优势组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将给中国的非洲投资发展带来挑战。”从涉及范围来看，“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是有重合的。此外，特朗普主张的“自由、开放、互惠”的“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观念上也是一致的。

但是，“印太战略”在国际上似乎没有得到很大的反响和回应，除了日本、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四国以外，鲜有国家对该战略做出积极的反应。这主要还是由于该战略地缘政治色彩较为浓重，目前也无法看到这一战略在世界范围内可能带来的普遍性利益。

对于安倍政府来说，在逐步接受并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背景下，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体现“印太战略”不是所谓对抗中国的对策，力争将其和“一带一路”倡议共存是值得关注和认真思量的。

（三）日本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能性

在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中，各国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互补性增强，各国之间相互取长补短。日本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市场上有巨大的竞争力，因此，摆脱困境、推动经济的发展是日本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内生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推进，使得欧亚的陆路交通得以打通，有利于加强欧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深亚洲各国与欧洲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作为亚洲和东亚的重要成员，日本能够从“一带一路”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自安倍晋三上台并实行经济振兴战略以来，日本经济复苏效果并不理想。有关数据表明，日本的物价指数不断上涨，但民众的收入增长速度却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而由于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以及对于钓鱼岛问题的错误认识，中日关系处于低点，这也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尽管如此，中国并没有关上日本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大门，仍然采取积极的态度，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希望不断扩大“一带一路”倡议的受益范围。同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在两国外交关系并非最佳的情况下，日本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也能够进一步加深中日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进而使中日关系呈现出向好的态势，有利于东亚地区的稳定。因此，关键在于日方对该倡议是否有清醒和准确的认识以及对中日关系走向如何研判。

可喜的是，除了日本经济工商界不断呼吁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合作外，安倍政府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也已经由反对转向支持合作。政府态度的变化将会直接决定相关外交、经济政策的出台和实施。特别是在2017年12月4日，安倍晋三在中日两国经济界于东京举行的会议上表示，中日两国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大力合作”。

这样的表态，与之前持反对的强硬态度相比，可谓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有学者总结了两方面原因：一是“安倍经济学”需要新的发展动能。对外经济合作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日本的对外经济合作情况将对本国经济发展和“安倍经济学”的成效产生重要影响，而在日本对外经济合作的对象中，中国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体，每年大量中国游客赴日本旅游消费对日本经济的积极影响便是中日经济合作效果的缩影与写照。二是日本政府受到国内经济界的强压。安倍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是“分割”的：一方面，包括历史问题等政治方面的强硬是其政策取向之一；另一方面，政治强硬导致经济上减少与中国的合作交流会对本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进而需要对外交政策重新评估和调整。在对华关系上，日本经济界的意见会受到政坛的格外关注，并且会被安倍政府采纳进决策中。很显然，在“一带一路”议题上，日本经济界已经不止一次表达了欲参与其中的强烈愿望。

三 日本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分析

（一）日本之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必要性

尽管从《愿景与行动》来看，日本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但是无论从中日关系的发展还是中日之间巨大的经贸规模与潜力来看，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日本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

1．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战略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我国新时期周边外交工作的目标、方针和布局所提出的。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近年来中日关系处于低谷、日美同盟不断强化，这些因素与形势都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中日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经贸往来，中日间的贸易往来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日本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都应当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更多的关注。

2．有利于提高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可行性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促进沿线各国的共同繁荣与各领域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均为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和内容。对于任何经济合作来说，经济效益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只有符合各方经济利益并能够产生合理回报的经济合作，才能引起各方的持续重视并获得持续投入，相关合作项目才能够持续发展。《愿景与行动》也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市场化运作和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因此，在思考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既应该具有战略性大局意识，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投资和项目的回报，特别是从经济运行角度分析相关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

“一带一路”贯穿欧亚非大陆，将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相连接，而日本则是东亚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都会遇到困难。欧洲和东亚经济发达国家积极参与建设，共同分担建设成本，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还应当看到，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有一定的基础和优势：中日之间各领域、各层次的合作启动较早，发展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二）日本在《愿景与行动》中的地位

2015年3月28日，我国发布的《愿景与行动》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及主要措施，将“一带一路”倡议明确为具体化的行动指南。

从《愿景与行动》中可以看出，“一带”，也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包含了三条线路：从中国经过中亚、俄罗斯到欧洲波罗的海；从中国经过中亚、西亚到波斯湾和地中海；从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一路”，也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在以下两个方向：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并延伸到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在总体上是向西的，同时也兼顾向南。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均未被纳入65个沿线国家和地区范围之内，只有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与日本相关的，很显然，这与东亚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不够安全与稳定有重要关系。

但是，日本并未被完全排除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外，《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了要积极利用和提升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作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重要选择，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双边合作机制，即中国与有关国家已有的双边磋商机制和联合工作机制；二是多边合作机制，即中国参与的多边合作组织，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 +1”机制、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信会议（CICA）等；三是相关国际论坛等国际合作平台，比如，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等。

可以看到，中国和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非常多，包括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东北亚地方政府首脑会议等。通过这些合作机制，可以将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纳入“一带一路”倡议之中，并且开展有效的对话与交流。此外，在实践中，“‘一带’可以将俄罗斯的铁路、油气管道通往朝鲜半岛，并通过修建跨海隧道的方式通往日本；‘一路’可以把朝鲜的先锋、罗津，韩国的釜山，以及日本的东京、九州等沿海港口与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港口相对接”。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日关系的改善

日本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之中，并在其中担当重要角色，对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有着重要和关键的作用。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关系经过了多次的曲折，这其中既有中日两国历史上的原因，也有美国等外部因素介入的原因。不可否认的是，中日在地缘上、经济上、文化上等各方面均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换言之，中日关系越紧密，越有利于两国的利益，也越有利于东亚乃至亚洲的发展。因此，在目前中日关系处于低潮期的情况下，如何利用“一带一路”这一重要的平台，加强中日两国的合作与交流，改善两国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2012年钓鱼岛问题爆发后，中日关系一度高度紧张，甚至走到了武力冲突的边缘。两国之间的官方和非官方交流与合作近乎停摆。到了2014年，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一定的默契，通过各自采取一些危机管控措施使双方在海上的摩擦也逐渐降温，该地区形势逐渐趋向稳定。随之而来的是，两国高级官员在国际场合的非正式接触逐步增加，民间团体之间的往来交流也得以恢复。2014年9月，“北京—东京论坛”和中日第二次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的分别举行，是两国关系缓和的重要事件。而2014年11月，中日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表明两国之间的危机已经得到了控制。近年来，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进行了多次交流：2016年的APEC会议和G20杭州峰会、2017年的APEC会议和G20汉堡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和安倍晋三首相均进行了会晤；2016年亚欧首脑会议、2017年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和安倍也都举行了会谈。2017年9月28日，安倍晋三出席了中国驻日大使馆举办的庆祝国庆节和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纪念活动。可见，中日两国关系在官方层面在逐渐回暖，但进展缓慢，两国在部分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经贸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将会继续成为两国关系向好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做出更加积极的响应，进一步提升其在该倡议中的地位与重要性，使得中日之间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合作成为改善两国关系走向的契机与平台。

同时，我们仍应当看到美国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美国一直把日本视为其在东亚地区的“代理人”和国土延伸，特别是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使得日本之于美国显得更为重要，而日本也一直希望借助美国的实力与国际地位，在东亚乃至世界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但是，安倍政府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制定新安保法等措施不断谋求“正常国家”化，企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美国的管控，这给美国带来了困扰；而被曝光的驻日美国士兵性侵日本女性等消息，也对美日关系造成了影响。

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有序推进与实施，并且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它符合世界“合作与发展”的大趋势。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出席中英工商峰会时所说，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的、共享的。中日作为邻国，同时作为世界上重要的两大经济体，彼此之间在经济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唯有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合作才能促进两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和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给中日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日方应当积极参与其中。同时，经济上深入合作与交流，也有助于中日之间存在的其他分歧与问题的化解。“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合作，也是人文合作。通过弘扬丝路精神，推进国家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使中日关系得以进一步改善。